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不同，背後代表的勢力不同。王安石是南方新興力量的代表，司馬光是北方傳統勢力的代表。你看現在南方經濟發達，北方經濟漸漸落後，這個從宋代開始就種下根了。

為什麼呢？

認知不同，立場不同、境遇不同。

王安石是宰相，當然清楚國家狀態，看起來北宋當時很強大，實質上國家財力掌握在士大夫手中，國家沒有能力辦一點’大事’。所以說想’有所作為’的皇帝宰相都要’打破現狀’。

“變法”的實質，就是打破現狀，各階層利益重新洗牌。’重新洗牌’的過程是三方利益的博弈。君主（或者說國家）、士大夫為代表的地主階級、中下層百姓。

士大夫們操控話語權經濟、壓制百姓、駕空愚弄昏王。所以變法較量的結果，基本上都是士大夫們獲得勝利。

蘇軾晚年經過’去基層鍛鍊’，從反對變法改為支援變法，與王安石從政敵變為朋友。為什麼呢？基層生活讓蘇軾瞭解到基層困苦，國家的弊病、弱點。

士大夫們把控朝堂，與國與民有利’變法’無法推行。北宋亡時，士大夫平時一毛不拔，卻以從來沒有過效率速度，一下子拿出大宋三年稅銀賠款，籤投降協議。

大明亡時，士大夫也是一毛不拔，李自成一下子抄出千萬白銀。

當然，士大夫有利於自己的法規還是非常樂意的。如’不與民爭利’，禁止國家與皇族經商，實際上就是讓士大夫獨大。

水缸終結者司馬光，是個非常有趣的人，他達成了一項前無古人，估計也後無來者的成就，使得大宋帝國的主要對手西夏感受了一把天降餡餅的快感。

這位司馬大相公，為了反對他的政敵王安石，非但廢除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還把受益於王安石新法的軍隊取得的土地，以和平的名義還給了西夏國，這種操作連特朗普都想不出來。

司馬光為什麼要竭力推翻王安石的變法呢？

應該說司馬光和王安石這兩個人的人品都是值得肯定的，都是比較正直的人物，二者之間沒有私怨，兩人的爭鬥純粹是因為政見不同。

宋神宗繼位的時候，宋朝在軍事上處於劣勢，西有西夏國虎視眈眈，北有遼國佔據了燕雲16州，宋神宗非常想要一雪前恥收復故土，做一個有作為的皇帝。可是打仗是要錢的，是要大錢的，宋朝當時國庫非常空虛，連維持國家的運轉都難，更別說對外用兵了。

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司馬光的想法是節流，而王安石的做法確實開源，兩人在朝堂上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最終得到神宗皇帝暗中相助的王安石取得了勝利，於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變法展開了。

王安石的變法步子太大，很難為這些傳統讀書人所接受。比如說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這是一項非常好的法令，在青黃不接的時候，有困難的人民可以向官府請求放貸，等到豐收之後，百姓還款，並結清利息即可。

這個法令如果在基層推行得宜的話，能夠有效地改善民生，能夠大幅增加國家的收入，於民於國都有好處。與這些老百姓而言，他們有了借錢的地方，不用再去向地主階級借高利貸，有效的抑制了土地兼併。

要知道土地一旦被地方豪強兼併之後，這些地主老爺們總能夠想到辦法讓國家在這些土地上收不到一分錢的稅，從而在另一方面保住了現有的稅源。

但是很明顯，這件事情侵犯了大地主的利益，引來了大肆的攻訐。要知道這些朝堂上的宰執，看上去個個都是正人君子，可是他們在自己的家鄉，可都是頂級大戶，王安石簡直就是在挖他們的肉，所以他們自然是反對的。

再者這條法令在推行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有的官員對王安石新法不滿，自然消極怠工，用放大鏡來看看執行過程中的一些弊端，用擴音器進行宣傳。而有一些人急於在王安石面前表功，在推行這項政策的時候，變得急功近利。

在指標的壓力下，把整個政策導向都給弄歪了，在一些地方形成了不好的影響。正所謂歪嘴和尚把好經都給念歪了。這些事情也為反對派提供了不少的子彈，用來攻擊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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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光他們家也是大地主，也會因此受到損害，所以他堅決地反對青苗法。當然，作為一個飽讀詩書的讀書人，他提出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那就是國家怎麼能夠和小老百姓爭利呢？國家怎麼能夠去放高利貸呢？所以他堅決反對青苗法。

透過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僅僅是因為兩人所站的立場不同。司馬光站在大地主，大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所以他無法理解王安石的變法。

再加上王安石，為了強推變法，在人事任用上顯得剛愎自用，願意和他合作的人都得到了好處，不管這個人的人品有多低劣，那些反對變法的人，統統靠邊站，所以這更讓司馬光對於變法的印象極差。

所以等他秉政之後，竭力推翻新法，就連軍士們流血犧牲奪來的土地，在他的眼裡都顯得一文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