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考慮的是，諸葛亮在劉備託孤以後，真正掌握了大權之後時間段裡應該怎麼做的問題。雖然說諸葛亮開府以後的政治安排已經做的很好了，就算我們現在穿越過去，達不到人家的水平。但是，本人總結了諸葛亮的三個弱點，針對性的提出調整，有不同意見的可以討論區留言。
首先，從政治層面講，諸葛亮排擠掉了李嚴，使本來就不太穩定的政治局面更加雪上加霜。李嚴、馬謖等人都是益州的本地世家大族，根深蒂固，本土勢力盤根錯節。益州本來是劉焉的地盤，提拔與重用的都是本地人。由於張魯在劉焉死後趕走了劉焉之子劉璋，清洗和打壓了這部分本土勢力。
張魯提拔和重用了自己從漢中帶來的人，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在劉備趕走張魯之後，又重用了自己從荊州帶的人，將張魯的遺留勢力留在第二層，本土勢力壓到了最底層，引起了當地世家大族的強烈不滿。
吳國是蜀國的盟國，除了劉備伐吳此後沒有戰事。魏國基本都是在打吳國，與蜀國交戰，大多數都是防禦戰。所以，蜀國基本上沒有任何外部壓力。基本上都是內憂造成的“益州疲弊”。疲弊的主要因素就是作為根基的本土勢力一直都處於被打壓狀態，大家提不起幹勁，工作上懈怠，國家機器運轉速度緩慢所導致。 《漢晉春秋》記載：公元261年，吳使薛珝來蜀，回國後對吳主孫休說到蜀國情況是：“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 此時距離諸葛亮去世已經二十七年，孫休的彙報說明平民百姓都餓得不行，臉色發青，蜀國朝廷上都是妖言惑眾，聽不到正直的言論。蜀國內部的政治矛盾已經非常尖銳了。所以，諸葛亮應該用更加有效地政治手段去解決問題，不用應該透過發動戰爭去緩解矛盾。
內部打壓的效果不明顯，諸葛亮只好對外發動戰爭。其實，這在當時也是無奈之舉。發動戰爭好處：
一來是，轉移國內視線，轉嫁矛盾。
二來是，隨著戰功的積累，使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加穩固，緩解來自各方面的政治壓力，以便更好的調配後方物資以供軍需。
三來，透過戰爭，對馬謖等本土勢力人物的歷練和培養可以讓本土勢力的地位得到有效提升，軍功的積累和政治資本的疊加，以及可以有效的緩解政治矛盾。
馬謖是益州的世家大族子弟，在諸葛亮的領導班子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同時他自身也很有才幹，在諸葛亮平定南蠻孟獲的時候，建言獻策有過不小的功勞。此時蜀漢政權能拿得出手的武將已經不多了。五虎上將只有趙雲僅存，趙雲長期跟隨劉備，基本上是作為私人保鏢或者侍衛長出現的，也確實缺乏獨自統帥軍馬的經驗。所以一直沒有較高的政治待遇和地位。而馬謖在街亭之戰的表現，也確實給諸葛亮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諸葛亮事後自貶三級，而馬謖在戰場上逃跑，是重罪，何況他事先還立下“軍令狀”。而這個“揮淚斬掉的馬謖”，既是緩解益州本土勢力的重要人物，是益州集團的利益代表。同時也是作為自己北伐重點培養的人才和接班人，損失太大了。
如果按照這一點來說，可以做出如下調整：
1，魏延長期作為漢中太守，無論是帶兵能力還是統帥經驗都足夠。如果諸葛亮能夠派魏延為主將，派馬岱或者王平為副將嚴格按照預定戰略規劃死守街亭， 自己帶人從後方給予魏軍主力致命一擊的話，中原的大門就會為之敞開，繼而將勢力拓展至涼州、雍州一帶。
2，就算不用魏延，用馬岱、王平去守街亭效果也是一樣。因為街亭的戰略地位太過重要，能守住就是頭功。諸葛亮出於政治層面的考慮，錯將志大才疏上的馬謖安排在這個位置是在是敗筆。
3，如果魏軍主力作戰失敗，張郃敗退。那麼中原門戶就是為之大開。就算不立刻進攻中原，那麼打通雍州、涼州一線也是可以的。馬騰、馬超鎮守經營西涼多年，馬岱本來就是西涼人，他只要回到涼州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兵力能夠得到極大補充，在本土勢力的支援和接應下，雍州也可以順利拿下。
這一來就有了足夠的戰略迂迴地帶 ，雖進攻不足，但自保有餘。如果諸葛亮放心的讓馬岱在這裡經營幾年，積累足夠的戰馬和騎馬，再派遣一員大將，由雍州出兵，自己從也益州出兵斜谷據箕谷，未必沒有逐鹿中原的資本。
諸葛亮最大的缺點就是一直充當保姆式的領導。《三國志》說他，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也就是說，在他擔任丞相期間，無論做大小事情都要親自過問，這樣就不但自己過得很累，手下也沒有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空間和機會，手下人員的才能和潛力得不到充分的發揮。劉備臨死前曾經安排託孤給諸葛亮與李嚴，李嚴作為諸葛亮的副手，也是很有才華的人。
史書記載：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這樣的人很早就被排擠出決策層。處理結果較重，顯得非常的不明智。
按照魏延的戰略，僅用一萬人出子午谷去襲擊許都，成功率應該不大。魏延為了這件事曾經多次找過諸葛亮。但是，諸葛亮每次都否決了這一提案，搞得人盡皆知。這個可行性策略也就化為泡影。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但是如果諸葛亮採用這個謀略，先答應下來，用“怕訊息走漏”的說法去安魏延的心。然後動用全國大部分兵力，作為佯攻，不斷去襲擾魏國邊境，等魏國兵力都集中在前線的時候，再悄悄的抽調兵力兩到三萬，由熟悉地形和雨季狀況的魏延出兵子午谷，會師潼關。其實是可以擊敗曹魏的。 諸葛一生唯謹慎，他自己不敢出兵，也是出於穩妥的政治考慮。同時也反應出，在諸葛亮擔任丞相期間，缺乏關羽、張飛、黃忠這種名聲和政治分量足夠重要的，能與諸葛亮在同一水平線的統帥。同時，他也缺了劉備這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高層領導。最終，導致了“六出祁山”而無功的結果。
首先要考慮的是，諸葛亮在劉備託孤以後，真正掌握了大權之後時間段裡應該怎麼做的問題。雖然說諸葛亮開府以後的政治安排已經做的很好了，就算我們現在穿越過去，達不到人家的水平。但是，本人總結了諸葛亮的三個弱點，針對性的提出調整，有不同意見的可以討論區留言。
政治層面：排除異己，急功近利首先，從政治層面講，諸葛亮排擠掉了李嚴，使本來就不太穩定的政治局面更加雪上加霜。李嚴、馬謖等人都是益州的本地世家大族，根深蒂固，本土勢力盤根錯節。益州本來是劉焉的地盤，提拔與重用的都是本地人。由於張魯在劉焉死後趕走了劉焉之子劉璋，清洗和打壓了這部分本土勢力。
張魯提拔和重用了自己從漢中帶來的人，這一點無可厚非。但是在劉備趕走張魯之後，又重用了自己從荊州帶的人，將張魯的遺留勢力留在第二層，本土勢力壓到了最底層，引起了當地世家大族的強烈不滿。
《出師表》中寫的很清楚，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吳國是蜀國的盟國，除了劉備伐吳此後沒有戰事。魏國基本都是在打吳國，與蜀國交戰，大多數都是防禦戰。所以，蜀國基本上沒有任何外部壓力。基本上都是內憂造成的“益州疲弊”。疲弊的主要因素就是作為根基的本土勢力一直都處於被打壓狀態，大家提不起幹勁，工作上懈怠，國家機器運轉速度緩慢所導致。 《漢晉春秋》記載：公元261年，吳使薛珝來蜀，回國後對吳主孫休說到蜀國情況是：“主暗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有菜色。” 此時距離諸葛亮去世已經二十七年，孫休的彙報說明平民百姓都餓得不行，臉色發青，蜀國朝廷上都是妖言惑眾，聽不到正直的言論。蜀國內部的政治矛盾已經非常尖銳了。所以，諸葛亮應該用更加有效地政治手段去解決問題，不用應該透過發動戰爭去緩解矛盾。
軍事層面：識人不明，錯用馬謖內部打壓的效果不明顯，諸葛亮只好對外發動戰爭。其實，這在當時也是無奈之舉。發動戰爭好處：
一來是，轉移國內視線，轉嫁矛盾。
二來是，隨著戰功的積累，使自己的政治地位更加穩固，緩解來自各方面的政治壓力，以便更好的調配後方物資以供軍需。
三來，透過戰爭，對馬謖等本土勢力人物的歷練和培養可以讓本土勢力的地位得到有效提升，軍功的積累和政治資本的疊加，以及可以有效的緩解政治矛盾。
馬謖是益州的世家大族子弟，在諸葛亮的領導班子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同時他自身也很有才幹，在諸葛亮平定南蠻孟獲的時候，建言獻策有過不小的功勞。此時蜀漢政權能拿得出手的武將已經不多了。五虎上將只有趙雲僅存，趙雲長期跟隨劉備，基本上是作為私人保鏢或者侍衛長出現的，也確實缺乏獨自統帥軍馬的經驗。所以一直沒有較高的政治待遇和地位。而馬謖在街亭之戰的表現，也確實給諸葛亮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諸葛亮事後自貶三級，而馬謖在戰場上逃跑，是重罪，何況他事先還立下“軍令狀”。而這個“揮淚斬掉的馬謖”，既是緩解益州本土勢力的重要人物，是益州集團的利益代表。同時也是作為自己北伐重點培養的人才和接班人，損失太大了。
如果按照這一點來說，可以做出如下調整：
1，魏延長期作為漢中太守，無論是帶兵能力還是統帥經驗都足夠。如果諸葛亮能夠派魏延為主將，派馬岱或者王平為副將嚴格按照預定戰略規劃死守街亭， 自己帶人從後方給予魏軍主力致命一擊的話，中原的大門就會為之敞開，繼而將勢力拓展至涼州、雍州一帶。
2，就算不用魏延，用馬岱、王平去守街亭效果也是一樣。因為街亭的戰略地位太過重要，能守住就是頭功。諸葛亮出於政治層面的考慮，錯將志大才疏上的馬謖安排在這個位置是在是敗筆。
3，如果魏軍主力作戰失敗，張郃敗退。那麼中原門戶就是為之大開。就算不立刻進攻中原，那麼打通雍州、涼州一線也是可以的。馬騰、馬超鎮守經營西涼多年，馬岱本來就是西涼人，他只要回到涼州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兵力能夠得到極大補充，在本土勢力的支援和接應下，雍州也可以順利拿下。
這一來就有了足夠的戰略迂迴地帶 ，雖進攻不足，但自保有餘。如果諸葛亮放心的讓馬岱在這裡經營幾年，積累足夠的戰馬和騎馬，再派遣一員大將，由雍州出兵，自己從也益州出兵斜谷據箕谷，未必沒有逐鹿中原的資本。
戰術方面求穩怕亂，戰略保守諸葛亮最大的缺點就是一直充當保姆式的領導。《三國志》說他，政事無鉅細，鹹決於亮。也就是說，在他擔任丞相期間，無論做大小事情都要親自過問，這樣就不但自己過得很累，手下也沒有發揮自己聰明才智的空間和機會，手下人員的才能和潛力得不到充分的發揮。劉備臨死前曾經安排託孤給諸葛亮與李嚴，李嚴作為諸葛亮的副手，也是很有才華的人。
史書記載：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這樣的人很早就被排擠出決策層。處理結果較重，顯得非常的不明智。
《三國志》記載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眾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按照魏延的戰略，僅用一萬人出子午谷去襲擊許都，成功率應該不大。魏延為了這件事曾經多次找過諸葛亮。但是，諸葛亮每次都否決了這一提案，搞得人盡皆知。這個可行性策略也就化為泡影。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但是如果諸葛亮採用這個謀略，先答應下來，用“怕訊息走漏”的說法去安魏延的心。然後動用全國大部分兵力，作為佯攻，不斷去襲擾魏國邊境，等魏國兵力都集中在前線的時候，再悄悄的抽調兵力兩到三萬，由熟悉地形和雨季狀況的魏延出兵子午谷，會師潼關。其實是可以擊敗曹魏的。 諸葛一生唯謹慎，他自己不敢出兵，也是出於穩妥的政治考慮。同時也反應出，在諸葛亮擔任丞相期間，缺乏關羽、張飛、黃忠這種名聲和政治分量足夠重要的，能與諸葛亮在同一水平線的統帥。同時，他也缺了劉備這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高層領導。最終，導致了“六出祁山”而無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