思想深度可望而不可及，因為書是讀的，但道是悟的。有太多的和尚每天敲著木魚，誦著經書，但是要想得道需要靠悟。

另外，可以想另外一種說法，我們可以達到他們的純度，就像王陽明所言，就像金子一樣，他們可能是一萬金，我們是一兩斤，重量相差甚遠，可是我們努力都能達到99成色。

因為現代人注重利息，而孔子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經驗,並經過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許多教育主張,一直為人們所重視。這些主張,滲透到教育過程的各個環節,形成一套完整、獨立的教育體系。

（一）教育物件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類，應作種類、族類、類別解。孔子此語的本義是：教育的物件不分貴賤、庶鄙，不論種類、族類，“宜同資教”。孔子也在其一生的教育中實踐著他的這一主張，孔門三千弟子中，既有擁有很大權力和財富的貴族子弟，又有家境貧寒的平民百姓；既有商賈之人，又有勞動者，甚至有人還曾經為盜，所以荀子也說孔門多雜（《荀子·法行》）。《呂氏春秋·勸學》說:“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實無不可”，這也是“有教無類” 的真正含義。

（二）教育主體 孔子是中國第一個以教育為職業的人，在他之前不農不工不商不仕，而只以講學為職業並以此謀生的人是不為我們所知的。孔子早年雖也“嘗為委吏”，“嘗為乘田”，但自從“大夫之後”，大收學生以來，即純以講學為職業，為謀生之道。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明確了教師這個社會階層，從教育的角度而言，孔子第一次明確主張了老師的專職性，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教育目的 孔子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養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他一生以“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的精神追求道，並極力尋找弘道的機會，但孔子一生不得志，就把志道、弘道的希望完全寄託在弟子身上。他教育他的學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他的學生也頗有體會，如曾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伯》）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張》），可見，教道和學道是孔門師生共同的目的，孔子的教育目的已轉化為學生的學習目的，因為這種主觀和客觀的統一，所以孔子才能造就出許多有才幹的學生來。

子夏說：“學而優則仕”，從理論上概括了孔子教育目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學而優則仕”包容多方面的意思：學習是通向做官的途徑，培養官員是教育最主要的政治目的，而學習成績優良是做官的重要條件，如果不學習或雖學習而成績不優良，也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孔子對提倡“學而優則仕”的態度非常明確，他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學習禮樂而後做官的是平民，先有了官位而後學習禮樂的是貴族子弟。如果要選用人才，孔子主張選用先學習禮樂的人。學習與做官有了密切的聯絡，他鼓勵學生們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必擔心沒有官做，要擔心的是做官所需要的知識本領學好沒有。弟子們受此思想灌輸，頭腦中普遍存在為做官而學習的念頭，既然已學為君子，不做官是沒有道理的，子路心直口快說出“不仕無義”，這是很有代表性的。孔子積極向當權者推薦有才能的學生去擔任政治事務，但他在輸送人才時也堅持一些原則：首先，學不優則不能出來做官；其次，國家政治開明才能出來做官，否則寧可隱退。孔子培養的一批弟子，大多或早或遲地參加政治活動，他們“散遊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學而優則仕”和孔子倡導的“舉賢才”是一致的，確定了培養統治人才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把學優與仕優聯絡起來，以學優保證仕優，有利於推行賢人政治，改良社會政治，它反映封建制興起時的社會需要，反對了不學而仕的世襲制，為平民開拓了從政的道路，成為當時積極分子積極學習的巨大推動力量。 教育內容 《論語?述而》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這實際上是一個不夠確切的說法。劉謼南說：“夫文與行，固為二物，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別為二教！”指出忠信二而實一，是正確的。從孔子教育的目的上看，他要培養的是內在素質和外在表現和諧統一的君子，所以，他教育的內容也是德才並重，既加強道德教育也注重知識教育。

（一）道德修養 道德修養是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內容，即所謂德育。孔子的德育最主要的內容是“仁”。孔子對“仁”有許多解釋，但不外是“愛人”這個總原則。他同時還提出孝、悌、忠、信、勤、義、勇、敬、誠、恕、溫、良、恭、儉、讓、謙、和、寬、敏、惠等一系列具體概念，豐富發展了德育的內容。

孔子在德育的方式上，十分注重實踐，強調“聽其言而觀其行”。在研究孔子德育主張時，匡亞明先生說：“道德行為是檢驗道德認識是否明確、道德情操是否高尚、道德觀念是否堅定的試金石，是品德修養進入躬行實踐的最主要的環節。”（《中國歷史是第一個偉大的教育家》）

（二）文獻知識 在文獻知識方面，孔子主要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教授學生。對於“六藝”的教育意義和教育價值，《禮記?經解》引孔子的話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致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詩》即《詩經》，共305篇，分風、雅、頌三部分。在當時主要用於典禮、應接和賦詩言志等方面。孔子認為學《詩》可以鍛鍊語言表達能力，“不學詩，無以言”（《季氏》），把詩教當成修養道德，陶冶性情，建功立業的主要手段，並指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樂》是孔子教育中一項重要教材，包括音樂基礎知識、音樂理論、音樂審美、音樂功能等內容，是孔子美育教育的重要內容。

《書》又稱《尚書》或《書經》。現在所見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是由《今文尚書》和《古文尚書》拼合而成，共二十九篇。《書》是孔子的教育體系中培養從政人才的政治課本。

《禮》是現存禮書經東漢鄭玄融合“古”“今”兩派後，定型為三種，即《周禮》、《儀禮》、《禮記》。《周禮》講各種官制，《儀禮》講各種典禮節儀；《禮記》講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

《易》又稱《周易》，講解事物變化。《周易》以八卦為綱構成體系。基本符號“―― ”（陰爻）和“—”（陽爻）兩種，再由“―― ”和“— ”三三組合，而成八類，再將八類兩相重而成六十四門。關於《易》的傳統說法是：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作翼，但未必全部可靠。孔子晚年專研過《周易》，並以《易》教授弟子。

《春秋》我國第一部編年史，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記載了春秋時代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後世有《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和《春秋左傳》闡釋它。孔子晚年專注於修編《春秋》，他曾感嘆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包含了孔子的社會政治理論，是孔子對學生進行政治和歷史教育的教科書。

（三）體育鍛煉 孔子除教授書本知識外，還以一些技藝為教育內容。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中，“射”和“御”即屬此類。“射”是射箭，“御”是駕車，都是當時上層社會對士階層的要求之一。 教學方法 孔子作為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在其一生出色的教學過程中總結出一套靈活多樣，而又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這些教學方法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當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精華的部分。

(一)學、思結合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就是要佔有知識材料，“思”就是對看到的知識材料進行分析思考。孔子認為，要使一個人成才，就必須透過培養，使他既善於佔有資料又勤於對資料進行獨立的思考，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教好學生。

關於孔子學思結合的教學方法，清初王夫之曾說：“致知之道有二：曰學，曰思，……學非有礙於思，而學愈博則愈遠，思正有助於學。”(《四書訓義》卷六)

(二)因材施教 教學活動不同於一般的生產活動，它的教育物件是各個不同的有著獨立意識的人，這就決定了教學活動中不能用同一種方式、方法同時教育好所有的受教育者。孔子很早就注意到這一點，並創造性地施行了因材施教的教學方法。

孔子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雍也》)，這並不說孔子要把人分個三六九等，而是說孔子能夠正視學生資質上存在的差異，根據學生自身的志趣、智慧和能力，有選擇地施以不同的教育。《論語?先進》中記載，冉求做事好退宿，膽子小，孔子就教他凡事要果斷，想到了就應馬上去做；仲由膽大，欠考慮，孔子怕他冒失惹禍，就教他遇事要退一步想，孔子就是用這種揚長避短的方法來完善弟子們的德業修養的。

(三)善於啟發 循循善誘 孔子是中國古代第一個採用啟發式教學方法的教育家。《論語?述而》記載，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意思說，教育學生不能簡單地採取灌輸的方式，而應該以學生為主，在學生思考後仍不得要領時再開導他，在學生想表達自己思想而苦於說不出來的時候再啟發他說出來。另外，如果學生僅停留在對知識的瞭解，而不能內化為自身的能力，就不要勉強教下去了。這總的精神體現了孔子務實和對每個學生認真負責的教學風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四)教學相長 孔子言：“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子罕》)“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可以說，一部《論語》實際上就是記載孔子師生之間互相討論、回答情況的書。教學相長最重要的是老師要勇於放下架子，面對自己的不足，勇於承認不足，敢於向比自己強的人學習，並把學來的知識應用到以後的教學中去。“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述而》)，實際上，“誨人不倦”是要以“學而不厭”為基礎。另外，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教學相長”的教學方法中體現的師生平等觀，對今天的教育教學仍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現代人能達到孔子老子那樣境界的人會很多，但是脫穎而出難了，因為：1）讀書識字有文化的人太多了；2）發表的渠道也太多了……被淹沒是大機率。

老子和孔子的很多思想都是代表著春秋戰國時期的奴隸主統治階級士大夫的思想。當然啦！他們的思想有其精華，但更多的是糟粕。如果說我們現代人都沒有達到老子和孔子的思想深度？那我們中華民族還能發展到今天的這種文明程度。中華民族在近百年的發展歷程當中，從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會主義新中國。湧現出大批的能人志士的思想改革家。他們為中華文化屹立在世界之林，而做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們的思想體系都超過了古人，他們是孫中山，魯迅，毛澤東。

可以說會的，雖然說孔子和老子講法的時代，離現在很遙遠！但道是相同的，是一體的！宣講的著力點不一樣！才會有不同的學說問世！每個時代都有悟道的人，都是應時出現的！不能說誰超過誰，而是應機說法，說的都是不同時期，社會需要的！雖然法不同，道是一體的！

所以，在太平時期，也會有隱士隱於世中！

那要看天地運轉之機緣造化了，人為的主觀因素很難達到。因時空不同，人文不同，自然領悟也不同。當然大道迴圈往復，無處不在。大道的傳承是綿延不絕的。

老子、孔子的思想深度，我們現代人是有機會達到的，但是很難。

我們現在較古代而言知識量要大的多，但是我們的智慧卻缺乏的更多，可見，智慧這種東西和知識量並不是直接掛鉤的；

那麼為什麼古人可以有那麼高的智慧，而現今科技發達的我們卻愈發差勁，原因就是古人能靜心，可以花大量的時間去思考、感悟，所以老子、孔子都悟道甚深，都以道教人，只不過老子從天道出發到人道，孔子從人道出發到天道，最終殊途同歸；

而現今的我們，充斥著對名聲、利益、慾望、知識的追求，整天的忙碌，一顆浮躁的心在浮躁的世界，愈發的浮躁，缺乏平靜、缺乏時間去思考、去感悟，所以僅有的智慧只限於人生經驗，難有大智慧；

但是如果可以認識到這個問題，現今的人能靜下心去思考、去感悟，雖然不可能人人達到老子、孔子的思想深度，畢竟人的悟性不同，但也一定會有類似於老子、孔子的人出現，也許現在就有，只不過聖人如道，“ 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 功成而弗居”，所以我們沒有發現而已。

有機會，機緣巧合一直存在，現代人看不到那是真存在，看到很多是真沒有，真思想存於天地守於內心，閱於書本，聽之於口，則失去真意

現代人有沒有機會達到老子、孔子的思想深度？這個問題先要搞清楚，什麼才是有深度的思想？有深度的思想就有價值嗎？

孟德斯鳩說過，要從行為上判斷一個人，而不是思想上。當然，思想有思想的價值。古今中外有很多思想家被後人記起，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老子、孔子。但他們改變了他們所處的世界了嗎？柏拉圖與老子、孔子都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柏拉圖的理想是實現“理想國”、老子的理想是“小國寡民”、孔子的理想是“大同社會”。在今天看來，他們的理想都是很美好的，但他們都沒有改變他們所處的時代。因為他們的思想都是“空想”，沒能與具體的社會實際相結合。他們的思想時常被後代的統治者所利用，淪落成御民的工具了。孔孟之道統治了我國的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給中國帶來的不是繁榮富強，而是積貧積弱。這還能說是思想有深度嗎？毛澤東曾說過“孔丘名高實粺糠”是有道理的。

在我國真正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中國人民做了國家的主人，過上了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新生活。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成果，這是歷史上的所有的思想家都不可比擬的。

所以，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比老子、孔子的思想有深度的多。

這問題有點說反了，應該是孔子和老子達不到現在人的高度了，因為他們幾千前趕不上看到世界大變局就死了。如今科學己發展到了謀求與外星人對話，那你說是現在人有知識深度還是沒見過什麼大工業的古代人有知識深度？如果你真達到跟孔子和老子想事一樣看問題一樣那隻能離被時代淘汰不遠了，放你在哪兒都難對號入座，和現實生存生活環境絕對說不到一塊兒了。

這是一個標準不同答案也就不同的問題，如果按照歷史進步發展的觀點，顯然今人的思想和對宇宙人生的認識要比古人先進全面得多，那麼就可以說現代人早已超越了孔子老子的思想深度。但如果撇開歷史背景和侷限，僅從對人性一般規律的深刻認識和探究上看，現代人都沒能達到孔子老子的思想深度，也很難有機會達到。個人認為原因如下：

一、缺乏產生深刻思想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土壤。孔子老子思想產生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那是一個從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社會大變革時代，各種前所未有的社會現象和人文變化光怪陸離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引發當時博學智慧計程車人深刻的思考，提出自己對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和解決方案。而且當時周王朝對各諸侯國制約鬆散，各國為了發展自己，也都採取寬鬆開明的管理政策，因此出現了歷史上僅有的思想禁錮真空時段，產生了“百家爭鳴”的思想大爆發，孔老思想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自此及今好像再沒有與之堪比的歷史時代。

二、缺乏治學的環境和有志於思想研究的現代人。當今世界日新月異，飛速發展，競爭壓力巨大，與春秋時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節奏不可同日而語，誰能夠在當今喧囂的社會環境下潛心治學於“思想”研究呢？古代可以出現大量的思想家，而在當代思想家首先要考慮生計問題，“白首窮經”的思想家會被眾人嗤笑為“思想出了問題”。

三、孔老是人性思想研究的先行者，因其超乎常人的智慧和探索精神，達到了後人難以企及的廣度和深度，所以後人基本上只能在此框架下探究，很難超越。或許現代人在某一方面的思想研究已經達到或超越了孔老思想，但只是區域性的側面，而且是從孔老思想中或多或少汲取了營養，就整體人性而言，還是沒有達到孔老的水平。就像在“五四”新文化時期，也是社會思潮空前變革時代，由此產生的李大釗、魯迅、毛澤東等人的理論和思想，在某些方面大大勝過孔老思想，但只是基於某一方面而言的，這些革命者的思想是革命具體需要的產物，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對普遍性人文思想進行探索研究。

現代人的思想深度早就超過了老子，我們現在說老子、孔子偉大，是因為他們在那個特定的年代就能有這些為今天人類思想奠基的思想，因此說他們偉大，並不是說他們的思想與現代人比起來仍然更有深度和更偉大，否則人類的三千年就白過了。

現代人是達不到老子孔子一樣的思想深度的。

常言道，能工出巧匠，時勢造英雄。我接著引申的說，國難生偉才，混沌現聖明。

我們現在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全新的、高速的、科技的、先進的時代。許多的新發明、新應用是過去的時代，尤其是幾千年前的古代連想都想不到的。現代科技給各個領域帶來的先進和便捷，讓人們感到了遠比老子孔子思想體系的實在和實用。現代平和安逸的生活，也難像古代史許多的兵荒馬亂及近代史的國破家亡，湧現出許許多多的民族英雄和仁人志士，用自己的滿腔熱血和思想主張拯救國民於水深火熱之中那樣的壯志和高遠。

而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華民族，諸列國需要政權穩固，百姓需要衣食無憂，民族需要繁衍生息，思想範疇更是亟待深邃高明的主旨，得以統治天下蒼生，統領民族意識，齊家治國平天下。

老子的道家學說，樸素的辯證法，特別是《道德經》；孔子的儒家思想，仁禮主張，及身後的《論語》就應運而生了。

這就是時代的力量和潮流造就出的偉大思想。

2000多年來，對於中華民族，對於炎黃子孫來講，沒有不知道老子和孔子的。

因為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作為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文化，以其宏大的理論，高遠的宗旨，深邃的精神，籠蓋華夏，教化子民。

作為國道和民理，獲得了子孫萬代的認可和尊崇，成為了行為舉止學的準繩。

使國民遵德守道，墨守成規千年如一。而且一直只有被研究，從未被超越。

2000多年來，在教育上，古代和近代的私塾學堂都是把老子和孔子的思想作為主修而灌輸給學子的。現代的九年義務教育的語文和道德與法治課本，也都注入了老子孔子等中華民族傳統道德和思想文化的精髓。

從古到今，幾千年的潛移默化，老子孔子的思想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已經根深蒂固了。人們越來越講文明，講道德，守規矩。越來越重視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和文化，這和老子孔子思想體系的長期浸潤分不開的。

作為華夏兒女，我為有老子孔子這樣的先賢而自豪，為有這樣高屋建瓴的思想而慶賚。

就老子孔子的思想而言，學無長幼易，達者為先難。

很難！

要知道老子，孔子出現即是偶然也是必然，是人類社會逐步認識自己，看清事物，學會思考的時期。差不多同一時期西方有蘇格拉底，拉里士多德。古印度有釋迦摩尼。

春秋戰國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的時期，鐵製器具開始出現，農業生產相對進步，一部分農民獲得較多的自由，社會的生產關係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階級矛盾尖銳激烈，兼併戰爭連年不斷，整個社會呈現出紛繁複雜的大動盪大改組局面，人們的思想開始萌芽。

所以孔子和老子都應運而生，有自己的一套生存管理體系。對當前的社會病症，開出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可以說是開啟了人們的心智，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的認知，在當時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整體認知和知識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當時當權者也一樣，而且當時傳播方式和媒體也沒現在這麼複雜。所以，真材實料就是真材實料，沒有炒作，宣傳。這個舞臺就在那，就看你有沒有能力了。

所以，當今再出現這樣的思想大家很難。

一是需要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變革，而中間需要全體民眾認知層次和思想建構也需要變革。可是現在人與自然關係正在逐步脫離。

二是整個社會輿論傳播導向不支援，即便有能力，有思想。沒有包裝，炒作可能你還不如一個網紅。

三是即便是古人的有些思想境界，我們現在可能還達不到，這跟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教育模式有關。現在大都講求實用主義。

對大多數深受蘇俄偽辯證法毒害的國人而言，老子和孔子思想的那種難以言喻難以理解的真正的哲學深度是很有誘惑的。其實 真正的大思想家都是把自己的思想闡述得很透明的...當然古人受當時的書寫條件限制，很難把自己的思想闡述得既深刻又周詳。

以下是老子的<道德經>第一章非常有名的那段....大家不妨和後世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小邏輯>一段對照讀一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慾，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摘自<小邏輯>

開始的存在是無規定性、無區別、無關係的純存在，是直接性或抽象的自身關係。定在是有規定性或否定性的存在，是被規定為“是此”而“非彼”的特定的存在，即是有“此”和“彼”的外在區別和關係的存在，因而是對純存在的直接的否定。某物作為一個被規定為是“此物” 而不是“彼物” 的特定存在，第一是有限的，因為它只有在同他物的聯絡中才有其存在，其存在受到這個他物的限制；第二是變化的，因為它既是某物本身，又潛在地是它的他物，這種內在矛盾使之不斷超出自身，變為他物。在某物的這種變化中，作為其一般性質的外在定在揚棄了，從而變化本身也揚棄了。這就是說，變化的結果不再是同他物聯絡的、向他物過渡的某物，而是這樣的某物：它揚棄 ( 否定 ) 了它的他物 (否定物 )，把它作為自己的構成環節、組成要素或有機成分而包含在自身之內，從而把它同他物的外在的區別和關係變成了包含在自身之內的內在的區別和關係，而它同他物的關係就成為了自己同自己的關係，即自身關係。這種透過否定之否定而恢復起來的自身關係或自身同一性是對定在的否定，是向存在的回覆，是存在作為否定之否定的恢復，不是回到了純存在，而是經過了建立他物，排斥他物，把他物包含於自身內，從而擺脫了對他物的聯絡和向他物過渡的自為存在了。 “在一般性質透過變化而揚棄自己時，變化本身也揚棄了自己。存在因而回到了它自身，並把他物從自身那裡排斥了。存在是自為的。”[①] “變化在其結果裡表明其自身是與別物不相聯絡的，而且是不過渡到他物的自為存在。”[②] “所以存在作為否定之否定，就恢復了它的肯定性，而成為自為存在。”[③]

完全有機會，而且已經有了！

上面提到了，老子和孔子是都是時代造就的，所以說，時勢造英雄！那麼同樣的我們現代人也是才人輩出！舉幾個例子：

毛主席，成立了新中國！

馬雲，造就了一個電商時代！

袁隆平，解決了全國人民，乃至世界的糧食荒！

鍾南山，帶領著全國人民打勝了這場病毒戰役！

我說不完，太多太多！那麼問題來了，他們的思想深度，有沒有達到一個巔峰呢？答案肯定是有的！

所以說，不管是古代人還是現代，都是炎黃子孫，都是中華上下5000年思想文明！

《道德經》是老聃被扣押不讓出函谷關，要傳下道家箴言，一晚上不知道從哪弄來的，估計不是老聃寫的。

《論語》是孔子的傳人根據孔子72門人對孔子言行的回顧總結出來的。倒是《詩經》是孔子整理的，《春秋》是孔子寫的。

老子和孔子的最經典著作都不是他們本人寫的，就算他們的著述大多是總結前人的智慧。

實話實說我並不是不尊重他們就事論事他們那個年代窮人太多沒文化的太多稍微有那麼一兩個拔尖的就凹顯出來了，現在就不同很多了！

一個人的思想深度，是看它與客觀的吻合程度，就是說，更能揭示客觀本質與發展規律的思想、理論，就是高深度的思想。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是從實踐、科學中而來，又反過來指導二者，同時科學技術成果與實踐成果，又反過來為辯證唯物主義的正確性提供證據。過去，在揭示客觀世界本來面目的認識過程中，從樸素的唯物觀，到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只有馬克思主義把辯證法與唯物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了，成為能夠從本質上認識客觀世界的方法，同時把辯證唯物主義用於歷史研究，形成了科學的歷史觀，即歷史唯物主義。（首）

人類，一部分人早已驕傲地超越了老子孔子的思想深度高度和廣度，一部分人卻悲涼地遠遠弱於老子孔子的思想深度高度和廣度。因為人與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