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先天以德服人從起心動念就開始規範自己，法家是後天邢法懲罰，歷史上商鞅變法最後秦王朝短短几十年就滅亡了，商鞅最後也被五馬分屍

儒學與法學都是華夏文明裡璀璨的明珠，有其對立性與統一性。儒家與法家都是為了維持一定的社會秩序，實現國家的安定和平。

但是二者的認知出發點不一樣，使用的方式不一樣，作用物件也不一樣。

出發點: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法家認為人性本惡。

方式: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那麼就應當以禮教之，以德化之，使三綱得立，人倫有常，國定民安，天下大同。

法家認為人性本惡，則應該以利誘之，以刑罰之，能定止糾紛，興功懼暴，富國強兵，所向披靡。

作用物件：儒法的出發點不同，方式手段不同，導致了其作用的不同。亂世當用重典，重典在法家，比如著名的法家學派代表人物吳起商鞅，透過變法圖強，都使國家達到了巔峰。吳起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商鞅變法更是為秦滅六國一統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盛世當興德化，德化在儒家，歷朝歷代都是如此。

在現代則是儒法並用，各取所長。以仁德教化揚人之善，以法理約束罰人之惡，所以社會安定人民幸福，中國有此盛世離不開今人的艱苦奮鬥，也離不開古人為我們留下的智慧結晶！

一些淺言薄見，不當之處還請指出一起學習！

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區別在於儒家思想主張用道德理念來治理邦國，法家思想主張用法律法規來治理邦國，是治理方法上的不同，而不是立場上的對立。立場上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是一致的，都是為維護王權服務的，他們的目標都是“輔國理政”。只是輔國的手段不同。商鞅和叔孫通沒有本質區別。

這是歷史的侷限性造成的，產生於王權制度下的古人治國理政觀念，沒有君王治國怎麼能稱其為天下？沒有王權穩固是不可想象的！根本不可能考慮到治國理政還可以有其他方法。古代人，受地理環境限制下形成的封閉王國，根本不可能瞭解到在域外還有邦國共和制和君主立憲等治國理政的方法，可以作為參考。

特別是秦始皇以後，諸侯邦國統一成了大一統帝國，君王的權利之大，疆土之廣“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人民更是成為了驅使的“子民”，然而如何防止秦朝二世而亡？儒家和法家都在加強邦國君王的威嚴和天子地位上去思考方法。在治國手段上下功夫。帝王為了使自己的子民無條件的服從管理。或使用儒家道德理念，使之奴化；或使用法家嚴刑酷法，使之戰慄。所以，本質上商鞅和叔孫通沒有區別。帝王把儒家法家，兼備而用之。這也就是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區別。

儒家更重視人治，修身齊家平天下之首重修身，及內由外。而法家更重視法律，法規，制度的重要性，及外由內去束約人性。一體二面，做為中華思想寶庫中的二大思想脈絡，既便在今天亦是有巨大傳承、研究價值的。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忠恕，法家向思想是嚴厲。儒家用忠恕的忠孝仁義來保證社會的秩序和穩定發展；而發家推崇嚴刑峻法來維持社會秩序。相對而言：儒家的治理方式相對溫和，法家則要嚴厲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