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小剛導演的電影《1942》，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當年1942年的那場大災荒。至於電影中的場面，這裡就不贅述了，大部分人都看過。關於這場大災荒，我提煉了三個關鍵詞:天災，人性，戰爭。

(一)、天災

確實，引發災荒的，是氣候原因。河南《偃師縣誌》記載：民國三十一年（1942）春夏，大旱，二麥歉收。7月，蝗災、風災，糧食收穫僅一至二成，人多以樹皮、草根、觀音土、雁屎充飢。

根據這個描述可知，確實是因為因為旱災伴隨著風災和蝗災，導致了河南絕大部分地區顆粒無收。氣候的因素，是誘發整個大災荒的開始。

(二)、戰爭

1942年，正處在抗日戰爭的中後期。當時大半個中國，均遭遇日寇的侵略，河南也不例外。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對於整個河南地區的影響不必多說:

河南是人口大省，兵源輸出不少，再者河南是正面戰場，同樣會造成大量人員傷亡；戰爭要消耗糧食，正面戰場上的國軍要徵糧，入侵的日本人要搶糧；1938年，為了阻止日軍渡黃河南下，國民政府政府選擇將黃河炸開了一個口子，黃河之水決堤而出，河南地區首當其衝(這次事件被稱為“花園口決堤”事件)。

上面三個因素，確實是因為戰爭帶來的負面影響。哪怕是和平年代，天災已經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再加上戰爭的催化，更是愈加可怕。

(三)、人性

戰爭往往會暴露出人性黑暗的一面，1942年的河南大災荒，便是如此。

面對河南大面積的糧食作物絕收，國民政府並未表現出足夠的重視。

一方面，第一戰區長官蔣鼎文倒是早早上報了河南的災情；另一方面新上任的河南省主席關培基，卻故意遲遲不向國民政府報災，並且向國民政府申報說，河南“麥苗茁壯，收穫還好”。

蔣鼎文上報災情，並不是他有多關心民眾，而是擔心他的軍糧；關培基隱瞞災情，關心的是他的政績。在這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下，蔣介石根本就不信河南發生災情，甚自以為是蔣鼎文想騙軍糧。

好吧，蔣介石不理睬，軍糧那也得繼續收，不管你有沒有受災，先把軍糧收了再說。於是就出現了非常諷刺的一幕:百姓吃著草根樹皮，收糧隊卻逼著他們上繳糧食。

更加諷刺的是，災民逃難至臨省，卻被拒絕入境，只能原路返回等死。臨省的官員心裡想的都是這些難民會影響他們的政績，而不是想著如何救助。

經天災誘發，在戰爭和人禍的催化下，1942年河南大災荒愈演愈烈，最終導致河南1200萬受災人，300萬人死於災荒中，另有約300萬人逃離河南。

電影早已結束了，內心充滿了壓抑。這的確是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片子，看過之後會讓人不再用對與錯的二元論來評論。 我覺得這更像一部紀錄片，講了一個真實的事件，講述了這個時間中每一個真實的人，講述了這個真實事件中每個真實的人在其不同社會地位中的真實的心態。難民也好士兵也好，作為最底層的人，生存是最基本的要求。如何能夠生存，每個小人物在道義的上有著迥異的表現；達官貴人文人武將在其歷史背景下的位置上，所面臨的不是生存問題，而其責任道義有了大與小、公與私的展演；王侯將相在當時的一盤棋中，艱難地進行著整體與區域性、取與舍的政治權衡；中國人與美國人在人權人性的理解和處理方式方法上，有著不同的定義。 除了侵略者的殘暴，影片讓人在對與錯中感悟到的是巨大的無奈，看到的是黑與白之間的那個中間灰色。影片讓我們不得不思考:道義、良知、生存、責任這些最基本人性範疇詞彙的定義是什麼？這些定義在面對不同環境時是否應有多重標準？假如自己身在其中又會如何呢？影片只有紀錄片真實的感染力，沒有文藝片的震撼力，這是馮導要作一個真實人性迴歸紀錄片的初衷，還是要刻意迴避什麼，而不去雕刻渲染讓影片表現出更深刻的震撼力？ 閉上眼睛，不想看到什麼，害怕打亂了此刻的內心，我不知道別人看了這部電影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或者說會以什麼角度來看這部電影，如果你是一個河南人，它講述的是你的先人所經歷的苦難；如果你是一箇中國人，它反映了這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如果你是一個外國人，這裡正上演著人間慘劇。 短短几行字幕，就告訴了我們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間和空間。丘吉爾感冒和河南的饑荒同時發生，這是劉震雲特有的冷色幽默。這是同一年裡值得一提的大事，好像同樣重要，但結局卻截然不同。是因為身份的不同？是因為處在不同的國家？還是因為名族或地域的差別？電影一開始，就給了我們一個問題，讓我們去思索。 一場亂哄哄的搶糧鬧劇，所有主角就全部出現了，（當然，這裡不包括那些穿著呢子大衣，品著紅酒的“高尚人士”）。鬧劇中，我們首先看到各個角色最初的性格、身份和彼此之間的關係，這當然非常重要，接下來，我們才能慢慢領略這場災劇使他們都發生了怎樣的的改變。 一開始，同樣的逃難，不同的心情。瞎鹿的媽媽從地主和他們一起逃荒中找到了內心的平衡，老東家自我安慰是去逃難不是去逃荒，透過蘆葦叢，逃荒的隊伍越來越長。他們的命運就像那片蘆葦從在寒風中搖曳，而蘆葦下的小土包，正是他們此行的歸處，只是，他們還不知道罷了。影片中過於真實的鏡頭給了人們強大的視覺衝擊，剛出生的嬰兒，身上還黏糊糊的，野狗撕扯著死人的腸子，被飛機炸到的小女孩鮮血直湧，日本鬼子一劍刺穿栓柱的腦袋，瞎鹿上半個身子已煮在鍋裡，一鍋水咕嚕咕嚕的冒著氣泡，讓人無法直視。不過，羅斯福說過，再真實的戰爭影片也遠遠沒有真正的戰爭殘忍，此刻，你想到了什麼？ 傳教士是一個獨特的角色，張涵予也成功的刻畫了一個早期的中國基督徒形象。他開始拿衣服壓住傷口是想救小女孩，後來拿聖經放在上面是他意識到小女孩活不了了，但是他還是希望小女孩死時得到主的眷顧，使她靈魂得救。他眼睛直盯盯的看著炮彈落向自己，猶如在呼喊：“主啊，你在哪裡？” 。他是虔誠的，也是善良的，是矛盾的，也是困惑的。“如果主不能打敗魔鬼，我們還信他幹什麼？”，正反映了中國人對於信仰的功利性，人們燒香磕頭，唸經拜佛，全是為了有求於神，我知道直到現在傳教士傳教依然宣傳信教可治病，信教可解決家庭矛盾，於是，信仰在中國，變成了虛無縹緲的寄託，變成了安慰自己的幻想。 中國人一旦離開了土地，就沒有了任何寄託，當兵的搶你的東西，本鄉人拒絕你進場，甚至拿糧食交換合法的姦淫你的子女，陝西人怕影響他們的生活，拒絕你們入陝。茫茫四野，大地冰封，你是誰？誰是你的同胞？你該去向哪裡？ 設想你是劇中某一個角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任意變換角色，你會有不同的感觸，不同的收穫。從一開始只想保全自己一家，到中間的互相幫助，再到後來的相互依偎，成為一家人，災難改變了他們。再自私的人，經受災難的洗禮，也會越來越接近人性。 逃荒是為了什麼？活命。可是還沒到目的地，一個個都死了，既然都是死，為什麼還要逃荒呢？老東家開始往回走，逃荒的人問他，老哥你咋往回走？，他說我只想死的離家近點兒。苦難對於人最殘酷的折磨，莫過於讓你失去了希望。拉長焦距，老東家身影越來越小，逃荒的隊伍越來越長，越來越多的人還在加入，一直到今天…… 電影中的一些臺詞讓周圍的某些人發出了笑聲，我不能指責他們，只是感到深深的無奈和難過，這讓悲劇氛圍變得更加濃郁。魯迅幾十年前感嘆“愚弱的國民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改變。 每談起過去的苦難，標準的結束語都是“幸虧我們今天生活在和平年代”之類的，苦難對於生者當然有很強烈的現實意義，但是對於逝者而言就只有一句感嘆嗎？假設他們地下有知，看到我們諸如此類的慶幸，會有什麼樣的感受？馮小剛說這是一部反映中國人性和民族性的電影，不能夠尊重生命，不能夠尊重微小的個體生命，當然更無法尊重逝者，正是我們民族不斷蒙受災難的原因。 看到網上有人說，為什麼不拍溫故1959、三年災荒、文革之類的且不說可不可以拍，看過這部電影后，只要發揮一下想象力，你就什麼都知道了。 並且，這不是太難

1942年河南發生大旱災，兩季農作物絕收，之後又有蝗災肆虐，導致全省110個縣饑荒遍野。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1000萬人口的河南省，至少餓死300萬，沿隴海線逃荒的有300萬，沿途餓死、病死、凍死、扒火車摔死的更是不計其數。

《1942》是馮小剛導演作品，馮導把真實的1942還原在銀幕上，讓大家知道了那段戰亂時代，加上天災人禍造成中原大地百姓大逃荒，天災是大旱，人禍是那時候的國民黨把僅有的糧食還收集走，不放糧，讓老百姓自己滅亡，還對外宣稱不管我們事，是天災。沒看過的小夥伴去看看吧，我一個大男人都心酸。下面圖是逃荒場景。

那叫 1942 馮小剛拍的

今天懷著一種莫名的心情觀看了電影《1942》，不知道這種心情怎麼形容，只知道看完之後心裡總有種東西在狠狠地糾纏著，似苦，似酸、似辣，唯獨沒有甜

1942年，河南發生大災荒，3000萬人受災，300萬人死亡。2012年12月，陳小剛導演前後籌備20餘年的電影《1942》終於上映，我是在電影院看的這場電影，觀影過程中有過幾次哭泣的衝動，電影結束之後平靜下來把剛剛的情緒波動歸咎於煽情音效在作祟，並非來自優秀電影的感動。之後便從未翻出來再次感受，直到前段時間買了劉震雲寫的《溫故一九四二》，書籍中附帶著作者當時為電影拍攝編寫的劇本，看完了小說、劇本之後，又再次感受了一遍影片，突然發現了一個事實：歷史就在那裡，不管過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