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以“寬”亡》

元朝對於我們現代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模糊的朝代。存在時間短，從它滅亡的那刻開始，更替的王朝乃至到民國，新中國都統一的給它貼了一個標籤，殘暴治國，苛捐雜稅，種族歧視，暴力鎮壓。

而實際的元朝治國是如何，我們現在不可能知道了，但可以從一些事情，事件中還原歷史真相，看看元朝都“寬”在哪裡？為什麼“寬”而亡。

1/ 第一種是賞賜氾濫的“寬”（動不動就砸錢）從成吉思汗時代開始就有很多漢人的工匠投奔蒙古並在其手下幹活，製造大型攻城器械，兵器。而蒙古政府也給予豐厚的報酬與大方賞賜，比在宋國的報酬更高。蒙古的這種金錢攻勢也是很好用的，後期有很多的金國，宋國的技術型人才都投奔蒙古。這種大方賞賜的方式，在蒙古建國改大元朝後，越加氾濫。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政府無錢賞賜了就向地方施加壓力，增加收入。這種壓力導致了地方想盡辦法去盤剝百姓給中央增收（富商也被盤剝，不過跟百姓比起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而盤剝得來的錢貪官自己收一部分，另一部分交中央。

2/第二種“寬”是政治管理上的“寬”，元政府的統治方針是由地方自治，地方向中央負責。但中央不干涉地方行政，只有民變才派兵鎮壓，缺錢才下文增收。大家發現沒有，這種管理方式的好與壞都在於當地的執政官員的品德能力。好的官員，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壞的官員，徇私舞弊，苛捐雜稅，盤剝百姓，黑暗公堂 百姓民不聊生。朱元璋的家鄉就是被盤剝到民不聊生而造反的。

3/第三種“寬”就是什麼都是金錢開路，綏靖政策，只要你不造反，就招你的安。給你大把金銀鈔票，給你官當，地盤就是你佔領的地方，不另做分配。君不見朱元璋的那個高築牆 ，緩稱王計策嗎？誰冒頭稱王造反，政府就專門打誰，朱元璋弱小的時候就受過元政府的招安。他也老老實實的不造反了，拿著國家賞賜的錢，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後來跟張士誠，陳友諒打仗，都在打著政府的旗號呢，美其名曰:鎮壓反革命。不然你們不感覺奇怪嗎？三個造反大咖在南京，江蘇，江西一帶混戰，朝廷居然不派兵趁機逐個殲滅。重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在替政府收拾張士誠，陳友諒這兩個造反王。

元以“寬”亡。賞賜過寬，行政管理過寬，打擊造反過寬。朱元璋建國後針對前朝的失敗，在這三方面是下足功夫的，詳見大明朝開國洪武四大案，胡惟庸案，郭恆案，空印案，藍玉案。

明太祖說“元以寬失天下”，這裡的寬並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寬厚意義上的寬，而是說法律不夠嚴密，對違反社會秩序的事情的整治不夠嚴苛，對元蒙貴族的過於放縱！從而導致整個社會都處於秩序比較混亂的狀態。

元朝在興起的時候，還是純粹的遊牧民族。遊牧民族是不斷流動、遷徙的，並不需要在特定地理空間之內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和政治體系，不需要非常複雜、精密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管控體系。

但農耕社會是定居社會，是需要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哪怕是比較不合情理的法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維護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作用。

也就是說，農耕社會比遊牧社會更渴望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更需要完整、規範的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

可是蒙古不是這樣的民族。整個蒙古帝國就是一個對外擴張的戰爭機器，他們所征服的地區、人民都服務於他們更大範圍內的征服戰爭。一旦對外擴張戰爭停止，就要爆發內戰，為了瓜分地盤而進行各種各樣的內戰。

傳統上的說法，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但蒙古跟這個邏輯剛好相反，蒙古始終在馬上，根本沒有下過馬，蒙古統治者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學習農耕地區的社會治理經驗和政治制度、法律體系，他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征服和掠奪，還有屠殺。

所以，蒙古即便是已經消滅了金朝，統治了整個江淮以北地區，也並沒有建立自己治理農耕地區的政治制度，反而是用自己落後的遊牧社會的方式繼續統治漢族農耕地區。

，在農耕時代，人口就是生產力，人口越多，經濟越繁榮，國家越富強，這是自然之理。所以，一般的少數民族在征服和搶掠漢族地區的時候，都會乘機擄掠一部分漢族人口，強迫遷回自己國內。蒙古則不同，蒙古徵江南的第一功臣伯顏，後來曾任元朝丞相，居然提出一個建議，殺光張王劉李四大姓的漢人。

為什麼要殺四大姓的漢人呢？伯顏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漢人這麼多，我們蒙古人又不會管理，將來肯定是要出亂子的。與其如此，不如現在大肆殺戮，減少漢族人口，就可以降低治理難度了。

這就是蒙古人的思維異乎尋常之處。遇到困難不是透過自身的學習、提高去解決問題，而是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避免麻煩。

元朝時期蒙古人對整個國家的統治極其混亂。因為蒙古人對漢人始終不夠信任，所以經常任用從中亞、西亞來的人擔任中央重要職務。在地方上，則是沿用了自己落後的政治模式，在各地廣設萬戶府來進行統治，實際上是半軍事化的管理。

所以說，元朝不是社會管理上政策比較寬鬆，而是他根本就沒有完整的社會治理體系，始終處於比較混亂的狀態，從而導致各種犯罪都無法用法律進行制裁，所以才會給人以寬的印象。其實元朝對漢族地區的統治不但不寬，而且非常殘暴。

首先，我們要區分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方式，元朝打天下是依靠武力，但治天下則相反，明太祖所說的寬，並不是傳統意義上對百姓的寬厚仁愛，而是指

1元朝的寬是片面的，區域性的。，它是特指對蒙古人的寬，元朝是由少數民族蒙古族建立的政權，他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政策，他把人分為四個等級， 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雖說忽必烈實行漢化政策，允許漢人 入朝為官，但他用色目人來進行牽制，這導致了社會 矛盾的激化。

2寬鬆的稅收政策。“凡故宋繁冗科差，聖節上供、經總制錢等百餘件，悉除免之。”明人宋國楨出，元時賦稅甚輕，服役極省——談遷《國榷》卷一

《中國斷代史系列:元史》

3寬鬆的繼承製度。“皇位的繼承是關係政局的重大問題。如前所述。12世紀的草原上的蒙古人中，長子繼承權已得到習慣上的承認，但同時幼子在繼承父業中又有其特權，因此，嚴格的說。他當時仍無制度可循”——《中國斷代史系列:元史》，這種皇位繼承製度的不穩定，導致朝政的極不穩定，對於元朝的滅亡也有極大的影響。

4寬鬆的法律。元朝是一個遊牧民族，由於民族本的特性，沒有強烈的法律意識。雖說忽必烈加強了法律建設，但在元朝沒有制定像唐、金完備的法典。造成無法可守的局面，這就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這也是元朝以寬失天下的又一重要原因。

明太祖說“元以寬失天下”，其實是個誤會。這裡的寬並不是我們以為的那種寬厚意義上的寬，而是說法律不夠嚴密，對違反社會秩序的事情的整治不夠嚴苛，從而導致整個社會都處於秩序比較混亂的狀態。

元朝在興起的時候，還是純粹的遊牧民族。遊牧民族是不斷流動、遷徙的，並不需要在特定地理空間之內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和政治體系，不需要非常複雜、精密的法律體系和社會管控體系。

但農耕社會是定居社會，是需要比較穩定的社會秩序的。哪怕是比較不合情理的法律，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維護社會秩序正常運轉的作用。所以，傳統上漢人王朝對外擴張的動力並不強，而是更傾向於在和平、安定、有序的環境裡繁衍生息。

也就是說，農耕社會比遊牧社會更渴望有穩定的社會秩序，也更需要完整、規範的法律來維護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轉。

這和之前的契丹、西夏、女真很不同。相比之下，契丹、西夏和女真都是有一定的統治農耕地區的統治經驗的，而且都是早早就稱帝，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官僚體系，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社會治理模式。

大體來說，契丹建立的遼國和女真建立的金國，在統治漢地的時候，都因地制宜地採用了漢人的傳統習慣和法律，而沒有完全沿用自己遊牧時代的法律和社會治理體系。

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到進入漢族地區時，蒙古還沒有形成嚴密的繼承製度，幾乎每一次大汗去世，都會因為爭奪汗位而爆發內戰，而且都會造成蒙古內部一定程度的分裂。

第二個，遼國、金國在征服漢族地區之後，都會在一定時間之後儘快恢復社會秩序，恢復農業生產，以此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但蒙古不同，蒙古在幾乎每一個新徵服的地區，都要把一部分好好的農田破壞，變成自己的馬場。蒙古這種做法在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第三個，在農耕時代，人口就是生產力，人口越多，經濟越繁榮，國家越富強，這是自然之理。所以，一般的少數民族在征服和搶掠漢族地區的時候，都會乘機擄掠一部分漢族人口，強迫遷回自己國內。蒙古則不同，蒙古徵江南的第一功臣伯顏，後來曾任元朝丞相，居然提出一個建議，殺光張王劉李四大姓的漢人。

為什麼要殺四大姓的漢人呢？伯顏的理由其實很簡單，漢人這麼多，我們蒙古人又不會管理，將來肯定是要出亂子的。與其如此，不如現在大肆殺戮，減少漢族人口，就可以降低治理難度了。

這就是蒙古人的思維異乎尋常之處。遇到困難不是透過自身的學習、提高去解決問題，而是用最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以避免麻煩。

這句話是明太祖朱元璋說的，他的原話記錄在《明太祖寶訓》中：

“朕觀元之失天下，失於太寬……故朕濟之以猛……”

宋濂、王褘撰《元史.刑法志》也說：

“元之刑法，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由此可見元朝以寬失天下，是當時明朝皇帝到大臣的共識。

但是這裡的寬，不是指“寬仁”而是指“寬鬆”。學過高中歷史的人都知道一個觀點：

封建王朝，皇權是逐漸加強的。

這個觀點並不全面，至少在元朝皇帝面前是不全面的。

元朝：皇帝個人權力很強，但皇權不強。

我國一直都是世俗的中央集權國家，有精英治國的悠久傳統。對於精英來說，如何更好地治理國家是他們的必生追求。

經過兩千多年的實踐，中國給出了答案：精英+集權。

精英好理解，能登上那個位置的都是精英。需要說明的是，這裡的集權不是個人集權，而是制度性的集權，但是中國人習慣用皇權來稱呼這種制度性集權的行為。

皇權=皇帝個人權力+制度性權力

宋朝以前的皇權提升，首先是制度性權力的提升，然後才皇帝個人權利的提升。

比如宋太祖時期，皇權雖然大大提升，但是制度性的規範同樣在提升。終宋一朝不殺文人，這一制度被嚴格的遵守。宰相雖然從坐變成了站，但是官僚代表的制度性權力和皇權的比卻高了很多。這種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制度，類似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而蒙古人則更像是搭夥。

職業經理人制度利於守成，但不利於拓邊；搭夥制度有利於拓邊，但不利於守成。

蒙古人的兩個概念：同伴or奴隸。

他們不能理解士大夫的官僚體系：

明明是跪在地上的奴隸，在某些事上居然敢和主人頂嘴？！

但是元朝皇帝憑藉武力，使其個人權力激增。

猛烈增長的個人權力，加之對中原官僚體系的不理解。直接撕扯開了制度性皇權。

因為官僚體系跟不上皇帝似魔鬼的步伐，雖然元朝皇帝的個人權力很強，但是皇權卻並不強，鬆鬆垮垮的皇權對社會的控制力也就下降，反而使得元朝的社會經濟相當繁榮。

民間的繁榮不能為中央所用，最終會有人整合民間的力量，起來推翻失去控制力的中央政府。

選擇集權的道路後，任何的施政措施，其本質都是必須是為更好、更大、更徹底的集權。

朱元璋總結：元朝失天下，因為對社會管得太鬆。

後來的老朱家雖然泥腿子出身，但依舊出自中原。

他們能夠理解官僚體系是帝國的公共工具，所以明朝的官僚體系高度發達，這就意味著作為制度的皇權是非常的強大。

而有了元朝統治的歷史，皇帝與士大夫共治的信念也被打破了。

看過元朝皇帝對狗一般的對待官僚體系，明朝的皇帝絕不能允許自己被官僚系統過分約束：

“不能太給那些士大夫們臉了。”

明朝的皇上一直努力想建立能獨立於官僚體系之外、並直屬於個人的系統。

這就是由太監們主管的東廠、錦衣衛等等各種系統。這套系統是不按官僚體系的邏輯運作的，只按照皇帝的個人喜怒運作。

至此，皇權突破了制度的牢籠，開始癲狂。

失去制衡的皇權飛速膨脹。

明朝的皇權，尚且拆分為票擬和披紅，大太監和大權臣為這個爭得頭破血流；而清朝的皇權，因為有滿族的存在，更加的肆無忌憚。軍機處和滿漢大臣的對立，徹底撕裂了官僚體系，讓皇帝個人權利高高在上。

後記

元失於寬，在於對民間太寬，在於對權力太寬，在於對皇帝個人太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