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自大，總是以自我為中心，這樣的結果只能是死路一條。任何先進的個人行為，如果沒有國家意志，也就成不了什麼大氣候。

這個雖然是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但因當時航海的目的並非具備擴大世界貿易的潛意識或顯象訴求，只不過單純為顯示皇帝威加海外而已(另有尋找失聯皇親一說)，主客觀上都與尋求發展或加強世界貿易毫無半毛錢關糸，明清成不了海洋貿易大國也理固宜然。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於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麵（即明代所謂“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的劉家港集結，至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 ，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裡、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 。

鄭和七下西洋後，明清沒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的原因

千百年來，人們毫不吝惜對鄭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詞，可是這其中卻存在一個弔詭之處：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溝通了沿海各國。可以說，鄭和已經為中國發展海洋貿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且這一步，比西方還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數百年間，卻始終無法發展成為海洋貿易大國，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一個結果的發生，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鄭和七下西洋的情況下，依舊沒有發展成海洋貿易大國，自然也有其內因和外因。當然，這其中內因又是主要原因。內因主要有三：

一. 鄭和下西洋本身的侷限性

鄭和下西洋是一件偉大的歷史事件，但這並不意味著鄭和下西洋本身是沒有侷限性的，恰恰相反，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徹底的“虧本買賣”。

《明史》載：“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馬敬則在《瀛涯勝覽序》中說：“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鹹命太監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蓋聲名施及蠻貊，使普天之下，含靈蠢動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親焉。”

這便說明，明代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尋找建文帝和宣揚明朝威德，至於“與諸番貨”，則只是順帶做的事情。事實上，鄭和下西洋中，與諸番貿易得來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異寶，它們最終都要獻給皇室，而不是用於商業貿易。而且，為了宣揚威德，明朝付出的經濟代價往往要比諸番高得多。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國首都南京充滿了節日般的歡樂。遠航歸來的鄭和，在這裡舉行了隆重的獻俘儀式。當著文武百官和各國使臣的面，鄭和將其在南洋舊港擒獲的海盜首領陳祖義等三人獻給朝廷。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下令即刻處斬，“諸夷聞之震懾”。

　在官方的史冊中，陳祖義伏誅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揚威異域的一大勝利。“帝大悅，爵賞有差”(《明史》)。在擒獲陳祖義戰役中有功的舊港僑領施進卿，被任命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宣慰使，是大明帝國為了治理邊疆少數民族而設的官職，為從三品。

　在一片彈冠相慶之中，包括在後世的普遍稱頌聲中，大多數人都不曾注意到：劊子手的鬼頭刀，不僅斬下了陳祖義的腦袋，而且也斬下了海洋中華的希望。波濤之上，中國“海盜”們與西方“海盜”們爭奪著蔚藍色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同的是，當西方“海盜”得到其祖國的強大支援、成為拓殖先鋒時，中國“海盜”卻必須時時面對自己祖國、來自背後的攻擊。

所以，鄭和下西洋雖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朝的海上貿易，但這隻限於安全性，至於明朝海上貿易發展艱難的本質問題，則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鄭和下西洋還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以致於最後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它的貿易體系。

二. 明清兩朝的“海禁”及閉關鎖國政策

從隆慶年間開放，明朝的海上貿易迅速發展來看，如果明清兩朝能夠抓住鄭和開闢航路的這個機會，大力發展海上貿易，那麼扭虧為盈輕而易舉。只可惜明清兩朝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大明律》曾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清朝也曾針對海禁頒佈法律：“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清史稿》）

不論是明朝的海禁，還是清朝的閉關鎖國，對於海上貿易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在孤立、自閉的政策下，商人們無法發展海外貿易；沿海的百姓們無路可走，只能入海為寇，侵擾中國邊境，然後朝廷又因此加緊海禁政策，以致於形成惡性迴圈。

三. 中國的經濟結構決定的

這種海禁政策惡性迴圈的根源，還在於中國的經濟結構。其實，能夠發展海上貿易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海上貿易。可是中國卻截然不同，以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決定中國必須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作為農業賦稅供養的國家，中國統治者極度強調農業生產和內部穩定。在“維穩”的思路決策下,在統治者的眼中，商業能夠帶來財富，但它卻會危及統治，只有農業才是國之根本。所以統治者願意以放棄民間海上貿易為代價，封鎖沿海地區，防止倭寇侵擾，關起門來統治。更何況，官方也不是全然放棄了海上貿易。

據記載長期造船，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大樹都被砍得差不多了，造船成本大幅上漲。明代早期造一條50米的大船大概要花2500兩白銀，到晚期就要4000兩，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就得10000兩以上。

事實上，不能說明清兩朝的中國不是一個海上貿易國家，不論是否實行海禁，兩朝其實都沒有斷絕官方的海上貿易，畢竟自己賺錢這種事情統治者還是願意做的。只是，一個國家如果只允許官方進行海上貿易，其海上貿易的總體量和競爭力都會受到限制。當西方列國紛紛瓜分世界，發展海上貿易賺取大量錢財的時候，明清兩朝卻在自縛手腳，此消彼長之下，中國自然不可能成為海上貿易大國。不過，明清兩朝沒能抓住鄭和下西洋的機會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也與外因有關。所謂外因，便是當時中國外部的海上貿易環境。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脅卻沒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海外有張士誠的殘餘勢力，還有倭寇的侵擾。

明謝肇淛《五雜俎》記載：“元之盛時，外夷外貢者，至千餘國，可謂窮極天地，罔不賓服，惟有日本，倔強不臣。阿拉罕以師十萬從徵，得還者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頑如初。”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聯合剿滅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卻將使臣殺害，並要求與中國通商。在這種情況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應日本的請求，只是開戰代價又太大，於是明朝乾脆實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

到清朝時，東岸沿海地區又有鄭成功等反清勢力。清朝為對抗他們，也實行海禁。在這種情況下，明清兩朝一旦開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發展海上貿易的收益當然比開海所要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但在將商業看作“末流”的統治者看來，實行“海禁”，是一個一勞永逸，簡單效率的方法。

反彈琵琶，另一種觀點，海禁，是為了發揮自己優勢

其實朝廷鄭和下西洋不是為了明朝的面子工程，跟外邦的朝貢貿易是賠錢賺吆喝，我們又不是人傻錢多，這就像漢唐時期花了那麼大的代價打通西域，那不是大老遠過去炫富的，是為了打通商路掙錢用的。到了明朝也是這個理，政府花了這麼多錢，出動了令周邊各國都顫抖的威猛艦隊，那也是為了增進貿易收入，打通朝貢海路用的，政府增進的當然是政府朝貢貿易了，這塊筆者要多說幾句，很多人都以為朝貢出於政治目的，完全用錢買心理安慰，其實朝貢貿易可不是出於政治的虧本買賣，而是優先考慮了貿易其次才是政治因素，明朝前期朝貢貿易是進口內銷掙自己人錢，結果導致是貨幣流出，1567年中國透過對外貿易引進白銀之前，朝貢貿易只造成中國財富和貨幣的流失，鄭和的遠洋活動輸出的銅錢以及白銀不計其數，當時銅錢也被賞賜給外國的使者，這就造成明初很多鑄造的銅錢以及白銀流失海外，朝貢初期朝廷向外藩進口的貨物多是珠寶香料等，而中國的代價則是貨幣，貨幣是商業資本特殊發達的社會財富最高形式，無論是打擊貿易還是鼓勵貿易，都會把貨幣外流視為頭等禁事，例如南宋也有“金銀銅鐵貨不許下海”，唐代《唐律疏議》記載“金，銀，鐵，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所以明初實打實的真金白銀於朝貢中流失，真是當時最得不償失之事。

後來朝廷看到大量貨幣外流，心想這可不好，我得再賺回來，既然可以利用海洋貿易補貼貨幣流失為何棄之不顧，於是1567年國家外貿產生了，而且是基於海禁政策產生的，利用海禁限制自由貿易，然後進行國營貿易，國家壟斷進出口，與西洋國家進行絲綢，瓷器貿易中得到大量白銀，壟斷價格再賣到國內，賺的錢用來補貼國庫，《明史.食貨志》記載：“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另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所講，明朝政府對朝貢商品收取貨物稅。附進物先收50%的貨物稅，餘者由官府給值收購。貨物進入港口全部封倉後，待抽20%的貨物稅才準開倉交易。

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江南沿海一帶，南方手工業逐漸發達，體現在手工工廠即家庭作坊的數量.規模擴大,生產工具與技術更新,產量增加。最重要的是當時在江浙一帶的絲織業出現了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機工”和以生產絲綢獲取利潤的“機戶”，以及福建泉州一帶的大型瓷器工廠，產地開始集約化，產量開始量產化，這一切帶來的是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本主義的抬頭，然而當生產力大於國家外貿的程度時，很多商品就需要更加廣大的市場，就要透過政府更大的朝貢貿易使得明帝國出口大於進口，造成的貿易順差充盈了國庫。

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證明了明代中國透過與西洋各國的官方貿易賺取大量貨幣。中歐海上貿易航線建立後，美洲白銀透過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轉至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

結語

鄭和下西洋，只凸顯了航海技術層面的偉大，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海洋中華”的巨輪，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群，從此海內外華商被抽去了脊樑骨，不依附於權力就無法雄起;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卻令數百年來和平、富庶、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

參考文獻：

1.歷史戰爭，為什麼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明清卻沒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

2.時事縱橫，中國為何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進行海禁, 歷史真相終於解開, 有人說這招真高！

首先在於鄭和下西洋本身的目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鄭和下西洋，是明朝永樂年間以及宣德年間的一系列海上遠航運動，第一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末次終於宣德八年（1433）.期間共歷經七次航行，由鄭和擔任出航正使，最遠到達東非、紅海。

鄭和其人，人稱三寶太監。自靖難之役便跟隨朱棣。在朱棣登上皇位後，更得朱棣喜愛。之所以讓鄭和擔任這個遠航正使，朱棣也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遠航的政治意義

從明面上來講，新皇登基，四海初定，彰顯國威一直是中國古代一個不變的傳統。最出名的莫過於大唐，出使吐蕃，和親等等。到了明朝，也不例外。在經過朱元璋對大明幾十年的統治後，到了朱棣這一代，內外政基本安穩，是時候向鄰國來展示我大明的國威了。

從暗地裡來講，朱棣登上的皇位，畢竟是從他侄子建文帝手中奪過來的。而南京皇宮的一場大火，建文帝生死未知，始終是朱棣的一塊心病。據《明史》載：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朱棣曾派出兩隊人馬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一隊是大臣胡濙，而另一隊，就是鄭和。朱棣得到傳言，說建文帝遠遁到海外，於是藉助船隊，一來彰顯大明國威，二來暗地裡尋找建文帝朱允炆。這就是遠航的真正目的。

鑑於此，遠航，從根本上就是一個賠錢的買賣。在鄭和遠航的15世紀，世界上發生了另外兩件和海洋相關的的遠航事件，一個是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開拓了印度洋新航線；另一個就是哥倫布穿越大西洋抵達美洲。這兩個遠航，為歐洲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因為他們本身抱著的目的就和鄭和不一樣。

明朝的海禁政策

說到鄭和的遠航，不得不得就是明朝的海禁。據《大明律》記載，凡是私自造大船的，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更有甚者，賣與夷人圖利者，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一系列的高壓政策，使得明朝的海運貿易，陷入了封鎖的境地。包括後來的清朝，更是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更讓這種情況加劇，若是當初在鄭和下西洋建立的大好開端下，再採取開明的貿易政策，中國的海運，必定是要比蠻夷強取豪奪要好的得多，走得更遠，可惜，歷史不會重來，一系列的海禁政策，對海上貿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打擊。商人無法透過海洋貿易，沿海的百姓更不能走這條路，只得入海為寇，長此以往，只能望洋興嘆罷了。

經濟形態決定意識形態

自古以來，中國一直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經濟結構。這源自於中國地大物博，一切完全可以靠著自給自足來生存，而外國就不一樣，對於西方國家，能夠發展海上貿易是夢寐以求的事情。更多的資源，更多的人口，這一切都是西方國家求之不得的東西。所以，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來走海上貿易這條路。

反觀中國，封建統治下，維穩，是統治者最為重視的大課。如何維穩，首先是要愚民，如何愚民，那就是讓人老老實實在限定的土地上，重農抑商，是很多朝代的政策。商業確實能夠帶來財富，但是同樣帶來的就是政治的不穩定性。權衡利弊，在維穩和財富比較下，統治者還是非常願意放棄部分的財富來保持政治的穩定，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各種原因的加持下，鄭和下西洋，成為了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個壯舉，但是卻沒有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次機會，這不是誰的錯誤，是歷史的必然。

鄭和七下西洋是人類歷史上的壯舉更是偉大的海洋探險，但是這一壯舉並沒能使明清成為一個海洋貿易大國。當然，這種說法也不準確，因為此時明朝和清朝都作為世界貿易體系當中不可或缺的國家，也同樣都是海洋貿易大國。只是明清時期的海洋貿易更多的是一種被動的而不是積極主動地向外尋求擴張所以導致了一種錯覺。我們先說鄭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

它的政治意義其實遠大於經濟意義。

因為鄭和七下西洋主要是為了宣揚明朝的國威和天朝上國的霸主地位。鄭和下西洋也並非單純地將明朝政府的財物賞賜給那些藩屬國。在當時這些小國並不知道明朝的存在，只是一大批人乘著自己從未看過的大船來到這裡與他們交換貨物，說了一堆自己也聽不懂的話，說只要自己點頭就可以獲得大批貨物，由此誰不同意呢？但是他們誰又知道鄭和宣讀的這些東西就是明朝皇帝的聖諭。只要他們同意了，就作為明朝的藩屬國納貢。

但是這對當地的小國而言並不重要。一直堅持厚往薄來的外交體系，周邊小國喜聞樂見。但是這對明朝政府而言，確屬實是一個沉重的財政負擔。由於遠航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經濟意義，使得鄭和七下西洋以後明朝官方政府對於南洋心有餘而力不足，更有大批官員反對如此空耗國家資財。

但其實明朝是可以將經濟放在前位的

因為明朝時期民間海外貿易繁榮，而民間海外貿易更多的是經濟利潤所驅動的，在鄭和七下西洋的大約同一時期，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了印度，並開闢了印度洋的新航線，而另一個哥倫布橫渡大西洋發現瞭如今的美洲，雙方雖然是殖民者，但確實打通了這個世界新舊大陸之間的最初聯絡。不論是農產品還是初級工業品原料都源源不斷的輸入到了自己的國家，鉅額的利潤使的民間和政府大力支援海外貿易探險。

而明朝並非如此。在宣揚國威以後由於周圍海域並不平靜，開始實施封鎖政策，而民間自宋朝，甚至是唐朝，歷經元朝以來的發達的大規模民間海外貿易被遏制住。很多沿海居民反對這一政策，但是卻又無視海外貿易的利潤確實豐厚，所以便有私自出海貿易的現象。而日本浪人在明朝海禁政策以後曾有一段時間無法劫掠鉅額的財富，當這兩種人走到一起以後為了利潤永固兩者實現了合作，明朝中期以後的倭患由此出現。

直到戚繼光等人肅清沿海才再次開放海禁，而此時明朝在世界貿易，尤其是海洋地位依然舉足輕重。沒有比西方相差太多，但是到了清朝明清鼎革之際以及以後清朝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利，反對那些反清復明的人在沿海做亂，再一次厲行海禁。在世界貿易體系當中清政府才逐漸落後，而且除了這些政治和經濟上的原因之外，其實我們的觀念似乎也不足以保證我們成為當時的海洋貿易強國。

中國一直以來都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的自然經濟結構，雖然中國的海外貿易發展也很早，但是一直沒能成為國家的支柱經濟去發展，更不可能作為國家的戰略去發展，歸根結底我們依然重視土地和稅收

但是西方國家並非如此，他們透過海外貿易獲取了大額利潤，即便海外貿易的新航線還沒有發現以前，西方國家對海洋的探險也有著悠久的歷史，更何況有很多諸如馬可波羅的人在西方宣揚神秘而富有國度。這一點燃了西方各國民眾對於東方財富的熱情和慾望。

但是一個大封建統治帝國都以穩定政權為主，所有的官員和投資者都希望將民眾束縛在土地上，很多朝代都在進行抑商的政策制定。商業確實能夠帶來財富但是經商的人卻往往成為帝國官僚的斂財工具。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是依附於政府的。這個政府卻不是中央，商業貿易不僅沒能給中央政府帶來鉅額利潤，底層民眾還出現脫離土地的現象，國家的貿易和稅收體系又沒有進行適當的轉換。

這就造成了國家要想發展必須抑制商業而不可能像西方一樣，國家要想發展必須重視商業，重視海外貿易。兩種國家發展體系最終在數百年後高下立判。所以即便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也很難在傳統社會治理之下走向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