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是統治能力不足：蒙古貴族空有奪天之勇，而無御地之能，拖刀越馬而搶得天下後，卻不能實施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導致出現“嚴法分山河、提稅藏乾坤”的局面，官僚體系腐敗無能，基層控制力極其羸弱。

朱元璋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設定了龐大的監察機構（如錦衣衛、東廠等），但矯枉過正，導致明朝市民社會空氣一度十分嚴苛苦悶，可謂有得亦有失。

朱要飯是以一個繼任統治者的身份來說話的，他覺得元人沒盡到統治者的責任，除了徵稅砍人以外，民生啥也不管。和陳友涼鄱陽湖大戰，元人也旁觀。所以失了天下。以元人觀點來看，漢人不過是不需遷徙的牲口。漢牲口會自生就會自滅。多死少死沒啥關係。至於造反這事，漢人自己殺出個頭來多省事。誰當大頭殺誰，元人還砍不過漢人。所以失了天下。究根是農耕與遊牧的本質區別。且朱要飯只說了寬字，可沒後邊的仁字

這是朱元璋說的，朱元璋說這句話是為了推行自己的嚴苛律法好加強自己的統治。說白了是統治階級愚民的一種手段。

元朝那麼快滅亡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使得社會內部本身就矛盾重重和動盪不安，一旦有一點火花點燃就會走向滅亡。

朱元璋認為元朝太寬，我就要用猛的把它糾正回來，達到平衡。這的確和錢大人知友所引的左傳政論是相合的。崔寔《政論》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至於把這段話改成《明太祖寶訓》的樣子的人是方孝孺還是楊士奇，我就不知道了。不過方孝孺曾經寫過針鋒相對的話。

其次對朱元璋影響很大一批人是浙東儒者，這些人中間就有持這個觀點的人——劉基。劉基自己家人造出來的行狀這樣描述他擔任御史中丞時的施政方針：

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

明初浙東儒者宋濂、王褘主編的《元史·刑法志》如此總結元代司法力度：

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另一浙東學者葉子奇描述元末動亂的背景時說：

是時。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寛縱。人物貧富不均。多樂從亂。

明初君臣，都持元朝“寬縱”的觀點。再結合葉子奇的話，可知元朝施政力度太“寬”的說法在當時是很流行的。至於它所對應的歷史事實究竟為何，這裡就不展開了，大略來說，就是元朝的施政力度不夠，使得法律形同虛設，豪富之家肆無忌憚地盤剝百姓，導致社會矛盾快速激化。

這個說法是片面之詞，主要是元朝自身不肯漢化，屬於馬上打江山，馬上治天下的典型代表。 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建立之後，都開始由劫掠改為統治。陸續將政治中心從原屬地改為漢地，北魏遷都、遼定五京等都是為了達到統治漢地的目的而進行，高層中已不再是把漢地作為劫掠目標，而是實實在在作為自身的統治地區。這首要就面臨的問題就是接不接受漢化。接受漢化多了，就會完全被漢文化併吞。接受的少了，就會國力衰弱且不得民心。在經歷五胡亂華那些少數民族國家亡國教訓之後，遼金都在這一問題上採取中立政策，都採取兩套制度，即所謂「南北面官」。漢地漢人用漢法漢制，本族則用本族制。後期多取向統一為漢制，行政機構和法律典籍都陸續漢化，實行科舉制度、任用漢人官員、學習漢字等等，漸漸開始由少數民族政權轉化為漢民族政權。而蒙古就完完全全拋棄這一套，終其一朝實行「草原本位制」。政治中心和首都一直是和林，北京不過是政府所在地。在草原實行牲畜抽分法，建立驛站，任命嫩突兀赤擔當草原生產官員。每年大量將各地所得輸送到草原，對留在草原的蒙古人實行補貼，遇災則實行賑濟。整個帝國都是為了向草原輸血而存在，中央設立大量機構專門處理草原事物。後期漢化較多，但「投下制度」、「斡脫制度」等蒙古舊制和「達魯花赤」等蒙古舊官都大量保留，雖然在維繫原有的大蒙古帝國（四大汗國和元朝）起到積極作用，加強了對原帝國各處的統治力度，卻對元朝統治地帶起到消極作用。

那就是沒有加強中央集權，以華制華，委託漢族地主勢力進行統治，導致地主軍閥養寇自重對抗中央，和清末有的一比。

因為外族統治，所以統治階級沒有和官僚士大夫階層完成深度繫結。所以統治者的觸角伸不到國家的方方面面。所以政府沒有辦法貫徹統治者的意志。所以管理就很鬆散，很潦草，很寬泛。雖然手腕很辣，很猛，很殘忍。但是表現出來就給人一種有力度沒力道的感覺。

元政權對漢人士族非但不是高壓政策，反而是大大的寬鬆和放任態度。錢穆先生曾經有文章專門羅列了明初各種文人的詩集文章，得出的結論居然是許多文人反而更加傾向以前蒙元統治時期的文化氛圍環境。

其因有二，一是忽必烈統一江南除了抵抗較為強烈的地域，基本可以說是大部分和平完成的。這使得江南的民生經濟並沒有受到破壞。並且在平定江南後對其地人民多次減免稅賦。這就讓士子出身的世家大族收到了巨大的實惠。士子文人存在的根本環境愈發優越。二呢，元政權對文人的創作環境那是可以說是縱容到無以復加，壓根沒有因文因言加罪的想法。許多膾炙人口流傳千古的元曲、劇作正是誕生在此時。

但是這種寬其實滿滿的都是元政權對文人士子的輕蔑與不屑一顧。他們消滅的宋朝不正是亡在這幫人手中的嗎。廢除科舉，設儒戶，可以說就沒想再給他們上升的途徑。世家大族絕了上進掌握國家權力的機會，只好一心做本土的豪強。

而元政權在法制上的建設可以說簡直是隨心所欲的寬容。在長期這樣的社會制度下，豪強們甚至普通民眾還怎麼可能對朝廷有敬畏之心。日益腐敗的官僚和任性妄為的地主豪強對普通漢民的壓迫剝削最終導致了元末烽火遍地的起義，再加上本來根深蒂固的民族矛盾，輔佐以有志難酬的文化士人階層，元朝的滅亡是必然的結果。

所以洪武皇帝說元以寬失天下。元朝強大的武力征服漢土，卻僅僅存在了十一位皇帝98年。可見坐天下的難度確實大多了。

朱元璋的寬應該理解成管理的寬鬆而不是對人和民族政策的寬鬆！說白了就是因為蒙元文化的落後！根本不會治理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全部比他自身強出幾個級別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文明國家！這種寬其實是元自身國家管理水平落後無能的一種表現，一種無奈，一種放棄，一種妥協！

元以寬失天下，並不是政策的錯誤與正確的關係，而是寬本是蒙古的原則與傳統，準確地說是歐亞草原的傳統。比如西漢人說“匈奴中樂”。近代俄羅斯時期，南方草原哥薩克的自由的生活與北方俄羅斯農奴的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歐亞草原基本政治是分封制度，高度自治，我們所說的蒙古帝國，實際是錯誤的。草原根本沒有帝國制，只是鬆散的聯盟制，貴族牧地聯盟。

蒙古與滿清在中國的統治也有反差，滿清非常的嚴厲。大致就是草原政治制度與傳統的寬鬆，所謂的高度自治與間接統治。比如蒙古對俄羅斯的統治，寬鬆得有些俄羅斯史家認為蒙古人並沒有真正統治他們。

相比蒙古人在俄羅斯，蒙古人在中國與伊朗算是嚴厲的。蒙古人在俄羅斯少以界入俄羅斯人的政治與宗教生活，更不說是文化與傳統了。這樣的寬鬆實際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都有好處。蒙古人能統治俄羅斯二百多年，不是沒有原因的。即使蒙古人統治結束，也主要是蒙古人自己內部的分裂與內戰，與俄羅斯人關係不大。

如果將元朝政府比作一個平臺，這個平臺上有一大盆羹，那麼他是怎麼操作這個平臺並怎樣分這一盆羮的呢？

元朝和清朝同是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但清朝政權對漢人是做足工夫的，尤其是對漢文化的認同，及對士大夫這一類文化人和實業派的中產者採取的拉攏政策，並且在平臺操作中讓漢人的一些所謂精英或想成為精英的人能夠加入到遊戲中來，做為羮主，給予加入者適量的一杯羹，使之成為皇恩浩蕩後三呼萬歲的感動，而元朝雖有平臺，也有一盆羹，但操作不到位，羹也沒分好，那些精英們或稍有頭腦的只好另起爐灶另造平臺，也做一盆空頭羹，自然會有人來入股將來好分一杯羹。

封建統治的政權相來都是這樣的，沒有人民利益觀念，只有壓榨和奴役，長期以往，社會必然積聚矛盾，當積重難返時，只要有一根導火索被引燃，便是山崩地裂般的改變，這是封建統治的必然結果，並不是寬與不寬的問題，只是存在的時間長短的問題，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主人！

明太祖說“元以寬失天下”，其實是個誤會。這裡的寬並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寬厚意義上的寬，而是說法律不夠嚴密，對違反社會秩序的事情的整治不夠嚴苛，從而導致整個社會都處於秩序比較混亂的狀態。

元朝在興起的時候，還是純粹的遊牧民族。遊牧民族是不斷流動、遷徙的，並不需要在特定地理空間之內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和政治體系，不需要非常複雜、精密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管控體系。

但農耕社會是定居社會，是需要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哪怕是比較不合情理的法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維護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作用。所以，傳統上漢人王朝對外擴張的動力並不強，而是更傾向於在和平、安定、有序的環境裡繁衍生息。

也就是說，農耕社會比遊牧社會更渴望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更需要完整、規範的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

這和之前的契丹、西夏、女真很不同。相比之下，契丹、西夏和女真都是有一定的統治農耕地區的統治經驗的，而且都是早早就稱帝，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官僚體系，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

大體來說，契丹建立的遼國和女真建立的金國，在統治漢地的時候，都因地制宜地採用了漢人的傳統習慣和法律，而沒有完全沿用自己遊牧時代的法律和社會治理體系。

但蒙古在擊潰金朝的時候，還是比較純粹的遊牧民族，沒有統治農耕地區的經驗，整個政治制度也還保留著草原遊牧民族的部落聯盟形式，沒有建立起完整的官僚體系。

其實，沒有經驗也不算什麼特別大的問題，不懂就問，不會就學，也沒有問題。只要承認自己在文化和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上的落後現狀，低下頭來向被自己征服的民族學習，也可以很快就學會。

可是蒙古不是這樣的民族。整個蒙古帝國就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戰爭機器，他們所征服的地區、人民都服務於他們更大範圍內的征服戰爭。一旦對外擴張戰爭停止，就要爆發內戰，為了瓜分地盤而進行各種各樣的內戰。

傳統上的說法，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但蒙古跟這個邏輯剛好相反，蒙古始終在馬上，根本沒有下過馬，蒙古統治者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學習農耕地區的社會治理經驗和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他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征服和掠奪，還有屠殺。

所以，蒙古即便是已經消滅了金朝，統治了整個江淮以北地區，也並沒有建立自己治理農耕地區的政治制度，反而是用自己落後的遊牧社會的方式繼續統治漢族農耕地區。

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到進入漢族地區時，蒙古還沒有形成嚴密的繼承製度，幾乎每一次大汗去世，都會因為爭奪汗位而爆發內戰，而且都會造成蒙古內部一定程度的分裂。

第二個，遼國、金國在征服漢族地區之後，都會在一定時間之後儘快恢復社會秩序，恢復農業生產，以此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但蒙古不同，蒙古在幾乎每一個新徵服的地區，都要把一部分好好的農田破壞，變成自己的馬場。蒙古這種做法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第三個，在農耕時代，人口就是生產力，人口越多，經濟越繁榮，國家越富強，這是自然之理。所以，一般的少數民族在征服和搶掠漢族地區的時候，都會乘機擄掠一部分漢族人口，強迫遷回自己國內。蒙古則不同，元順帝時期的元朝丞相伯顏居然提出一個建議，殺光張王劉李四大姓的漢人，就沒人造反了。

為什麼要殺四大姓的漢人呢？伯顏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漢人這麼多，我們蒙古人又不會管理，將來肯定是要出亂子的。與其如此，不如現在大肆殺戮，減少漢族人口，就可以降低治理難度了。

這就是蒙古人的思維異乎尋常之處。遇到困難不是透過自身的學習、提高去解決問題，而是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避免麻煩。

所以，元朝時期蒙古人對整個國家的統治極其混亂。因為蒙古人對漢人始終不夠信任，所以經常任用從中亞、西亞來的人擔任中央重要職務。在地方上，則是沿用了自己落後的政治模式，在各地廣設萬戶府來進行統治，實際上是半軍事化的管理。

行省制度算是元朝少有的留給後來的中國的一項政治制度建設的遺產。但實際上，行省制度的出現是為了應付戰爭的需要，而且最早採用這個名義的也不是元朝，而是金朝晚期。

因為金朝晚期總是讓丞相等人率軍出征，朝廷的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御史臺主官經常在出徵的時候帶走下屬的相當一部分官僚，朝廷不得不在中央另外建立一套班子來應付日常行政事務。而被主官帶走的各省的官員，則被稱之為行省。

蒙古從金朝的統治之下崛起，在與金朝的戰爭中也接受了金朝的這種名義。但所謂行中書省的名義就意味著，在戰爭結束之後，主官回到朝廷，行中書省的名義就不復存在了。而蒙古則在戰爭中大肆給予中高階將領丞相、平章之類的名義。習以為常，就沒有進行政治制度的整頓和改革，自然延續下來了。

所以說，元朝不是社會管理上政策比較寬鬆，而是他根本就沒有完整的社會治理體系，始終處於比較混亂的狀態，從而導致各種犯罪都無法用法律進行制裁，所以才會給人以寬的印象。其實元朝對漢族地區的統治不但不寬，而且非常殘暴。

完全是望文生義。

蒙元的寬不是真的寬大，也不是對漢人寬仁。史書記載蒙古有多麼兇殘，差點殺光漢人。就是對待其它的民族，蒙元也是殘酷無情。史書記載，當時全世界人口不過三億，光死在蒙古人手下就達到一個億，蒙元何來寬大？尤其漢人傷亡最多。

蒙元的寬主要針對蒙古貴族，可以為所欲為。在蒙元時期，蒙古人殺一個漢人，完全無罪，只賠點錢就行。元末丞相脫脫向元順帝建議，殺光漢人五大姓氏。天佑漢人，沒來得及實行元朝就滅亡了。元末，漢人連菜刀都幾十人共用。元末，漢人窮困，成千上萬的餓死，人相食。漢人實在沒活路了才造反。蒙元讓中華文明倒退幾百年了。元朝是太殘暴了，才叫朱元璋的大明趕跑了。

元“寬善廣恩”，明“刻薄寡恩”。元刑部年判死者年十幾人、幾十人、未曾過百，明刑部年判死者以千人計。這裡面體現一個遊牧民族與農耕民族對於人生命認識上民族倫理的差異性。今蒙古國沒有死刑，也是元“寬善廣恩”的倫理延續。戲曲是集文學藝術、音韻樂理之大成者，其產生於元代，不是沒有道理的，沒有一個寬鬆得國家社會環境，戲曲的產生是不可想象的。

“元以寬失天下”的說法，在明初君臣中實際上是一個共識，上至朱元璋，下至劉基、宋濂、葉子奇，都對元朝的政治“寬”有表述。

其實對於元朝歷史，由於本身原始資料就有限，所以大眾化的通俗說史的傳播，往往不太摸這一塊，普通人對於元史的瞭解，就一些名詞解釋，比如說四等人制、八月十五殺韃子之類的，對了，還有杜撰出來的初夜權、殺頭胎。

極端民族主義勃興是一個背景，這個誰也扭轉不了，各種這個粉那個粉的，你逆著說，他還要罵你，所以，只能簡單科普一二了。

明初人所謂的“寬”，既有“寬縱”的意思，也有“寬厚”的意思，這是非常正常的。

首先，元朝確實是一個少數民族政權，蒙古人在它的政權體系裡，就像八旗在清朝的政權體系裡，是有一定的特權身份的。

但是，舉個例子，嘉慶年間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竟然有四品旗人官員參與，鬧得嘉慶大為光火，審訊後得知，這位旗人官員家境貧困，以至於家人沒有衣裳出門，天理教的頭頭林清給了他幾百兩銀子還債，後來還承諾他打下江山，給他提拔成二品官，他就幹了。

所謂“特權”，並不意味著一個集團內部就沒有三六九等，隨著元朝的立國穩固，其上層以“根腳”（也就是家族家資）為基礎，有一群二十幾歲就能當上一二品高官的勳貴之後，同樣也有需要賣兒賣女的底層蒙古人。

“特權”最終的落實，往往只惠及集團的最上層，而非整體普惠，那也是不可能的，哪怕今天也不可能。

其次，元朝的“四等人”，並非法律、制度意義上的制度，更確切地說，是四種人、四圈人，比如地方任官上，明文規定蒙古人任達魯花赤、漢人任總管、色目人任同知，在品級地位上，總管比同知還要高。

這是四等人本身並不是嚴格分等的一個旁證。

事實上，元朝的統治本身有著強烈的遊牧帝國特徵，採取的是以族群，或者說集團為單位的“因俗而治”，也就是說，元朝在司法實踐中，尊重各個集團自身的傳統，而不是以“等”為基礎來看待人。

元代戶籍制度的特點是“諸色戶計”，分類方式可以依照職業：例如民戶、儒戶、軍戶、站戶、匠戶、僧、道等；也可以依照民族：如蒙古戶、畏兀兒戶、回回戶等。

比如色目人，細化為集團就有二十多種，比如唐兀、 乃蠻、 汪古、 回回、 畏兀兒、 康裡、 欽察、阿速、哈剌魯、 吐蕃等等。

在戶籍上已註明的民族或部族名中，並未見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四個簡單劃分。基本上，元代戶籍分類方式以區分外來戶(僑寓戶、北人戶) 和土著戶為主。

而部族劃分最重要的作用，其實也是“因俗而治”，因為不同部族的“賦稅、勞役”傳統完全不同，比如元初在滅南宋後，在其地繼續實行兩稅法，在金朝故地則採用分封+流官收稅的“五戶絲”制。

當集團之間，比如汪古人和南人（原南宋統治區居民）發生爭訟，就採取“約會”的裁判制度，在解決統屬機關或習慣相異的集團（職業戶、民族或宗教） 間發生的民事及刑事案件，由各個集團的頭目或長官合同協議裁決。

第三，元朝的“寬”作用在誰身上了？看了上面的這些敘述，其實已經可以看到輪廓了，元朝在他的統治區內，採取的是間接統治，即與“大族”、“頭目”合作的管理方式。

這種合作不僅僅限於蒙古人、色目人，同樣施加於漢人和南人。

而其“寬厚”則可以從幾次減免賦稅來看出來，也可以從元朝大量減少的“死刑案件”看出來，這種統治模式，是非直接化的，即不再直接干預到每一個國民的人身之上。

然而，這種管理方式最容易將社會中的“貧富矛盾”與民族矛盾、政治矛盾掛鉤，即將所有的生存危機，全部指向帝國的體制問題。

現實是，元朝無論是對於文人的言論，還是對於漢人、南人大族的積蓄糧食、財富，收羅鐵器兵器，收納流民，形成巨大的地方勢力集團，都有過高的容忍度，換句話說就是沒當回事。

另一方面，就是對於民間傳播的“民間宗教”勢力，也是聽之任之，因為元朝本身就是一個信仰寬容，甚至可以說混亂的時代。

最終在短時間內給予元朝統治重擊的，恰恰是這些一時間能夠嘯聚十萬的民間組織形式。

對比一下明朝對於“妖言”的重視，對於明確具有反抗意向的民間宗教的鎮壓，就能看得出來，元朝何止是“寬”，簡直是不把自己的命當回事。

而明太祖上臺之後，一改元朝對於地方勢力的優撫，幾乎是毫不手軟地打擊，能殺則殺，能遷則遷，能拆則拆，徹底扭轉了中國社會文明發展的軌跡。

首先表明我自己非常不喜歡元朝清朝，但是今天我要給元朝說一句好話。

元朝因為是野蠻人，落後的部落制度突然統治大片土地，他們並沒有一套成熟的統治方法，所以他們索性就什麼也不管，比如收稅，漢族政權的稅收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因為有非常好的統治基礎和統治手段，但是蒙古人不行，所以蒙古人就採用包稅制度，讓大商人定時付款給政府，然後讓商人自己去收稅，所以蒙古政府對地方的管控力是非常小的，也造成了元朝非常寬鬆的社會環境，這與後來邪惡的滿清政府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於一個嗜好殺人的人對於一個比貞觀年間刑獄處決還少的前政府當然要怪在殺的人不夠多的原因，所以上臺後製定了比前朝更嚴厲的法律，更是親自制造了許多冤獄提高殺人數量。

第一：你混淆了“治天下”和“打天下”，蒙古鐵騎冷酷嚴苛說的是軍事上的領土擴張，也就是打天下。而朱元璋說元朝”以寬失天下“說的是治理天下，”今元政馳級，豪傑紛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

第二：宋濂《芝園續集》：“初，元既滅宋，元有天下已久，江南宋之遺俗，變且盡矣。”方孝孺《遜志齋集·後正統論》中談到元統一江南後，江南地區“胡服”“胡語”的情況，“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為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俞先生墓表》中，說的更具體：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燻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蒙古）語言、容飾以附於上。冀速獲仕進，否則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江南人與蒙人通婚。《南村輟耕錄》卷二八，談到松江府上海縣人俞俊，家中富有，娶蒙古人也先普化之次兄醜驢女為妻。朱元璋基於以上南方移風易俗的變節行徑，而大力恢復漢俗漢風的決心，那句話完整的是“元以寬失天下，朕收平天下非猛不可”。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元朝的寬容，是對上層設立的，縱容了蒙古人的驕奢淫慾，法律道德蕩然無存，貴族只顧享受，王室爭權奪利殺戮屢屢發生。而對待下層人形同牲畜，冷暖溫飽豪無人性，激起民憤加速政權的土崩瓦解。這樣一個散沙般的巨大帝國，只知攻伐，不重集權，不制定強有力的法律，不改善民生，是維繫不長的。

因為元確實寬呀。

歷代要說對民間管理最寬泛的朝代，實際是元朝。所謂的漢人十戶才能有一刀之類的，目前看來，大多是後來人編的，用來激發民族情緒的。

但是和元管理粗放對應的，是民間的混亂。元作為中央政府，幾乎完全放棄了對城市外社會基層的管理責任。一個合格的政府，不但是對民間索取，也有巨大的責任。

正如人們總結的一個現象，最糟糕的管理秩序，也比沒有秩序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