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死後，作為變法首創者兼推行者的商鞅，失去了最大的保護傘。新繼位的秦惠文王因為與商鞅的舊怨恨，加之在商鞅變法中利益嚴重受損的舊貴族之挑唆，秦惠文王最終決定，將這位秦國變法的先驅，前朝大良造商鞅，處以車裂之刑。商鞅為秦國殫精竭慮二十餘年，將秦國從一個諸侯看輕的邊陲弱國，打造成了據崤山函谷以窺山東，令諸侯聞風喪膽的虎狼之國，最終卻落得如此下場，令人唏噓。

難道在秦孝公死後，整個華夏，就沒有商鞅的棲身之所？為何商鞅這樣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會坐以待斃，他難道心甘情願被秦惠文王處死嗎？

根據司馬遷《史記》中的記載，商鞅在秦孝公死後，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先選擇了一種最為直接的辦法——跑路。在商鞅跑路的過程中，為中華民族的成語詞典貢獻了一個常用詞——作法自斃，“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之後，商鞅又逃到了魏國，結果，魏國人也因為他之前幫助秦國擊敗魏國的公子卬，而對這位相秦的魏國人怨恨到了極致，也沒有接受他，“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師，弗受”。

魏國不僅自己不接受，更絕的是，他們居然告訴其他國家，不要接受商鞅“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商鞅沒有辦法，只能回到秦國給自己的封地——商邑，與秦軍對抗，結果可想而知，自然是螳臂當車，商鞅軍大敗，被秦國捉回國內除以車裂之刑。

以上情節均出自司馬遷的《史記》記載。仔細想想，其中存在不少漏洞，最不能解釋的是，其他國家居然乖乖聽魏國的話，紛紛不讓商鞅入鏡。商鞅是你魏國的叛徒，和其他國家利益有何相關？其他國家沒有任何理由做這件事。所以，司馬遷的記載，也有一定的不可信的成分，或者說，其他國家不讓商鞅入鏡，有其他原因，魏國的公告，不過是為其拒絕商鞅入境提供了一個合理的理由罷了。

可以看出，秦惠文王是一定要置商鞅於死地，這從他一繼位，顧不上老爹秦孝公屍骨未寒就迫不及待地去收拾商鞅可以看出，這不奇怪，因為商鞅和秦孝文王有仇。那麼，當時的秦國處於一種怎樣的地位？用桑弘羊的話說，秦國在變法之後“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此可謂兵精糧足，真正開始開創帝業，當時的秦國已經多次擊敗了驍勇善戰的魏武卒，六國震驚。因此，當時的六國，雖說不至於害怕秦國，但是也絕對不願意因為一個商鞅而得罪秦王。

再者說，與秦國接壤的國家，有楚國，韓國，趙國和魏國，韓國趙國當時並不強，而楚國則路途遙遠，魏國又全民抵制商鞅，這樣一來，商鞅更是無處可去。此情此景，商鞅當真只能困守在秦國。而商鞅變法之時，將舊的貴族得罪了個遍，此時舊貴族重新掌權，商鞅的結局，實際上已經註定。因此，商鞅在秦孝公死後，沒有任何生的機會。

不過，秦惠文王雖然處死商鞅，但他畢竟是一位有識之君，意識到商鞅變法對於秦國的霸業的確受用無比，因此，他殺商鞅的目的，不過是一方面為了報私仇，另一方面穩住舊貴族，對於變法的措施，還是堅定地執行了下去。在商鞅變法措施的作用下，秦國國力不斷增強，最終，秦惠文王的玄孫秦王嬴政“奮六世之餘烈”，掃清六合，一統天下。

可以說商鞅當時確實是無處可逃，因為他的變法得罪了很多人，動搖了全國上下各方利益，甚至也動了其他幾個國家的根基，所以導致商鞅後來的結局非常悲慘。

所謂改革必然要除舊迎新，以新的制度代替那些舊制度，這必然要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無論是動搖了誰的根基，都會受到這些人的抵制，這是很正常的現象。

我們現在回頭看商鞅其實是一個很偉大的人，他勵精圖治、高瞻遠矚、勇於改革，可是他的改革成效要經過後世的不斷經營才能體現出來，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偉大事業。商鞅變法的成效在當時體現的並不全面，當時人們認為他的改革沒有成效，秦朝後世君王在商鞅變法基礎上的不斷努力，終於使人們看到了變法的功效，可是當時的人們不明白商鞅變法實在是利在千秋的一項偉大事業。

商鞅變法當時也不被其他各國看好，因為當時的變法不止商鞅一家，還有其他幾次的變法，都因為損害了貴族階級的利益，所以受到各方勢力的打擊沒有成功，即使偶爾有幾次成功的，延續的時間也不長。

變就意味著會亂，當時主導人的思想是周禮，周禮主張的是維持穩定，雖然當時基本上已經處於禮崩樂壞的時期，可是各國表面上還是要維護周禮的，所以商鞅得到的支援是非常少的，只有個別幾個像秦孝公這樣的人才能看到商鞅變法的實際意義。

商鞅正是因為有了秦孝公的支援才能大刀闊斧的進行改革，商鞅變法不但得罪了皇親貴族的利益，他還得罪了一個最重要的人，就是秦孝公的兒子秦駟，也就是後來的秦惠文王。他因為觸犯了刑律被流放，他的老師和伯父也受到了牽連，一個臉上被刺了字，一個被割掉了鼻子，所以秦惠文王對商鞅恨之入骨，秦孝公一去世他便馬上開始討伐商鞅。

在商鞅變法的20年間，秦國已經成長為最強大的一個國家。已經完全超越了其他六國，這些都和商鞅勇於變法有關，可以說秦國在七國中能夠異軍突起，商鞅功不可沒。

商鞅對於自己所處的形勢非常清楚，儘管他知道自己後面的結局會比較悲慘，但是為了千秋大業他不顧自己的安危，仍然勇於變法。

秦孝公去世後商鞅知道自己在秦國不能久留，所以他打算從邊境出走，到了邊境他想向店家借宿，可是店家卻和商鞅要路證，商鞅只能苦笑，這規矩正是自己改革定下的。這應該就像我們現在住酒店要身份證一樣吧，可見商鞅變法的遠見卓識。

商鞅只能逃往魏國，可是魏國人非常怨恨商鞅，因為他曾經派兵攻打魏國，還活捉了他們的公子，同時魏國也不想得罪秦國，就把商鞅趕了出來，商鞅無處可去，只能回到秦國原來的封地，後來被秦軍抓到車裂而死。

關於商鞅的死法有很多種說法，但不管怎樣都逃不了悲慘死去的結局。商鞅雖然死了，但是他的改革並沒有停止，秦朝後代的君王正是沿著商鞅變法之路不斷開拓進取，才有了後世一統天下的局面，所以商鞅變法功不可沒，他的功勞不可能被磨滅。

縱觀古今歷史變革者的下場都非常悽慘，他們明知前方是死路仍然勇往直前，他們有著大無畏的精神。他們是開拓者，是英雄，他們雖然失去了寶貴的生命，但是他們的精神永遠留在人們心中，他們是歷史變革的開拓者，永遠閃耀著不可磨滅的光輝！（以上圖片均來源於網路）

商鞅變法在打擊沒落舊貴族的同時，對代表舊貴族勢力的儒生也加以打擊，所以舊貴族和儒家都不甘心失敗，時刻妄圖復辟。這點可以從趙良對商鞅的遊說中看出，也可看出商鞅當時的處境。

趙良對商鞅說：你對太子師傅處了劓刑和黥刑，又用嚴厲的刑法殺害人民，這是積怨畜禍的辦法……你又南面自稱寡人，天天約束貴公子的行動……這不是為自己求壽的辦法。被你處刑的公子虔已經閉門不出八年了……這些行為不是得人的辦法。你出門隨從車輛十多乘，車上滿載武器，又是保鏢又是護衛，只要有什麼不具備，你就不出門。尚書有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你很快就要遭到危險而死亡了。如果你還想多活幾年就把受封多十五個邑還給國君，隱居山林去過田園生活。勸國君重用隱居的賢士，奉老撫幼，起用有功的人，尊重有德的人才可以安定。

表面上看是為了商鞅著想，其實就是用德治對法治政策的攻擊，丟擲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理論威脅商鞅退隱，迫使孝公放棄法治政策改用孔孟之道。從中可以看出舊貴族對商鞅積怨很深，一直在尋找機會殺害他。

趙良又說國君一旦去世，秦國用來收拾你的辦法哪會是輕鬆的，你的死期就會立刻到來。從中可以看出當時舊貴族勢力正在等待孝公去世，新舊國君交替的機會，從中挑撥離間，達到殺害商鞅的目的。這已經不單單是殺害商鞅一個人的問題，這是沒落貴族和新興地主階級之間激烈鬥爭的表現，商鞅當然不會妥協，堅決拒絕退隱。在趙良見商鞅後五個月，孝公病重想把君位傳給商鞅，商鞅沒有接受。這件事引起舊貴族對商鞅的更加仇恨。

公元前338年孝公去世，太子駟即位，即秦惠文王。舊貴族認為報復機會來了，向惠文王誣告商鞅圖謀造反，他們對惠文王說：大臣權利太重國家就危險，左右臣屬太親國君就危險。現在秦國婦女兒童都說商君之法，而不說君上之法，是商鞅為主君上反變成臣了。而且本來就和君上有仇，希望君上及早加以收拾。

惠文王在舊貴族們多方煽動下，就派人去逮捕商鞅。商鞅聽到訊息就帶私屬和母親出走，想到魏國去，因為商鞅過去曾大破魏軍，邊境守將襄庛不接受他。商鞅只得再回到封地商，準備徵兵反抗，但變法後全國已有統一的軍事組織，軍權掌握在國君手裡，使得商鞅只徵得少數人，後來秦反攻把商鞅俘虜以車裂把他處死並殺了他全家。

其實從商鞅開始變法後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因為他的行為對舊貴族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舊貴族當然不會放過他。而新舊國君交替就是他們的機會。就像吳起，楚悼王一死就被舊貴族亂箭射死，只不過吳起變法時間短沒有成功，而商鞅經過18年的變法，新興地主階級力量已比較強大，舊制度已經徹底破壞，舊貴族勢力已較弱小，所以儘管舊貴族乘國君交替的機會殺害了商鞅，但已不能動搖新法制的推行。

商鞅變法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

商鞅用法家思想實現的變革在秦國能夠取得勝利得益於它特殊的歷史背景和人文地理。春秋時期一直到戰國初期秦國一直被中原各國視為蠻夷之邦，在原周朝根深蒂固的禮制約束下各諸侯國依然還殘存有這種思想，以禮儀之邦自居（最起碼是表面上的），所以在他們眼中的秦國是不被認可的。

鑑於此，秦孝公的稱霸偉業在商鞅的推動下終成現實。

商鞅變法雖然是成功了，但也積攢了諸多的矛盾，隨著秦孝公的死去，這個矛盾終於爆發，以至於他最後受到車裂和滅族的下場。

變法的矛盾點主要聚焦於：到底是應效法前人遵循古制呢還是要依據當下形勢而不能拘泥於舊典，破而後立。一旦變法勢必會影響守舊派和一些貴族們的利益，其中就包括後來的秦惠王及其太傅公子虔、公孫賈，還有大臣甘龍、杜摯等。因為是人就會有自私的一面，他們的自身利益受到阻礙後，在面對國家發展的戰略對話中便會講一些冠冕堂皇的正義之詞，這也是他們與商鞅之間的私人矛盾，而商鞅這種“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治國方針，得罪的正好是秦國下一代的核心人物，那麼他的下場可想而知。《戰國策》中說商鞅受戮的主要原因是位高權重，他自己則是刻深寡恩，這恐怕也是刑名法家的一個共同特性。

變法使得秦國一舉成為軍事強國，不僅攻打楚、魏兩國還得到了大片土地，又迫使魏國遷都大梁。於是周顯王封秦國為諸侯之長、賜祭肉的殊榮。

以上前因後果就看出商鞅的做事風格——從不給自己留後路！秦國沒有容身之處，楚、魏算是被他得罪透了，而當時的齊國有孫臏，韓國有申不害。最主要原因是商鞅的刑名之學除了在秦國有合適土壤外並不被別國所接受，可以說失去了秦國的支援他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史記》記載商鞅最後的出路就是起兵向北攻打鄭國謀求發展（以失敗告終），這種做法也不正符合了他的性格嗎？

你說失去秦孝公支援的商鞅還能逃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