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知道司馬光為什麼不支援王安石，讓我們一起挖挖歷史吧！

司馬光畫像

一個故事，反映出王安石和司馬光思想上的差異和區別。司馬光在他的筆記體小說《涑水記聞》中記載過一個王安石的段子，說和一幫朋友在喝酒，玩笑。自然，與王安石在一起的朋友，大都對如何發展經濟、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感興趣，有一個人故意逗王安石說：“如果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了，用來造田，將會是一件一本萬利的事情。”王安石眼睛登時就亮了，興奮地追問：“那梁山泊的水，放到哪裡呢？”那人回答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大的水泊，便可容了。”在座的人無一不笑倒。

這當然是司馬光為了嘲笑王安石而杜撰的段子，王安石學富五車，經歷豐富，在基層工作那麼多年，不可能會弱智到鬧出這樣不懂常識的笑話，但透過這個段子，也可看出司光與王安石之間的分歧和思想差異。

司馬光塑像

司馬光是為了保證自己的小利益，問了繼續過那種悠閒的小資生活。司馬光當時正在寫《資治通鑑》，他花費了近30年的時間才完成了這本著作，寫完他已經是個66歲的老頭子了，司馬光一心就想編修史書，對政治沒有野心，他反對變法是因為出於私心。當時當官俸祿高，事情少，自己要想無後顧之憂的寫書，又有錢養家，那麼當官是最好的選擇了，每月有錢拿，又能幹自己的事情呢。

司馬光塑像

如果按照王安石變法受到最大程度傷害的要數官僚地主了。北宋中期，官僚集團臃腫而龐大，在這個體系中，官員人數眾多，享受國家很好的俸祿優待，有錢拿還不用辦事，文武百官的生活可謂是相當幸福的。王安石新法推行，首先針對的就是官僚地主，且很大程度的抑制了官僚的特權及損害了其經濟利益。

司馬光曾在時期就提出了免役法，照理說其思維模式和想法與王安石是接近的，其次司馬光曾支援改革，不算是因循守舊之人，到了真正變革的時候為什麼會反對呢，原因各有說法，其真實的歷史我們不得而知。

其實一開始，司馬光沒有堅決的反對王安石的變法，更多的是抱著觀望的態度，但自熙寧三年開始，變法所造成的各種矛盾逐漸顯露出來，司馬光察覺到了不妥，這才開始了堅決的反對變法。王安石本身屬於性格強硬的那類人，有時顯得不講道理，司馬光就曾評價道“介甫無他，唯執拗耳”，這一性格缺陷就導致變法陣營內部分裂，原本支援變法的人漸漸退出，王安石一步一步變成孤家寡人，再加上用人不當，小人趁機作亂，進一步惡化情況。

司馬光私下裡，他多次修書，耐心勸誡，警示王安石不可自信過頭，王安石雖然在朝堂之上，談及新舊法，會斥責司馬光的保守主張，但私下裡也是溫情的。所以二者雖然政見有很大不同，但他們的友誼是沒有變質的。

王安石變法存在冒進、推行過快、觸犯了統治階級利益從而失去支援等重重弊病，新法在推行過程中也逐步脫離其本來用意，“為國斂財”的本質也使變法不能真正緩解平民的負擔，依然是在剝削壓迫。但王安石自己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而司馬光站出來力拒變法，其實也是希望王安石在事態進一步惡化之前收手。[酷拽]

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了以司馬光為首的的政治集團的利益。宋神宗受過西夏和遼的屈辱，一直想對西北用兵，但是國庫裡沒錢。大家都想增加財政收入，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馬光的節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你要抗衡一大批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司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國庫收入的辦法，最終只能盤剝老百姓。

司馬光、蘇東坡反對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標，青苗法就推不動；一下指標，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指標就不顧一切。最後的結局是個悖論，兩難。王安石雖然有機會變法，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首先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原因還是和司馬光本人有關了。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為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怎麼會支援王安石的變法了。

第二個原因還是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有關了。當時朝廷之中的情況十分差，各種腐敗現象頻頻發生，宋朝已經開始走向了滅亡的邊緣。這個時候王安石提出了變法，他也想要像商鞅那樣，透過變法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加富強，讓自己流芳百世。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向他想象的那樣好，那時候他的變法雖然看起來十分的有效，但是卻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在他變法內容的青苗法之中就是說，要是青苗不接，農民都可以向國家以極小的利息來借錢，度過難關。這看起來是一項特別好的措施，但是王安石並沒有好好的結合當時的總體時代背景，此時宋朝朝廷內部腐朽嚴重，而他的這次改革也並沒有很好的幫助到人民，反而讓他們的賦稅更加的嚴重了，簡直就是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極力阻攔他。

第三個原因就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了。當時正好是處在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衝突不斷，北宋王朝也是四面受敵。此時北宋的統治者一直也是很想讓國家再次的復興起來，於是當朝的皇帝極力支援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在早期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是這次的變法終歸還是沒有鬥過當時嚴峻的形勢，王安石原本以為這次變法可以讓北宋免遭混亂，可是他沒想到這反而招致了禍害。這次變法已經露出了失敗之勢，司馬光一直都是個一心為國家著想的好宰相，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取得好結果，因此儘管要冒著被昔日朋友憎恨的風險，他也要阻止王安石的變法。

綜合這三點原因，這就是司馬光為何要和昔日的好朋友演變為如此程度的原因。儘管他們後期的關係到了這樣一個程度，但是他們前期的關係還是非常好的。

說到司馬光，第一時間就會想起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可見司馬光小時候就很聰慧。長大後，聰明的司馬光考取進士，進入仕途。司馬遷從小就對歷史很感興趣，志並不在政治，而是想編史書。因此不存在王安石變法傷害了司馬光的利益。並且兩人私交很好，是什麼讓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呢？

首先，司馬光思想相對保守，受傳統儒家思想影響較大。司馬光之前支援過范仲淹的“慶曆新政”，沒有任何成效，對他變法的思想也是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司馬光並不希望王安石冒著身敗名裂的風險去推行一個沒有確切把握的變法。

其次，司馬光完成《資治通鑑》的編撰，重回仕途時，看到王安石變法依然沒有取得成效，憑藉之前的經驗，認為這樣下去會對內憂外患的北宋皇朝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司馬光也看到好友任用奸佞，不能明辨是非，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對此非常失望的，所以從頭到尾司馬光都持反對意見。

最後，當然這也是猜想，就是司馬光假借反對變法之事辭去官位，才能回家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畢竟司馬光志不在仕途，為了編書耗時幾十年，硬是自己一個人完成了繁雜的工作，才有了這本歷史名著。從他編書的決心更是印證了司馬光淡泊名利的態度。

王安石給人的印象是高大偉岸的，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也是一個政治家，也是一個改革家，但是在南宋至清朝末期的800年間，王安石被描述成一個大壞蛋，十足的惡棍，這是因為什麼呢？就是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導致了很嚴重的後果，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以至於當時的人都特別的討厭這個王安石，我就來分析一下，王安石他的缺陷。

對於王安石變法，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很多人認為是王安石的個人人品問題，當時的北宋，大家認為王安石是個壞蛋，在朝堂之上也有很多的政敵。

有一個人叫做呂慧，他對王安石的評價都特別的低，他評價王安石，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外似樸野，中藏巧詐。我翻譯一下，他就是說王安石看似很忠誠，其實就是一個奸佞小人，表面上看上去是一個大老粗，暗地裡卻是一個充滿狡詐的人，他就徹底的否定了王安石。

咱們再看看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評價，司馬光和王安石是一個很大的政治敵人，但是司馬光對王安石的私德評價卻很高，說他視富貴如雲。

他的經濟政策有兩個，第一個就是青苗法，第二個則是免役法。這兩個政策的初衷很好，但是最後的結果卻相當的差，那這是怎麼回事呢？這個青苗法，就相當於現在的窮人銀行，就這個政策可以以很低的利息讓窮人去借錢，在青黃不接或者是遭遇大災的年代，向政府借錢。

第二個免役法，就是將老百姓的勞役免除，搖役的作用是什麼？他就是直接發動老百姓去挖運河，修長城。但是王安楚免除了這種法令。後面來看王安石的兩種政策都是特別的好，但是最後卻辦壞了事。

舉個例子，比如說王安石的保馬法，就是原來的馬都是由國家養的，養的馬都不好，大家想一想，今天的國營企業也是如此，所以王安石就有了個想法，把這些馬交有老百姓去飼養，養肥了之後，政府再以低價或者是中價買回來，這在當時看來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王安石也具有很好的經濟思維。

是最後為啥司馬光要反對他呢？其實這是階級問題，王安石代表的小地主階級，先進的改革思想，觸動了那些大地主的利益，所以司馬光要帶頭反著他。最後的結果，那些大地主和老百姓都反著他。

綜上所述，我只說了兩個比較淺的原因，其他還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就選取這兩個原因來說一下，王安石的個人人品，據司馬光而言也不是特別的差，但是王安石的改革制度卻觸動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利益。

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了以司馬光為首的的政治集團的利益。

宋神宗受過西夏和遼的屈辱，一直想對西北用兵，但是國庫裡沒錢。大家都想增加財政收入，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馬光的節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你要抗衡一大批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司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國庫收入的辦法，最終只能盤剝老百姓。

司馬光、蘇東坡反對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標，青苗法就推不動；一下指標，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指標就不顧一切。最後的結局是個悖論，兩難。王安石雖然有機會變法，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因為司馬光借鑑王莽改制使得社會動盪不和諧，引起資本家與工農階級的鬥爭。所以封建統治社會不具備變法成熟的時間條件，政治制度，形式權利。

常識性維護秩序司馬光砸缸，急中生智推翻救人。

歷史究竟如何只有歷史知道，後人只能在歷史想讓你知道的事實的基礎上自我揣測。司馬光不支援王安石變法，是因為站的立場不同，和個人道德沒有關係。

導語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為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果敢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推行變法。但新法推行以後，遭到所謂的保守派官員的反對，當時，反對變法最強烈的大臣就是司馬光。從私人關係上講，司馬光和王安石是朋友，當時的所謂“嘉佑四友”，就包括司馬光和王安石，但在政治主張上，兩人卻是死對頭。這不禁讓人們好奇，司馬光為何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呢？

在推行變法後，司馬光曾給王安石連寫三封書信，這就是著名的《與王介甫書》，在書信中，他指責王安石與民爭利、擾民休息、任用奸佞，並且執拗孤行、不聽勸阻。其實，從這三封書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原因。

北宋中期儘管稅收數倍於開國之初，但由於存冗官、冗兵、冗費的原因，國家開支巨大，國庫空虛，入不敷出。

宋神宗也算年輕有為的君主，他即位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財政困難問題。

（宋神宗畫像）

他曾召見大臣們，詢問如何解決財政困難。司馬光回答，朝廷應該節省開支，注意節流，取消一些非必要的花費，如皇親國戚的大量賞賜，就可以省下來。但王安石卻不同意這種看法，他認為節流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要徹底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必須從理財入手，進行廣泛開源，增加朝廷財政收入。

而要增加朝廷收入，必然要與民爭利。司馬光作為信奉儒學的官僚士大夫，當然反對與民爭利。他在給王安石的書信中這樣寫道：

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 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信奉儒家思想，遵守儒家道義的司馬光認為王安石設定三司，從百姓手裡爭利，這是犯了儒學之大忌。對於百姓，朝廷應該輕徭薄賦，而不是加重他們的負擔。

（司馬光畫像）

現在來看王安石在經濟方面推行的法令，其初衷也是好的，但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

青苗法，允許老百姓從政府手裡貸款，但收息二分，要知道這二分的利息對於古代的百姓來說就相當於高利貸了，實際上加重了百姓負擔；募役法，官僚地主透過各種方法，逃避徭役，最終還是將沉重的徭役負擔轉嫁到百姓身上，使得百姓服役時間變長。

黃老思想，也是古代統治階級比較看重的治國思想。西漢建立以後，漢文帝、漢景帝推行黃老思想，與民休息，無為而無不為，一時間，百姓休養生息，安居樂業，出現中國古代第一個治世－－文景之治。自此以後，歷朝歷代，也都注重黃老思想，注意與民休息。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第二個原因，便是認為王安石擾亂了老百姓的正常生產活動。

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跡其本原，鹹以此也。

司馬光認為王安石選拔的有些官員，騷擾百姓，弄得民不聊生，哀怨四起。

為了加強軍事實力，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每十家為一保，農閒時集合保丁，進行軍事訓練，夜間巡邏，維護治安。這種發令規定帶有強制性，下層官員在實行過程中，壓縮了百姓的農事生產時間，使百姓不能安心種地，而去習武。

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急於求成，一味求快，他又性格剛直，聽不得反對意見，長此以往，他身邊敢說真話的正直之人越來越少，諂媚阿諛之人則越來越多。

（王安石畫像）

對比，司馬光深有感觸，他苦口婆心地對王安石說：

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如無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

王安石性格剛直，辱罵政見不合之人，如果他是一般的官員也就罷了，但他是推行新政、執掌權機的國家大臣，很大程度上，宋朝的國家命運，由他影響。作為這麼重要的人，王安石居然以個人喜好任用官員，這一點司馬光特別反對。

事實上，王安石確實存在這個問題，他任用的呂惠卿、蔡卞、李定等人，確是後世聲名狼藉之輩。

綜上所述，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主要是因為保護百姓利益、維護“先王之法”以及反對任用道德不正之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司馬光與王安石之爭，本來就是君子之間意見相左的爭鬥。

縱觀全域性，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

參考資料：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

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我們從小學習的歷史，包括歷史教材，都深刻受到了唯物史觀以及辯證史觀的影響。有些刻意拔高了王安石變法的歷史地位。

實事求是的說，王安石變法並不存在廣泛的政治基礎和輿論基礎，具有濃厚的理想主義形態。許多變法措施也未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有點盲目衝動瞎幹。

王安石本人養望30年，事實上他也過於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與張居正變法作對比。張居正輔政10年權傾天下。甚至敢說非輔也乃攝的話。內有太后傾力支援，外有黨羽遍佈朝野。以強力手腕推行新法，尚且會遭到大批的官員反對，政敵遍天下。依然免不了人亡政息的後果。王安石除了名氣，他有遍佈朝野的爪牙嗎？他有來自皇權的堅定支援嗎？他只有一腔熱血和想當然爾。

司馬光作為編輯資治通鑑的一代史學大家。他是看不清當時宋朝的內外困局呢，還是不明白變法的必要性和危險性呢？

他反對是因為他看得太清楚了。既得利益集團是絕對不會放棄固有利益的，但是變法力量又過於弱小，不可能壓服既得利益集團。從其早先，支援范仲淹的改革，就能夠看出他是明白變法的重要性的。包括蘇東坡也是，難道這些公認的聰明人都看不清楚局勢？全都是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全都是頑固守舊派？

但是他們清楚變法不可能成功，變法力量和反對力量都十分強大。當他們兩者都壓不過對方的時候，會造成巨大的災難，就是黨爭，唐末的牛李黨爭殷鑑不遠，不變法尚可苟延殘喘。如果因為變法造成朝野分裂黨爭後果，是怕死的還不夠快嗎？

事實也證明，由於王安石變法造成的朝廷分裂和黨爭局面使整個北宋末期政局紛擾，內外不安，天下不寧。北宋如此快速的滅亡，王安石難辭其咎。

我們不能站在今天立場上去讚賞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覺得他就是對的，反對他的人都是頑固派，都是既得利益集團。也不能因為他的初心是好的，就需要為他解脫責任，說都是呂慧卿的錯，都是王雱的錯。

對於一個要成就改革大業的政治家，王安石準備的遠遠不夠。

首先司馬光之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的第一個原因還是和司馬光本人有關了。司馬光本人是守舊派的代表人物。我們知道自從孔子建立儒家以後，古代文人一直以來就是崇尚儒家思想，當時的讀書人從小就是學習四書五經，中國的儒家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以保守而著稱的。而司馬光也是從小開始學習儒家經典，在七歲時就是熟讀春秋了，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儒家思想的薰陶下，司馬光是極其保守的。他認為變法是非常沒有必要的，堅持要遵循宋代先祖趙匡胤的那一套做法。而王安石卻是思想很開放的一人，他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只有革新才能重新讓國家富強起來，就這樣有兩個不同意見不同觀念的人，在變法方面產生了極大的隔閡，因此司馬光怎麼會支援王安石的變法了。

第二個原因還是和王安石變法的內容有關了。當時朝廷之中的情況十分差，各種腐敗現象頻頻發生，宋朝已經開始走向了滅亡的邊緣。這個時候王安石提出了變法，他也想要像商鞅那樣，透過變法讓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更加富強，讓自己流芳百世。然而事實卻並不是向他想象的那樣好，那時候他的變法雖然看起來十分的有效，但是卻還是存在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說在他變法內容的青苗法之中就是說，要是青苗不接，農民都可以向國家以極小的利息來借錢，度過難關。這看起來是一項特別好的措施，但是王安石並沒有好好的結合當時的總體時代背景，此時宋朝朝廷內部腐朽嚴重，而他的這次改革也並沒有很好的幫助到人民，反而讓他們的賦稅更加的嚴重了，簡直就是得不償失。所以司馬光極力阻攔他。

第三個原因就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了。當時正好是處在宋朝的末年，各種社會衝突不斷，北宋王朝也是四面受敵。此時北宋的統治者一直也是很想讓國家再次的復興起來，於是當朝的皇帝極力支援王安石的變法，王安石的變法在早期也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可是這次的變法終歸還是沒有鬥過當時嚴峻的形勢，王安石原本以為這次變法可以讓北宋免遭混亂，可是他沒想到這反而招致了禍害。這次變法已經露出了失敗之勢，司馬光一直都是個一心為國家著想的好宰相，王安石的變法沒有取得好結果，因此儘管要冒著被昔日朋友憎恨的風險，他也要阻止王安石的變法。

主要原因：二人政見不同。

司馬光不反對變法，他反對的是王安石式的變法，他和王體現的的是兩種政治立場，兩種改革取向：主要矛盾集中在政府應不應該全面插手經濟執行。

1. 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主張政府應積極插手經濟執行。比如，政府放貸，老百姓就不用受高利貸的盤剝了；再比如，政府建立更多的國營物流公司、國營商場，老百姓就可以買到更便宜的貨物了；再比如，政府收錢僱民工，老百姓就不用為徭役奔波了；再比如，政府收錢儲備糧食，老百姓就相當於買了一份免於飢餓的保險......。這最大的好處就在於，政府沒有加稅，財政收入卻明顯增多了；因為政府參與上述哪項經濟活動，都可以獲得數額不菲的收入，而王安石變法初期，確實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

2.司馬光的態度也很簡單，那就是：政府全面插手經濟執行，即使是出於好心，也會把事情辦壞的。所謂的政府不加稅而財政收入明顯增多的說法只是自欺欺人。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執行起來，不過是當地各級政府巧立名目、變相盤剝老百姓罷了，不管有多美妙的包裝，終究逃不出當年桑弘羊那樣與民爭利的結局，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的本質還是壓榨百姓。

3.其實，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想法很先進，但許多時候超前放在實際應用中也等同於錯誤。比如王莽改制。王安石的思想，其實相當於建立一箇中央銀行、中儲糧總公司和各級政府主控的商業銀行，如果考慮到那個時期糧食的地位與工業社會的重要性差異，實際上相當於建立起今天絕大部分物資國字頭的儲備和流通公司。透過這個做法，合理全國範圍的物資調配，增加貨幣流動速度。這些放在工業社會，尤其是現代金融社會，當然是絕對正確的行為，不過放在農業社會，國家不可能具備承擔這些經濟行為的執行效率。 這也是後來王安石為了強制推進新法只能啟用大量酷吏的原因了，而這更將變法推向了失敗。

4.不管是王安石革新變法也好，司馬光循章守舊也好，都是代表不同的執政理念，出發點都是基於富國強兵的同一目標，奈何二者未能合力共事，反而埋下了北宋黨爭的隱患。

觀念不同，王安石變法目的是讓朝廷財務增加，也讓人民財產增加，不過司馬光認為整個國家的財富是固定，一方增加就會使得另一方減少，這就是分歧點

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說說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內容是啥。總結起來，總共三個大方面，一是富國之法，包括青苗法、募役法或叫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輸法等六項內容，一句話就是調動農工商積極性，解放生產力。二是強兵之法，包括保甲法、裁兵法、將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五個內容，一句話總結就是精兵簡政。第三個方面是取士之法，包括貢舉法、三舍法兩項措施。王安石變法是在學習了商鞅、管仲等古人的做法，應該說切中時弊，對百姓對皇權都是有益的。

那麼說，司馬光為什麼會反對?這和他個人的侷限性是有關係的，司馬光再偉大，亦是一介腐儒，所謂百無一用的書生誤國，他只看到政府與民爭利，沒看清爭得前提是大家都有好處，所以，一是他無法理解改革的內涵，二是商鞅也好管仲也罷，都是儒家所鄙夷的，司馬光也不能免俗。

首先，我們知道變法肯定是要損害原有利益階級的利益，因此而受到反對，例如商鞅的改革、吳起的變法都是觸動了貴族階級的利益。但是為什麼商鞅成功了（商鞅雖死，律法尚存），而吳起王安石失敗失敗了呢？所以第一條就是頑固勢力過於強大，變法勢力太過弱小。商鞅之所以成功，就在於他的變法使得民眾真正得到了好處，從而充實了變法勢力。而王安石變法前期獲得了極大的擁護，但是因為王安石並沒有進行宣傳，所以下層人民、許多優秀人才都無法知曉變法的好處，所以變法就成了無水之木只得漸漸枯死。而宣傳的不到位也使得執行時官吏具有了可操作行，所以第二條就是執行不到位。我們知道，王安石雖然失敗了，但是王安石變法帶給北宋王朝的好處是不言而喻的，一度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面貌。那麼為什麼王安石變法失敗了呢？我們舉個例子，著名的青苗法原意義在於在收成不好的時節朝廷將借貸給農民，讓其度過難關，而從此政府不僅解決了農民的收入問題，為朝廷減少了一筆賑災銀款，收得的利息更為朝廷帶來了部分收入。看似這是一筆怎麼算都划算的買賣，可是，最終執行如何呢？下層官員強制貧民借貸，加之利息太高，導致原本就舉步維艱的貧民幾乎是掉進了死亡與賬務的漩渦。即使是興修水利這樣利國利民的政策也因下層官員為了政績而大肆興修，頗有大躍進時的樣貌，所以，失敗也在所難免。第三也就是王安石的個人因素，王安石為人剛愎自用，通俗的說也就是死腦筋聽不進人勸。司馬光原本與王安石私交甚好，但是就因司馬光寫了一封建議信，王安石在回信中嚴厲批評，導致司馬光與其分道揚鑣。而原本是變法的中流砥柱的蘇軾，數次向王安石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議，均被王安石一一駁回，硬生生把蘇軾推到了反對派。據說後來王安石因兒子王雱去世而致仕蘇軾去探望，王安石認為蘇軾是來嘲笑他的，把與蘇軾冰釋前嫌的機會付之東流。所以也不難怪王安石是在歡呼聲中上了臺，在唾罵聲中下了臺。第四條，擁護階級的不堅定，宋神宗前期對變法深信不疑，但由於變法實施後出現的問題，宋神宗逐漸開始動搖，於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呂蕙卿，曾布上臺，硬生生把變法變成了黨派爭鬥，連蘇軾也被一貶再貶。後來神宗啟用司馬光為相，變法基本失敗，只有少數法律尚存。所以，改革只有好想法還遠遠不夠，實行的方式也很重要，況且，此次變法基本只能說是改良，並未涉及真正的病患之處，就好比戊戌變法，雖然都是謀國之論，但終究沒有找到根本，失敗也就是遲早的事。

因為王安石的變法損害了以司馬光為首的的政治集團的利益。

宋神宗受過西夏和遼的屈辱，一直想對西北用兵，但是國庫裡沒錢。大家都想增加財政收入，司馬光主張節流，王安石主張開源。王安石很清楚，司馬光的節流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你要抗衡一大批權貴和既得利益者。司馬光也很清楚，王安石增加國庫收入的辦法，最終只能盤剝老百姓。

司馬光、蘇東坡反對王安石，但宋神宗支援王安石變法。王安石的青苗法，本來是一種很好的法，可不下指標，青苗法就推不動；一下指標，地方官員為了完成指標就不顧一切。最後的結局是個悖論，兩難。王安石雖然有機會變法，但最終還是失敗了。

雖然我們後人都稱讚王安石變法的積極意義，但在司馬光看來，新法一無是處，於國於民，在朝在野，皆有弊端。無論是對新法內容，還是對國家政局，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所以在王安石變法之中，司馬光就極力反對。在王安石辭職、自己被太皇太后重用後，就一舉推翻了新法。

宋神宗為太子時，就有收復國家疆土的雄心，但當時國力衰微，連財政都很困難，更別說對外征戰了。等到二十歲即位時，便任用王安石革舊立新，實施變法。

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為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為然。——《宋史·王安石列傳》

司馬光則強烈反對。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宋史·司馬光列傳》

(宋神宗)

王安石大膽、激進，主張“開源”，司馬光因循守舊，主張“節流”。二人在朝堂之上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辯，但由於王安石有宋神宗的堅決支援，所以雖然有不少朝臣的反對，新法還是得以推行下去。

開始時，既然宋神宗也支援變法，司馬光也就沒有過多阻撓，甚至御史中丞呂誨要彈劾王安石時，司馬光還加以阻攔:“眾人都認為這個人不錯，中丞你為何反而要彈劾他呢？”

但是，隨著新法的逐步頒佈和實施，王安石與司馬光的分歧越來越大。

可在司馬光看來，變法侵害了地主豪強的利益，不利於統治。 他們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如果失去他們的支援，一旦邊境吃緊，軍隊供給就無法保障。

例如——保甲法:每十家為一保，五十家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若家裡有兩個以上男丁，必抽一保丁，自備武器，進行操練， 負責保內安全。

在王安石看來，這支在民間設定的武裝力量，平時可以維護社會安定，戰亂時還可以編入軍隊參加戰鬥。可在司馬光看來，保丁習練武藝，自備器械，一旦人民生活窘迫，他們就會利用武器進行反抗，給國家帶來麻煩。

再比如青苗法——在夏秋青黃不接時，只要人民願意，便可以貸到現金。歸還現金時，本金加上利息同稅額一起返還即可。

在王安石看來，這能使人民用錢時有處借貸，不必再受地主剝削，有效地抑制了土地兼併。可在司馬光看來，這實際上是政府在放高利貸，很不光彩，有關官員也會從中徇私漁利。一旦遇到災荒，政府會很吃虧。

再比如免役法——由政府出錢招募差役，再向各戶攤收費用，不承擔差役的人家，交納同等人戶免役錢的半數。

這在王安石看來，它改變了以前按戶輪流充當州縣衙門差役造成的勞動力不足的積弊。可在司馬光看來，貴族士大夫們的親戚也被強迫交納大量免役錢，恐怕會引起騷亂。

司馬光他們還攻擊交易法，說這是讓官府兼併市場。

兩種觀點在朝野上下強烈碰撞，但由於有宋神宗的強力支援，改革已不可撼動。司馬光由於自己的政見不被採納，便辭去“副樞密使”職位，退居洛陽。 以後絕口不論政事，安心去編輯他的《資治通鑑》去了。

由於政見不同，形成了變法勢力與守舊集團兩大陣營。新派以宋神宗和王安石為代表，舊派以司馬光、太皇太后、皇太后和歧王趙顥等為代表，他們互相攻擊，互相打壓。

元老重臣富弼因反對變法，辭去宰相職位，迴歸故里。連王安石的往日好友劉恕也與他決裂了。許多反對新法的人都被宋神宗和王安石趕出了朝堂。

知諫院範純仁起初貶為河中府知府，再貶知和州;侍御史知雜事劉述等六人被貶;曾亮罷相;蘇軾貶為杭州通判;範鎮告老還鄉……

宋神宗和王安石扶植了新派勢力。王安石辭相後推薦了韓絳、呂惠卿、陳昇之、曾布……舊派人員紛紛落馬。

新法維持了十多年，國家狀況有所好轉。在宋神宗駕崩後，其子趙煦繼位，是謂宋哲宗。由於宋哲宗即位時才十歲，太皇太后高氏便垂簾聽政。

由於高氏也持反對變法的態度，大權在握的她便火速召來呂公著、張方平、孫固、退休後賦閒在家的宰相文顏博等因反對變法而辭官或被罷免的大臣，商議廢除新法，恢復舊制。

司馬光因反對新法，曾與王安石几度交手，罷官後在洛陽閒居已達15年之久。聞知宋神宗駕崩，也奉詔入京。

(司馬光)

舊派得勢，他們上書痛陳蔡確、章惇、韓縝、張璪四位執政是如何朋比為奸、排斥“正人”(新派和舊派都把自己標榜為“正人”)。於是，新派的呂惠卿、章惇、呂嘉問、鄧綰、李定等人都被貶斥為地方官。司馬光升任為宰相。

司馬光上任執政，就對王安石、呂惠卿頒佈的新法，不向青紅皂白，一律廢除。在司馬光去世前，還有青苗法、免役法、將兵法還沒有廢除，當時還有西北戰事未了。司馬光視之為“四害”。

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宋史·司馬光列傳》

後司馬光推薦呂公著接任宰相，廢除了青苗、免役、將兵法。

所以看來，司馬光反對和推翻新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①雖然王石變法的目的是富國強兵，但執行措施不夠完善，給貪官汙吏酒肉剝削百姓造成了可乘之機。②由於“用力過猛”，觸及了統治階級的利益，以致引起“眾怒”。

這樣，朝廷和地方仍然有為數不少的新黨存在，他們時時批評朝政。新舊兩黨互相打壓，逐漸產生了仇怨。到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由政策措施之爭演變成了 對人身的攻擊，史稱“朋黨之爭”。

“朋黨之爭”，造成統治階級內部勾心鬥角，國家力量大為削弱，加速了北宋的滅亡。宋欽宗和宋徽宗二帝被金兵所擄。史稱“靖康之恥”。

有不少史學家直接把“靖康之恥”、北宋滅亡的責任歸罪於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朋黨之爭”。這種觀點當然有點嬌正過枉、言過其實了。但王安石變法由於沒有很好地處理新舊兩黨的關係，對政局動盪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政見不同，所以對變法所持的觀點不同。這樣，在他執政後，反對和推翻變法也是勿庸置疑的了。

但是，二人都是忠心愛國的，心繫百姓的，不涉及是忠或是奸。

觀念不同，以至於發展到勢不兩立，不自覺間造成了可怕的黨爭，司馬光那些腐朽沒落甚至於喪權辱國的政策都在神宗崩之後得以實施，王安石賦閒在家只能興嘆不已，感嘆自己富國強兵之策被沒落守舊取代。

司馬光和王安石年輕時志趣相投，是好朋友。宋神宗時，因神宗看到朝政的一些政治利弊，和當時一些新黨觀念的影響，首先提出了改革有關朝政的旨意。而才華出眾的新黨魁首王安石，便珍機提出了改革朝政的主張，受到宋神宗有意和黙許的支援，而且把王安石推到了傾權的位置。司馬光是守舊派，是守舊黨，反對王安石變法，認為不應改變舊制，和王安石政見不和，因此辭官還鄉15年，舉持編輯了《資治通倦》。但因變法方略方法不成熟，又受到"朋黨之爭"，舊黨和相關利益者的阻礙，置使變法沒得到成功。新法推行八年後，宋神宗病逝，哲宗繼位，太皇太后聽政，因太皇太后本來反對變法，因此召回了司馬光舉持大局，升司馬光為尚書左卜。這樣司馬光代表守舊黨完全推翻了王安石的新法，為後來的"靖康之亂"埋下了隱患。

司馬光政治上是極端守舊的，崇古法古。改革不僅僅要有頂層設計，還有有人來推動！頂層設計關鍵是政策導向，阻力就是司馬光為代表的大地主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