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是經濟危機因為失業人員多了引起的。金融危機還沒到。國債百分之八十在國內。百分之二十在國外。只要能穩住國內不會有金融危機。

這次由疫情醫療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繼而演變成經濟危機甚至社會危機已經無可避免，並將極大的改變世界執行局勢。而這輪反彈道瓊斯指數從近期底部算起能上摸23000就算很優秀了。

美聯儲放水或可緩解金融市場資金短缺問題，但是改變不了經濟結構深層次問題，更改變不了美國貧富差距日益拉大、歐洲活力日益下降的問題。透過這次疫情期間歐美國家的表現來看，目前為止，他們受到的衝擊要大於中國，本來世界經濟的態勢就是中國要自下而上攻佔歐美的優勢產業，經此一擊，歐美將加速衰落。

我們來看股市:

這次反彈是超跌後的市場自我修復需求、美聯儲強力救市訊息刺激和政府終於正視疫情等多重合力的結果，但是我們看到這波反彈的脆弱性和短暫性。

我們不去搞技術分析，單從簡單的常識和邏輯入手來分析為何美股後市熊市漫漫。

我們知道美國這次的大放水是史上所無，無限量印鈔甚至已經連遮羞布都顧不上掩一下了，美元信用是美國之所以成為世界主流貨幣以及美國可以無限借債維持霸權和美富足的基礎，現在，情勢所迫，美聯儲連這些都已經顧不上了，你覺得美國面臨的困難有多大？美國最新的周初請失業金人數是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次貸危機是人數的五六倍之多，你覺得

美國現在是經濟危機，疫情蔓延會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增長，失業人數增加還有企業盈利降低都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基本判斷，美國面臨的是一步步接近金融危機暴發，還遠未達到經濟危機的程度，但卻在聚積負能量，就看如何把握處理，才能轉危為機。

首先，新冠病毒疫情繼續在美國各地快速蔓延。美國經濟今年上半年陷入衰退幾成定局，未來能否避免長期衰退將取決於疫情的發展和刺激措施是否及時得當。

有專家分析，目前美國經濟正在出現下滑，美國經濟主要依靠消費需求支撐，消費佔美國GDP近70％，但目前消費者在家中隔離，影響到了支出。隨著裁員的增加，可用於消費的資金迅速減少。大多數消費者只有不到一個月的積蓄和實時支票。除了那些沒有外出消費的消費者之外，許多失去薪水的消費者還可能無法償還抵押貸款、公用事業費用和信用卡賬單。當失業增長時，支出的減少會迅速成倍增加。

  為應對危機，剛剛過去的一週，美國股市終於在美聯儲和國會刺激計劃的支援下，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27日簽署了價值2萬億美元的第三輪經濟刺激法案，美國包括貨幣及財政刺激在內的全方位託市政策落地，暫時結束了連續近一個月的恐慌性殺跌，三大股指中道指和標普500指數週漲幅均超過10%。刺激法案包括向美國成年人及兒童發放現金，為企業、州和城市建立一個5000億美元的貸款計劃，撥款3500億美元以幫助小企業處理工資問題，向航空、貨運公司提供貸款擔保，擴大失業保險制度，並向美國醫院系統注入逾1000億美元。

新一輪刺激法案的出爐有效填補了美聯儲政策的缺失，如對受影響行業的針對性補助、稅收減免以及對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援，這也成為扭轉市場情緒的關鍵因素。面對疫情的蔓延，無論從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支援力度來看，這一次美國所採取的措施都超過了2008年金融危機，此前美聯儲在三週內幾乎動用了“彈藥庫”的所有工具，首先透過兩次緊急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50%-1.75%降至目前政策利率下限0-0.25%，同時將銀行貼現視窗基本利率下調至0.25%，降低貨幣市場成本及流動性壓力。

隨後美聯儲進軍短期票據市場，接連透過動用美聯儲章程13（3）項特別權力，推出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曾使用的三大工具——商業票據融資機制（CPFF）、一級交易商信貸機制 （PDCF）和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工具（MMLF），透過買入高等級商業票據等優質資產為企業提供短期融資支援。

最後美聯儲開啟無限量化寬鬆（QE）模式，並推出三大信貸工具維穩企業債市場，透過一級市場公司信貸工具（PMCCF）和二級市場公司信貸工具（SMCCF）買入投資級公司債和債券ETF，建立定期資產支援證券貸款工具（TALF），向為個人信用消費和中小企業貸款擔保的3A級資產抵押證券（ABS）給予流動性保障。

這些措施短期內將降低經濟進一步蕭條的風險，並有望在疫情結束後為復甦提供巨大動力。所以，專家認為這一次美聯儲行動相當及時，雖然對於疫情而言，貨幣政策並不是最直接有效的辦法，但這些對於維持一個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確保市場擁有流動性以及企業獲得抵禦這場風暴所需的信貸是必要的。

那麼，美國種種運作，究竟應對的是經濟危機，還是金融危機呢？下面重溫下:

  所謂金融危機，就是指與貨幣、資本相關的活動執行出現了某種持續性的矛盾，比如說，票據兌現中出現的信用危機，買賣脫節造成的貨幣危機等。經濟的內涵顯然比金融更廣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費和生產、金融等一切與人們的需求和供給相關的活動，它的核心在於透過資源的整合，創造價值、獲得福利。

  所謂經濟危機，就是指在一段時間裡價值和福利的增加無法滿足人們的日益增長的需要，比如說，供需脫節帶來的大量生產過剩，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大蕭條。歷史上來說，過去發生的幾次大規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都是有聯絡的，也可以說是互相伴隨著發生的。往往都是經濟危機之前，出現金融危機，就連最近的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也不例外。

  兩者在範圍關係上講，金融危機是屬於經濟危機的一部分。金融危機指的是在股市，基金，銀行等資本金融市場中以貨幣形式出現的貨幣“短缺或過剩”而形成的危機形態，金融危機如果處理不善，則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而在涉及領域來說，金融危機主要是金融市場上的危機，比如股票市場，樓市以及銀行業這種金融行業中出現的問題，金融危機沒有完全涉及到實業的體系，經濟危機則主要是由於市場的調控失靈，導致生產的產品過多，而消費者的能力的相對縮小導致，產品無法賣出，這種危機是由於生產實業引起的。

  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們對社會福利造成的影響程度和範圍不同。金融危機某種意義上只是一種過程危機，而經濟危機則是一種結果危機。

  可理解為：“經濟”的內涵顯然比“金融”更廣泛，它包括上述的“消費”、“生產”和“金融”等一切與人們的需求和供給相關的活動，它的核心在於透過資源的整合，創造價值、獲得福利。就此而言，“經濟”是帶有價值取向的一個結果，“金融”則是實現這個結果的某個過程。因此，經濟危機，是指在一段時間裡價值和福利的增加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比如，供需脫節帶來的大量生產過剩(傳統意義上的經濟蕭條)，比如，信用擴張帶來的過度需求(最近發生的經濟危機)。

  兩者相較，結合前述美國國會及美聯儲的一系列操作，旨在努力防範和化解的是金融危機，而非經濟危機。

首先，穩定美元 。讓我們看到了國際市場的黃金等貴金屬遭到瘋狂拋售，美元匯率突然暴起，幾乎兩個交易日之內就收復了前期所有跌幅。這就明確說明華爾街在刻意打壓貴金屬的避險功能，避免國際資本向避險資產高速流動，強令美元成為避險資產，以強化美元的國際地位。 匯率市場原本就是貨幣與貨幣的交換，這讓華爾街可以用最直接的金融暴力手段截獲一些國際投資機構與投資者的財富，這是赤裸裸的打劫，但這就是美元霸權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

  其次，穩定美債市場。美債市場是美國信用的基石，為了防止海外資本借美債價格大漲的機會大進大出，既投機又跑路，所以穩定美元與穩定美債休慼相關，可以減緩國際資本的跨境流出，以減輕美國市場的流動性負擔。同時美聯儲會加大購債規模，並將購買計劃擴大至更廣的範圍，以防止美國企債市場爆發垃圾債危機。

再次，透過QE5，將基準利率降至零區間，同時開始大規模購買長期國債，從變相QE全面轉為正式QE，以增加市場流動性，保障貨幣市場的安全，避免銀行業遭受直接衝擊。同時美聯儲將鼓勵銀行積極投放貸款並協調銀行業放寬貸款違約期限，緩解銀企、銀行與個人之間的債務矛盾，避免發生大規模信用違約。

最後，政府調控與規則修改。內部與國內財團、大銀行、企業巨頭協商穩定金融市場，外部與G7協調救市政策，如問題進一步嚴重化會被迫開啟G20機制，並會尋求國際機構與中國等幫助。必要時修改規則，禁止部分賣空工具和交易，加強金融監管。

  以上是美國一些必要的救市路線，概言之，美國當前的救市路線主要是以維護美元體系穩定為核心，以QE5保護債券市場安全為基礎，儘量減緩股市的下滑速率併力爭維穩，提供流動性保障貨幣市場安全以避免銀行業受到嚴重衝擊，政府協調財團、大型銀行與企業巨頭共同穩定市場，G7或關鍵時G20協調合作，引導輿論穩定市場信心等。由於救市期間美國金融市場的動盪與緊急出臺的救市政策互動呈現，所以美股等會頻繁出現暴漲暴跌的局面，這會加大市場波動。

看待當下的美國經濟，只有金融危機之形，並無金融危機暴發之實。原因在於：

儘管全球範圍看疫情加大了國際貿易不確定性、經濟發展不平衡性、地區衝突不確定性風險，但是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其經濟走勢與政策選擇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是否爆發、何時爆發以及規模大小。

有分析指出，從美國情況看，疫情的全球蔓延很可能讓美國經濟加快進入下行通道。消費是美國經濟的基礎，特別是美國居民槓桿率只有08年金融危機時的四分之三左右，華爾街擔心的是背後的結構性金融風險會受到疫情的激化。

一方面，企業高槓杆與公司債風險。過去幾年美國經濟雖然表現亮眼，但卻被認為主要是依靠企業槓桿率擴張和股票回購驅動。在快速擴大的公司債規模中，對應資產的質量卻在快速下滑。根據中金公司的一份報告，美國非金融公司債指數BBB級別債券市值佔全部公司債（投資級+高收益）比重從2011年的35％左右至最新的48％左右，即一半左右為垃圾債。疫情對於企業現金流的衝擊，正在引起投資者對美國公司債風險的擔憂。2月下旬以來，儘管美國國債收益率持續下行，但是企業債BBB級收益率與國債收益率的利差卻在快速擴大。

另一方面，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風險。美國貧富差距的加大有很多原因，但是近十年來卻被有意引導到全球化之惡上來，認為是由於全球化帶來的產業鏈調整才造成了美國製造業工人的大量失業，拉大了貧困差距。這一論調在特朗普上臺以後更加流行，促使美國國內民粹主義升溫，“美國優先”、貿易保護、製造業迴流等逆全球化噪聲不斷衝擊近兩年的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

再就是2020年恰逢美國總統大選年，疫情的蔓延很有可能會讓美國政壇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的聲音進一步放大。疫情升級造成的全球供應鏈衝擊，客觀上為美國逆全球化、特別是與中國“脫鉤”的逆全球化提供某種意義上的“壓力測試”環境。過去對短期內中國製造在全球化供應鏈中不可替代性的忌憚，打著疫情災難的旗號就有可能變得有恃無恐。

總的來看，考慮到美國居民資產負債表比較穩健，如果只是美國公司債危機爆發，那麼新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即使發生，其強度也不會超過2008年。但是如果全球化暫停鍵真的因為這場疫情而被按下，則對全球金融市場乃至國際經濟格局的影響將比2008年更為重大和深遠。這是因為，如果說2008年金融危機是對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過度消費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過度儲蓄的全球化模式進行糾偏的話，那麼這一次則是在推倒重塑新的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經濟格局，其中兩個超級大國的博弈、對全球化程序的理解是這個過程的核心。

面對可能暴發的金融危機，我們怎麼辦？新冠疫情猶如黑天鵝，只是加快而非改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程序。對此我們要對即將到來的風暴樹立堅定的信心，同時做好最大的努力和最壞的準備。

第一，樹立堅定的信心。2015年以來，我國透過“三去一降一補”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透過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汙染防治三大攻堅戰的實施，透過主動的踩剎車、調結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修復了國內“斷層線”風險。包括：（1）農村居民收入較快增長帶來基尼係數下降，從2008年的0.491降至2018年的0.468；（2）對外需依賴程度降低，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的貢獻明顯提升；（3）主動去槓桿、去地產，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4）主動加快新舊動能轉換，2018-2019年高技術產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到14.9％和17.3％。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高十多個百分點，我國高階製造業、資訊與數字經濟已經具備了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國戰勝疫情、沉著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有利條件。

第二，做好支援全球化的最大努力。中國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動者，有責任、也有能力堅持全球化立場。我國已經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型全球化理念，並透過近年來的一帶一路戰略、擴大開放戰略等的實施，在推動全球治理、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建設等方面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次疫情的蔓延，對踐行中國新型全球化理念可謂機遇與挑戰並存。我國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據統計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如果存在一個國家有能力穩定目前疫情引發的全球化供應鏈風險，非中國莫屬。我國應該在疫情可控前提下儘快實現復工復產，摸索出一套可學習、可借鑑的防控復產經驗，最大限度地保持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在穩定全球產業鏈中發揮積極作用，儘可能降低疫情可能導致的全球化凍結或全球化“脫鉤”中國的風險。

第三，做好逆全球化的最壞準備。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雖然從2008年金融危機的57.61％降至2018年的38.25％，但是一些關鍵領域仍然依賴進口，比如半導體（晶片）2018年自給率不到20％，自給率嚴重不足；另外外需的收縮也會引發外貿企業的就業問題，因此要做好逆全球化可能引發的深層次國際經濟格局調整的最壞準備。首先應想方設法刺激內需，就像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強調的那樣，把被抑制被凍結的消費釋放出來；其次是加快產業補短板，加大5G、人工智慧、工業網際網路、物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投資；第三，做好短期風險因素的防範，包括農產品供給、企業流動性支援、金融風險防範等。

  綜上所述，美國面臨經濟危機還是金融危機，基本判斷且給出的答案是：美國所面臨的是一步步接近金融危機暴發，遠未達到經濟危機的程度，但卻在聚積負能量，就看如何把握處理，才能轉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