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確實是立法難題 也出現過一小區內有兩個精神病患者每天持刀行兇 建議此類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由國家指定強制監護人 可以是有執行能力的親屬 也可以是當地派出所 給予有限自由 對已經產生嚴重後果的 應該做切除腦垂體或者定期注射鎮靜藥物 聽上去有悖人道 但相對其造成的嚴重後果 司法部門不應以人道為名撒手不管

司法部門不能放任不管，精神病人一樣需要社會各部門的高度關注，打著精神病的幌子而無法無天，逃離法律法規的問責，這是法律體系上的缺陷，當然，做人也應該寬容友善，友好的與他人相處，如果當時雙方都能後退一步，故事的結局可能會逆轉

如果要用精神病證明來減刑，那從受害者角度發問，誰來承擔責任？？不要一發生這種類似事情就推卸給“病”，“病”它已經承擔不了這麼多社會責任和指責。我個人覺得在量刑不應該歧視“病人”，應該一視同仁，也不能給某些人利用這種特殊情況專漏洞。不要讓全社會的人都特願意去得這個病。

我聽我們刑法學老師講過那麼一個事情，有一個人以前是醫生退休後得了精神病。結果有一天早上突然拿刀跑到附近小學門口砍死了八個小學生。後來雖然證明他當時處於無法辯識自己的行為，不過因為影響太過惡劣還是判了死刑立即執行。

精神病人因個人控制問題，在實施犯罪時通常不計後果，表現為手段殘忍，常人難以理解，近日武漢砍頭案便是很極端的案件。精神病因個人精神疾病而導致行為不受控制，法律上根據此類人群作案時精神能否控制行為，分為：是否完全喪失辨認或控制行為能力，完全喪失上述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處於發病期的間歇性精神病人涉嫌犯罪不負刑事責任，處於非發病期的間歇性精神病人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可以從輕，減輕處罰。當然，是否有行為控制能力應當依照精神病鑑定單位的鑑定結論為準。

精神病人屬於一種疾病，既讓人感到可憐又可恨，因為真正的精神病人從經歷的情況看，大都是後天因素造成的，有的是過於幻想，有的是遭受打擊，又的是命運不公，凡此情況，讓一個正常的人遭受折磨。但對精神病人行兇殺人等惡性案件，懲處不可寬宥。為何？一是有人會在對兇犯在精神病問題上找空子，鑽漏洞，讓一些犯罪份子逃脫制裁，二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一般是不會攻擊人的，只有那些有意識，心中有種特別狀態的人，才會出現殺人等情況。如果你對他們不進行制裁，那是等於放虎歸山，又會造成更多的傷害，帶來社會的恐慌。所以，法律上該怎麼處理還是該怎麼處理好。

是誰讓他出現在社會上的呢？要不要有連帶責任呢？誰又會出來承擔呢，出現在社會群體中，就應該承擔責任。這事也是麵館老闆自找的，不值得同情，我也遇到過類似的事情在武漢，只是我忍住了，不去計較。

要我說，精神疾病患者發生此類事件為什麼都在針對患者和受害者呢？為什麼不往上一層，引起人們反思的應該是各地區縣市的精神疾病收容機構的不負責，或者說負責力度不夠。既然病例證書是你們頒佈的，那麼就應該對外出或者說不在監視監控範圍內的患者進行定期查訪或者監控監察。這樣有關部門和群眾就會對生活中隱藏在身邊的精神疾病患者有了防範和警惕。

我們說，精神刺激傷害之後的患病者。在外界強烈或者不公刺激時候會引發病症，作出常人難以理解和恐懼的事件。我們的社會在改變，各方面的不足很多，不能每次都是起火了才建立防火意識。為何不能把種種危害社會危害個人的意識植入人們日常生活中，因為網路和各種充斥在生活中的忙碌，因為沒有時間。

這種種莫須有的藉口是否揭露了什麼？又是否只是一種昨夜風雨，未帶雨傘的突然被淋個通透之時的怨天？意識的建立是迴避某種曾經的錯誤，對於此次事件，真的錯得起嗎？下一次同類事件的受害者不會是你，這種安慰算什麼？這種心理又在逃避什麼？

從眾心理的建立和那50多個圍觀群眾裡面，報警的十幾個人，為何就沒有一個人上前阻攔？這不得不讓我想起了南京大屠殺的一組畫面，十幾個日本士兵真槍荷彈的押解著2000多名中國普通民眾走向刑場，為何沒有人反抗？威懾力，那是什麼？因為中國人太聰明瞭，知道第一個衝出去的肯定會死。用聰明來掩蓋骨子裡的懦弱，我們這個可笑的民族，我們這些可笑的民眾。對此，我無話可說。或許下一次等事情降臨在你身上，你不會想到曾經的冷眼旁觀會強加在你身上，你不會想到這一天真的到來了。總之，好好想想吧。

這樣的問答似乎是必殺之而後快之論，若證明其精神殘疾的證明為偽造虛假，可依法量刑，若為真，也依法量刑，反觀如果店主好好說話，而不是強硬似欺客之舉，怎麼會有此慘劇

我是紅星新聞記者羅敏，我採訪了麵館兇殺案。其實，在犯罪嫌疑人行兇之前，有多次機會停下來。 A\

湖北武漢武昌火車站麵館兇殺案是個悲劇，無論對於受害人的家庭，還是對犯罪嫌疑人的家庭，都是悲劇。甚至從整個社會而言，也是悲劇。這個悲劇本可避免，遺憾的是每個機會都被人白白放過了。

首先，胡某是精神病人，家裡人是知道的，還為他辦理了二級精病殘疾人證。根據國家的政策，照顧胡某的家人，每月可以領取50元護理補貼。這個錢，是要家裡人對他進行良好的照顧，和必要的監護。但在某父母都稱管不住他，父親在外出打工掙錢，母親要照顧年僅八歲多的女兒生活、上學。即使管得住，也沒時間和精力管。

其次，如果管不住，應該送到精神病醫院，但家裡經濟不允許。所以胡某獨自離家，家裡人並沒有引起太多的重視。

案發前一天，仍然有兩次機會。2月17日，慘案發生的前一天下午2點多鐘，自稱兩天沒有吃飯的胡某，向武昌宏基客運站旁的陳先生求助，懇求陳徒生帶他回四川。陳先生顯然沒有能力滿足他的要求，但陳先生根據胡某提供的電話，撥通了其中的兩個，但接電話的人都表示管不住他，只能聽天由命。得不到家人幫助的胡某很沮喪，正當陳先生幫他聯絡工作時，他垂頭喪氣地消失在了人流中。

當天接到胡某電話的，有他母親冉某和堂兄胡某兵。胡某向母親冉某要三四百塊錢，希望可以回家。但母親說以為胡某被人騙了，拒絕了他的要求。然後，胡某又給自己的堂哥打了電話求助，說自己兩天沒吃飯餓得很，又冷。但是堂哥說胡某一來沒有銀行卡，二來外地電話擔心上當，通話兩分來鍾他就主動掛了電話。就是這通電話，讓胡某當時很失落。

第三次機會，當然就是第二天，受害人冷靜處理糾紛而不激怒胡某。然鵝……

當胡某衝進廚房拿出菜刀時，一切的一切都晚了。

B、

18日下午，在家休假的武漢籍海員陳先生在看到網上流出的武昌火車站殺人嫌犯胡某的照片時心裡一驚：“這個犯罪嫌疑人，不就是前一天向我尋求幫助的那個四川人麼？”陳先生有些遺憾，“如果當時我把他留住了，或者就不會發生接下來的事了，很惋惜。”

陳先生清楚地記得，當日下午兩三點鐘，他在武漢宏基客運站路邊玩耍。一名衣著非常單薄的年輕人突然出現在他面前，說他已經兩天沒有吃飯了。“他可能以為我是司機，就問我能不能帶他回四川。”陳先生說，由於素不相識，對方又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他費了很大勁也沒聽清楚他名字。但陳先生告訴年輕人說，自己不是開車的，無法帶他回家。

但陳先生見他冷得有點發抖，滿臉愁容，便告訴他這就是車站，可以買票坐車回家，問他有沒有錢。“他說沒有錢，我又問他知不知道家裡人的電話號碼，可以打到我的支付寶上，我把錢給他。”陳先生回憶，當時此人一共提供了好幾個四川的電話號碼，但絕大多數根本無法接通，或無人接聽。

後來，陳先根據胡某提供的號碼，繼續打電話，堂哥接了電話。“我聽他對電話那頭說在幾天沒吃飯了，冷得很，需要幾百塊錢回家。”陳先生回憶，對方顯然拒絕了男子的要求，並很快結束通話了電話，胡某顯非常沮喪。

陳先生見胡某實在可憐，便問他要不要找個工作先解決吃飯問題，胡某表示了同意。於是，陳先生給一個做建築的朋友打電話，介紹他到浙江橫店那邊去打工。“可是我電話還沒打完，就發現男子獨自往武昌火車站方向去了。”

“交談中感覺這人怪怪的，走了連招呼也不打。”陳先生遺憾地說：如果男子當時不走，他打算帶他到附近吃飯，還準備資助他點盤纏，給他找件舊衣服。

C、

17日下午，在四川達州大竹縣牌坊鄉的胡某母親冉某，確實接到過一個武漢打來的電話。“因為兒子的手機一直打不通，從他出門後就聯絡不上了。”冉某回憶說，對方先是給她講了兒子當時的情況，說沒有吃飯，找不到工作。冉某記得，兒子說要三四百塊錢回家，但她以為兒子是遇到了騙子，所以她拒絕了。

同樣，遠在西寧承包鐵路工程的堂兄胡某兵，也證實曾接到胡某電話求助。但胡某兵稱一來胡某沒有銀行卡，無法給他打去路費；二來外地電話，陌生人聯絡，又擔心上當受騙。於是，胡某兵拒絕了，並掛了電話。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在外出途中，或者滯留火車站時，臨時認識的人。”冉某分析。而在武漢宏基客運站向胡某提供過幫助的陳先生也肯定地表示，當時胡某絕對只有一個人，沒有其他同伴。另外兩個人是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白白放過了救贖胡某的機會。或許誠如親友所說：把胡某關起來還讓人放心些。

看來，他們的心願已經達成。姚兄慢走，不送！

監護人判刑，不能然死人白死，這樣下去殺人都可以用精神病做擋箭牌，而他以後還殺人依舊不盼死刑嗎？而他還是會是危害社會公共安全生命，所以精神不正常的人不是我們不願意同情，是同情了你，我們大眾的生命安全誰來同情。

我個人認為還是需要和諧社會，人人禮讓三分，多一份善解人意，如果老闆看到三個可憐兮兮的打工仔沒必要多收一塊錢，畢竟做生意的比打工仔好過點，更不該看到比自己不如的人就以強欺弱，如果是個開寶馬的壯漢，他還敢嗎？所以善待每一個人！你可以從外觀上看的出是是窮是富，但你絕對看不出誰是正常人誰有神經病！

只能說替天行道！死有餘幸，不值得同情，也許在以前還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過他的欺付和辱罵！希望殺人者輕判。他的這件事一定會對以後中國在誠信方面一定能影起一定的作用，誠信經營，老少無欺，衣襯不整者不能以貌取人見人下菜，

說他有精神殘疾，但是他去廚房拿菜刀把人頭砍下了他知道把刀放回遠處。你說他殘疾嗎？我認為殺人抵命是給活著的人一個警示，。人不是隨隨就可以說殺就的如果任何殺了人都說有精神殘疾就可亂殺無故嗎？法力的威嚴和在，給活人著的人一個交代。

殺人不償命？我認為，精神病人在發病期間，因其失去了理智與自控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不是人”了。而法律約束的物件是“人”。就像一個人被雷劈死了，你只能算意外，而無法追究烏雲的責任。精神病人觸犯刑法應當追究監護人的責任。

2月18日發生在武漢武昌過車站附近的兇殺案，因為兇手疑似患有精神病而備受關注。

胡某東曾於2016年上半年在宣漢縣精神病醫院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後情況有所好轉，於2016年6月25日出院，同時還持有老家四川宣漢縣殘疾人聯合會頒發的精神殘疾證。

根據現有資料梳理，胡某東曾於2016年上半年在宣漢縣精神病醫院住院，治療一段時間後情況有所好轉，於2016年6月25日出院。

那麼胡某東在此次事件中負有怎樣的責任呢？

“根據法律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其行為時造成損害、危害他人或造成其他損害後，不承擔刑事責任。“

第一，從醫學角度來看，要透過專業的機構判斷他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或者說叫精神障礙。

第二，假設他患有精神病或者精神障礙，緊跟著就要判斷，他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比如殺人時，他是否喪失了辨別和控制能力。如果日後鑑定的意見認為，他當時喪失該能力，那麼他就有可能不承擔刑事責任。”

根據我們國家現有的法律規定，作為監護人應當對精神病家屬進行嚴密監護。如果因為監護不當，給他人造成損害的話，那麼作為監護人需要承擔責任。

具體到該案中，如果胡某東最終被判定患有精神病，那麼他的家屬即對他負有監護責任。

不追究精神病人的刑事責任不代表不追究他以及他的監護人的其他責任。屬於刑法上免責的精神病人犯罪時主觀上根本沒有辨別能力。因此不承擔刑事責任。因為刑法最看重和追究犯罪嫌疑人的主觀惡性程度。

為大家提供點新聞背景：

由於缺乏一套規範、連續的治療和管理體系，相當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間”，成為社會公共安全的潛在危害者。“約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有約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

裝瘋賣傻只有自己清楚當然給看病發證件醫生責任更大，看過追捕的人都應該明白精神病醫生比法官權利更大，法官是在事後有判決權而醫生就提前就可以給你生殺大權，所以被精神病不一定是壞事，有時可以防災

麵館老闆不是一個本份的生意人欺客宰客慣了，惡語傷人動手打人且動作兇殘（掐脖子）。如果不這樣事情發展成殺人砍頭的結果，因為胡不是手持菜刀見人就砍有精神病的暴徒，他受到強烈刺激的行為。奉勸那些不良商販能從中吸取教訓，誠信經營和氣生財。

先不說新聞敘述的真假以及這起悲劇的起因，我真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冷漠的人說老闆該死，他再壞他也是自食其力沒有偷搶，他再壞他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有人說他瞧不起外地人，有人說他先動手，有人說他坐地漲價，這就是他該死的理由嗎？最簡單的道理，如果把兇手換做你，你會殺了麵館老闆嗎？你會把他的頭砍下來嗎？如果死的是你家人你還會說他該死嗎？這分明就是一個悲劇。你們現在的樣子讓我想起了有人跳樓的時候在下面起鬨的那種人，讓我想起了魯迅筆下的中國人。我們生命中會遇到很多人很多事，重要的是做好自己。不要寬於律己嚴於律人，對於那些我無法說服的人，希望你們能把看待這件事情的道德標準用在自己身上，以後這個社會能有序很多，麵館老闆如果能幫助許多中國人覺醒，也沒有白死。

我覺得在警方定論之前沒什麼可評論的，這只是一起兇殺案，之所以這麼熱是因為觸碰到大家對火車站附近亂象的切身體會和關注。目前的版本主要就是多收一塊錢和找工作被拒兩種起因，這個沒什麼可說的，無論因為什麼殺人就是殺人，麵館老闆已經死了，質疑人家已經沒有意義了。說什麼一個巴掌拍不響的，狗眼看人低的這事兒也就沒發生在自己身上。誰都有心情不好或者時運不濟的時候，沒有誰的行為是完美的，對自己的道德標準是高高在上的。

現在迴歸這個問題：兇手有殘疾證，這怎麼看？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簡單的不能再簡單的問題了，首先證肯定是真的，不管辦證的原因是為了每個月領照顧費還是什麼的？比之前很多出了事再去鑑定為精神病的真多了。這樣一個人和這樣一個家庭不可能有什麼背景，這就是簡簡單單的一起因為沒有看護好精神病患者讓他受到刺激以後殺了人的案件。

說到這就不得不說一下這個精神殘疾為什麼有機會出來殺人？他的家人可能確實因為家庭條件的原因無法一直守護他，但是沒有機構或者法律來約束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嗎？現在社會對精神病患者最大的印象就是殺人不用償命。難道沒有人想到如何來改變這種印象嗎？

知道討價還價，知道打人要還手。精神病含義是:人某些方面不正常，不代表整個人都不正常。如果這個精神病殺人不償命，那下一個隨時可以出現。就如同兩次老虎咬人，都要求賠償，都怪園方有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