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正直的外表，包裝著貪婪的心，但萬事都不能一棒子打倒一片，東林黨人確實也有真正的正人君子，但太少太少了，明亡，絕對亡於東林黨這群無用書生，他們的貪婪，他們的無用，他的偽君子，如果東林黨人能有一個真正有實之事的人，明朝即不會亡於李自成，更不會讓清兵入關一步。

明亡，亡於東林黨人的治國理念，為己私慾，瘋狂的壓榨剝削人民，致使國內人民造反，間接的讓滿族人強大起來，另外在最後的關頭，東林黨人更誤國，沒有一個人能為崇禎出一個好策略，只能眼看著李自成打入北京，最可氣的是當初李自成要合解時，賠償幾萬兩白銀，可東林的官員們一分沒有，李自成入京後，在劉鐵匠的大棒下，這些拿出了幾十倍的當初李自成要合解的數字，更讓氣氛的是，崇禎死後，滿清入關，平時這些仁義道德君子的東林黨人確爭先恐後的投降大清。明亡，亡於東林黨人是完全正確的，主持朝政的東林人，即沒為皇帝分憂，也沒出一個好主意，眼看著明朝滅亡，難怪崇禎臨死前憂嘆，朕怨殺魏忠賢也！如果崇禎當初能聽他木匠大哥皇帝話，重用魏忠賢，明朝絕不會滅亡，因為魏忠賢的國策是張居正的國策，減人民稅賦，增富人稅收，強軍養民，可東林黨人鬥敗了魏忠賢后，完全大變樣了，把稅賦又強加給了人民，以致人民起義，可以說明朝亡國，是崇禎的正策失敗，但更是東林黨人的誤國害國！

東林黨人表現出來的讀書人的正直、勇敢、為了理想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精神值得稱讚。

但是東林黨人是朋黨不是政黨，黨同伐異，是自己一夥的，哪怕是錯的，也視而不見，不是自己一夥的，即使是對的也加以打壓。

缺乏全域性關念，缺乏治國才能，只知道抨擊朝政，換去自己的好名聲。

當時明朝國事艱難，內憂外患，他們不去解決這些問題，只顧黨爭，這不是火上澆油嗎？

朋黨之爭，國之大害，他們的失敗可以說是咎由自取，對於明朝的滅亡，明朝末年的東林黨人們，的確負有歷史的罪責。

東林黨是明朝末年，由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代表江南士大夫的官僚階級政治集團。

1954年(萬曆二十二年)，朝廷徵集內閣大學士人選，顧憲成提名的都是神宗所不喜的人，於是觸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職回家。

顧憲成回到家長，在家長的東林書院講學，吸引了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為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員，時間一長，東林書院的這些人就形成了一個政治派別，被稱為“東林黨。”

歷史上認為東林黨誤國主要是認為東林黨急於求成，沒有政治遠見，缺乏治國才能；而且最讓人們詬病的就是東林黨對稅收的改變。

在魏忠賢當政期間，當時朝廷大力征收商稅，降低農稅，穩定了當時的民心。

而當崇禎皇帝繼位，東林黨執政時，東林黨主張降低工商稅，加大農稅，自此來解決國庫空虛的問題。這些舉措加重了百姓了負擔，老百姓混不下去了，起義就再所難免。

再後來，當大明滅亡後，李自成攻入北京，在東林黨官員家中搜出7000多萬兩白銀，這讓那些一直標榜自己為清流的東林黨更為人們所不恥。

整個看下來，初期的東林黨確實是一群有志之士希望透過改革來解決國家問題，但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卻成了大官僚，大地主的代表，大明王朝的覆滅不能全部算在東林黨頭上，但東林黨確實要承擔一部分責任。

東林黨人“是一群沒有多少政治遠見，缺乏治國才能”計程車大夫，“在好同惡異，黨同伐異方面，東林黨比起其地諸黨成員來，常常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東林黨人代表了當時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強的利益，反對朝廷向工商業者收稅，並藉著崇禎帝清除魏忠賢勢力的時機，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貿易稅、礦稅、鹽稅、茶葉稅等稅種的稅負，使得明末的財政收入來源更加單一，朝廷的稅收來源更加依賴於普通的農民，再加上當時各種天災不斷，造成了大量農民破產，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導致了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加劇了社會矛盾，讓明廷的稅收流失嚴重，沒有稅收國庫空虛，造成軍餉以及應對各種自然災害不足，加重老百姓的負擔。所以，“明朝的最終滅亡，晚明的黨人們包括東林黨在內都是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罪責的。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副對聯便是出自東林黨。

　　東林黨的創始人顧憲成，曾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因為上疏為太子常洛爭名分，佛了萬曆皇帝的逆鱗，被削職滾蛋回無錫老家養老去了。

丟官後，他也閒不住，研究學問，四處講學，反而迎來人生最輝煌的時段。

慕名前來教學的人極多，他不論貴賤，一視同仁，以至於鎮上，連祠堂、客棧、和鄰居家都住滿了求學者。這樣還不夠住，顧憲成又與兄弟在自家宅子旁建了十幾間書舍，共來求學的居住，他家常年住滿了求學者，他夫人朱氏也熱情好客一臉笑容，向對待自己的兒女一般，又給學生們燒飯做菜，讓求學的人們感覺到家的溫暖。

　　經過商量顧憲成把宋朝時一座破舊的書院翻新，由於沒錢一度停工，當大家得知沒錢修書院時，各界人士紛紛捐款，包括當地的官員，於是書院成，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東林黨。

十月份東林八君子，發起東林大會，規定每月進行講學，他們講究實學，所慮皆天下國事。

顧憲成這句話也非常出名：“即天下有一分可為，亦不肯放手。”

　　東林黨的初願是好的，但是他們除了讀得幾本書，對國家亦沒益處，他們在朝堂上使得黨爭愈演愈烈，打擊報復，同黨伐異，搞的朝堂烏煙瘴氣。

　　熊廷弼經略遼東時，由於不是東林黨，竟然被架空了，只有個經略頭銜，領兵五千，手下巡撫王化貞卻是統兵七八萬，熊廷弼上書朝廷，說王化貞不聽號令，東林黨的大人物，卻說不要管王化貞，各管各的。

　　王化貞聽信手下讒言，丟城失地，本來跟熊廷弼關係不大，但是他是遼東經略，由此被抓了起來丟進大獄，兩年後被殺。

　　在此之前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觸動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工商業的代言集團便是東林黨，他們家族基本涉足了所有的生意，就算自己家沒有做，旁枝也做的風生水起，他們又是這些家族培養出來的，現在佔據高位，就應當給予最大的幫助。

　　他們阻止皇帝收商業稅，甚至還提出減免江南的商業稅，皇帝一要收稅他們就會說是與民爭利。他們只為自己的利益，不顧國家。

在很長一段時間，帝國的稅收都是南高北低，在崇禎年間，東林黨自家獨大，開始了一刀切的政策，那就把北方的賦稅給提起來，南方相對減少一些，南北到平衡了，但是北方百姓在荒災面前日子更苦了，這也是了壓垮北方百姓的一根稻草。

　　試問大戶不上稅，開礦的老闆不上稅，挖煤老闆的不上稅，瓷器老闆上稅錢從哪來，只有百姓掏了。

　　東林黨對戰事一竅不通，前線戰事吃緊，他們在後方緊吃，還一心要節流，說前線耗費繁多。將士不靠金錢激勵哪又會拼命殺敵？

　　一幫偽君子，一天到晚不是彈劾這個，就是彈劾那個，實在沒的彈劾的就自己彈劾自己，有本事的不能主事，沒本事佔據高位發號施令。

　　國事如此，又有此黨，有何不亡之理！

讀書人書讀到一定的時候，如果不與實際相結合的話就會變得很清高，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很自以為是。東林黨人如果單純的作為思想領悟或者宣傳部門的話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讓他們治國還是有很多缺陷的，比如：一是他們大多沒有基層工作經驗，做起事來帶有一定的盲目性，與實際結合不夠好。二是東林黨大部分都是江浙一帶的富農子弟，作為既得利益集團他們不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居廟堂之高的高層東林黨人無論如何也不會損害大地主階級的利益的，進而導致改革不徹底。所以說天啟皇帝重用魏忠賢是一個很正確的方式，最起碼能保證全國集中力量辦大事。

明朝東林黨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首對聯是東林黨創始人顧憲成所寫。

當時的官場是這樣的，由於萬曆幾十年不上朝導致權力真空，許多大臣互相彈劾。王錫爵任首輔後，禁不住言官罵辭職了，萬曆下詔選人入內閣。

顧憲成與吏部尚書陳有年不徇私情，拒絕請託，根據品望合擬了七人名單上報，請神宗親裁。不料，顧憲成他們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厭惡的，神宗不由分說，指責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雜職”5個字，就把顧憲成文選司郎中的職務給撤掉了。

陳有年作為吏部尚書，上疏引咎自責，認為有責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屬，懇請恢復顧憲成的文選司郎中職務。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紛紛上疏申救顧憲成，奏疏共達幾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將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員外放、降調、削職，顧憲成則被革職為民。從此，顧憲成結束了十幾年的官場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無錫。

按照當時如果被貶官，朝廷一變，就又有可能官復原職，但顧憲成再也沒有官復原職。

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東林大會，開始了每天的講課，慢慢的，被貶官的，德高望重就這樣慢慢變成了一個很大團體。

魏忠賢早在萬曆末年就巴結身為皇太孫的朱由校，登基後，魏忠賢擔任司禮監秉筆，親信太監擔任東廠總督，魏忠賢開始了整治東林一黨，被東林黨搞滅的齊楚浙黨歸屬到閹黨門下，經過幾年的發展，閹黨掌握了朝政，東林黨自認要反駁，東林干將楊漣上書天啟帝請求罷免魏忠賢，但天啟帝被魏忠賢迷惑，下詔申飭楊漣，隨後魏忠賢將楊漣等人抓入詔獄，嚴刑逼供，衛指揮使許顯純是魏忠賢手下的人，最後將其打死後畫押，很多很多的東林黨人被魏忠賢整死。

1627年魏忠賢被殺，崇禎帝掌權後，重用東林黨但東林黨已經變成了東南大地主的代言人，勸說崇禎關閉廠衛，停止徵收工商稅，盤剝西北農民，逼反了陝北農民，就這樣明朝陷入了這樣的境況，平叛增響 造反。

明亡於東林黨這是毋庸置疑的，東林黨大多是讀書人也是毋庸置疑的，要說大多里面的讀書人是正直的，那就要看看你怎麼理解正直二字了。

東林黨人並不是想象中的正直

舉一個當時東林黨重量級人物，萬曆年間東林黨的大佬級人物李三才，是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鳳陽，兼漕運總督。藉著漕運總督的職位大肆斂財，古代最肥的職位一個鹽政，一個漕運，他在斂財方面名聲可相當大，大到幾十年後，著名學者夏允彝到鳳陽尋訪，還能聽到相關事蹟，最後還給了個結論——負才而守不潔。當時東林黨高層如此，其餘多數人便可知。

怎麼說呢，東林黨人當時的整體形象就是才華學識有，不重私德，但成天吟誦道德文章談玄論道的一群人。中間能幹實事的有，但不多。

東林黨人的正直換句話說是愛虛名，但不敢負責任

讀書人都有個毛病，愛慕虛名，這在東林黨那時候怎麼體現的呢，就是靠反對皇帝罵皇帝，如果皇帝責罰他了，他非但不怒還很高興，回去便有了名聲，老子當年為了規勸皇帝受了處分。他們把這叫做忠心。但具體呢，皇帝今天衣服沒穿好罵一下，明天皇帝去一個妃子那次數多了也罵一下。但涉及到大事全不說話了。

李自成快打進北京了，崇禎想南逃，他不好意思說，找個親信在朝堂上替他說，被東林黨人罵慘了，最後崇禎礙於他怕親信把他供出來給他殺了。

東林黨說什麼君王死社稷，我們與敵寇奮戰到底，為什麼，因為南逃了不光崇禎沒臉面，東林黨也沒臉面，成天高喊口號最後敵人來了你跑了我這名聲還要不要了啊。

就是這群人，平常愛虛名給皇帝騙住了，原來底下人這麼忠誠，南逃是愛虛名不讓皇帝跑，最後敵人打進來了全破功了。

東林黨人本質上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明代科舉靠四書五經八股文，能靠這個當上進士做官是並且進入東林黨的那都是鳳毛麟角的存在，畢竟如果你連進士都不是東林黨憑啥收你，做個類比，這群在當時整個中國最聰明的一群人當官了，寒窗苦讀二十年不止，就像現在的清華北大的畢業生，心氣很高，為自己著想大於一切，為自己負責第一，為別人負責第二。

最後，為什麼我們認為東林黨要好過閹黨的名聲，因為東林黨讀書人多啊，讀書人多國家的宣傳機器就在他們手上，他們寫的書都是讚揚東林抨擊閹黨的。久而久之，以至於後代人就不加選擇的信了。

所以東林黨多是文人，但這群文人精緻利己，愛慕虛名，但善於美化自己，明亡他們肯定要負一部分責任的。

本質上都是一群當官的政客，咱別給人家想的多骯髒也別給人家想的多高尚。

東林黨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政治集團。其主要的成員有顧憲成、左光斗、高攀龍、葉向高。明代的皇帝明神宗時期，其統治下的明代中期，曾經強大的大明王朝也開始走上了下坡路，其主要的表現就是經濟政治上的敗壞。

歷史背景

政治日益敗壞的大明王朝，封建高層人員過於壓榨，導致人民生活非常的艱難，因此一些受不了壓榨的百姓就不斷起來反抗。

而就在這一時期，我們熟悉的詩人、政治家張居正就想改變這些現狀，於是身為首輔的張居正就開始了他有名的政治革新。

首輔張居正，在澄清吏治、改進稅制、增闢財源、興修水利和整頓軍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只不過，張居正的政治革新也是曇花一現，明神宗在張居正過世後，張居正的新政措施就很快被廢除了。

神宗廢除張居正的新政後又開始把大明王朝帶向了下坡路。其中以皇帝、宦官、王公、勳戚、權臣為代表的封建統治階級勢力，操縱朝政。

政治變得更加黑暗，軍事也不斷衰敗，財政方面也開始變得緊張起來，致使上層人員開始不斷增加賦稅，從而也導致了人民反抗事件的增加。

東林黨的興起

顧憲成一個被明神宗革職的男人，他回到家鄉的就開始到處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並吸引了一大波的粉絲，而他經常講學的地方就叫東林書院。這個書院成了當時一個輿論中心，而這裡的人們開始從一個學術團體形變成了一個政治派別“東林黨”。

東林派，崇尚實學，對於扭轉當時的士人風氣起了一定的積極的作用。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題，而且議論如何改變這些問題。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的特點，吸引來了許多的人才，這其中也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

早期東林黨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其逐漸的發展也引發了加劇黨爭，排除異己，空談誤國，缺乏實際，反對工商業加稅，加重了農民負擔，貪汙腐化等問題，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顧憲成最初在神宗年間因爭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朝廷會同推薦選任內閣大學士人員名單，而偏偏顧憲成提名的人，神宗都不喜歡，這下正好撞槍口上，惹怒了神宗，被革職回家。

顧憲成回到了家鄉，一想成了布衣，正好無事可做，從事講學活動吧，同時也可以宣揚他的政治主張。恰好在無錫有一所宋朝學者楊時曾經講過學的東林書院，他就同弟弟顧允成倡議維修。顧憲成在江南士大夫中聲望頗高，得到了很多士大夫甚至地方官員的資助與支援。

在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修復了這所書院。同年十月，顧憲成會同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葉茂才（時稱東林八君子）等人，發起了一個東林大會，還像模像樣的制定了《東林會約》。

最初這些東林黨人標榜氣節，崇尚實學。他們在講學中經常觸及社會現實問議論如何改變政治腐敗、民不聊生的狀況。而且因為東林書院既講學又議政，吸引著許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評朝政而被貶斥的官吏。部分朝廷的官員也與東林書院的這些學者思想理念不謀而合，弊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這裡的人們逐漸由一個學術團體形成為一個政治派別，從而被他們的反對者稱為“東林黨”。當然這個“黨”是朋黨的意思，不是近代意義上的政黨。

其也由最初提出振興吏治，整頓朝政，打擊貪汙腐敗等，但其逐漸發展也引發許多問題。

從最初的講學，逐漸聚合成一個政治集團“東林黨”。而且由於東林黨人“‘黨見"太深，壁壘過嚴，以致樹敵過多”，他們過分執著於“‘非此即彼"的認知模式”和“‘善惡兩分"的絕對化政治思維定勢”，有點絕對化，認為除了自己人之外都是敵人，威脅到其他非東林黨人的利益，其他非東林黨人沒辦法啊，於是他們為自保也紛紛以地域為單位，以高官為領袖，結成幫派，一時朝中宣黨、浙黨、楚黨、齊黨林立，他們聯合起來打擊東林黨人。

鬥爭由原來的閣部之爭和門戶之爭逐漸演變為黨派鬥爭，各黨派之間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攻擊，朝堂之上，一個個滿口仁義道德，民生社稷，但是真正去考慮民生的沒幾個，那只是藉口。

許多東林黨人，多數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對個人聲名之看重甚於國家利益，為了一時的名聲利益置國家利益而不顧。黨政加劇，朝政一片混亂，內耗嚴重。

我們都知道明代的財政在萬曆之前以農業稅為主。學歷史也都知道明代中後期江南便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江南的工商業頗為發達繁榮。因而張居正改革重在稅收，重點從徵收收農業稅，轉移到徵收工商業的稅收。這自然大大觸動了東林黨代表的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團。張居正一死，東林黨們就廢除這個稅收制度。萬曆皇帝心知繼續徵收微薄的農業稅，不但國庫不夠用，而且農民也無法忍受，於是想加重工商業，礦業，海外貿易的賦稅，但卻遭到東林黨們的的激烈反對。

東林黨人多是江南士大夫及一些工商業主。因而在明朝後期有一個“怪現象”——任何國家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控制的政策，任何國家試圖增加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東林黨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些抵制還基本都成功了這些他們更自信了。“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也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在他們那裡增加工商業，海外貿易稅負，這是不可能的，朝廷窮咋辦，加農業稅啊，所以可憐的農民稅負更重。最終農民們再也無法忍受殘酷的自然災害外加沉重的賦稅，揭竿而起，農民起義也成為壓死明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們有著極強的道德標準，他們能找出社會上的問題，但是從未有找出解決的辦法，從不曾提出過救治國家的政綱，甚至在關係國家存亡的是否遷都，主站主和等方面這些人也是一味的反對，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所以美國學者賀凱對於東林黨的評價是“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計程車大夫團體。”

萬曆時期張居正改革主張加重工商業稅負，但張居正一死東林黨人便把它廢除。而在魏忠賢閹黨倒臺之後，東林黨人逐漸勢大，朝廷也漸漸形成以各軍總兵為首的北方將領集團和以東林黨為首的南方財閥集團。這時候主要問題是明末對滿清的防禦和平叛戰爭。北方將領集團不滿南方集團既不想出錢也不想出力（崇禎皇帝不止一次想要加稅江南，但都因為文臣阻止才作罷）。他們在前線浴血奮戰而這些言官們卻在皇帝面前進讒言，做政治鬥爭。他們還偷偷的與關外經商，謀取利益。

《劍橋中國明代史》評價說：“東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財政上的改革觀點：他們認為技術性的解決辦法過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為他們偏愛行政改革的空想，他們的運動在體制意義上可以被認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從高拱和張居正所採取的立場的重大退卻。”

當然很多東林黨人尤其是早期的大多一身正氣，清廉正直，錚錚鐵骨，堪稱道德楷模。但不可避免的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尤其是崇禎清除掉魏忠賢勢力之後，東林黨人把持朝堂，許多小人趁機混入其中，謀利，貪汙受賄。

更甚至崇禎末年為了補充遼東軍費試圖讓朝廷官員捐款，但在崇禎的可憐請求下竟然只募捐到幾萬兩銀子。而李自成攻破北京後在這些官員家裡竟然搜出來七千多萬兩白銀，想想有些嘲諷。

明末還有一些東林黨官員標榜清流，滿口君臣，仁義道德，但崇仁自殺煤山時朝廷裡一起自殺殉死的沒幾個。還有著名的錢謙益甚至不如一個才妓。

歷來對東林黨的評價都不一，褒獎的也有很多。在此我也只是講了東林黨在發展過程中引發的黨爭加劇，過於空想，缺乏實際，反對工商業加稅，加重了農民負擔，最終導致農民起義，貪汙腐化等問題，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入京師，崇禎皇帝在紫禁城後的煤山自縊而死，標誌著建國276年大明王朝最終滅亡。有關明朝滅亡原因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過，有人認為大明的滅亡是由於東林黨，真是這樣嗎？東林黨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織，真的像有人說的那樣，有如此強大的實力足以左右一個王朝的興衰嗎？

明末萬曆三十二年，吏部郎中顧憲成因直言犯諫而被革職，回到家的顧憲成在常州知府、 無錫知縣及當地士紳的資助下，修復了無錫東城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在此聚眾講學。此時的大明朝危機四伏，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大有山欲欲來風滿樓之勢，東林書院借講學時機，談論朝政得失，匡正時弊，議論官吏。

這種即講學又議政，針砭時弊，崇尚實學的學風，一時成為全國的輿論中心，迅速擴大了他的階段基礎和群眾基礎，吸引了大批有志之士前來，甚至有大批被貶斥的官員趨之若鶩，由是朝堂之士開始仰慕其風，與其遙相呼應，小小的東林書院也逐漸由一個單純的學術團體演變成了一個政黨，形成了一個反貴族大地主階段的朋黨集團，被稱為”東林黨“。

東林學院透過講學、論辯、研討、撰文、出書，對王陽明“心學”及王學末流在道德修養和認識論方面宣揚的種種虛、空、玄的主張和說教進行猛烈的抨擊和批判，從而推動了實學思潮的高漲。他們主張“知輔行主”，意為做人不能大談空論，要有自身想法和實際行動。

提倡求真務實、實學實用

東林學院講學和學術研究要求有針對性、實用性較強，強調從實際出發，注重講實學，辦實事，求實益。

受實學思想影響，其政治主張從務實中來，主張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惠商恤民，反對礦稅。

正如東林書院的一副楹聯寫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中所提到的，東林黨以國家為重，認為無論當朝、在野，還是廣大人民群眾，都有言論自由，批鬥政治得失的自由，要求從下至上，由地方到中央要言論通暢。

保護政治利益：東林黨反對宦官干政，實質是反對中央貴族階級黨派鬥爭排除異已，主張削弱內閣權勢，還政於六部，同時要求政權內部應可以容納地方勢力，主張招回被貶斥的人，重新起用他們。同時要求突破中央貴族階級制定的用人原則，主張”海內共以為賢者，不惜破格用之“的用人原則。

保護經濟利益： 明末，江南經濟迅速發展，作為江南大地主士族代表的東林黨人，為了保護經濟利益，主張改善江南地區的礦稅規則，減輕負擔。從而提出“商”為本來和“惠商”的思想，並提出“為國為商”的觀點，把經商與”為國“相結合起來，這在”重農抑商“的封建社會無疑是很大膽，很有社會進步性的。

東林黨八君子包括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和葉茂才，這八人都是進士出身，在明朝中屬於中下級官員，都被貶或罷官歸鄉，因此政治主張實際是想呼籲改革，還政於六部，讓中央勢力能容納地方勢力，渴望積極參政。

東林黨的形成和出現，實際是明朝後期地方勢力（江浙地主豪強和地方士族）的利益與中央貴族階段利益產生衝突的表現。東林黨人在晚清政治舞臺上有著一席之地，呼籲改革，也提出了一些切合實際的主張。

這種由大地主階級商人和與知識分子的結合體，洞察出大明王朝潛伏的社會危機和階段矛盾正在不斷激化，面對這種危機迫在眉睫之機，出於自保的本能，而挺身而出，與中央貴族勢力進行鬥爭，試圖挽救時局，但歷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轉的，最終東林黨還是有心無力，不能改變大明王朝的命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東林黨人的預言全部應驗，30年後明朝爆發了大規模李自成農民起義，推翻了明王朝，後來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大明朝徹底滅亡。

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的原因有天災、有人禍、有戰亂等等，並不是由於一個政黨，或某一個利益階級而決定的。東林黨雖然在明朝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僅憑這是不能把一個王朝的覆滅歸於一個由知識分子和地主階級組成的命運共同體——東林黨身上的。

崇禎殺了魏忠賢，導致了沒有那個黨派可以抗衡東林黨，從此東林黨在發展過程中引發的黨爭加劇，過於空想，缺乏實際，反對工商業加稅，加重了農民負擔，最終導致農民起義，貪汙腐化等問題，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

讀書人確實是讀書人，但是，如果這群人開始拉幫結派，便不是正直了。而大明王朝的滅亡，東林黨當然要負責很大的責任。

東林黨的源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公元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顧憲成、高攀龍因抨擊朝政被貶回家鄉。這兩個人回家之後致力於講學，廣收門徒。之後，在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顧憲成、顧允成、高攀龍等人修復了東林書院，並在此討論學問與時政。由於東林書院講學、議政為一體的模式非常吸引人，所以之後，楊漣、左光斗、楊漣等人也開始和東林書院的人交往。

自此，東林學院成為了一個輿論中心，鄙視、討厭東林書院的地主階級便開始將這些人稱為“東林黨”，再到後來，凡是正直一派的官員，都被閹黨稱為“東林黨”。

但此時，朝廷內不只有東林黨，還有齊、楚、宣、浙等多個黨派，他們之間為了爭權奪勢，相互碾壓，最終造成了明末的東林黨爭。

這場聲勢浩大的黨政幾乎貫穿了整個晚明，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大約是從公元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到公元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這段時期東林黨不得勢，屢遭其他黨派打壓，而東林黨首領顧憲成也在公元1612年（萬曆四十年）去世了。

第二個階段，是從公元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開始的，這一年，明神宗朱翊鈞去世，明光宗朱常洛即位，朱常洛重用東林黨人，許多東林黨人復職，這一時期東林黨勢力大盛，完結了諸多大案，清算了諸多舊賬，清除了許多腐敗勢力。

第三個階段，是黨爭最劇烈的階段，當時閹黨首領魏忠賢勢力極大，可東林黨人的勢力也不差。這一階段的起始，是以東林黨人楊漣上書二十四罪彈劾宦官魏忠賢開始的，之後，上百名官員跟隨上書彈劾閹黨，可魏忠賢也不甘落後，迅速反擊，瘋狂迫害東林黨人，整個朝廷混亂不堪，極度黑暗。

從這三個階段的，我們可以看出，東林黨一直在“正直”的和閹黨鬥爭，看起來東林黨也一直在為肅清朝政而努力。

然而，一群正直的讀書人，怎麼能夠如此熟練的玩弄權術，並和狡詐的閹黨鬥了幾十年？

顯然是不可能的，正直，只是東林黨的一個標籤，撕掉標籤之後，才是真正的東林黨。

當“正直”可以作為利用的工具時，當正直集團化時，他們必然就會做出很多不正直的事情來。東林黨人為了自身利益，做出的謀害國體之事也不少。這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東林黨也會把黑的說成白的，把貪的說成清的。比如李三才。

東林黨當時的勢力極大，可以說是掌握著輿論的主導權。所以，如果能夠投靠東林黨，利益就是大大的，李三才就是這樣一個人，他很早就發現了東林黨的輿論價值，然後不斷接觸東林黨人，並開始跟東林黨人合作，於是，東林黨人把李三才塑造成了一個廉潔之士，大明棟樑，應該入閣。

可實際上，這個李三才掌管漕運期間可是沒少貪，證據確鑿那種，可即便是證據確鑿，東林黨人依舊一口咬定這個人沒問題。

這不是睜著眼說瞎話嗎？

所以，當一個團體變成利益團體的時候，哪怕他們的口號是正直，也會做出很多不正直的事情來。

PS，李三才是有才能的，政績也不錯，但也是貪的，不矛盾。

二、東林黨打壓政敵也是不分青紅皂白的。

就如剛才說的，東林黨人打擊的可不止是閹黨，齊黨、楚黨、宣黨、浙黨都是東林黨的打擊範圍，而且東林黨在魏忠賢倒臺後，動不動就會把政敵當做閹黨打壓。還有一個太監，名叫曹化淳，他也是明末的太監，但是這個人和魏忠賢是對立的，在崇禎年間，曹化淳上位，為東林黨平冤上千起，可東林黨是怎麼報答的呢？

啊呸，你個死太監！李自成攻打北京，就是你開的門！

可那時候曹化淳早就去養老了，北京的事兒，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兩點彙總到一起就是，東林黨在爭國本，爭權力的時候用了很多激進的手段，打壓了很多不該打壓的人。

但這都不算是大問題，每朝的黨爭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東林黨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及時轉變鬥爭方向，晚清時期，後金已經成了最需要解決的大問題，可東林黨人還在清除異己，讓晚明朝廷黨爭激化，且樂此不疲。而且，東林黨人（一說和東林黨無關，只是文人）提倡加徵農稅（但不支援加徵商稅，因為商稅代表了東林黨的利益），構成農民起義的重要導火索，這都加速了大明朝的滅亡。

而且，東林黨人很多人一腔熱血不假，想要為國做事也不假，可東林黨掌權期間，晚明的財政狀況並沒有改變，且進一步惡化。

我們能說清除閹黨是壞事嗎？不能。

我們能說推自己派系的人上位是錯的嗎？不能。

我們能說晚明不需要處理奸佞之輩嗎？不能。

我們能說一直打仗不可以加稅嗎？不能。

但這些事情發生在錯的時間，就構成了大明亡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從儒家出來的，用所學知識和實踐能夠相結合，並且能夠成功的的人不超過三個人，一個是心學的王陽明，一個是曾文正公曾國藩，第三個不敢說，你自己想！

東林黨人沒有他們標榜的那樣正直

歷史上的東林黨並不是像他們標榜的那樣正直，比如侯恂，兒子侯朝宗在江南秦淮泡妞，一擲千金，他卻憤怒的質問饑民：“你們為什麼造反？為什麼不老實在家餓死？”

這已經不是說正直與否的問題，是失去了人類最基本的同情心，但有人性，何至於此？何況飽讀聖賢書就讀出了這些？聖人教導的仁在那裡？

可悲的是，這樣的人在東林黨中比比皆是，不體恤民間疾苦，只知爭權奪利。

所謂東林黨，內部傾軋也很嚴重，尤其是崇禎年間，不是眾正盈朝了嘛，沒有了外敵，自己內部就掐了起來，下手一個比一個狠。

其實並不奇怪，他們自身本來就是因利而聚的利益集團，有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做對手的時候為了自保還能團結，掌握了權力之後，自然免不了打成一片。

職位就那麼多，權力就那麼大，不爭不搶不把你踩下去，我怎麼辦？

東林黨人普遍做事能力很差，就算個別正直的也是這樣，比如名臣史可法，是少有的正直之士，不過也就這樣了，倒是能做到臨難一死報君王，才能就很一般了。

這幫人最擅長的是做詩寫文章，當風流才子，罵當今皇上，博名氣掙眼球，放今天，個個大V公知。

幹實際工作別找他們，第一不幹，第二不會幹，第三幹了不如不幹，爛攤子沒法收拾。

東林黨的形成，背後是地主階級以及商人集團的操縱，尤其是江南的大地主大富商，他們很多本身就是這些家族的子弟，因此在政論方面只知道考慮本家族的利益，所努力推動的也是符合這些家族利益的政策。

正是由於他們的阻撓，鼓吹，明末的稅收全落在了農民身上，最終造成了明末農民大起義，而他們的家族由於有功名，家財萬貫卻一分錢稅也不交。

東林黨人除個別史可法這樣的，大多氣節不如秦淮女子。東林領袖錢謙益叫著要自殺，卻怕水涼，然後屁顛屁顛去找清軍投降了，還不如柳如是。

反而傳說中的大奸臣閹黨馬士英，逃出南京繼續與清軍作戰，百折不撓，最後英勇就義。

大批的東林黨是先降李自成，後降滿清，清軍進南京正趕上下雨，投降的東林黨跪著請求投降，連夜趕製的紅纓子遇雨掉色，地面都染紅了。

所謂東林黨正直，不過是他們和他們親朋好友為自己的同夥臉上貼金罷了，誰讓這些文人雖然既無氣節又百無一用，但卻能掌握輿論呢？

大前提就是完全錯的。應該說，東林黨自己說，東林黨大多是正直的讀書人，實際上大多一肚子男盜女娼，闖來降闖清來降清

確切的說亡於東林黨有些片面，根本在於明朝給予這些讀書人的權力過大，甚至他們為了私利可以聯合起來對抗皇權，後期又失去了閹黨的制衡作用，得不到這幫文人的同意，很多事皇上有心無力，比如稅收的收取，軍隊的調遣，遷都南京都受到文人集團的制約，而文人大多經過多年苦讀，位極人臣，在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時，大多會先考慮個人利益，比如遷都失敗，就是大多文臣不願放棄在京城的財富造成的。而清朝就吸取了明的教訓，把中央集權發揮到極致，皇上啥事都親自過問，還落了個勤政上朝的美名，八國聯軍來了，撒丫子就跑，根本不用跟大臣商量，也沒大臣敢攔，誰攔誰死，總之文人還是要用的，但不能慣著，否則會亡國的。

人物上：

不乏正直剛強之士，不缺汙濁利己之流。

思想上：

慷慨激昂，堅持己見，黨同伐異，排除異己。

政治上：

大局無觀，變通無策，實際無方，中飽私囊。

崇禎沒有看透時局，不明封建帝王之術要理，用人多疑，施政混亂，失去民心。

東林黨人，多數是正直的，三觀很正，當然，也有少數人是丟了氣節的害群之馬。明朝滅亡有諸多原因，但這口大鍋，全扣在東林黨頭上那是牽強的，但如果你說東林黨對明末政治風氣有很大負面作用，那是自然的，黨爭，搞黨同伐異等，確實為害不淺，當時很多非東林黨官員被逼得抱團取暖，組了浙黨、楚黨、齊黨跟東林黨對著幹，搞得整個朝局是烏煙瘴氣，惡化到可以在史書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東林黨一開始發起的初衷是好的，帶有憂國憂民的色彩，表現出了士人階層對國家命運的擔憂。但是，他們身上往往自帶讀書人的天真，滿懷理想卻又不切實際。在鬥爭過程中，逐漸成了一個“精於黨爭，而不通軍國大事”的群體，總是搞自己人很厲害，窩裡橫，朝堂上，為了搞對手，是無所不用其極，連皇帝都敢搞，所以很多人說他們“百無一用是書生”。

說了東林黨，有不得不提閹黨，現在有很多人在說，說什麼魏公公若在，大明就不會亡，把一個閹宦都快洗成了聖人，這就過分了，魏公公何德何能擔此殊榮，充其量就是個給皇帝幹髒活累活的奴才，榮辱也就在帝王一念之間，真有那麼大能量，也不會被崇禎收拾得這麼利索。後世誇大了魏忠賢的能量，其實他亡不了大明，也當不了大明救世主。

東林黨為後世所詬病的地方很多，但是，它的興起，卻是來源於一些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可以說是一場對大明江山的自救運動。至於很多人說其要對明朝滅亡負責，你高看東林黨了，東林黨在熹宗朝魏忠賢那裡，被打壓得不成樣子，在崇禎那裡，也就是一個被利用的角色，況且崇禎除了信得過自己，還能信得過誰？信東林黨？要是信的話，人緣就恐怕沒那麼差了。

大明怎麼滅的？多方面的原因，也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你光整出個東林黨來頂缸是說不過去的。

封建社會的讀書人飽讀儒家經典，儒家學說用來教書育人毫無問題，但用來做事則百無一用！

當年戰國紛爭的時代，孔子帶著他的學說周遊列國，均得不到重用，說明他那一套並不適合亂世，而儒家學說提倡的仁、義、禮、智、信，被統治者用來教化子民，則有利於社會安定，所以在坐他們江山的時候大力提倡，所以儒學在治世大行其道！

東林黨自然也是飽讀儒家經典，他們出現在了不該出現的時代，崇禎掃除閹黨後，重用東林黨，然而崇禎又不懂權力制約之術，使之一家坐大，當時內有叛亂，外有入侵，國庫空虛，缺兵少糧，這時候，受儒家經典薰陶的東林黨人，他們身上的短板就暴露出來了，這時候國家需要的是錢、糧、將、兵，這些東西在書上找不到，而東林黨一輩子活在書中，哪有經世致用之才？讓他們去解決這些實實在在的問題，除了異想天開脫離實際，就是引用經典誇誇其談，對於戡亂禦敵則毫無用處！崇禎皇帝被這些理論家誤導，焉能不亡！最終，崇禎也明白了這些道理，在李自成兵臨城下之際，寫下“文臣個個該殺”！只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所以，我們提倡“實幹興邦、空談誤國”！這個“實幹”，就是實事求是，結合實際，這個“空談”，就是書生意氣、誇誇其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