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載道吧。文學藝術更多的側重於真與美，當然優秀的作品也兼顧善良與道德。文學藝術與倫理道德本就是不同的領域和範疇，高低又如何比較呢？

兩者沒有可比性。文學包含在文化內，而道德就是文明的屬性和內容。文學既可以作為文明的反應，反之又可以推動文化進而乃至文明進步。再大的時空背景條件下，文學或道德無論發展快慢，孰領先孰落後，都作為文明的子專案，難於超越所處的時代。這是文明的侷限性。文明仍舊向前螺旋式發展也不可能改變。文學和道德之間可能會存在一些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但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可比性。

中國曆來是把文學當作道德的載體，特別注重文學的教化作用。

從孔子的“詩教”到韓愈把文學看做載道的手段，再到宋儒……而新中國經歷了從重視道德再到反思、淡化道德，再到重新重視。《紅巖》等強調愛國等精神，這樣一批作品表現了對道德的高度重視。而改革開放後很多作家開始寫個人化的作品。

外國也一樣，從剛開始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賀拉斯的重視道德，再到黑格爾、馬克思對道德作用的批評，最後又被康德、歌德等人完全推翻。要理解道德與文學的關係，最好是先理清上述這些人說了什麼，怎麼反駁的。總之，在經歷了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後，我們不能完全否定道德對文學的作用，因為一個作者在創作時，是在一定的價值觀念和審美理想下進行的，當他創作時，免不了對作品的客體進行價值評判。因此，不能完全迴避道德在文學中的作用。另外，因為道德具有相對性和歷史性，優秀的作品通常能夠超越簡單的道德評判，揭示人物的深層特性，比如《紅樓夢》，很難去說哪個人好哪個人壞。

文學可以無關道德，但泯滅道德的文學絕對不是好文學。或許歷史上曾經有過文學高於道德的時代，但是他們終究是被時間所拋棄。

文學具有文學性和思想性雙重內涵，文學性與道德很少有關係，而思想性卻與道德息息相關，要看你看重文學的文學性還是思想性，值得注意的是，好的文學必要好的思想性。

文學就像一個麵包機，可以做出各種美味的麵包，其中你可以做“道德”口味的麵包，也可以做其他口味的麵包。

文學的價值在於麵包的口味，而本身麵包機是沒有味道的，工具而已，你不能用文學這一特定工具去和蛋糕薯條比較口味高下。

道德是你認知的一個標記，它的價值在於對他人和自己兩個面向的利益。

道德的標榜就像櫥窗裡的蛋糕，味道美好但只是你視覺的影響停留。

而當你用有價值的行為用身口意去影響對方時，才算品嚐了它的味道。

文學不會高於道德，道德也不會高於文學。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是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詩歌、散文、小說、劇本、寓言、童話等不同體裁，是文學的重要表現形式。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範。

道德與文學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我覺得沒有可比性，如果一定要比個高低，那文學不會高於道德。道德是內在的一種修養，文學是外在的一種表達。如果腹中既有文學，又有道德那就是“天作之合”，如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等的詩人。如果空有一腹文學，而沒有道德，那不就相當於一個‘危險品’，表達出來的都是道德敗壞的文學，不就在危害社會嗎？所以如果文學與道德一定要比個高低，那道德會高於文學。現在我們也一直提倡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德也是排在第一位的，說明了德是高於一切的存在。

但是文學可以承載道德，道德可以蘊涵文學。這是它們之間的聯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比較。於影響而言，文學與道德可以打個平手。文學與道德的影響，都是不可估量的。

限於個人認識水平，這個問題不一定答得準確，我姑妄言之：

文以載道，文學和道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但文學服從於社會道理評價體系，是道德體系之中的一個藝術門類，決非高於道德。一切文學作品對於人物的刻畫，毫無疑問由社會道德產生，形成道德或者非道德的化身。比如金鏞筆下的大俠，都是中華傳統文化道德的化身，因其符合社會道德評價標準，因此受到人們喜愛，對他們的喜怒哀樂和成敗得失寄予必要的同情，故能形成龐大的讀者群和觀眾群。那些大俠的對立面無疑是非道德或者反道德的，因此讀者和觀眾並不同情他們，希望他們得到道德的懲罰。

假如某篇文學作品歌頌非道德行為，讓邪惡戰勝正義，則必然地喪失其存在的價值，這種價值喪失首先是道德價值的喪失，然後才是文學價值的喪失。因此對於文學而言，道德具有前置性，只有符合社會道德評價體系要求的文學作品才能傳世和存世，否則會被 人們拋棄，首先是從道德上拋棄。

社會道德，不僅影響文學，還對一切的是非標準、審美情趣和價值評價等等產生不可替代的影響，是客觀世界的重要元素，是人類社會的共識和共同追求。

文學具有社會教化功能，是社會道德建設的組成部分，不能凌駕於道德之上。離經叛道的文學，必為世所不容，而不具文學性質的道德卻是廣泛存在的。

首先，筆者認為：與其說是“文學”與“道德”的關係，倒不如說是“文學”與“道”和“德”的關係；

什麼是“道”，什麼是“德”，什麼又是“道德”？1）道：萬法之源，創造一切的力量；2）德：順應自然、社會和人類客觀需要去做事的行為，不違背自然發展規律，去發展自然、發展社會，提升自己的踐行方式；3）道德：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與規範；

綜述： 道是在承載一切的客觀規律；德是在昭示道一切變化的載體；兩者相輔相成，構成人類社會最具普遍性的行為準則；

什麼是文學？文學：是以語言文字為工具，比較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表現作家心靈世界的藝術形式，包括詩歌、散文、小說、劇本、寓言、童話等體裁，是文學的重要表現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即體裁，表現內心情感，再現一定時期和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

為此，木心在由陳丹青記錄的《文學回憶錄》中有這樣的表述：

文學，就是人類想要表達；藝術，就是一定要廢除閣樓的翅膀；

如若將全部文學作品都上升到純藝術的層次（事實上僅有部分文學作品能夠達到藝術層次），其作品想要表達的主旨，無非就是作者對於“道”的“人格化”理解；

用朱光潛在《詩論》中的表述為：對客觀世界的理解加以情趣和志向上的返照；

換句話說：文學是尋道的一種方式；

“文學”與“德”的關係

上述內容已經論述到：

1）“德”是“道”一切變化的載體；2）“文學”是尋“道”的一種方式；

那麼兩者之間又存在一種怎樣的差別呢？

首先：“德”是不具備“形下”含義的，即無形無相無具體含義，可以用之一切的客觀理論所解釋，如在不同的領域內，大家對於“德”的理解，都不一樣；而在這裡，筆者主要是引用是“社會學”的註解；即“德”的定義是隨著“情景”的變化而變化的；

例如：餵養小區裡的流浪狗是一種“品德”高尚的行為，可以幫助流浪狗以更好的身體狀態來面對生活；可是如若餵養野生動物的話，恰恰相反，當野生動物習慣好心人的餵養之後，一旦遇到偷獵者也會主動上前，為口吃的丟掉性命；

其次：“文學”是以特定形式（文字）來闡述作者本人對於“道”的理解，有形有相有具體含義，具備相對客觀的評判標準；對於任何“文學”作品而言，不管放在怎樣的一種情景中，有價值的東西，依舊會有價值，速食讀物仍舊是速食讀物；即再過幾百年四大名著還會是民族的瑰寶，而那些橫行的網路小說，則不知道會被拍死在哪一片沙灘之上；這就是“文學”作品對於“道”的闡釋深度的“不同”；

綜述：文學作品對於“道”的闡釋，是具有“人格化”傾向的，也就是作者本人對其理解的深度，故而始終都會與“道”保持一定距離；文以載道，既是文學創作的初衷，也是最終的追求；“德”則是對於“道”的客觀闡釋，是基於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之上的衡量標準，是不具備任何實際意義的，但卻始終能和“道”保持一致。

文學是高於道德的，為什麼呢？請聽我給你講來:

文學是一種文化的表現形式，提高人學識和認知的途徑，沒有一定的文學，怎麼可能有高尚的道德？

在生存是首要目的的時代，活著才是最重要的，何談文學？但是，沒有了文學的認知，怎麼可能進步？怎麼可能不為了生存而奔波？只有人民的文化素養提高，才能提高生產力，才能不被生存束縛？這就是為什麼越窮、越不發達的地方，教育更應該抓緊，教育是第一位！只有有了文化，才能提高物質生活，才能有更高的認知！

有了文化，才能區分道德標準，才知道何為德道，何為今世的德道，德道標準也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的，所以，還的跟上時代！這就說明了，文化的重要，文學的重要，樹立自信，樹立道德！

都說，厚德載物，但是沒有文學基礎，連德都不懂，怎麼載物？

所以，文學是高於道德的，但又不是絕對的有文學就一定有道德。文學是前提，有沒有道德還在於每個人的人生價值觀和對道德的認知！

就像是問杯子是否比可樂好喝，我覺得題主的問題值得商榷。

文學是表現手段，道德可以作為表現內容在文學中得以體現。

道德與文學之間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從哲學角度來說還是從邏輯關係上來分析，都不存在任何關係。從表象上看，道德在於個人修養中的言，行，舉止。文字亦是外在表述方式，從邏輯角度來看是先有個人道德素養，後有其文字。

從古代文人來看！文學高於道德！

唐代詩人柳永李商隱等一批都是吃喝漂賭之徒，有了文學上的成就他們的標籤都是詩聖等

沒有誰在塑像下添漂客二字

文學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而道德則體現在現實生活和文學作品中。

個人認為，能夠被稱為文學（包括舞臺藝術）的，都應該是弘揚真善美，批判假醜惡，傳播正能量的藝術作品。

這一點，我認為應該從三個方面來理解。

其一，文學形象或者稱之為藝術形象更貼切一些，其原型都是來自於日常生活，是創作者從生活中透過發現發掘的人物群體。作者透過對這些人物形象進行定位，然後糅合了諸多相似人物的形象，使其具有相應的人物特性，那麼也就揹負了他獨有的道德標準，使得人物形象更加豐滿真實。

其二，人物形象塑造出來後，還需要有足夠典型的事例來反映出他的道德標準。而這些典型事例，更是來源於生活，事例的原型或許不是他本人，移花接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甚至放大或縮小，都不失是一種很好的方法。而這些典型事例，其中也包含了對道德標準的判斷。

其三，弘揚正氣，批判邪惡是文學的基本使命之一。如果作品宣揚的道德標準和生活當中道德標準持平甚至更低，那麼它是沒有生命力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不會得到大家的認可。這也是為什麼好的作品大家百看不厭，百讀不厭的原因。

基於以上原因，我認為文學作品中的道德標準源於生活中的道德標準，卻又高於生活中的道德標準。所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吧！

以上觀點純屬個人見解，請勿見笑！

文學是源於生活、高於生活的一種文藝作品，以道德為基準，大力歌頌和弘揚真善美，有力鞭策和批判假惡醜，使讀者從中受到高尚道德的薰陶，校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文學體現道德，文學歌頌和尊重道德。道德是人類社會的共同準則。沒有道德的文學缺乏靈魂！文學是文化的一種形式，與所有的文化形式一樣，都以真、善、美，與公平、正義、自由為文學最終追求的目標！道德如同人的精神，文學如同人的衣服。衣服搭配好了，人更精神！所以，沒有衣服高於精神的說法！

覺得是吧。

歌頌。讚美的東西。一定是有誇張，拔高的東西在，對吧。

它也是引人向善的力量。

“德育”大概是學校教育中費力最多、收穫最少的一塊內容了。僅僅灌輸“什麼是對的”並不會讓學生成為好人，相反，由於宣教者的冠冕堂皇，這種灌輸可能還會激發學生的反叛心理。學生的反叛是一種“反道德的道德”，是對空洞的言傳和諷刺性的身教作出的迴應。魯迅說——真是魯迅說的——表面上毀壞禮教的魏晉名士恰恰是真正在乎禮教的，在虛偽遍地的時代，心安理得做正人君子的都是嶽不群。

我們大體承認，道德是很難透過宣講、說教來傳授的，即便宣教者言辭懇切、說理嚴密，也只能讓學生口服而心不服——粗略地講，學生有了做好人的外在理由，但缺乏相應的動機；這些理由還沒有與他的整個生活融為一體，沒有打通理由與情感、性情之間的隔閡。

道德是生活中“養”出來的，是父母、老師的為人處事，自己的親身經歷薰陶出了一個人的品格。不過，每個人的生活畢竟太窄了，我們能實際接觸到的高大人物也太少了。於是，歷史、小說、電視劇等成了我們的另一個教養來源。我們進入一個個的故事，在聽故事的時候，我們投入情感、代入角色，於是，我們在實際生活之外有了另一種生活，這個生活世界更廣大，裡面的人物更宏偉，當然，裡面的惡也格外醜惡。

故事的作用不只是使一些道德原則變得形象生動；這實在是太平庸的一項功能了。相反，故事的主要使命是使我們看到道德本身，我們對善惡、對各種倫理關係的理解幾乎都是在一個個故事裡、一個個人物身上形成和豐滿起來的。偉大的故事不是俗常道德的附庸，不是既有道德原則的肉身化，而是我們無法清楚言說的道德的顯形之地。

因此，許多文學作品確實是對道德的探索，它們提供了一種著眼於具體情境、人物生長的道德視角，是對無法被概念化之物的把握，是非模式化之物的舞臺。這也許是我們厭惡用乾癟的“三觀”來評判文學作品的主要原因——當我們說三觀正或不正時，已經預設了確定的三觀標準。並不是說不能從道德視角切入文學作品，而是不能讓文學成為俗常道德的附庸乃至宣教工具。詩人不是哲人的學生，更不需要三觀機器們來確定寫作主題；文學作品負有更高遠的道德使命。

（當然，這兒說的是偉大的作品。對於文化市場上的許多三流貨色，用常識道德去管控並沒有太大問題，我不認為郭敬明思考了什麼高遠深刻的問題，而且我相信這不是因為我欣賞能力不夠。文化管控的問題可能在於，也許我們並沒有足夠的道德確定性，沒有“一套”常識道德，此外還存在政商勢利基於自身利益而非道德判斷干涉道德的可能。鑑於這種複雜現實，我們該儘可能寬容嗎？——這是一個具體道德判斷引導下的策略問題，而不是關於道德的問題，一個獨立於各種道德體系的元問題。）

從俗常道德觀點來看，很多故事特別是文學作品中的故事離經叛道、充斥黃暴。那麼，這些故事能把我們教成好人嗎？但生活中的惡不見得比故事中少，雖然這些惡更加貧乏、瑣碎。我們會懷疑生活的教化能力嗎？俗常道德視角下的醜惡未必真醜惡，崇高也未必真崇高。而即便是真醜惡，也是道德教育的必要養料。傻白甜不是堅實可靠的好人。

從來沒有一種方式可以保證我們成為好人。做一個好人是一項艱苦的探索，而非根據可靠的劇本扮演角色、按照正確的道德指令行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時代際遇、生活環境，有個殊的自我塑造歷程。在有些時代、某些社會處境中做個好人更容易，但這個判斷本身也依賴於我們如何理解好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幹嘛幹嘛；有些最偉大的人格也許恰恰只能出現在最糟糕的命運中。

“德育”大概是學校教育中費力最多、收穫最少的一塊內容了。僅僅灌輸“什麼是對的”並不會讓學生成為好人，相反，由於宣教者的冠冕堂皇，這種灌輸可能還會激發學生的反叛心理。學生的反叛是一種“反道德的道德”，是對空洞的言傳和諷刺性的身教作出的迴應。魯迅說——真是魯迅說的——表面上毀壞禮教的魏晉名士恰恰是真正在乎禮教的，在虛偽遍地的時代，心安理得做正人君子的都是嶽不群。 我們大體承認，道德是很難透過宣講、說教來傳授的，即便宣教者言辭懇切、說理嚴密，也只能讓學生口服而心不服——粗略地講，學生有了做好人的外在理由，但缺乏相應的動機；這些理由還沒有與他的整個生活融為一體，沒有打通理由與情感、性情之間的隔閡。 道德是生活中“養”出來的，是父母、老師的為人處事，自己的親身經歷薰陶出了一個人的品格。不過，每個人的生活畢竟太窄了，我們能實際接觸到的高大人物也太少了。於是，歷史、小說、電視劇等成了我們的另一個教養來源。我們進入一個個的故事，在聽故事的時候，我們投入情感、代入角色，於是，我們在實際生活之外有了另一種生活，這個生活世界更廣大，裡面的人物更宏偉，當然，裡面的惡也格外醜惡。 故事的作用不只是使一些道德原則變得形象生動；這實在是太平庸的一項功能了。相反，故事的主要使命是使我們看到道德本身，我們對善惡、對各種倫理關係的理解幾乎都是在一個個故事裡、一個個人物身上形成和豐滿起來的。偉大的故事不是俗常道德的附庸，不是既有道德原則的肉身化，而是我們無法清楚言說的道德的顯形之地。 因此，許多文學作品確實是對道德的探索，它們提供了一種著眼於具體情境、人物生長的道德視角，是對無法被概念化之物的把握，是非模式化之物的舞臺。這也許是我們厭惡用乾癟的“三觀”來評判文學作品的主要原因——當我們說三觀正或不正時，已經預設了確定的三觀標準。並不是說不能從道德視角切入文學作品，而是不能讓文學成為俗常道德的附庸乃至宣教工具。詩人不是哲人的學生，更不需要三觀機器們來確定寫作主題；文學作品負有更高遠的道德使命。 （當然，這兒說的是偉大的作品。對於文化市場上的許多三流貨色，用常識道德去管控並沒有太大問題，我不認為郭敬明思考了什麼高遠深刻的問題，而且我相信這不是因為我欣賞能力不夠。文化管控的問題可能在於，也許我們並沒有足夠的道德確定性，沒有“一套”常識道德，此外還存在政商勢利基於自身利益而非道德判斷干涉道德的可能。鑑於這種複雜現實，我們該儘可能寬容嗎？——這是一個具體道德判斷引導下的策略問題，而不是關於道德的問題，一個獨立於各種道德體系的元問題。） 從俗常道德觀點來看，很多故事特別是文學作品中的故事離經叛道、充斥黃暴。那麼，這些故事能把我們教成好人嗎？但生活中的惡不見得比故事中少，雖然這些惡更加貧乏、瑣碎。我們會懷疑生活的教化能力嗎？俗常道德視角下的醜惡未必真醜惡，崇高也未必真崇高。而即便是真醜惡，也是道德教育的必要養料。傻白甜不是堅實可靠的好人。 從來沒有一種方式可以保證我們成為好人。做一個好人是一項艱苦的探索，而非根據可靠的劇本扮演角色、按照正確的道德指令行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時代際遇、生活環境，有個殊的自我塑造歷程。在有些時代、某些社會處境中做個好人更容易，但這個判斷本身也依賴於我們如何理解好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幹嘛幹嘛；有些最偉大的人格也許恰恰只能出現在最糟糕的命運中。

私以為，文學不會高於道德。文學與道德的關係，是一個很古老的話題。

法制為人類社會建立了行為規範，但道德卻似乎又超脫法制之外，很多事情，往往沒有絕對的對錯。道德，基礎是良知、倫理的體現，是存於人性內心中的覺悟，聞道才能行德。

道德不能僅僅是哲學或宗教範疇的假設，但可以表現在文學創作和體驗當中。

社會道德

文學來源於生活，也服務於生活，而其本身的價值，肯定高於生活。它可以批判、揭露、嘲諷、讚美、歌頌一切人類文明歷程中的現象，也是為人類思想尋得一個探求的進步，什麼是真理？什麼是世界？什麼是美與醜？文學試圖用藝術的形式告訴我們。

袁瑾副教授問：“社會規則和道德都具有道德性，同時我認為文學是倫理的挑戰者，一直在試探道德性的底線，試圖樹立新道德，張揚人性的多樣性和真實。因此我們往往更喜歡作品裡的壞人，因為壞人真實，但往往跟道德性衝突。請問文學和倫理兩者是博弈關係還是衝突？”卡特教授答：“這取決於壞人是否表現得淋漓盡致而充滿藝術性。壞人寫的好，很大程度是美學考量超越的倫理考量，所以讀者才喜歡；真正的道德是複雜的，遠超美學的層面。”

一個社會的道德觀，擁有民族特色性。華夏文明五千年，儒家思想成為我們的主流思想。

儒字，為人需，是符合人性需求的學問。儒家創始人首先認為，“恥，乃人禽之別也”，在如此認知的前提下，又提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治國之道。民若“無恥”，政與刑再多、再重，也難以抑制犯罪率的攀升。

然而，一旦國民能夠“有恥”和“自律”，就會自覺自願地按照社會規範和法律，調整自己的行為，社會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和諧！

因此，華人向來講究“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但人類社會是不斷髮展的，思想是動態的，“孝、信、禮、義”等有很多很多方式來展現，思想的傳承和奠定，也離不開文學作品去展現。

生活的真諦在每個人的思想裡都是不同的，對道德的認知也一樣，道德和哲學一樣，是需要人不斷追尋提升，天地人的和諧，都離不開道德上的覺悟。

而西方文明的發展，道德的框架，似乎又是另一番定義，從這次疫情，我們是否有很深的感觸？

文學裡的道德文學裡的道德是個複雜的事物。英國美學家鮑桑葵，曾經把古希臘人對美的認識概括為三大原則，即道德主義原則、形而上學原則和審美原則，並按照這些原則，在古希臘普遍盛行情況和美學價值大小，把道德主義原則排在首位。以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古希臘思想家，在探討文學問題時，總是持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倫理立場和道德標準。受此影響，從古羅馬的賀拉斯、中世紀的奧古斯丁、文藝復興時期的錫德尼到近現代的盧梭、康德、雪萊、列夫·托爾斯泰、勞倫斯等都從道德的角度衡量文學。這樣就產生了不絕如縷的道德主義文學批評傳統。

文學作品所提供的道德榜樣的力量，可以引導人們從善，具有陶冶性情、完美人格的功效。

但20世紀產生的唯美主義批評，主張藝術與道德無關。主張把文學從社會道德批評中脫離出來，但隨即文學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陷入到形式遊戲和賞玩的蒼白審美快感裡，反而缺乏震撼靈魂的藝術感染力了。

很多偉大的文學作品表現出的，都是對某種道德價值的深情呼喚。每一個國度的文化都是值得尊重的，而能打動人的事物都藏在精神共鳴裡，離不開道德文化的相互融合。

一種文學要走向人群裡，走向世界，都不能挑戰人文基礎的道德底線，不能反人類，不能反傳統。而違反人性血液裡傳承下來的正能量意義，這樣的文學也是不可能立足在人類社會的。

因此，文學不會高於道德。

文學與道德是兩個既相互獨立執行，又相互交織的精神意識。有時文學高於道德有時道德高於文學，道德與文學就像兩個子集兩個有交叉的也有分開的。文學與道德都是人為創造出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哪個高哪個低，會因為時代的不同而不同。中國百家爭鳴的時候文學氛圍極好，但也未必道德低下，文學也會相應提高道德的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