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治國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商鞅的法治思想開啟了以法治國的先河。中國的政治歷史文化中，盛行賢人政治崇拜、明君崇拜、人治崇拜、人治迷信，卻少有法治崇拜、法治信仰。商鞅使法的概念從禮法之法中分離出來，從人治之法中解放出來，從倫理法道德法中解放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概念，才奠定了中國古典法學和中國古典政治學的第一塊基石。從這個意義上說，商鞅的以法治國作為思想流派，比西方以霍布斯為代表的把政治從神學、道德倫理中分離出來的近代西方政治學早2000多年。商鞅認為治國要“緣法而治”，法律是治理國家的根本，只有實行法治，國家才能安定富強；治國不可一日無法，法是國家治亂興衰的前提和根本。他認為法對治國的重要性主要是由於法有以下兩方面的作用[3]： 一是法律能夠“定分”，“分”指的是人們之間的財產分界，或所有權。“定分”即解決普通的民眾紛爭，使國家內部安定。二是法能夠“勝民”，“勝民”就是要制服民眾。他認為如果法律能夠起到約束人民的作用，國家則必然強盛。商鞅明確指出治民要靠法令，法律的物件是就是人民，“民勝法，國亂；法勝民，兵強。”全華人民相互監視，彼此告發，法就可以勝民，被統治者用來制服民眾，進而國富兵強，所向無敵。因此商鞅的治國思想是，治國要靠治民，而治民要靠法令，也即以法治國。商鞅在秦國以法治國的實踐，為中國此後的大一統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礎，是2300 多年傳統中國以法治國思想的最高成就。

1、定立、立禁體現的權利保護思想；

2、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

3、刑無等級、不赦不宥的法律使用平等思想。

商鞅的變法依據：“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

不能法古循舊，認為社會是進化的。

我認為商君治國思想最根本的一點是把民眾看作是供驅使的工具，用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方法驅動民力以增強國力，也就是嚴格的法度，嚴厲的刑罰，直接獎勵，獎罰並重。具體如下：

1.驅民，盡力驅動民力。人民只是國家的工具，充分利用民力來充實國力，用獎勵耕戰調動積極性，用嚴格的刑法來保證民為國用。

2.盡民，充分挖掘民力。破除爵位世襲的消極性，以功獲爵，實行土地私有，打擊舊貴族，逐漸的把他們清除出統治層，又可以激發民力，用足民力。

3.合力，整合國家力量。加強王權，實行集權制，提高行政效率與效能，取消分封，實行中央直轄的郡縣制，中央直接控制地方，便於動員和整合國家實力，實現民力即國力。

4.唯法，一切以法為標準，嚴格法的執行，國家治理有統一而又可以延續的制度與標準，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

說到治理國家，在春秋戰國時期，能全面而具體的回答這個問題的，莫過於法家了。而在這方面用之於實踐並取得成功的那就是商鞅了。

下面我們就從五個方面來看一下商鞅的治國思想

戰略宗旨

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爭霸。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各派思想家提出了自己治國強國之道。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就提出了仁道。孔子說要德治，克已復禮。孟子提出仁政。並進而提出王道。什麼是王道呢？簡單的說就是愛民親民，扶植小農經濟，減輕農民負擔。其實商鞅也對於儒家和道家也是很精通的。他人魏國到秦國，一見到秦孝公時，是先說了帝道，後說了王道，結果都引不起他的興趣來。這說明什麼呢？不實用！於是，商鞅改為說霸道。為什麼霸道這麼有吸引力呢？這是由當時的社會環境決定的。當時，王室衰微，諸侯紛紛而起。而天子已經沒有能力來一統天下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經不行了，怎麼辦呢？只能有別人出頭，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就是那個諸侯中的強者，稱霸者。這樣，就出現了霸道。從春秋五霸，到戰國七雄。都是要稱王稱霸。既然要稱霸，要求必須得有國家實力，這就得興國強國。為此，商鞅提出了兩條道路。

強國道路之一，耕戰為王

在商鞅剛上臺之時，秦國還很落後。那就要圖強。一是經濟一是軍事。而在經濟方面，商鞅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他繼承了管子的理論，

“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管子》

商鞅從管子那裡得出了一個結論，那就是：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他還說，

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必矣。《商君書》

他還提出了農戰的思想。農民樸實，易於驅使，如有外敵來侵，就會誓死保衛自己的家園，容易形成戰鬥力。也是基於此，他主張興農。集中全部國力於農戰。為此要抑商、輕工、祛學。堅決抵制商業，控制糧食買賣，使商人怯商而欲農。他禁止私開旅店，禁止自由遷徙。禁止文化創造和精神生產。

強國路之二，變法為王。

為什麼要變法呢，要富國強兵，要建立君主集權，一統天下。因為他主張的這一套和以前春秋時期的治國方法截然相反。那以前是仁道，禮制。而現在是法治。以前是天子實行分封，現在他要加強集權，改為官僚政治，郡縣政治。所以非變法不行。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只要能強國就行了。他用古代的史實來說明他的觀點。

神農既沒，以強勝弱，以眾暴寡，故黃帝作為君臣上下之義，義子兄弟之禮，夫婦妃匹之合；內行刀鋸，外用甲兵。故時變也。由此觀之，神農非高於黃帝也，然其名尊也。那麼既然不實行分封制了，君臣，君民之間和以前有什麼不同呢？為此他提出治國之術

尊君弱民。實際上商鞅是有感於春秋時期的長幼君臣失序的狀況。那怎麼明確君臣之間的界限呢？有三個方面，一是法，二是信，三是權。法是君臣共操，信是君臣共立。權是君之獨制也。他說，這一切怎麼做到呢，那就是法。只有法，才能實現君主治權，保障人民的利益，並取信於民，使國家權力有公信力。

以上主要是君臣。那民呢？要強國弱民。他說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得先制其民。要想國強，就要民弱。民樸，則國易治。為此，他禁止文化，以吏為師。嚴刑峻法。實行連坐制度。

治國哲學

壹，這就是他的治國哲學。他說，聖人治國，審壹而已矣。要壹刑，壹賞，壹教。當然也要一天下。這個壹就是統一的意思。壹刑，就要法無差別。為此，他處置了太子傅。壹賞，他做出徒木為信的事情。壹教，就是統一全民的精神。那麼做到了以上這些，就能一統天下了。

以上這就是商鞅的思想。當孔子的儒學成為傳統文化的主流時，當老子創造了中華文明的思想根基時，商鞅切切實實的解決了當時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國家的強盛與統一，進行了國家制度的建設。促進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和進步。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商鞅為了推行新法，徙木取信於民，是歷史上一則很有名的故事。宋代改革家王安石曾為此感賦《商鞅》說:“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情節相似者，還有《韓非子》中吳起徙東轅、赤菽立信的故事。毛澤東評價“商鞅之法”是“良法”，肯定商鞅是“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見於他在19歲當時寫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

這篇作文是毛澤東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讀書時寫的。原文無寫作時間，作文紙折縫間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字樣，作者在題下寫有“普通一班毛澤東”7字。毛澤東於1912年在退出長沙新軍後，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同年秋即退學自修此文當寫於1912年上半年。這是毛澤東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時年19歲。

毛澤東從兩個方面發表評論，一方面是商鞅，一方面是民眾。他肯定商鞅是中國四千餘年歷史中“首屈一指”的“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稱他的新政為“中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商鞅之法是為“戰勝諸國，統一中原”莫定基礎的“良法”。在毛澤東看來，這樣的新法理應得到民眾的理解、信任與支援，“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不得不透過懸賞徙木以取信於民，方可推行新法。於是毛澤東對此而慨嘆人民的素質太低:“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他還由此得出結論:中國幾遭淪亡慘境，根子就在“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

這反映了青年毛澤東當時的唯心史觀，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後知識界、思想界的一個共識:改造國民性。魯迅就是力主改造國民性的，他描寫底層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如“祥林嫂”孔乙己”等人，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