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歷史專業學生，看到這個問題非常有感觸。故不揣鄙陋，姑妄言之。

歷史學是一個專門學科，但是它的門檻卻非常低。人人都可以讀史書，大部分也都可以明白意思。但是，歷史學依然有自身的行業特徵和學術範例，正所謂術業有專攻，學院裡面和社會上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中國的歷史上正史有很多，除了大家熟悉的二十四史，還有地下出土文書，畫像磚石，竹簡木牘，墓誌碑刻，造像記等等都是正史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文獻類史書還有比如前人的筆記、宗教文獻、雜類史書都是正史的組成部分。他們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不好讀。所以，語言平實淺近的野史的可讀性要強，因而很多人喜歡讀野史，認為它們和野紀雜文相等同，實際上大錯特錯。野史很多是當代人根據歷史上的一些細節引申聯想出來的，實際上三分真七分假的東西，和野紀雜文是不同的。專門學習過歷史才知道，歷史上最多的就是不能證明也不能證偽的問題，也就是答案多樣無法統一，這是歷史學的特殊性所在。歷史學家往往都是以非常嚴謹的態度來對待問題，以至於一些外人認為歷史學家學問有限。因為專業的歷史學者都是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甚至與司法單位審案子類似，因而很多歷史學家的文章如同“老吏斷獄”，嚴謹到了極致自然讓人讀著頭疼。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將問題解釋得無限趨近於真實，所以讀者的觀感就不重要了。

其次，當代人對於歷史缺乏敬畏。如今是數千年文明史以來中國人最不尊重自己歷史的時代。不知道是外部敵對勢力的刻意為之，還是國人多年來的自我放縱。如今的歷史成為了大家嘲弄和戲謔的物件，人們不再重視祖輩的榮耀，反而更關心歷史的秘聞。大家不重視歷史的傳承，反而更執著於推翻自己的歷史。這是非常可怕的問題，欲先滅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此言非虛。如果有人反對大可以看看如今臺灣的媚日傾向，就是因為中國歷史已經經過日本數十年的殖民已經完全去除，所以很多臺灣人天然對於日本有好感。這是很可悲的，其實這與快餐文化無關。因為美國和歐洲進入快餐型社會比我們早了幾乎半個世紀，但是他們對於歐洲史，宗教史、美州史非常地執著與著迷。代表基督的教堂和代表歷史的博物館是他們學生時代去的最多的地方。歐洲很多貴族依舊固守著自己的傳統，就是因為對於歷史的尊重。但是，我們如今對於歷史的態度似乎只停留在了針對歷史對於經濟能帶來多少效益的拷問，忽略了更多的重要部分。

因為正史表述過於沉重。歷史本來就是人書寫的，是有情有血肉的，只是有些寫歷史和搞研究的人，掉書袋，非要搞得莫測高深才顯得自己有高度。現代人最討厭的就是沉重，歷史詼諧著說，會減壓的。

有個現象就是調侃、演繹歷史的作品越來越多了，小說、電影、電視、歌曲等等，而且受眾頗多。想來無非一下幾個原因:一是當下各階層的壓力都大，平常面對各種問題疲於奔命，偶有閒暇，就像放鬆自己，而對歷史的穿越代入、演繹調侃的作品恰恰滿足了這個需求。

二是、最近優秀的歷史正劇作品偏少，《走向共和》、《大明王朝》最近的已經是12年前的事情了，過於嚴肅的主旋律作品又受眾有限。

三是、歷史是由成功者編寫的，歷史的真實性一直是存疑的，也就存在的無限的可能。

最後一點，很多事情趨向娛樂化，不僅僅是存在歷史領域。

因此，大眾樂看調侃歷史的作品也就不奇怪了。

正史;在中國歷史中除了史記、漢書、後漢書外，後來的歷史記載大多偏離客觀事實，有些甚至掩蓋歷史真相！春秋時期的歷史學家的勇氣(某個諸侯篡權，要史官美化他，結果這個史官直言寫道，篡權之君，被殺，其弟弟再次寫道篡權之君，再次被殺，另一個弟弟還是寫道篡權之君，這個統治者無可奈何)在漢代之後，逐步喪失了，可見正史的可信度不高,但是也是有可信的正史的!

但野史;也並非完全可靠，並非每本都有閱讀價值。有的作者受正統觀念的束縛，往往也是“非禮勿言”，雖然他閱歷豐富，但許多事情卻避而不寫，沒有比正史提供更多的材料；有些人自己糾纏在某些歷史事件中，寫起回憶文章來，每每喜歡往自己臉上貼金，毫無自我批評精神，自然也很難寫出歷史的真相來；還有些人僅憑道聽途說來寫作，也就易於以訛傳訛，離真實還有一段距離。這樣，在“正史”與“野史”這對名目之外，還應該區別出“信史”與“偽史”之不同。

偽史雖然能假某種權勢之力，而風行一時，但終究不能久長，到一定時候就會暴露出它的虛假性來。我們所要的是信史，即真實紀錄歷史事變並從中引出教訓的史書。只有這種信史，才於我們的民族國家有益。而且，歷史書籍本身，也是要經受歷史的檢驗的。

很榮幸回答您的問題。

讀史使人明智，縱覽五千年中華歷史，先人的偉大智慧，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社會制度的發展演變，還有充斥其間的權利鬥爭，政權更迭以及爾虞我詐，都給我們指明瞭一條可以借鑑的道路。

但正史書寫格式和用語的佶屈聱牙讓我們通讀起來確實有些許困難，而且少了些趣味，再加上正史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書寫編纂歷史的都是繼任朝代的統治階級，對於前朝歷史的描寫多少會有失偏頗，其中一些不利於穩固統治的言論和事件都會被摒棄於正史之外，使我們不能客觀地瞭解到真實的歷史。

所以此時一些側重於人物演繹的野史成為人們瞭解歷史、佐證歷史的工具。一些正史中不曾提到的歷史事件或人物這時才得以呈現在我們眼前。然而野史畢竟是個人言論，作者本人對於人物的喜好有很重的傾向性，同樣會使書中呈現的歷史有失公允，如何有效地借鑑野史，理性分析野史展現的人物和歷史，同時結合正史來真實而不失趣味地還原歷史成為現在歷史創作者必須面對的一個課題。

舉一個比較直觀的例子，《三國志》和《三國演義》，《三國志》是紀實的史書，是西晉陳壽所著。而《三國演義》是杜撰的小說，作者元末清初的羅貫中，他是在《三國志》的基礎上同時參考文獻撰寫的，所以也可作為野史存在。

由於《三國演義》的廣泛流傳，人們對於小說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記憶深刻，被小說中所呈現的歷史故事所深深吸引。然而，《三國演義》終究不是歷史，我們也不能以它的故事情節來給歷史蓋棺定論。

《三國演義》相比於《三國志》，它裡面虛構了大量的人物來配合主要情節的開展，同時小說中明顯的尊劉貶曹的基調，也帶有個人主觀感情色彩，有別於三國志以曹魏政權為正統的思想。同時它把一些比較知名的歷史事件都安在了劉備麾下的人物中，比如關羽溫酒斬華雄，關羽誅文丑。同時過於神化諸葛亮，舌戰群儒、火燒新野、草船借箭、巧借東風、三氣周瑜、罵死王朗等事件都屬於杜撰。

所以，對於《三國演義》的定位應該是一本具有藝術高度，影響巨大的演義體小說，而不是歷史紀實類的著作。

野史可以借鑑來輔助正史的表達或闡述，但萬萬不能喧賓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