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事很簡單，沒那麼複雜的因素，無非就是曹操要臉，朱溫不要臉。

我們先說曹操的要臉，曹操愛面子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當曹操受九錫，封魏王，挾天子令諸侯的時候，說白了曹操跟皇位之間，也就是一個晚上找漢獻帝劉協談談心，聊聊天的事情。但是對面有些激進的勸進大臣，曹操依舊是“若天命在吾，吾願為周文王矣”。

周文王姬昌當年是給周武王姬發鋪路的人，他自個兒並沒有稱帝，所以曹操的意思也很明顯，“你們不要給我勸進啦，要臉。到時候拉我小孩子一把就行了。”所以曹操就一直幹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差事，並一邊為曹丕稱帝掃清一些障礙。當然了，你說曹操在快老的時候，找曹丕掏心窩談個話，叫他自個兒代替了，我覺得也是非常合理第一件事情。只是可惜，曹操即使在努力，也揹負著“曹賊篡漢”的罪名。這點還真不如朱溫乾脆。

朱溫自公元903年從閹黨的夥伴，藩鎮李茂貞手裡搶過唐昭宗李曄並帶回長安之後，迅速洗清了其餘所有勢力（主要是閹黨），進爵梁王，基本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地步了。但是朱溫和諸葛亮的區別就是，朱溫想做皇帝想瘋了呀，而且他還不要臉。

為了快速實行自己的稱帝大計，第二年他就把唐昭宗接到了洛陽，接著把唐廷的六軍侍衛之士全殺了，換成自己人。這個時候很多藩鎮肯定要起兵討伐了，他又擔心唐昭宗不夠聽話，索性那就殺了令立新帝吧，於是年僅十三歲的李祝被立為新皇帝，既唐哀帝，順帶把所有原唐朝的朝臣基本全都殺光了，然後換成自己人。

殺光之後呢？那就稱帝唄，什麼加封九錫，加殊榮這些明面上的面子活朱溫都不喜歡，就接了個相國的位子，然在公元907年由宰相張文蔚帶來百官勸進，接受唐哀帝禪位稱帝，並更名朱晃，國號大梁。當然，朱溫是個乾脆的人，所以被廢為濟陰王的唐哀帝第二年就被朱溫給殺了。

也就是說，在朱溫眼裡，他是看不起曹操的，想當皇帝，那麼就殺殺殺，搞什麼挾天子以令諸侯這麼麻煩的事情嘛！而唐末兩代皇帝基本上都在他手裡，自然也就沒別人幹這事了。只是他這江山屁股坐下去，那邊就已經起兵了……

影響力不同

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一個關鍵，就是假託天子的名義，可以命令得了諸侯，也就是說，天下諸侯，至少在表面上，名義上還是遵從天子號令的。

漢末黃巾之亂之後，諸侯紛起，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因為當時天子的威望猶在，黃巾之前，國家雖然日漸衰敗，但國家並沒有出現分崩離析的局面，中央管轄仍然有效可行。黃巾之後，雖然天子威望降低，但畢竟時間尚短，餘威猶在，仍然有許多人意圖光復漢室，天子的影響力猶在。

然而唐代的局面不同，唐代的衰敗是從安史之亂開始的，這也是唐代藩鎮割據之始，然而安史之亂其實只是中唐，隔晚唐還有很長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中，藩鎮和皇室逐漸離心，藩鎮造反此起彼伏，雙方反覆拉鋸，唐帝國的都城也屢遭攻破。直到後來黃巢起義徹底敲響了喪鐘。

可見從漢末，天子的威望猶在，所以挾天子有用。而到了唐末，天子的威望從中唐開始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越來越低，藩鎮諸侯逐漸不在把天子放在眼裡。所以用挾天子的方式，已經無法影響到諸侯了，也就是所謂的天子聲威喪盡。

在漢末，漢獻帝哪怕禪讓，最終也得了善終，算是少數在讓出皇位後，還能得到禮遇並善終的皇帝，這也是天子還有餘威的緣故。而在唐末，皇帝任意被人殺來殺去無所顧忌。

這裡做個類比，漢末的皇帝，類似春秋時的周天子，雖然沒什麼實權，但影響還在，各大諸侯，紛紛還要打尊王攘夷的旗號，意思一下，不敢明著反對。而唐末的天子，就是戰國時代的周天子，大家都已經學著周天子稱王，完全不把周天子放在眼裡，自然也就沒有挾天子的必要了。

唐朝藩鎮割據的時間很長，從安史之亂之後，橫跨一百多年，其中以河北三鎮為首，始終割據為獨立王國，不聽中央號令。

但是，藩鎮割據雖然是中晚唐的常態，但天下大亂不是。唐朝的局勢全面崩潰，也就是在黃巢起義之後的二十多年而已。在黃巢起義之間，藩鎮別說挾持天子，連自保都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

所謂強漢巨唐，唐朝之強大，雖然經過了一場空前的安史之亂，但依然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在安史之亂後又生生的續了一百多年。這與唐朝的軍事政治形勢是分不開的。

雖然提起安史之亂後的唐朝，我們自然而然的就會想到“藩鎮割據”，“宦官跋扈”，“朋黨交攻”。其實中晚唐的形式還沒有那麼糟糕。對於唐朝朝廷來說，這三件事的威脅排行大概是：宦官亂政>藩鎮割據>朋黨之爭。之所以藩鎮割據只能排第二，因為唐朝的藩鎮也沒有那麼厲害。

黃巢起義以前，常年割據的藩鎮只有魏博、范陽、成德三鎮，三鎮處於河北山東一帶，離長安是相當的遠。而且為了對付這三個藩鎮，朝廷還“貼心”的圍繞這三個刺頭搞了一個藩鎮包圍圈，三鎮的旁邊全是朝廷設立的藩鎮，專職負責防禦他們。整個唐朝，朝廷收回河北藩鎮的努力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唐德宗曾經組織過一場規模不下於安史之亂的平藩戰爭，可惜最後以失敗告終。而唐憲宗和唐武宗更是一度收回過割據藩鎮的控制權。

這幾家割據的藩鎮，平時秘密聯絡，注重團結，槍口一致對外(朝廷)，一旦朝廷發動征討就聯合對抗，他們透過抱團取暖來爭取自己的割據地位，但名義上他們依然是大唐的臣子，在朝廷強勢的時候甚至還要交出權力入京朝見。至於讓他們幹翻周邊監視他們的藩鎮一路殺到長安劫持天子，那大概是個夢想。

而晚唐的形勢，又是另一種面貌。

唐朝中央的權威之所以能維持，在於唐朝朝廷始終保持著一支規模龐大的精銳部隊——神策軍。雖然這隻部隊歸太監管理，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太監和皇帝的利益是一致的，而皇帝和朝廷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神策軍是朝廷最大的依靠。換句話說，由於唐朝朝廷是天下最強的藩鎮，所以所有的藩鎮都怕他。

但黃巢起義徹底打破了這種局面，黃巢的部隊對江南經濟的破壞十分嚴重，更重要的是，他隔斷了朝廷和江南主要財稅來源地的聯絡。而神策軍在黃巢起義中損失極為慘重，所以黃巢之後，唐朝朝廷的威信由於實力下降而頓挫，而地方藩鎮由於趁亂撈了不少好處，反倒個個作威作福，開始不聽號令。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出現地方節度使干預朝廷政令的情況。但依然沒有劫持皇帝的事情發生，因為神策軍仍在。事實上，直到唐朝事實上最後一個皇帝唐昭宗統治的前半期，神策軍依然有十萬之眾，唐昭宗甚至想用他們來滅掉李克用，可惜被李克用打的全軍覆沒。從那以後，唐朝皇帝才徹底淪為藩鎮的掌上玩偶。不過這個時候“挾天子”已經沒什麼意義了，唐朝的號召力幾乎為零，所以朱溫很快就稱帝了。

而東漢則處於一個奇妙的境地：董卓之亂之前，朝廷自己的力量已經在內鬥中被消耗光。董卓之亂之後，朝廷的實力和威信蕩然無存，成了流亡政府，到處討飯吃。

但奇妙之處就在於這，由於漢朝的倒臺是突然性的，所以漢朝皇帝雖然沒威信，卻有號召力，尤其對知識分子來說，曹操可以利用漢獻帝豎起一張朝廷的大旗，這對他籠絡士族意義眾大。等到漢朝這塊牌子過了幾十年已經徹底沒什麼吸引力的時候，自然就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嘍。

唐朝末年的政治生態，和東漢末年的政治生態非常相似。朝廷中宦官與權臣輪番專政，地方上諸侯割據，不聽朝廷節制。農民起義風起雲湧。皇帝想利用一種勢力，打擊另一種勢力，恢復皇權的威嚴。最後不但沒有成功，反而成為傀儡。

但是唐朝末年和東漢末年又有些不同。

東漢末年，大家都在爭搶皇帝漢獻帝，誰都想把漢獻帝接到身邊來。董卓有這樣的想法，曹操有這樣的想法，袁紹有這樣的想法，劉備也有這樣的想法。手中有個皇帝，使可以經常假借皇帝的名義，發號施令，讓其他諸侯在政治上處於被動狀態。這就是有名的“挾天子以令諸侯”。

不過唐朝基本上沒怎麼出現過這種情況。唐朝的最後幾位皇帝唐僖宗、唐昭宗、唐哀宗，確實也在諸侯手裡換來換去，但是並沒有哪個諸侯覺得擁有皇帝是一件幸運的事，並沒有利用皇帝來發號施令。這是為什麼呢？

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唐朝諸侯割據）

第一，唐朝地方諸侯藩鎮割據，是很早就已經形成氣候了。因為唐朝中期發生了“安史之亂”，為了平息“安史之亂”，地方諸侯因此有了武裝力量，後來便擁兵自重，不聽朝廷的命令，對皇帝的詔書也是愛理不理。同時，唐朝的皇帝又多次被宦官自行廢立，很多事情都由宦官說了算，皇帝早已沒有了權威。也就是說，這樣的皇帝，有也可，沒有也可，並非是一個了不得的籌碼。

東漢末年不一樣。東漢末年，雖然豪強地主也很厲害，他們甚至也擁有了自己的軍隊，但是還沒有形成藩鎮格局的局面。最後出現袁紹、曹操、袁術、孫堅、劉備等各路諸侯，是在共同討伐黃巾軍起義的過程中形成的。他們雖然事實上是在擁兵自重，但打的旗號都是在拱衛朝廷，誰也不敢擅自稱王稱帝。袁術搶先稱帝，結果遭到諸侯們的一致譴責，最後自食惡果。（反觀唐朝，當黃巢起義攻入長安的時候，諸侯們都不來救，唐朝皇帝沒有辦法，只好向沙陀人借兵，這樣，沙陀人李克用又卓立為一方諸侯。形成一個新的割劇政權。）

既然東漢末年諸侯們擁兵的目的，是為了拱衛朝廷。那麼，擁有皇帝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可以“挾天子而令諸侯”。而且其他諸侯還非常害怕這一招。當時漢獻帝被曹操接到許都的時候，袁紹就害怕從許都來的詔令對自己不利，經常惶恐不安。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第二，唐朝末年沒有出現過一個像東漢末年的曹操那樣，把“挾天子以令諸侯”這一招用得非常好的雄才大略的人。

東漢末年，曹操擁有了漢獻帝，他也把漢獻帝架空，殺了伏皇后、董美人，以及與他們有關的外戚，欺負得漢獻帝夠嗆。但曹操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政治手段一流。他除了剝奪漢獻帝的權利外，其他對漢獻帝都很好，甚至還把自己的三個女兒都嫁給了漢獻帝。他利用漢獻帝來“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們還不敢小視，不敢不聽他的，所以相當有用。

而唐朝末年，擁有過天子的諸候不少，比如李茂貞、李克用、朱溫等等。但是這些人都沒有什麼大眼光，且別說“挾天子以令諸侯”沒有用，就算是有用，他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用。所以最終，唐朝末年的這些諸侯們，只能建立一些短命王朝，並不能像曹操那樣，差點兒實現了全國的統一。

第三，唐朝末年的皇帝，並沒有那麼心甘情願地給諸侯們挾持。東漢末年的漢獻帝，性格是比較柔弱的。當他的皇后被曹操抓住，準備殺掉的時候，他求漢獻帝救他。可是漢獻帝卻說，我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死呢。

而唐朝末年的皇帝，尤其是唐昭宗，他並非是一個受人擺佈的人。他先是殺掉了專權的宦官楊復恭，接著，試圖清理掉地方上擁兵自重的田令孜和李克用。只是力量有限，最後才沒有成功，成為傀儡。可以說，他即不會任人擺佈，別人擺佈他，假借他的名義號令諸侯，也沒人相信。

漢朝末年的大亂公元184年的黃巾之亂開始的，一直到公元220年東漢滅亡三國相繼建立，中間的戰亂不過才30多年，漢朝天子的餘威還在，對諸侯還有震懾力。而且漢末諸侯們也基本上就是漢朝天子的臣子，食漢朝天子的俸祿。

而唐朝自從安史之亂平定（公元763年），到唐朝滅亡（公元907年），中間藩鎮割據一共有140多年。藩鎮這麼多年的割據早就對天子基本沒有感情了，尤其是安史系的藩鎮基本上已經把唐朝當作敵國，形同獨立。

另外河北藩鎮們多為胡人，本來就不是和唐朝一路的，只是受形勢所迫選擇了招安。他們對唐朝基本上沒有什麼認同感，治下的百姓也受其影響，逐漸胡化。

導致這一情況的最真實的原因就是唐末的節度使制度，當時的節度使擁有募兵，鑄錢等權利，已經是無冕之王了，誰都不希望自己頭上在多出一個皇帝來節制自己，節度使在那個時候已經不聽從中央政府的命令了，而東漢末年大家都需要皇帝這樣一塊遮羞布的存在，實際上在東漢末年，三國的勢力範圍確定以後，皇帝的作用已經不大了。

導致藩鎮沒有挾天子以令諸侯有兩個原因：第一，宦官專權，控制了皇帝，藩鎮未必打得過宦官；第二，即使搶到皇帝，未必能夠號令天下，還會被群攻。

一、說起宦官專權，似乎沒有哪個朝代比唐末那些宦官更加猖獗、更加明目張膽。唐玄宗時期的高力士已經顯現出宦官勢力的強大，但是高力士還是很忠心地伺候著唐玄宗，並沒有篡權的想法。可是安史之亂後，歷經風雨的唐王朝雖然苟延殘喘，但是中央權威卻大為削弱。由於皇帝的懶政、怠政，宦官，這一特殊的群體逐漸控制了軍國政事。宦官專權幾乎貫穿了唐朝的中後期，專權橫行，肆意妄為。我們來盤點一下這些宦官們，從李輔國開始，權傾朝野的元振和魚朝恩，逼宮弒帝的俱文珍與王守澄、經歷六代皇帝的仇士良、人稱皇帝之“父”的田令孜以及唐昭宗時的權閹楊復恭、韓全誨、劉季述等人。宦官們從剛開始參與朝政到後期的控制皇帝，發號施令，廢立皇帝，甚至還發生了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劉克明殺害的事件。宦官手握中央兵權，控制了皇帝，他們才是真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人。這一現象直到朱溫進入長安，殺盡所有宦官才得以結束。

二、唐朝的藩鎮割據現象，是從黃巢起義被鎮壓之後開始的。這些封疆大吏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並不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但是他們也沒有明目張膽地獨立或者叛亂，在名義上他們還是唐王朝的臣屬，如果挾天子以令諸侯，那就是公然地造反了，必然會被其他藩鎮抓住把柄群起攻之。因為藩鎮之間並不是合作關係，而是互相制約、互相依存。他們未必是宦官的對手，不一定搶的來皇帝；即使搶來了，還會被對手攻擊。所以，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是不一樣的狀況。

自從安史之亂之後，唐朝中央朝廷的威信就每況愈下，可以說當時唐朝的皇帝可以管到的藩鎮越來越少了，而在個藩鎮的地盤中，李氏皇室的威信還不如藩鎮節度使。在這種情況下唐朝堅持了一百多年，最後唐朝皇室的威信已經蕩然無存，百姓也不會感念皇室，節度使的兵員也已經沒有唐朝皇帝的概念。

而三國時期不同，東漢末年漢靈帝時期，漢朝皇室還是很有威信的，包括曹操董卓這些人，都是沒有造反的想法的，當時的士兵也都是以大漢士兵自居。而到漢獻帝時期，才短短几年的時間，漢室的威信並不會消耗的這麼快，在底層老百姓的心中，還都是大漢子民，所以各路諸侯才需要有漢獻帝，用漢朝皇帝的名義去發號施令，號召天下。

還有一點就是漢朝皇室宗族在漢末還是有很大的實力，而唐朝末年呢，皇室基本上就都是混吃等死的了。

誠邀！這裡是@雜談會客室 我來回答。

唐末的蕃鎮們的確沒想過像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主要是因為挾持了也沒用！

首先，我們都知道“節度使制度”是唐朝早期為了鞏固邊防而設立的。節度使是邊防部隊的最好首領，但是僅限於軍隊，地方上仍有觀察使、刺史（太守）等主政。

到安史之亂爆發後中央皇權衰弱，而蕃鎮節度使的權利則日益增長。唐玄宗以後的帝王更迭又多被權臣宦官左右。公元875年爆發了唐朝末年規模最大的黃巢起義，三年後王仙芝陣亡黃巢被推舉為起義軍首領，號稱“沖天大將軍”，歷史上首次提出了“均地”思想百姓紛紛加入起義軍迅速壯大。公元878年起義軍攻入長安，唐僖宗遁逃四川。雖然四年後義軍被剿滅，但是對朝廷的打擊確是深遠的：

①為剿滅起義軍，不得不賦予節度使更多權利，從此節度使執掌地方軍政大權，尤其是財政大權，致使國庫漸空，地方割據儼然小朝廷般的存在。

②形成了身兼數州節度使之職的大割據自治勢力，

唐朝末年，蕃鎮勢力們相互攻伐，朝廷無能為力，蕃鎮們亦不把朝廷當回事。

唐昭宗乾寧二年，西川節度使王建攻打東川節度使，唐昭宗兩次派人前去勸解，王建不聽，直到王建攻取東川佔有兩川之地後，朝廷無可奈何，只得承認王建的管轄權甚至封其蜀王，以為安撫。

公元907年梁王朱溫篡唐稱帝。唐滅亡後各地蕃鎮軍閥紛紛效仿稱王稱帝，各霸一方，軍閥混戰的五代十國開始了。

從統治階級分析，

秦漢時期以士大夫為主；兩晉時期地主豪強階級粉墨登場，同時與士大夫相互角力；

到唐高宗李治時期透過力排眾議“立武則天為後”對士大夫進行極力的打壓，地主豪強階級逐漸佔上風；安史之亂後出身低微一路成長起來的割據軍閥所代表的庶族階級開始嶄露頭角並逐漸佔有統治地位。

五代十國庶族階級勢力達到了頂峰，當時社會的潮流就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用實力來說話”......

唐朝末年雖然藩鎮割據，但是中央和地方，地方與地方之間。整體勢力相對平衡。沒有出現某個藩鎮具有壓倒性優勢。而且唐朝中央政府常年掌握十五萬神策軍。對各個藩鎮也是一種震懾壓制。所以從各方面講，缺乏某個藩鎮攜天子以令諸侯的客觀條件。

其實原因很簡單。

東漢年間，黃巾起義平定後，不論百姓還是智謀之士，依然忠於漢室。

因此不論曹魏、蜀漢、孫吳，名義上都需要漢室才能名正言順，取得支援（丞相、後裔、漢臣）。

而唐朝年間，則情況大大不同。

一、西安（長安）唐朝年間行政區劃就屬於吐蕃。並由吐蕃扶持唐廣武王李承宏在西安（長安）稱帝。

西安（長安）關中地區唐朝年間就被吐蕃攻破，成為唐朝年間最大的笑話，“天子九逃，國都六失”。

因為不能“長治久安”，唐以後宋代“長安”名即被取消，改名“京兆府”（路）。

唐朝從未攻佔拉薩，而吐蕃攻佔了西安（長安）關中地區。

（那麼就需要和親。）

二、唐朝年間，黃巢再次攻破西安（長安），建立大齊政權。

而唐朝歷代，為了平定叛亂，屢次向外族借兵。而作為回報，又屢次放任外族在境內擄掠。

眾人對唐朝失望透頂，人心盡失。

即便是“挾天子令諸侯”，也不會帶來任何優勢。

唐末藩鎮與漢末諸侯處境不同，這也是唐末節度使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根本原因。

東漢末年，漢天子威嚴雖大不如從前，但天子還是有政治利用價值的，天下仍然還有忠於天子的臣子，這就是為何曹操會聽從毛階等人的建議，選擇“奉天子以令不臣”，當然這是曹操方面的說法，“挾天子以令諸侯”是曹操的對手袁紹對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詆譭”，而曹操也正是因為正確地利用了漢獻帝這個政治資源使得自己的實力一步步強大，各路諸侯看到“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益處後，都眼饞起來，比如袁紹，比如孫策，說不定劉備也有這樣的想法。但曹操死後，漢天子的利用價值基本已被榨乾，這也是曹丕為何敢稱帝的原因。

而唐末就不一樣了，在唐末，唐天子的政治價值根本就無法同漢末天子相比，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唐天子威嚴喪失已久，自安史之亂以來，便屢有藩鎮挑戰天子威嚴的事發生，至唐末，歷經了數十年的皇權藐視，天子威嚴早就不值錢了。而唐末藩鎮有錢有糧，儼然就是一個獨立的小王國，因而可以視天子為無物。而反觀東漢末年，至少在董卓入京之前，皇帝的威嚴還是在的。

其二，唐末天子大多由宦官擁立，因而天子的正統性受到質疑，威嚴也因此大打折扣。漢獻帝雖說是由董卓擁立，但獻帝畢竟是靈帝的親子，而他的正統性也是得到了士族們的肯定了的。

綜上，因而在唐天子政治利用價值不高的情況下，大多數節度使覺得天子反倒是個累贅，並不能為自己帶來太多的好處，這也就是節度使不選擇“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根本原因。

借用知乎標準開頭，先問是不是，再問為什麼。

你說唐朝末年沒有藩鎮挾天子以令諸侯。唐昭宗了第一個不同意。在華州被韓建挾持三年。好不容易剛出狼窩，又被朱全忠直接挾持到洛陽自己的地盤。然後朱全忠覺得昭宗可能不大聽話，然後昭宗就死了。唐末帝就要禪位了。

其實韓建和朱全忠的所作所為，又和東漢末年的董卓曹操有什麼區別呢？所以題主的問題不成立。

挾天子是個技術活

挾天子以令諸侯，聽起來特別簡單，很多人以為這句話是因果關係，挾天子就天然可以令諸侯了。

事實上歷史哪有這麼簡單。要挾天子首先第一個前提是天子已經沒有自保能力。不然正常的普通人都不想被別人挾持，何況是堂堂天子。

你看獻帝之前大漢皇帝還能掌握一支自己的軍隊，昭宗之前神策軍還有實力一戰時候大唐皇帝。即使天子九遷。去到哪裡他大爺還是他大爺。

而已經沒有自己嫡系實力的漢獻帝和唐昭宗，就真的到哪裡都惶惶如喪家之犬。連一個刺史級的小軍閥韓建都能限制昭宗的自由。殺死昭宗的兄弟。

挾天子的第二個條件是自己的實力已經夠強。要不是已經是這個時代的最強者。憑什麼擁有天子這樣的奇貨對吧。

曹操之所以能挾獻帝是因為他當時已經是河南霸主。但他挾了天子河北霸主袁紹，江東孫權這些又聽了他的號令沒有呢？

李茂貞和韓建挾天子，自身實力不夠，招來的只能是各諸侯的圍攻和討伐。而朱溫把昭宗帶走之後，是不是就安全了許多。那是因為當時的朱溫實力最強，其他人敢怒不敢言罷了。

結語

題主的問題不成立，唐末也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任何時代只要滿足天子已經足夠虛弱，沒有自己的班底，臣子已經足夠強大，顯然都會出現挾天子以令諸侯。挾天子的最終目的是代替天子上位。

曹操如此，朱溫如此，再往後的孫可望如此。

只不過這是一柄雙刃劍，要玩好這個動作需要很強的自身實力和個人能力。

東漢末期，漢天子有政治利用價值，曹操迎漢獻帝都許縣，封為大將軍、武平侯，從此，曹操大權在握，號令四方，滅呂布、破袁紹，徵烏桓，統一了中國北方。可以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做的很成功。

而唐朝末年的藩鎮們情況又不一樣了，所以沒必要去挾天子以令諸侯。

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的軍鎮制度擴充套件到了內地，最重要的州設立節度使，指揮幾個州的軍事；較次要的州設立防禦使或團練使，以扼守軍事要地。於是各地出現不少節度使，防禦使，團練使等大小軍鎮，後來擴充到全國。

從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是藩鎮相互兼併的時期。而黃巢攻破長安，表示這唐朝中央政權的瓦解。

後來朱溫兼併北方，朱溫兼併北方，王建割據四川，楊行密割據安徽，錢鏐割據浙江，馬殷割據湖南，劉隱割據嶺南。且這些藩鎮擁兵自重，在軍事、財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說白了，這些藩鎮有錢有糧，就是一個獨立的小王國，可以視唐天子為無物。且唐天子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利用價值，反而卻還是個累贅。

所以，唐朝末年的藩鎮們，不像三國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

唐朝末年的藩鎮，學不了三國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根本原因是：前期還沒有足夠的勢力和能力；後期則是皇權失去了利用價值。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中央政府和地方一個基本的政治格局，就是藩鎮與中央政府之間既相互對抗、又相互利用，結果只能是藩鎮割據長期存在、延續。

一、中央和藩鎮處於平衡期

從安史之亂到黃巢起義前，中央政府和藩鎮誰也贏不了誰。

藩鎮問題最初就是安祿山、史思明的殘餘力量，比如河朔地區的幽州、成德等藩鎮。中央政府為了迅速平定叛亂，招降叛軍的條件就是維持原有地盤、軍隊。邊境危機使得藩鎮有機會、有能力割據一方。中央政府多次想要徹底解決，當無論是軍事進攻還是政治權謀，都以失敗告終。

部分地區出現割據狀態，中央政府和藩鎮割據勢力基本上達到了互相制衡，中央政府有能力防止任何一家藩鎮獨大，藩鎮的軍事、政治勢力還不足以推翻皇權和中央政府。

二、藩鎮稱雄：黃巢起義後直到五代十國，那是個靠實力說話的時代

藩鎮利用鎮壓黃巢起義，徹底脫離了中央政權的控制，最後形成了五代十國的混亂局面，唐朝末期的皇帝沒有任何利用的價值，最終朱溫透過禪讓的方法奪得皇權，唐王朝滅亡。

經過時代的變遷，唐代末期的地方諸侯們已經不需要藉助皇權的威嚴，五代十國是個靠實力說話的年代。

唐朝的軍閥，相對於三國時期，顯得更加務實。三國時期，誰都想著爭奪漢獻帝，唯獨劉家宗室諸侯不願意。

為什麼呢？因為劉家人有繼承權，而其他諸侯卻只有控制權。在那個時候，控制了漢獻帝，也就有了表面上控制天下諸侯的權力，比如董卓和曹操。

可是到了唐朝，情況卻完全不同了。地方諸侯豪強甚多，比如河朔三鎮，卻沒有人願意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又是為什麼呢？

01三國前期，劉家宗室眾多，使得漢獻帝依舊有地位。

東漢末年，劉焉感覺朝廷內部鬥爭太激烈，宦官和外戚之間互相廝殺，早晚禍亂朝政。所以劉焉建議在地方上設立州牧，讓老劉家的人去任職，這便是東漢州牧的由來。

在劉焉的建議下，各地州牧開始上任，其中比較著名的幾位宗室有荊州牧劉表、揚州牧劉繇、益州牧劉焉以及幽州刺史劉虞。

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併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數萬人。---《三國志》

這些可都是手握實權的地方大軍閥，當然他們後來都不願意聽從朝廷的調遣，各自有了自己的想法。不過有這些老劉家的人在市面上混著，大漢天子的權威性就不會喪失。

董卓手握天子的時候，漢獻帝還是可以號令天下的，比如說在任命劉表為荊州牧的事情，那就是董卓一手操辦的。

伴隨著劉虞被公孫瓚所殺，劉繇被袁術擊敗，劉表和劉璋全都成了自保之徒，沒有任何人願意撐起老劉家的天下。

這個時候曹操就算得到了天子，其實也很難號令天下。不過曹操是有自己打算的。他得到天子以後，也曾經嘗試過號令諸侯，可是手裡沒有軍權誰願意聽你的呢？就算曹操擁有軍權，又擁有天子，可是人心不思漢的情況下，老劉家這位天子的作用很有限。至少諸侯心已經不思漢了，所以曹操壓根就號令不動諸侯。那麼曹操為何還要千方百計得到天子呢？答案很簡單，是為了招攬人才。諸侯們都鬼精鬼精的，當然不願意成為曹操的臣子，可是人才們不同。

人才們有的飽讀詩書，有的習武多年，他們需要一個平臺展示他們的才能。而最好的平臺當然是東漢王朝這個正統平臺。

02唐朝時期宗室不掌權，地方軍閥誰也不買老李家的賬了。

唐朝宗室問題很嚴重，因為唐玄宗前期，老李家的宗室總是在互相內鬥。尤其是皇室內部，更是隔三差五爆發政變。

比如說唐太宗李世民爆發玄武門之變，誅殺了太子李建成，逼退了李淵，從而篡位登上了皇位，開創貞觀之治。唐太宗的兒子李承乾，本就是太子，可是因為等不及了想早點上位，就聯合侯君集等將領發動了政變，差點推翻唐太宗。唐中宗李顯，在張柬之的幫助下，發動神龍政變，從母親武則天手裡奪取了政權，將武周王朝重新改為李唐江山。唐玄宗李隆基與姑姑太平公主合作，發動唐隆政變，推翻了唐中宗李顯的老婆韋皇后的統治，扶植唐睿宗李旦登基。唐玄宗李隆基在登基以後，發動先天政變，將權傾朝野的太平公主誅殺，從此李隆基徹底掌握政權。唐肅宗李亨在安史之亂爆發以後，主動北上抗敵。可是他提前在前線登基稱帝，遙奉李隆基為太上皇，奪取了政權。

從唐朝這幫宗室的表現來看，你覺得唐朝皇帝會將宗親留在外面做封疆大吏嗎？當然不可能。手裡沒什麼兵權都想著要篡位，別說一個個成了封疆大吏以後，又該如何瘋狂了。

所以唐朝的所有封疆大吏，都是外姓人。由唐朝皇帝親自冊封的各地節度使、觀察使等人才是在地方上真正擁有實權的人。

昭儀李漸榮臨軒謂玄暉曰："院使莫傷官家，寧殺我輩。"帝方醉，聞之遽起。史太持劍入椒殿，帝單衣旋柱而走，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護帝，亦為太所殺。復執何皇后，將害之。後求哀於玄暉，玄暉以全忠止令害帝，釋後而去。帝殂，年三十八，群臣上諡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舊唐書》

唐朝宗室衰敗以後，以河朔三鎮節度使為首的地方軍閥，率先不聽從唐朝政府的領導，從而使得唐朝皇帝失去了權威。地方上又沒有任何宗室為皇權護駕，這就造成了沒有人願意接手皇帝的情況。

03唐朝末年，人心不思李。

唐朝的前半段，是非常輝煌的。正確的土地制度，合理的稅收制度，相對穩定的政局，使得唐王朝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太平盛世。

可是從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就亂透了。為了平定安史之亂，唐肅宗李亨不斷修改稅收制度，將本已窮苦的百姓盤剝的一乾二淨。

這場大戰餓死的人，遠比戰死的人要多的多，因為百姓的口糧都被官軍們奪走了。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唐肅宗當然要這麼做。

明年，鄭叔清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鬥至錢七千，鬻籺為糧，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袟。---《新唐書》

在唐肅宗這些統治者看來，百姓就是給他們生產糧食的，連自己的統治都保證不了，他們怎麼可能還會去管百姓的死活呢？

識破統治者的這些嘴臉以後，不光地方諸侯們不願意再買李唐朝廷的賬，就連地方百姓們也不願意再跟隨這樣的朝廷過日子。

地方節度使雖然沒有正統地位，雖然相對於朝廷有反叛的傾向，可是對老百姓來說，他們卻比李唐朝廷要好一些。至少為了保證糧草、兵源充足，節度使要維護百姓的安危。

從諸侯到百姓，沒有人再懷念李唐王朝的統治，遇到這種情況，唐朝的皇帝還有什麼實質性作用呢？無法號令諸侯，也無法招攬人才，完全成了一個沒用的擺設。所以後來朱溫索性就把唐昭宗給殺了，反正沒什麼用處。

總結：得民心者得天下。

自古以來，民心都是得天下必備的條件。三國時期，難道劉備真的得民心嗎？當然沒有。真正得民心的是曹操，因為曹操保證了曹魏地盤上長期的穩定繁榮，百姓過上了好日子自然會感恩曹操。

誰來做皇帝，對百姓來說真的不是很重要。只要這個皇帝能夠對百姓好一點，不要嚴重剝削百姓就好了。

劉備到了蜀地沒錢養兵，就鑄造了以一當百的大錢，以此剝削百姓。孫權更加可惡，鑄造了以一當千，當五千等貨幣來剝削百姓。這樣的君主怎麼可能獲得民心呢？

為了所謂的正統，讓百姓們活活餓死嗎？百姓們可不願意為此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同樣的道理，唐肅宗的種種剝削行為，已經寒了天下百姓的心，所以李唐江山，是在他手裡逐漸走向落寞的，失去了民心也就間接地失去了天下。

參考資料：

《三國志》

《新唐書》

《舊唐書》

先說一句話，槍打出頭鳥。

雖然只有短短的五個字，但是這五個字放到任何一個時代都能適用，誰先出頭誰就最會成為眾矢之的，誰就最先被淘汰。

董卓開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頭，他最後是什麼下場？董卓這邊才喊了一聲“呂布何在”，想讓呂布出來保護自己，那邊呂布跳出來給了他一刀。

唐朝自中期開始，藩鎮割據就已經呈現出了尾大不掉的困境，從唐肅宗李亨開始又出現了宦官擅權的問題，唐朝中樞從這時候開始就已經成了一個怪胎。

既然成為了怪胎，那為什麼在安史之亂以後還能撐一百多年呢？

這就在於一個特殊的平衡，皇權成了一根繩子，宦官集團拽著一邊，藩鎮集團也拽著一邊，兩邊扯來扯去，最難受的就是他們中間的皇權。

雖然被兩頭受氣，可是好歹還能保持一個基本的平衡，不至於一下被全部拽到一邊，所以皇權能夠苦苦支撐。

只是苦苦支撐而已，你讓晚唐的皇帝們打破這個平衡，他們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也不敢這麼做。

皇帝一旦把他們給逼急了，弄不好兩邊還能夠聯起手來先收拾了皇帝，然後兩邊再繼續慢慢扯虎皮。

兩個集團扯虎皮的過程中，皇權也在一直不斷地被削弱，當皇權被削弱到了一定程度之後，也就到了兩個集團的權力“拔河”出結果的時候。

誰勝勝負實際上沒有懸念，藩鎮手裡有的是軍隊，宦官在中樞再蠻橫，能用的軍隊也屈指可數。

所以，最後肯定是藩鎮集團打敗宦官集團，這一點毋庸置疑。

皇權被削弱到了極點，唯一還能起到平衡作用的宦官集團也倒下了，那麼藩鎮有沒有想東漢末年的董卓曹操一樣挾天子以令諸侯呢？

當然有，不過只有一個人，也就是朱溫。

想要完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這個“壯舉”，那就必須得有足夠的軍事實力，所以只能是軍事實力最強的那一個。

拿東漢末年來說，東漢皇室衰微之後，董卓手握大軍，成了最有實力的那一個，所以他能夠入主長安。

唐朝末年的時候，朱溫這小子原本是黃巢起義軍的一份子，可是後來看到黃巢他們沒有希望，就毫不猶豫地降唐了，然後反過來拼命地打黃巢軍。

後來因為鎮壓黃巢起義軍有功，還被唐僖宗賜名了，官位一升再升，手中的兵權也是不斷地增長，然後就成長為了唐末的第一大藩鎮。

誰見了他不得好聲好氣地叫一聲梁王？哪怕是皇帝唐昭宗見了他，恐怕也是好好地哄著，就怕他一個不開心直接掀了唐昭宗的臺。

到了唐昭宗天覆元年，也就是901年的時候，朱溫覺得自己的實力夠強了，可以學一學董卓了，於是率軍入關控制了唐朝中樞。

朱溫控制了唐朝中樞之後，政令雖出於皇帝之口，可實際上卻出於朱溫之手，這時候的朱溫就已經達到了挾天子以令天下的目標。

唐昭宗再904年的時候才37歲，為什麼突然死了？就是朱溫下的手，殺了唐昭宗之後，朱溫又立唐昭宗的兒子李柷為帝，也就是唐哀帝。

朱溫之所以立李柷為帝，只是為了給自己的下一個目標做鋪墊和過渡，他的下一個目標當然就是稱帝。

907年朱溫直接讓唐哀帝禪位給自己，這樣一來他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二個目標，成為了後梁的開國皇帝。

朱溫確實是一個狠人，行事也很果決，董卓和曹操還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不敢直接稱帝，可是朱溫卻直接稱帝了。

朱溫的稱帝，終結了唐王朝的命運，所以後來的人自然也就沒辦法繼續學他一樣挾天子以令天下了。

倘若東漢末年的時候，董卓在挾天子以令諸侯之後，也像朱溫一樣直接稱帝的話，曹操也就不用挾天子了，他自己就可以直接稱帝。

朱溫從控制唐朝中樞開始，實際上就已經成為了出頭鳥，到後來直接逼迫唐哀帝禪位，更是成了出頭鳥中的出頭鳥。

所以，當時就有人要打朱溫和後梁，比如說李克用就仍然繼續打著唐朝的旗號召集人馬去打朱溫。

朱溫的結局也和董卓一樣，只不過董卓是被幹兒子所殺，朱溫卻是死於親生兒子朱友珪之手，慘不忍睹。

不過，後唐後晉這些皇帝還得感謝朱溫，如果不是朱溫直接以後梁取代了唐朝的話，他們很可能還得像董卓曹操那樣捧著個蠟像天子打天下。

誰說他們不想挾天子以令諸侯了？只不過看做了有沒有用而已。

（一）

唐朝末年，咱們可以從901年算起，這一年，宣武節度使朱溫入宮，將宦官殺光，結束了宦官和朝中官員的爭鬥。看到朱溫這個名字大家就明白一切了吧？

904年，朱溫更絕，直接發兵攻陷長安，挾持唐昭宗遷都洛陽，之後將唐昭宗殺害。隨後他立唐昭宗的第九子李柷繼位為唐哀帝，全權控制了朝廷，不過這仍然滿足不了他的心願。

最終在907年，朱溫逼迫唐哀帝李柷禪位，唐朝滅亡，朱溫改國號梁。

大家可以想想，在朱溫將唐昭宗挾持和廢立的唐哀帝這段時間裡，難道他沒有想到學習史書上的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二）

他當然想過，而且操作過，可是有用嗎？要知道曹操這麼操作，不是因為這個想法多麼獨特，而是曹操實力本來就不錯，你以為曹操最早用天子的名義給袁紹、袁術發命令他們會聽？

他們聽個屁啊，袁紹、袁術紛紛稱帝，才不管你是天子的命令還是挾天子的命令呢？可以說，要不是曹操後來官渡之戰的勝利，這事在歷史上就算翻篇了。

所以朱溫面臨的就是這麼一個局面，晚唐的節度使們實力都很強，各個擁兵自重，會聽你一個所謂的天子的？你有本事看我不服從命令來打我啊，打得過我自然聽，打不過，管你誰的命令都是放屁。

（三）

如果從904年算起，朱溫一直這樣操作了3年，後來他發現，得了，該聽話的不用天子的命令也聽我的話，不聽話的雍誰的命令都不好使，還是我親自上吧。

這才有了907年，他直接讓唐哀帝禪位得了，為什麼他選在這一年？因為他這一年征討淮河以南地區失利，害怕再不過把皇帝癮，就沒機會了，所以才搞了這麼一出。

所以不是他們不學，而是光學樣子不行，不然變成了畫虎不成反類犬了。

唐朝末年雖然和東漢末年形勢相似，但是細分析就會發現，其實是有不同的。

東漢末年，皇權衰微，但是皇權的象徵性仍然存在。獻帝也是靈帝的正統之後，皇帝的政治價值還是很高。各方勢力中也有很多是皇室宗親，劉氏子弟。這些人多為地方州牧。手握重兵，是實實在在的軍閥，不容小覷。雖然皇帝對他們的指派力度已經很低，但皇權的象徵性仍在。曹操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奉天子以令不臣”這樣在所有的行動上都會有一個“中央政令”的光環。即使是面對劉氏子弟，仍然不用背上“亂臣賊子”的名號。也就做到了所謂的師出有名，而將討伐物件置於“不義”之地。另一點，普天之下尊法儒令的門生眾多，在讀書人的眼中，皇帝仍是至高無上的。正所謂“君為臣綱”尊正統而排外道是天下門生的內心倫理。從這個角度來說，曹操既可以控制輿論，又可以以朝廷之名招攬名士，“挾天子”這步棋是必須要走的。

唐末，皇家宗室少且不掌實權，不像東漢末年那樣，有宗室勢力。自安史之亂中央統治遭遇重創，隨後的時間裡也屢有藩鎮割據違抗中央的事件發生。直到後來地方藩鎮徹底形成自治的地方勢力，割據之勢已定。中央皇權對地方毫無作用。而且唐末天子多是宦官所立，世人對皇室正統的尊尚早已蕩然無存，藩鎮勢力無視天子，也就無所謂“挾天子”了。

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嚴重地影響了大唐王朝的朝政，並將其逐漸窒息了。但是，“藩鎮割據”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藩鎮“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現象，這是為什麼呢？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其中的緣由。

一、藩鎮的彼此關係是相制約。

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記載，唐王朝的藩鎮主要有四大型別： (1)河朔割據型（簡稱河朔型）：魏博、成德、盧龍、易定、滄景、淮西、淄青；(2)中原防遏型（簡稱中原型）：宣武、忠武、武寧、河陽、義成、昭義、河東、陝虢、山南東、河中、金商；(3)邊疆御邊型（簡稱邊疆型），分西北疆與西南疆兩部分； (4)東南財源型（簡稱東南型）：浙東、浙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嶽、福建、湖南、荊南。 大唐王朝後期藩鎮割據形勢圖

這些藩鎮之間的關係，不同於其它時代的割據政權之間的關係。如，河朔型與中原型藩鎮是抗擊與防抗擊的對峙關係；中原型與邊疆型藩鎮之間是平衡系；中原、邊疆型藩鎮與東南型藩鎮和大唐朝廷存在著相互依賴的武力、財力關係，等等。

由此可見，唐朝的藩鎮之間是一個互相關聯而又互相束縛的矛盾統一整體。唐朝的藩鎮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也不是簡單的“割據對立”的關係。它們同與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的藩鎮割據是有著一定區別的。

唐王朝本身雖然沒有一支強大的禁軍或衛戍之類的武裝力量，但由於藩鎮之間的這種相互制約關係的存在，卻使得任何藩鎮都不敢輕舉妄動，都不能肆無忌憚地各行其是。

因此，《宋史·尹源傳》說：“弱唐者，諸侯也，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

二、藩鎮的軍隊士兵是僱傭型。

唐代藩鎮擁有的軍隊不同於一般的軍隊。他們是“常虛耗衣糧，無所事”的僱傭型的專職士兵。他們與戰時為兵勇、和平時即為農耕者的兵種不同。他們與藩鎮主帥之間是契約關係，而不具有農奴兵那樣的很強的依附性。 正在接受訓教的軍兵（劇照）

他們的職業，是士兵；他們的謀生手段，是當兵。養家餬口全靠“軍旅”。《新唐書》之《田承嗣附悅傳》中說，他們是“仰縑廩養父母妻子”。

因此，一旦損害了他們的利益，影響了他們的軍旅收入，必然會激起他們的強烈反對，不惜作“忘身徇利”的鬥爭。

被激怒欲作亂的軍兵（劇照）

既然藩鎮士兵從軍的主要目的是謀生存、求活路，自然不願意參加這樣或那樣的費力不討好，還有可能傷損生命的戰爭。

也就是說，他們執著於“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那麼，如果藩鎮主帥好戰，引領他們參加戰爭，勢必會遭到軍士的反對，甚至顛覆。 如《東觀奏記》記載，中原型的武寧軍的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部下噪而逐之”；《資治通鑑》記載，大中時的南方藩鎮“數有不寧”，也是因為藩鎮主帥“停廢將士，減削衣糧”，等等。 藩鎮首領康季榮（劇照）

這樣一來，藩鎮的行動，尤其是軍事行動，就在一定程上被限制了。藩鎮不但不能為所欲為，不能恣意反叛朝廷，而且還得時不時地“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資治通鑑》）。

三、利益矛盾因軍費被轉化了。

安史之亂以前，全國的財賦收入由中央政府統一調配。安史之亂爆發後，戰亂使唐王朝統治體系紊亂，甚至癱瘓。 安史之亂之戰爭場景

因而，大唐朝廷很難再統籌、調撥物資軍需以供應作戰軍隊。於是，朝廷下達了戰時詔令，各軍鎮“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資治通鑑》），隨之，軍隊的一應開支完全由地方自籌自支了。

軍隊費用收支歸屬地方後，藩鎮就掌控了地方上的財權。這樣一來，藩鎮的權勢雖然得到了增強，地位得到了鞏固，但也意味著軍兵與藩鎮存在了“切身利益”的矛盾。

也就是說，經濟利益上的矛盾衝突，由原來的軍兵與中央政權之間，轉換成了軍兵與藩鎮之間。這樣，軍兵為維護、確保自己的實際利益，緊盯著的就必然是藩鎮，而不再是大唐中央政府。 被逼迫的大唐天子（劇照）

綜上所述，由於大唐王朝的藩鎮具有這樣的特點，所以就不容易出現其挾持中央政府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