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講兩個蘇東坡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惠州。

時間回到一千年前，蘇東坡在廣東惠州，當然是被貶過去的。不過身在惠州的蘇東坡過得也算是自在，有一回，蘇東坡詩興大發，寫了一首《縱筆》小詩：“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寫的是白髮老頭在春風吹拂的午後躺在藤椅上酣睡，一邊聽著房後寺院和尚的敲鐘聲。

這首詩被有心人傳到了朝廷裡，蘇東坡的政敵不肯了，宰相章惇覺得蘇東坡被貶惠州還過得這麼舒服，哪裡肯了！隨即跟宋哲宗打小報告，說蘇東坡作詩諷刺朝政，請求再貶海南。皇帝呢，也聽進去了，於是花甲之年的蘇東坡就這樣又被貶去了海南儋州。

第二個故事呢，發生在海南。

蘇東坡幾經周折，到了儋州。儋州這個地方苦啊，吃的糧食都要大陸供應，不過蘇東坡是個樂天派，不管怎麼樣還是能活下去的。

有一天，他看見一位黎族青年婦女口嚼檳榔，手提竹籃正給田間耕作的丈夫送飯，便開口吟道：“頭髮蓬鬆口烏烏，天天送飯予田夫。”黎家婦女一見蘇東坡吟詩，馬上開口接道：“是非皆因多開口，記得君王貶你乎。”

看到這裡，大家知道為什麼我要先說這兩個故事了吧？

是非皆因多開口，記得君王貶你乎？

自古以來，天才總是層出不窮的，就光光一個宋朝，就有多少名人雅士名垂千古？蘇東坡就為什麼這麼悲催？

沉默是金，這是真理。

我到三十多歲，才真的理解。

蘇東坡的才華更多是指他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才華，比如詩詞，書畫。在官場被貶，他跟當時的主政者政見不同有關。另外，他有文人的清高，正直，敢於針砭時弊，無視官場潛規則，在當時黑暗的官場，他是一個另類。

這就得牽扯到當時兩大政治上的陣營了，一派是司馬光的保守派和王安石的改革派。但是蘇東坡都不屬於這兩個派系！因為司馬光太過保守保留祖宗的一切，而王安石改革又太過激進改革掉保守派的一切。

政黨之爭導致了蘇軾自己一個人很難實現自己的抱負，只能寄情于山水了，這樣才出來我們認知上的大詩人東坡先生！

才華橫溢和官運亨通本來就不是一回事！第一，才華橫溢的人往往比較傲，恃才傲物。第二，才華橫溢或許代表智商較高，但是官運亨通需要的是情商高！現在社會也是一樣，有很多人智商高，但是情商低，千古一理！

混過官場，甚至職場的人都知道，才華橫溢的人不見得會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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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團體，無論他是公司還是機關單位，都需要人才，但這個“才”其實多種多樣的。技術好的人當然是人才，會管理的是不是人才？懂業務的當然是人才，那麼懂財務的、經營的難道就不是人才？還有會唱歌的是不是？跑步跑得快的是不是？能說會道的、筆桿子好的、會察言觀色的人等等都是人才。一個單位、一個公司裡，所需要的人才也是多種多樣的，業務水平高的、會管理人的、會管理事的、組織協調的、寫材料宣傳的、會喝酒招待客人的、會跑市場的，還有吹拉彈唱的，甚至說樓道里打掃衛生最乾淨的，是不是都是人才？——所以下會別人誇：“你真是個人才”，你要先搞清楚，這是個什麼型別的人才、哪方面的人才。

千古絕唱前赤壁賦。蘇軾是有才華，但他的才華主要是體現在詩詞曲賦中，他在文藝文化上的才華沒的說，是中國第一流的詩人和藝術家。但他適合當官麼？會當官麼？

在古代社會，是嚴格的“官本位”制度，官越大，說明這個人本事越高、人生越成功，官位是衡量一個人的唯一因素，要想在古代社會上混，唯一出人頭地的途徑只有當官。

蘇軾的才華主要集中在文學上，他是文學人才，但是在官場上恐怕是沒有太突出的才華的。

要想官當得好，首先是明白大勢、會站隊、跟對人。只要跟對人，偶爾犯點小錯誤沒啥、說錯誤也沒事，總有人罩著你。可惜蘇軾這樣的文人做不到這一點。在新黨和舊黨的鬥爭中，有時為新黨說話，有時為舊黨說話，結果兩黨都不信任他、都防著他，他不被貶斥才怪了（還有一個倒黴蛋晚唐李商隱，詩做的極好，在晚唐牛黨和李黨裡糾纏不清，被兩邊都視為叛徒；大詩人李白更倒黴，晚年投靠永王李璘，永王和唐肅宗爭位失敗，李白也成了被通緝的政治犯）。但是一味愚忠在官場上也是糊塗蛋一個，不懂得及時劃清界限、不知道什麼時候改投新主，死的也很快。所以，懂得觀察大勢，跟對人是做官的首先因素。

其次是八面玲容，會為人處世。最起碼的是會說話，給人留面子，換句話說，就是要會和群眾打成一片，會和各色人等交往。即便做不到這一點，也絕不能出口傷人，更不能平白無故得罪人。有時候迫不得已需要得罪人的時候，言語上也要留有餘地。就像過去天牢裡的獄卒，犯人殺頭前，還要說是“伺候您老人家昇天”。蘇軾這樣的人是聰明人，聰明人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努力顯示自己的聰明以求高人一等。比如“烏臺詩案”就是因為蘇軾在自己的詩文裡“大放厥詞”，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利用，說他“愚弄朝，妄自尊大”、“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又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餘辜。相比之下，楊修因為嘴上沒有把門的命都丟了，蘇軾至少還活下來了。

電視劇楊修之死。楊修提醒我們，別用文人的小聰明去挑戰暴力機器。

最後才是業務能力強。但是這個業務能力是指的官場需要的業務能力強。蘇軾才華橫溢，但是並沒有表現出很強的治國理政能力，或許是因為歷史沒有給他機會。只在杭州期間疏通西湖一事上變現出自己的辦事能力。

蘇軾在西湖修建的蘇堤

最後嘛，現在的社會和古代社會不完全一樣，所以上文中說的那些官場、職場知識請勿模仿，不然出現不對之處，概不負責，勿謂言之不預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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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人家蘇軾是第一流的大詩人、大文豪，即便真出事了，當時的人，哪怕是政敵，也不願意下死手，更願意選擇給他一個不大不小的教訓。這是一個比較暖心的故事，還有陳琳、駱賓王故事也是如此，但不要把這種故事當做常例。蘇軾沒有被殺，還有可能因為政敵頭目是王安石，還有可能是因為北宋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因為同樣是大文豪，司馬遷、蔡邕、孔融、嵇康、方孝孺、解縉、金聖嘆等人的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1.看蘇東坡在宋代官場如何選邊站隊，一個無法在新黨和舊黨中左右逢源的人，必然要被新黨和舊黨左右開弓地痛貶！在官場中，混圈子是一門高深莫測的學問。《西遊記》中，孫悟空沒認識唐僧之前，因破壞天庭秩序，被如來判了無期徒刑，永無出頭之日。以孫悟空的“猴脈”，即使冒險越獄，頂多做個花果山景區管委會主任。跟了唐僧就不一樣了，雖有九九八十一難的艱險，但是圈子內都是各路神仙，辦起事來很容易，圈子內的妖怪最後都被神仙收走，功德圓滿；圈子外的妖怪都被悟空師兄弟幾個打得屍骨無存，而悟空師兄弟最後也都各得其所立地成佛。所以說怎麼混不重要，跟誰混才重要。

蘇東坡乃文化史上的全才，詩書畫成就絕對可以排在中國整個藝術史的前列，然而在政治上，蘇東坡卻是個一條道走到黑的主，什麼都看不慣，跟誰都合不來。新黨執政時，他看不慣改革派狂飆突進的改革，批評王安石的獨斷專行；舊黨捲土重來之時，他不滿司馬光對變法的全面否定、對舊黨的趕盡殺絕。對這樣一個“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東坡，新黨舊黨全不高興。

2.一個天真爛漫毫無機心的蘇東坡，在黨爭慘烈的宋代官場，必然是頭破血流。

狂放不羈是蘇東坡性格的底色。因為狂，他惹人忌恨遭人報復；因為狂，他仗義執言不吐不快。用他自己的話說，“如蠅在食，不吐不快”。他有一顆赤子之心，幽默豁達而愛開玩笑。因此，蘇東坡總是與社會格格不入, 他的仕途也總是磕磕絆絆。他總是毫無顧忌的說話，毫無顧忌地開別人玩笑，毫無顧忌地撕別人的傷疤，毫無顧忌地對別人好。蘇東坡天真，毫無機心，和誰都推心置腹，看誰都是好人。他說“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但柏楊先生用中國的“醬缸文化”告訴我們，在這個社會，誰能夠獨善其身？只有自己做個施暴者，或許才能避免被別人施暴。

而蘇東坡就是個缺心眼。他對別人誠心以待，別人對他暗地使壞；他贈別人“金錯刀”，別人背後砍一刀，他對別人放青眼，別人對他翻白眼。但蘇東坡絲毫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好，繼續對別人好而至死不悔。

所以，

一個在宋代黨爭的漩渦中卻幻想能夠獨善其身的人，是註定要失敗的，

一個在複雜像大染缸的社會天真爛漫毫無機心的人，是註定頭破血流的！

才華橫溢不得志的人太多太多

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思想家、學者、文學家，大多數都鬱郁不得志，很少有人長期高官厚祿，我們聽的最多的是被流放、貶官、不被任用。

老子，僅作周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書的官員）；

屈原，楚國大夫，作《楚辭》，投江自盡；

莊子，一生窮困，僅任漆園吏（官員都算不上）；

孔子，窮困於陳蔡之間，累累如喪家之犬；

漢朝之後，初唐四傑的王勃在《滕王閣序》中以古喻今，抒發自己的不得志：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

馮唐，漢景帝即位後，馮唐被任命為楚相，但很快被罷免。漢景帝去世後，漢武帝即位。當時匈奴犯邊，帝廣徵賢良，雖然馮唐再次被舉薦，可是已經九十多歲了，只能任命其子馮遂為郎；

賈誼，洛陽（今河南洛陽東 ）人，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世稱賈生。賈誼少有才名，十八歲時，以善文為郡人所稱。文帝時任博士，遷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嬰排擠，謫為長沙王太傅，故後世亦稱賈長沙、賈太傅。三年後被召回長安，為梁懷王太傅。梁懷王墜馬而死，賈誼深自歉疚，抑鬱而亡，時僅33歲；

梁鴻，家貧而尚節介，“舉案齊眉”成語即源自他和妻子，一世隱居不仕；

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唐玄宗朝短暫以文學見用，後不能施展政治抱負，最後離開長安，流落他鄉；

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貧病交加逝於成都；

范仲淹，“慶曆新政”失敗後，遭人排擠貶出地方，“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這樣一看，蘇大鬍子能有幸和這些知名的祖師、大儒、大學問家一起被貶官、流放，然後讓自己的文章流傳千古，也是一種榮譽啊。

皇帝也是忠實擁躉

在政治上蘇軾是不得志的，但是在做“名人”，做“明星詩人”的時候，蘇軾又是幸福的，因為不論是他的同志、敵人、奸臣、忠臣乃至皇帝皇后都是他的忠實擁躉。

蘇東坡曾寫信給朋友說：“我一生之至樂在執筆為文之時，心中錯綜複雜之情思，我筆皆可暢達之。我自謂人生之樂，未有過於此者也。”蘇東坡的文字使當代人的感受，亦復如此。

歐陽修說每逢他收到蘇東坡新寫的一篇文章，他就歡樂終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訴人說，每逢皇帝陛下舉箸不食時，必然是正在看蘇東坡的文章。即便在蘇東坡貶謫在外時，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詩到達宮中，神宗皇帝必當諸大臣之面感嘆讚美之。

宋神宗多次有意重用蘇軾，總是被當權者阻擋。本想讓蘇軾完成至為重要的國史，姑且改用曾鞏，但神宗認為寫得不允當，就親手寫下聖旨，讓蘇軾調到汝州（較接近京城，今屬河南），並說：“蘇軾貶居在外反省思過，幾年來體會更加深刻，人才實在難得，不忍心始終棄而不顧。”

元豐八年，蘇軾到常州。同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蘇軾再度被起用。至元佑元年，蘇軾已身穿七品官服，升遷中書舍人。不久，再升任翰林學士。元佑二年，兼任侍讀。蘇軾曾經留宿宮中，被召見入對便殿，宣仁太皇太后（英宗皇后，神宗時為皇太后）問說：“你前年是什麼官？”蘇軾回答：“臣是常州團練副使。”再問：“現在是什麼官？”回答：“臣現在是翰林學士。”問：“為何突然升遷至此？”答：“遇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說：“不是。”說：“難道是大臣推薦的嗎？”說：“也不是。”蘇軾驚訝地說：“臣雖然罪大不可言狀，但不敢從其他途徑進升。”說：“這是先帝（神宗）的意思啊！先帝每次誦讀你的文章，必定讚歎說：‘奇才，奇才！’只是還來不及進用你而已。”

蘇軾聽後，不禁泣不成聲，宣仁後與哲宗也哭了，左右在場的人都感動流淚。

做詩人做到全民偶像，甚至王公大臣連皇帝都成為忠實擁躉，更甚至成為數代皇帝頭號偶像的，僅蘇東坡一人而已。

沒有蘇東坡中國人將少了很多樂趣

沒有蘇東坡，我們就沒有杭州名菜“東坡肉”！

蘇軾被貶黃州的時候，有著名的《豬肉頌》打油詩：“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這裡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它自美”，就是著名的東坡肉烹調法。蘇東坡後來任杭州太守，修蘇堤，興水利，深受百姓愛戴。而這“東坡肉”也跟著沾光，名噪杭州，成了杭州府至今的一道名菜。

跟蘇東坡能稱得上關係的還有東坡肘子，東坡魚，東坡湯，酒漬生蠔，嶺南荔枝，總之蘇大鬍子走到哪裡吃到哪裡，吃飯不挑食不求貴，吃的是情趣，吃的是創意和私房菜的感覺！

惠州一絕 / 食荔枝_作者：蘇軾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政治是殘酷的，蘇大鬍子玩不來

我們喜歡蘇軾，欣賞蘇軾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讚美他的超高學識才華，同樣也不要忘記了，也正是因為蘇軾始終把“活得真實”作為人生的最高信條，從而在政治舞臺上屢屢遭受打擊。

蘇軾的才華毋庸置疑，但是他也因為不善於韜光養晦，不懂得自我保護而陷入危機。在此其中最大的危機就是“烏臺詩案”。

蘇軾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變法之時。朝廷上革新派和守舊派兩軍對峙，鬥爭激烈。蘇軾站在偏守舊派的立場上，多次上書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對態度，並請求儘快制止變法。請求未果，於是希望離開政治鬥爭的旋渦，故上書請求外任。獲准後，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後，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間，蘇軾針對新法推行中出現的問題，寫了一些譏諷新法的詩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後不久，烏臺詩案便發生了。烏臺詩案在朝野引起的反響是強烈的。對蘇軾心寄同情和出面營救的人不少。遠在湖州、杭州的老百姓焚香唸佛，為蘇軾祈禱平安。宰相吳充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曹太后說：“昔仁宗策賢良，歸喜曰：‘吾今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蓋軾、轍也。今殺之可乎？”

退居金陵的新法代表人物王安石也上書神宗皇帝說：“安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

而同時新法的又一代表人物章惇，也積極的營救了蘇軾，並不惜與宰相王珪翻臉。（但最終蘇章還是悲劇性結局）

蘇軾的真，讓他在革新派當權時反對新法中的錯誤，而遭受打擊，同時他在守舊派重新當權，將新法全部推倒的時候，又為新法鳴不平，從而遭受更大的打擊。他的出發點很簡單，“一片赤忱”，但最終是“滿肚皮不合時宜”，在兩黨的傾軋之下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小結

蘇東坡的率真、赤子之心，讓他在政壇上屢吃苦頭，但是也正因為他堅持的愛真、愛美、愛善的可貴品質，讓他在千百年之後依然擁有絡繹不絕的粉絲。

《定風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才華橫溢的人不一定會做官，尤其是在封建社會，不是官場老手都很難一生不被貶，甚至被罷官殺頭。何況蘇軾性格直爽,敢抒己見，很難不被同僚嫉妒,讒言,排擠和打壓。因此屢次遭貶也就不覺奇怪。

作為罕見的全才式牛人，蘇軾是不折不扣的多面手，詩詞文賦，無所不精，美食書畫，亦足成名立家。

可是，就是蘇東坡這樣的通才，亦不是無所不能。他自稱平生有“三不如人”——下棋、喝酒和唱曲。這是蘇軾自己非常希望精通，卻總是難以如願的三方面。事實上，他在另一方面，也不如人，即做官不如人。

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人的才性和能力，多半有所偏重，很難兼擅。

物各有性，性格有極。優秀的人才，多半具備一定的個性，每種個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侷限。

文學創作，抒發心志，為蘇軾所長。處理官場的複雜關係，兼顧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斷“進步”，可能是蘇軾所不擅長的。

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為，快意人生，不太願為官爵利祿而屈心抑志，不斷抹平個性，希和上級，以求進取。蘇軾是文人的典範，文人的優點，他幾乎全有，文人的這點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其次，文學才華，本質上是一種“務虛”的才能，官場生存需要的最主要智慧卻是“務實”的，虛實扞格，難以兩全。

文學寫心，濟世救民，自我實現，實為志之所在。作官相對複雜許多，於多數人而言，為官多為稻粱謀，希望不斷獲取利益，濟世救民可能不是多數官僚們的真正理想。利益好處，實為宇宙中間，最為現實的存在，是最需要“務實”的。

蘇軾最主要的身份是詩人，而非官僚。他的文氣和心性，排斥官場的種種惡習。在杭州通判期間，他曾抒發自己官場的迎來送往的厭倦，稱連綿不絕的酒宴為“酒食地獄”。

蘇軾務虛的才情一流，務實的能力出眾，務實的耐心，就稍顯不足了。

第三，命運遭際，並不由才情決定，兩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絡。蘇軾屢遭貶謫，主要原因不在其才華橫溢，而在其不迎合當局，不附會權貴，不願為了功名利祿而改變做人做事的原則。

蘇軾的政治才能卓著，行政能力突出。他非常較真，總是批評王安石變法的不足，王安石把京城一個事務繁多的差事給了他，希望讓他忙起來，無暇跟自己對著幹，結果蘇軾太能幹了，不僅本職工作幹得漂漂亮亮的，反而，還有很多時間研究批評新法，給皇帝老子寫萬言書，提意見。

在地方作知州時，他防洪救災，疏通西湖等河流湖泊，興建水利設定，在朝野贏得了極大聲譽。在被貶斥後不久，很快被起用，回到中央。

蘇軾屢遭貶斥，謫居荒蠻，並非因缺乏政治才幹。不願同流合汙，和光同塵，不願渾渾噩噩，自利自保而改變原則，是他不斷遭到打擊迫害的主要原因。

當然，樹大招風，才情蓋世，名聲巨大，號召力極強，確實造成了政敵變本加厲地打擊，正如他的學生李廌在悼詞中所說的“才高為累”！

最後，北宋中後期的此起彼伏、綿延不絕的黨爭，也是蘇軾屢遭貶斥的重要原因。

跟屈原類似，蘇東坡具備淑世精神，兼有獨立不遷的人格，不苟同，不敷衍，坦蕩行事，真誠做人，不虛偽，不矯飾。宋神宗和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時，它指出新法的種種弊端，希望朝廷能夠留心，加以改變，他不反對改革，反而支援強國富民的政策。他反對的是標榜富國強兵，富國饒民，實則富國擾民、強國弱民的政策。

[圖：蘇軾《黃州寒食帖》，被譽為“天下第三行書”]

當然，對蘇軾打擊最為決絕最為狠重的，還是後來在哲宗、徽宗親政之後的新黨人士了。

酷烈漫長的黨爭，導致蘇軾一生中的一半時間都在貶謫中間度過。

國家不幸詩家幸，正是因為貶謫，《念奴嬌·赤壁懷古》《卜算子》（缺月掛疏桐）《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赤壁賦》《黃州寒食帖》等曠世傑作，才得以誕生。

如果蘇軾有來生，讓他重新選擇，他未必會犧牲詩篇，而選擇一個平安順遂的人生之路了。否則，他可能像晏殊和楊億等人一樣，富有才華，卻為富貴所“害”，人生過於順利，而沒能取得更大的文學成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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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蘇東坡才華橫溢，官場上卻為何老是被貶？

一、新舊黨爭的犧牲品

黨爭是政治社會不可避免的一現象，例如唐朝的牛李黨爭，北宋時王安石與司馬光的新舊黨爭，明朝的東林黨與閹黨的黨爭。

陷入黨爭以後，不可避免的為了個人與小集體的利益，做出一些損人利己的事情，得勢一方往往要迫害失勢的一方，有時候甚至置人於死地。

據說宋太祖有“不殺文人士大夫和言事者”的國策，而蘇東坡在政治相對溫和的北宋一朝竟然差一點因“烏臺詩案”喪命，可見政治的兇險。而明朝東林黨與閹黨就真的是你死我活的鬥爭了。唐朝的牛李黨爭也重創了大唐的政權，以至於唐文宗有“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之嘆。

黨爭最大的問題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利用各種手段去實現自己的政治企圖。經常是為了反對而反對，為了支援而支援，而不顧國家、百姓利益。

今天在微博等自媒體打嘴仗的一部分大v們，我們也常常看到這種現象，無論對錯，總有站隊的兩批人互相攻擊。

像新舊黨爭的蘇東坡、牛李黨爭的李商隱、唐朝"永貞革新"時的柳宗元劉禹錫等人都是黨爭的犧牲品。明朝東林黨的楊漣、左光斗因此而喪命。

二、特立獨行的蘇東坡

新舊黨爭之中，蘇東坡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因其才華橫溢譽滿天下，新黨舊黨都想拉攏他，結果拉攏不成都打壓他。這一點同為黨爭犧牲品的李商隱就相形見絀，在李商隱落魄的時候，如果令狐家族真得給一根稻草，李商隱能像蘇東坡那樣拒絕嗎？

蘇東坡因為反對新法，被舊黨認為是自己的人，因此在王安石失勢以後，蘇東坡馬上就被重用，沒想到蘇軾又不同意舊黨的很多政治主張，所以又離開了政治中心。

中年時因反對新法，烏臺詩案差點喪命；老年後反對就發貶謫到海南，差一點沒有活著回大陸；死了以後還被刻碑歸為“元祐黨人”，不許黨人子孫留在京師，不許參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錄用”。

三、名聲所累與文人氣質

烏臺詩案以後，蘇東坡寫了一首詩作為反省:

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鬥少年雞。

蘇軾因為名聲大，一舉一動為人矚目，動輒成為出頭鳥。而且他又管不住嘴，詩句裡或多或少的隱藏一些寄託和隱喻，有些意思作者未必真有，但讀者未必聯想不到。既然身份顯赫當然少說為妙，何況蘇軾盡說掌權者不愛聽的話。因此官途運蹇還好，沒想到差點丟了姓命。

東坡在政治上反對新法和王安石，但是在文學上二人卻惺惺相惜。 王安石退隱以後，蘇東坡還專門去金陵看望。這種文人之間的“清交”，並不適合與政治。

結語

蘇東坡的性情與高尚的品格，使得他只做他認為正確的事情，只說他認為對的話，在黨爭劇烈的時代自然是“不合時宜”。

因其不左不右，卻動輒有巨大的影響力，而且還特別愛說話，所以被新黨和舊黨認為非友即敵，受到兩黨的排擠和迫害不難理解。

正如蘇軾自己所說：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大文豪 蘇東坡是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思想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還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在蘇東坡這些方面，其他詩人是不能望其項背的。這些品質之薈萃於一身，是天地間的鳳毛麟角，不可能多見的。

他感受敏銳，思想透徹，寫作優美，作為勇敢，絕不為本身利益而動搖，也不因俗見而改變。他並不精於自謀，但卻富有赤心為民的精神。他對人親切熱情、慷慨厚道，雖不積存一文錢，但自己卻覺得富比王侯。他雖生性倔強、絮聒多言，但是富有捷才，不過也有時口不擇言，過於心直口快；他多才多藝、好奇深思，雖深沉而不免於輕浮，處世接物，不拘泥於俗套，動筆為文則自然典雅。

他能狂妄怪僻，也能莊重嚴肅，能輕鬆玩笑，也能鄭重莊嚴，有喜悅、有愉快、有夢幻的覺醒，有順從的忍耐，詼諧幽默，甚至自吹自擂，苦中作樂……

他一直卷在政治漩渦之中，但是他卻光風霽月，高高超越於苟苟營營的政治勾當之上。他不忮不求，隨時隨地吟詩作賦，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心之所感，至於會招致何等後果，與自己有何利害，則一概置之度外了。這也就是他一直官途不穩，特別是經過烏臺詩案後，幾起幾落，多次被貶，先是貶黃州，復起後又再貶到惠州，最終被貶至海南儋州，

當年遇赦北歸時，應朋友之約回到江蘇常州，一路奔波，最後竟然終老常州。蘇東坡一生作為文學家聲名滿天下，作為政治家卻失意官場，年輕時候，蘇東坡驚歎江蘇人傑地靈，後來應同科進士之邀多次到訪常州，並在宜興買地以為終老計，在第二次遇貶時，多次上書，乞歸常州，在杭州做通判時，有一年除夕經過常州，為不打擾當地官民，特意停在常州城外，並寫下“多謝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的名句，表達對常州的喜愛和眷戀，所以最後時候還是決定回到常州，最後終老在常州的藤花舊館，也算是圓滿了。筆者年初到常州追尋東坡足跡，寫下詩句以為紀念:

上朝下野兩堪悲

老來萬事漸向微

一生漂泊身如寄

萬里遊罷心思歸

藤花舊館浮雲重

艤舟新亭落日稀

毗陵父老爭相迎

從此夜夜許相依

步東坡常州詩韻

記遊藤花舊館艤舟亭

在朝堂上，面臨自上而下的改革，沒有中庸之首，非此既彼，然而，改革是由宋神宗任命王安石進行的，一般人都會採取支援態度，蘇東坡沒有支援，而是反對，所以他被貶，宋神宗死後，因為在新法執行的過程中，出現擾民傾向，遂廢除新法，蘇東坡親眼看到了新法的一些好處，不主張全部廢除新法，所以再次被貶。他之所以接二連三的被貶，是政治上太幼稚了，沒有認清封建統治者的嘴臉，他們的利益從來都是高高在上的，任何形式的改革，其前提當然是保障統治者的最大利益，否則就是擾民。但是，政治上的失意，卻是文壇上的崛起，他的超時代的思想，融於詩詞歌賦之中，成為豪放派的代表，永垂不朽的詩人，詞人，散文家。

雖然蘇軾是中國亙古以來的文化“全能王”，也是中國文人中罕見的雅俗通吃的“最可愛的人”，但其個人確是官運多舛，其原因：

1.蘇軾始終堅守儒家“文正”的理想追求與天性中的正直和善良，卻成為其屢遭貶謫的“元兇”。比如：他並非是全面反對新黨的保守派，但是他卻從儒客的道德評判標準，對王安石為首的新黨“祖宗之法不足法”的觀點提出堅決反對意見，因而外逐地方。甚至因烏臺詩案，險些丟了性命。反過來，司馬光為首舊黨當政，將蘇軾調回中央重新重用。但是，他並沒有因為舊黨對他個人的恩惠而贊同舊黨全面否定新黨政策的極端做法，與司馬光發生直接爭吵，因而不得不再次外放。

2.蘇軾性格中有口無遮攔的弱點，比如：其妻王弗在世時，每當蘇軾會見客人，她都要在屏峰後邊傾聽。待客人走後，她都會幫助蘇軾分析來人的真實意圖，並告誡不要對所有人都掏心掏肺。

3.而蘇軾不幸中的幸運是每次貶謫都成為其精神昇華的動能、創作升級的契機。沒有命運的坎坷，就沒有儒釋道貫通的蘇軾，就沒有以詩入詞的蘇軾，就沒有詩詞文賦書畫無一不精的蘇軾，就沒有廟堂和江湖都有傳說的蘇軾。

人的生長環境影響影響人的性格，大環境的排擠和不願同流合汙，讓他在宦海一貶再貶。

公元1101年，徽宗繼位，大赦天下，因此在被流放到海南島三年之後，六十五歲的蘇軾終於可以回到中原。那年五月，北返途中，路經金山的龍游寺，這個寺廟裡掛著他早年的畫像。蘇軾看到“曾經的自己”，頗有感慨，寫了一首詩：“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蘇軾《自題金山畫像》）

黃州、惠州與儋州的三次貶謫，基本上貫穿了蘇軾的整個中晚年，也是我們今人研究蘇軾時要關注的主要內容。在此之前的蘇軾，雖然在京城裡仕途不濟，但在地方上還是大有作為、深受百姓愛戴的。因此貶謫之前的他雖已過不惑之年，卻依然有著一股風流瀟灑的“少年意氣”。而遭貶謫之後，經歷過心灰意冷與顛沛流離的命途，蘇軾開始深省並一步步蛻變，終於成了我們今人崇敬的那個“東坡居士”。同時，這三次貶謫對蘇軾本人來說或許是一種不幸，但卻是我國文化史之大幸。因為在此期間，蘇軾寫出了大量曠古爍今的文學作品。

1. 公元1080年，四十四歲（黃州）

蘇軾剛到黃州的時候，先獨自住在一個名叫定惠院的小廟裡，等待路上的家眷。當時他的心情很糟糕，有天晚上愁得連覺都睡不著，寫下了“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蘇軾《卜算子·缺月掛疏桐》）這樣的詞句。

但畢竟蘇軾天性裡有很強的“樂觀因子”，再加上當地的徐太守是個惜才的人，久聞蘇軾盛名，十分欣賞，因此他儘自己所能，好讓蘇軾的貶謫生活過得舒服點。於是蘇軾後來在徐太守的幫助下，遷居林皋亭，並把自己住的房子叫作“雪堂”。他還在雪堂東邊闢了一塊田地，取名東坡，自此開始了陶淵明一般隱居務農的生活。東坡居士，自此“上線”。

蘇軾在黃州的生活不光有體力勞動，因為是個閒職，他正好有機會閱讀了大量的佛經。他還將佛經上的內容與自己讀過的儒家經典結合起來，吸收營養。從此開始，蘇軾的作品上了一個大臺階，他豪邁灑脫的胸懷和淡泊豁達的境界全可以從作品中看到。比如“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比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蘇軾《臨江仙·夜歸臨皋》）；比如“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蘇軾《定風波》）；還有前後《赤壁賦》、《記承天寺夜遊》等等被錄入語文教科書的、膾炙人口的詩詞歌賦，都是在此期間創作的。

黃州的生活，也把蘇軾培養成了一位“美食家”，後人熟悉的東坡肉，也是在此期間創造出來的“特色菜”，他甚至為此寫過一篇《豬肉頌》：“淨洗鍋，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時它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人不肯吃，貧人不解煮。早晨起來打兩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在黃州時，蘇東坡也參與過慈善事業。當年他所住的地區有溺死新生嬰兒的野蠻習俗，只要養不起就會這麼做。這令他十分痛心。他給當地的太守寫信，痛貶殺嬰之惡，還成立了一個救兒會，請富人們捐款，讓寺廟的和尚主管賬目，幫助貧苦的人家養活嬰兒。那時還沒有出現“人道主義精神”這個詞，可蘇東坡所做的一切無疑是對這個詞的最好詮釋。

2. 公元1094年，五十八歲（惠州）

蘇軾在黃州住了四年多。元豐八年，宋神宗病逝，宋哲宗繼位，由於哲宗年幼，由高太后垂簾聽政。高太后早就欽佩蘇軾的人品才華，對他十分器重，不僅把蘇軾調回朝廷，還對他委以翰林學士的重任，可以說蘇軾終於“翻身”了。然而蘇軾剛升任翰林學士不久，司馬光就去世了。獨自處在高位的蘇軾又成了群臣打擊的物件。司馬光死後，朔黨、洛黨、蜀黨等政治派系逐漸形成，蜀黨在蘇軾本人並不知情的情況奉其為領袖。蘇軾哭笑不得，以他的性格怎麼可能拉幫結派呢？孤軍奮戰之後，他越來越對烏煙瘴氣的中央失望。接下來的幾年裡，他主動申請做了幾個地方的太守，也做過兵部尚書和禮部尚書。

但倒黴的事情還在後面。元祐九年（1094），高太后去世，十八歲的哲宗皇帝親政。哲宗對新黨極其信任，啟用章惇為宰相。當年蘇東坡預言會犯謀殺罪的人，現在把持朝政了。因為高太后攝政期間，章惇曾被監禁，因此他向年輕的皇帝編排了一出謊言，想讓他相信太后曾經一度在密謀廢掉他，所以不能讓高太后的靈位進祖廟（還好這一點哲宗沒有采納）；因為曾與司馬光不和，章惇甚至請求皇上砸爛這位已經去世的前任宰相的棺木，鞭笞其屍骨。他更是大力啟用新黨人，排斥舊黨人，所有元祐諸臣都是他的敵人。如此一來，五十八歲的蘇軾再次成為政治犧牲品，被貶至偏遠的廣東惠州。

黃州在地理位置上離開封還是比較近的，可以理解為當年的神宗皇帝只是想讓暴脾氣的蘇軾去那裡“消停消停”。而章惇聯合哲宗把他貶到惠州，這就是很明白地告訴他：“走開吧，朝廷再也不需要你了。”

東坡曾做過翰林學士，也就是我們前邊提到的“帝國第一秘書“，宰相候選人。現在卻被貶到嶺南煙瘴之地，落差之大，令人痛惜。而且在高太后去世的同一年，溫柔賢惠的第二任妻子王閏之也去世了。多重打擊之下，蘇東坡沒有自殺，沒有自怨自艾，反而對生命的真諦又明白了一層。

蘇東坡是史料記載被貶往嶺南的第一位官員，那裡是亞熱帶，很多事物都讓東坡感到新奇，比如甘蔗、荔枝、香蕉等等作物。從那句有名的“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蘇軾《惠州一絕·食荔枝》）裡，我們也能看出，蘇軾的生活絕不寂寞。他又恢復到那個“依然故我”了，品檀香，靜坐，每日午睡，品酒，寫文章。走到哪兒吃到哪兒的東坡又開發了一些新菜譜，比如烤羊脊、燒鰻魚等等。

閒適的生活並沒有阻礙東坡關心民生的本願，他開始關心惠州城的改善和革新事宜，他曾與太守和縣令合作，為惠州建了兩座橋，還在城西修了一座放生池。因為當地糧食價格失衡而給上級政府寫信陳情。他還把自己曾經在黃州發明的“浮馬”帶到了廣植水稻的嶺南，這樣農民們就不用腰痠背痛地彎著身子插秧了。

王朝雲的陪伴對東坡的惠州生活極其重要。她是個美麗聰明的杭州歌伎，曾為蘇軾生過一個兒子，但後來不幸夭折。蘇東坡一生的幾個女人之中，朝雲最稱知己。一次飯後，東坡一邊撫摩自己的大肚皮，一邊問家人：“你們說我這肚子裡裝著什麼東西？”一人答“文章”，又一人說“見識”，東坡均不以為然。只有朝雲答道：“一肚子不合時宜。”東坡大笑著說：“知我者，唯有朝雲也。”後來朝雲去世，東坡在輓聯上寫道：“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3. 公元1097年，六十一歲（儋州）

蘇東坡在六十一歲的時候，被貶到了海南島的儋州。那可不是去度假，當時的海南島自然條件比惠州還要惡劣。據說原因是蘇軾依然“死不悔改”，又寫了兩句充滿奇趣的詩，描述自己每天聽著鐘聲，悠閒自在。這當然是在苦難當中的自我寬慰，但章惇看了那些詩句立刻說：“看來惠州還挺舒服的啊！再貶！”

於是已過花甲的蘇軾，跨越大海，走上了離故國更加遙遠的路。

這一次，蘇東坡自己都感覺到生還內地已然無望，小兒子蘇過把家室留在惠州，陪父親去了海南島。在過海前，蘇軾與謫居雷州的弟弟蘇轍見了一面，這就是他們此生見的最後一面了。

海南的夏天極其潮溼氣悶，冬天霧氣很重，陰雨連綿，一切東西無不發黴，實在不適合一個老人的生活。東坡的新病舊疾頻頻發作，但當地又沒有什麼像樣的醫生，因為儋州的居民仍然相信“巫醫之術”，在患病時會請術士宰牛焚香禱告作為治療。於是他開始自己研究中醫，到鄉野採藥，也會給當地的百姓治病。因此原本漢人和少數民族相處不快的局面，在東坡到來後得到了很大緩解。

公元1100年，哲宗去世，他的弟弟宋徽宗即位了。新的皇太后攝政，主張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罪。

1101年，65歲的蘇東坡於北返時病倒在常州，此後再也沒有站起來。

一代文豪，就此隕落。他去世後25年，北宋滅亡。

有才華不等於會做官，官場更多要懂得權謀。

蘇東坡才華橫溢，但卻不懂做官之道，這樣的案例太多了，李白、韓愈、白居易、柳宗元等都是大才子，但都無可避免遭受被貶的命運。

也是被貶成就了很多大詩人，很多詩歌作品都是在被貶之後，詩人發洩自我懷才不遇的愁苦，為後世留下了很多經典作品。

“文死諫，武死戰”，文人的命運一貫如此，真是踐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忠君報國難免被遭奸臣所害，文人都是有傲骨的。

官場一直一來都是如此，裡面權力利益鬥爭、勾心鬥角，這跟才華也沒有多大的關係。

蘇軾此人與文壇他是泰斗，在做官上他確實一塌糊塗，可能上天在生他的時候把他的屬性點全部都點在了那一身才華上了吧。在私交上他與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朋友，在做官上他卻把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得罪了個遍，可謂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熙寧四年，正是王安石變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結果被“拗相公”給貶到杭州任通判，留下千古的“蘇堤春曉”，後又遷密州留下了傳唱千古的《江城子-密州出獵》。後來又各種被貶甚至是因為“烏臺詩案”差點被殺。

所幸大宋不殺文人，只是貶官貶的更偏遠了，可“蘇仙”就是蘇仙，在貶官的路上他依然的不斷地寫出豪放不羈的詩詞，留下了千古傳唱。

除去反對“王安石變法”自請外放，蘇軾一生一共經歷過三次貶謫：捲入“烏臺詩案”，“謗訕朝廷”被貶黃州；與司馬光舊黨政見不合，貶杭州；新黨執政，貶惠州、儋州。失落的官場生涯和政治遭遇，以及讓他差點遭斬的“烏臺詩案”，一路見證了蘇軾一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也造就了他闊達的人生。

杭州 蘇東坡紀念館

要了解蘇軾在中國文化裡舉足輕重的地位，便要先認識他身處的時代和社會。宋代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捩點，當時人口急增、國家的經濟生產數量及能力大幅提升，教育水平也提高。宋代與唐代上半葉不同，由一群士大夫管治，他們透過體現任賢主義的科舉考試選出，並由宮廷委任。在此制度下，繪畫及書法是士大夫必修的其中兩藝，此兩門藝術因而發展繁盛。

蘇軾於1037年生於一書香門第，以19歲之齡透過殿試（科舉考試的最高級別）成為進士，表現出類拔萃，被視為政壇的後起之秀。他清晰有力的文章令宋仁宗深為欣賞，在宋神宗於1067年登位之時， 蘇軾已是備受尊崇計程車大夫。

元《趙孟頫行書赤壁二賦》中的蘇軾像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過，朝廷政黨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蘇軾在1071年成為黨派之爭下的犧牲品，外任杭州通判。其後近十年，他再被先後貶到密州、徐州及湖州。蘇軾在1079年被捕下獄，相信這次牢獄之災及其後被流放的遭遇，全因他私下撰寫詩詞暗諷當時主導朝廷的王安石變法。

1080年，蘇軾獲釋，這時的他判若兩人，經常內省自察，避談政治，轉為開始思考人生及哲學。他亦經常閱讀《論語》和《易經》，並創作大量詩詞。蘇軾被流放到黃州省，生活頗為貧困。他於後稱東坡的山麓開墾田地，自號“東坡居士”。他在流放期間歷盡苦難，卻也寫出最膾炙人口的詩詞。

蘇軾撰 函冊 黃麻紙 13.5×20.2cm

1086年，蘇軾奉召回京。他被流放期間，皇太后掌權，垂簾聽政，她較支援保守舊派，而其中蘇軾為當時最資深而尚在世的代表。1094年，蘇軾再被貶謫至廣東省惠州及儋州（海南島），當地瘧疾橫行，地點偏遠，當時被流放此處堪如被處以死刑，但蘇軾卻熬過去了，並於1100年獲赦免，奉旨出知常州，翌年前往接任新職途中逝世。

佳士得拍賣中國書畫部專家周時健認為：“中國藝術史有‘墨分五色’的說法，意指只需用水墨即能描繪世間萬物，同時藉此表達自我與藝術思緒。《木石圖》充分體現出蘇軾當時的心境，一切都如此躍然紙上。”

宋 蘇軾《木石圖》畫心區域性

蘇軾對枯木怪石情有獨鍾。在中國傳統寓意中，枯木擁有多重意義，其中之一是絕處逢生，就如蘇軾身處的境況——雖艱辛而依然茁壯屹立。

《木石圖》上有蘇軾好友米芾的題跋，相信是在此畫完成一段日子後所寫。他與蘇軾一樣，也是位受人敬仰的詩人、書法家、畫家和政治家。蘇軾透過送贈和交換畫作及書法作品表達情誼，此舉亦有助於建立人脈、豐富文化修養及加強影響力。

宋 黃庭堅《 臨蘇軾海棠詩》 卷（區域性）

手卷中的墨痕畫跡，也讓人得以一窺蘇軾和米芾對藝術的觀點和理解，同時感受到這對宋代名士好友對彼此的透徹認識。此畫表現出這兩位活在遙遠世代的文化巨擘之間的真摯關係。米芾的題跋認為畫中的枯木表達老年時的心境，當中的愁思顯然與蘇軾被流放時的經歷互相呼應。在米芾的其他文字作品中，他提及蘇軾如何將情感融入流麗的筆觸、怪石與枯木之中。

蘇軾才華橫溢，但為官，才華只是一方面，政治、行政能力是主要的，現代稱為領導科學。

蘇軾，一生多次貶官、流放，並未死刑，已經很幸運了，得益於宋朝重文厚吏、不殺士大夫的政治制度；如果在明清時代，恐怕早已身首異處了吧！

蘇軾，才華橫溢，多才多藝，琴棋書畫，無所不精，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曲星”，堪稱文學大家！中國文學史“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書法家，宋代書法四家“蘇黃米蔡”居首位；傑出的詞人，文學史上詞人，頭把交椅，似無問題。

蘇軾，顯然不是政治家！

與蘇軾同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與其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學家、宰相王安石，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國勢，強國富民，重振國威，實行革新“熙寧變法”時，蘇軾站在舊黨保守派勢力陣營，竭力反對，因而遭貶。

“熙寧變法”失敗，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推翻新法，全面復辟，清算新黨，蘇軾又認為新法也有可取之處，不宜全盤否定，又遭舊黨攻擊，再次貶官，蘇軾成為新、舊黨皆不待見的人物，因而一生都是鬱郁不得志，走在貶官流放的路途上。

蘇軾被貶官流放最為邊遠蠻荒之地，今日海南的瓊州，是最嚴歷的處罰了，若放在明清時代，恐怕早已死罪多次了！

蘇軾未獲死罪，源於宋太祖皇帝趙匡胤，雖然自已武將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愛惜文人官吏，實行厚文重吏的政治制度，立下不殺文人大臣的規矩，蘇軾得以倖免死罪。

比蘇軾更加著名的、被視為誤國誤民、導致北宋滅亡的“北宋六賊”之首的奸相蔡京，在清算其罪行時，也不過是貶官流放而已，同樣未殺頭。

宋朝，無論現職、退休官員，享有的政治、生活待遇，為中國歷史之最優厚的朝代，退休時官員晉升一級原俸全額養老金，退休後仍可晉銜升級加俸，參與朝政，只是比在職少了實權。

僅供參考。

眾所周知，蘇軾是我國北宋時期的文壇領袖之一，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風格獨特。但是呢，就是蘇軾這樣一位“天下第一才子”，二十歲考取進士的他一生為官，卻一生不是在被貶就是在被貶的路上，仕途可謂是大起大落，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嘉祐二年（1057），北宋有一場被稱為“天下第一榜”的會試。蘇軾透過這場會試取得了榜眼。就這樣，打開了自己仕途的大門。可他的仕途，卻一直不太順利。大家都知道，官場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地方，要想在官場上站穩腳跟，就要懂得圓滑世故。但是呢，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在官場上，他也十分敢於說真話，因此得罪的人自然不在少數，他的仕途自然而然也就不會那麼平坦了。

熙寧二年（1069），宋神宗起用王安石變法。熙寧四年（1071），與王安石政見不合的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反對變法。王安石頗感憤怒，於是讓御史謝景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蘇軾知道後便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至此，蘇軾的仕途生涯就開始進入到了“升遷-被貶”的怪圈。

元豐二年（1079），四十三歲的蘇軾被調為湖州知州。上任後，他例行公事給宋神宗寫了一封《湖州謝表》，略微敘訴了過去的政績，又接著說了皇恩浩蕩，但是卻在後面發了一點牢騷： “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蘇軾是個直率的人，難免疏於口舌筆墨，難以在新舊黨之間把持自己，於是惹惱了其他官員。新黨摘引“新進”、“生事”等話語上奏，說他“愚弄朝，妄自尊大”，用語言暗諷朝政。因此，上任才三個月的蘇軾就被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新黨想將蘇軾置於死地，後來多虧當時退休金陵的王安石上書道：“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又因太皇太后曹氏、章惇等人求情，這才使得蘇軾被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不準擅自離開該地，也沒有權力簽署公文。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而後不斷升遷。升遷後的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後，再次向朝廷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新黨舊黨都容不得蘇軾，至此，蘇軾又再度申請外調。而後蘇軾又幾經升遷和被貶，最終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身逝常州。

蘇軾的一生，的確不是被貶就在被貶的路上，甚至幾度險些喪命。可以說蘇軾作為為官者一生都比較失意，可正是官場上的失意，讓他被迫遊歷了祖國大好河山，這樣的境遇讓他形成了豁達樂觀的人生態度，他將自己的情懷寄予自然萬物，由此創作出了一首首令人稱奇的經典作品。

蘇軾是我國古代文學史上罕見的全能型天才，他在詩，詞，散文、書記、繪畫等方面的造詣，千古至今，無人匹敵，他代表著我國的詞的最高成就，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朝詩人謝靈運說：“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但如果謝靈運讀了蘇軾的詩詞，估計會改口了。

然而這位天才的文學巨匠在仕途上卻並不是一帆風順，如果套用股市K線走勢形容，就是迅速衝高，然而橫盤震盪，後急速下跌，接近跌停板，再迅速拉昇後，又大幅下跌，小幅收跌後，直至退市。

二十歲高中進士，名動京師，很快就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祠部員外郎等，可謂春風得意。

可是好景不長，宋神宗即位後，任用王安石支援變法。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王安石政相左，34歲的蘇軾被迫監官誥院，第二個被迫離京，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後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這樣大概持續了八年，還算平穩。

1079年，四十三歲的蘇軾，遭新黨人圍攻，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差點被問斬，第二年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地方民團副隊長。

直到1085年，宋哲宗即位，舊黨得勢，蘇軾升任登州太守，後回京任翰林學士，官至禮部尚書。因不滿舊黨的做派，自求外放任杭州、汝州、揚州、定州等地太守，這樣的好日子持續了近十年。

1094年，58歲的蘇軾，因為新黨上臺，受清算，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儋州(今海南)。

1100年，徽宗即位，64歲的蘇軾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第二年遇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

縱觀蘇軾起起伏伏、坎坷多舛的官宦生涯，著實讓人扼腕嘆息，如果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審視，一代文豪蘇軾官場屢屢被貶，主要原因，大概可以從性格、立場和聲名三個方面去分析。

從個人性格上講，蘇軾是一個率真不勢利，孤傲不屈從，灑脫不拘細節，有理想有抱負有情懷有良心的人，正因為這種豪放的性格，在步步驚心，充滿潛規則的官場上行走，本色出演的蘇軾，顯得很不適應，無所適從，因而得罪了很多的權貴，受到排擠和傾軋。

史上曾經記載，蘇軾為人曠達率直，對任何人都不設防，掏心窩子，每當蘇軾會客時，她的夫人王弗就躲在屏風後面屏息靜聽。待客人走後，王弗提醒丈夫的失語，以及對別人的輕信，結果證明，王弗說的往往都是對的。

從政治立場上講，蘇軾基本上可劃入舊黨，但卻有自己獨立見解和獨立人格，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他反對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以司馬光為首舊黨盡廢新法，更看不慣新舊兩黨人為了權力和個人私利，結黨營私，你爭我奪的嘴臉，因而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在新黨上臺時受貶，在舊黨掌權時遭排擠。

從個人聲名上講，因為名氣很大，容易被當成被攻擊靶子。政治鬥爭是殘酷的，新舊兩黨爭鬥時，像王安石，司馬光這樣的政治大咖，重量級人物，雖然也遭受到對方陣營攻擊，但最多也是隻罷相而已，而像蘇軾這樣政治上偏於舊黨，雖不是核心人物，但聲名很響的，則更容易成為被 攻擊的物件。

更要命的是，因為蘇軾的詩詞寫得太好，在當時廣為傳播，甚至連後宮裡的皇太后，皇后、宮女什麼的都成了蘇軾的粉絲，搞得後宮春心萌動，皇帝自然不悅。因此每當對手彈劾蘇軾時，皇帝也從個人私心上講，也是樂意將蘇軾外放的，因此我們天才的蘇大學士一生，不是在被貶流放，就是在被貶流放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