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產足月嬰兒本來就是犯罪，足月嬰兒離開母體絕大多數都是活體，理應受到法律保護。國家應該從新制定法律，制止這種殘酷的殺嬰事件。現在這個社會還有這種滅絕人性的事情發生，這是對道德對人性對社會極大的傷害。法律是保護善良懲罰罪惡的，可這件事情反其道而行。法律是人制定的，是應該遵從絕大數人的意志才是基礎。美國之所以稱霸世界就是因為它有一部偉大的法律叫〈基本法〉，它之所以偉大就是它充分體現了人民的意志，讓道德之光照亮大地。

可以判緩刑，護士畢竟違法了，不能因為救孩子而忽視法律，不然有些沒有道德的人販子又會鑽法律漏洞，處出於護士的行為並非惡意，依法從輕減輕處罰為好

索賠就無恥了。從道德上講，她救活了一個生命，本來你也沒想要，所以才去引產結束她的生命。你知道了，要回孩子即可，如果妳想好好撫養的話。法律層面就不討論了，你要告，她們肯定有官司麻煩。

雖然不是學法律專業的，但10來年一直在醫院工作，或多或少也有了一點法律意識。

試著分析一下，不對的地方，見諒。

1、麗麗有進行引產的權利。

2、孩子救活了，不管麗麗是多麼不想要這個孩子，但從我國法律角度來講，監護人依然是生母麗麗，而不是護士。

3、孩子不是物品，不能隨意贈送。

4、孩子救活之後，生母麗麗有義務養育。

5、公安局有義務進行調查，而不是推諉。應該追責。

6、量刑是否合理，不知道。

7、賠償的界定不知道。

就這些吧。

首先，許多人看到這個案子，第一反應是“生母既然已經選擇引產，就是不愛這個孩子，對僥倖存活的孩子形同遺棄，因此喪失了主張任何家長權利的道德資格”。這裡有幾處邏輯跳躍需要預先澄清。一，引產的物件是未出生的胎兒（母體的一部分），引產後存活下來的則是已出生的嬰兒（獨立的自然人），選擇進行引產手術，即不等於不愛（將來可能出生的、作為自然人的）孩子，也不等於孩子出生後仍然會選擇遺棄或殺嬰（關於胎兒與嬰兒在人格地位上的區別，參見我的《墮胎權漫談》）。事實上，現實中有許多主動流產但未成功的母親，在孩子出生後仍然對其極盡關愛；而生母在引產三天後得知孩子訊息，立刻乘車三百多公里趕往尋覓，恐怕也很難說她對孩子全無關心。用選擇引產手術這點來對生母口誅筆伐，是道德觀念上的混淆，對本案生母也是不公平的揣測。

二，即便我們假設選擇引產形同（出生後）遺棄，仍然不能由此推出生母便因此喪失了主張任何家長權利的道德資格。我國目前這方面的立法還不完善，但如果僅作道德推理的話，不妨參考一下歐美不少國家的“避風港法”：比如按照我所在美國康涅狄格州的法律，如果父母在孩子出生後三十天內將其遺棄到政府指定的“嬰兒避風港”（比如消防局、醫院）、交由專門的工作人員護理，則免於刑法中對遺棄罪的處罰；同時，將孩子及時交到“嬰兒避風港”的父母，雖然自動放棄了監護權，但仍然擁有參加監護權聽證的資格，對孩子將來的收養過程有一定話語權。

以上主要還是一些假設性的討論。誠然，我國目前還沒有“避風港法”，所以遺棄剛出生的嬰兒仍舊是違法的；但反過來，由於在我國引產本身是合法的，因此選擇引產並不能直接等同於“遺棄引產後僥倖存活的嬰兒”。換句話說，在本案中，嬰兒出生後，預設的監護權仍然應當歸於生母；如果護士發現嬰兒存活，應當在第一時間通知生母，而不是私藏起來送給親戚。退一萬步說，就算護士覺得生母對嬰兒無愛、不適合做母親，也仍然應當將嬰兒存活一事上報，透過法律程式完成登記和收養。

“產房護士梁曉華供述稱，引產手術前，她給麗麗做了內診。根據經驗判斷，她覺得引產的孩子有活下來的可能，因為她做實習護士時見過大月份引產的孩子活產的例子。麗麗進產房前，梁曉華給表哥溫某打電話，說如果他想要個孩子，就到赤峰來，溫某問她是男孩還是女孩，她說還沒生下來，不知道。……當天中午12點，梁曉華配合兩位醫生給麗麗做引產手術。麗麗引產下一個男嬰，膚色蒼白、沒有呼吸、沒有生命反射，醫生認為嬰兒已經死亡。梁曉華把孩子裝進塑膠袋，放在儲藏間專門存放醫療垃圾的袋子裡。……後來，梁曉華聽見有孩子的哭聲，就把孩子從塑膠袋拿出來搶救。……溫某得知男嬰被救活，立馬和妻子劉某乘車趕到赤峰。梁曉華稱，表哥要給她錢，她沒要。下午4點，梁曉華把表哥表嫂領到產房，將男嬰抱走。”

根據這段供述，護士早在引產手術之前就已判斷胎兒很有可能存活，並給表哥打電話通知其前來赤峰領走。這令我很難相信她術後“聽見有孩子的哭聲”一事純屬“意外發現”（甚至懷疑她有沒有在“把孩子裝進塑膠袋，放在儲藏間專門存放醫療垃圾的袋子裡”這個過程中動手腳），更像是一開始便違反職業倫理，存心欺瞞醫生與產婦、主動侵犯生母的知情同意權與監護權、主動侵犯存活嬰兒的權利（在生母不知情的情況下脫離家庭及監護人、被他人未經合法程式收養）。假如護士是在術後偶然發現孩子仍舊存活，出於救死扶傷的觀念將其私下收養，或許還能算得上一些網友說的“閃耀人性的光輝”；但如果早有預謀，則“人性的光輝”從何談起？

最後，許多網友看到“索賠百萬”一詞，便下意識地覺得生母獅子開大口、利用孩子訛詐好人等等。但是仔細看報道，在生母得知孩子下落後的兩個月中，她與家人乘車往返數地、奔波於數家單位之間（醫院、阿魯科爾沁旗公安局、赤峰衛生局、赤峰計生委、紅山區公安分局），希望要回孩子，卻屢遭推諉，這一過程中的時間與經濟成本、精神壓力等等，難道是生母及其家人活該承受的嗎？而醫院製造的這起醫療事故，導致生母原本基於引產成功而做的人生規劃被打亂，家庭也因為意外增員，而要承擔額外的撫養與教育成本，這些錢難道可以憑空變出來？誠然索賠所得未必會完全用到孩子身上；但若不索賠，而家庭原本財力又不足，對孩子的經濟投入必然也會受到影響。因此即便從孩子的利益角度出發，索賠也是自然而然之舉，既不意味著生母只是在“利用”孩子，也不意味著是在藉機訛詐。

只不過生母索賠的物件並不完全恰當。即使原告要求交通費、律師費等由被告護士承擔，其餘鉅額的撫養費、教育費、精神損失費等賠償，更合理的訴訟物件應該是發生醫療事故的醫院，而不是護士本人。護士的刑事責任，與醫院因為失職而造成的民事責任，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從這個角度說，法院拒絕生母對護士的鉅額索賠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