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我簡述下：

明太祖朱元璋時期，由於朱元璋在廢除丞相制度後，權力達到高度集中，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奏摺檔案過於多。朱元璋為了減輕負擔，隨之設定大學士（內閣的雛形），這時的內閣只是相當於皇帝的秘書，負責協理奏章和充當權力顧問等，沒有實權。

明成祖朱棣時期，朱棣的多次遠征，讓他沒有太多的精力處理朝事。隨之設立了“助手”機構內閣。永樂年間，內閣權力漸重，可以監管六部，上升為明成祖朱棣時期的最高幕僚和決策機構。

宣宗到仁宗時期，內閣權力進一步上升，表現是皇帝對於下面呈上來意見奏摺等，先給內閣過目，讓其草擬處理意見，以後再 由皇帝稽核是否批准，“三楊輔政”就是最好的說明。

代宗、英宗、武宗時期，內閣權力及其大，已經成為可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

世宗時期，也就是所謂的嘉靖皇帝時期。內閣已經列在六部之前。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權。最好的例子就是嚴黨把持朝政二十餘年，朝廷內在已經烏煙瘴氣。

明神宗萬曆時期，首輔張居正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這時內閣成為政府運轉中樞，權力達到頂峰。而張居正的權力也幾乎達到現在首相位置。

如果有的讀者喜歡深入瞭解下，可以看下王其榘老師的《明朝內閣制度史》。

內閣相當於是明代皇帝的秘書處，內閣大學士便是秘書。有明一代，內閣大臣對明朝的政治影響相當之大。探究明朝內閣制度的形成過程，最早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丞相之位。

丞相胡惟庸謀反失敗後，朱元璋決意罷黜丞相之位，規定以後的子子孫孫不得再設丞相一職。丞相一職被廢后，原本歸其管轄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直接對皇帝負責。由於六部總管全國的政事，每天需批閱的檔案數量非常之多。廢除丞相後，身為皇帝的朱元璋不得不親力親為。據統計，朱元璋平均一天得批閱兩百份檔案，處理四百多件事情。如此巨大的工作量，長久以往，皇帝定然疲於應付。

於是朱元璋想了一個解決辦法。他挑選出一些有文才、能辦事的官員幫他批閱奏摺。朱元璋遇有不清楚的事情，可隨時向他們諮詢，聽取他們的意見。或者朱元璋需要下旨時，便口授他們寫出。

因為這些人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這些殿、閣都在內廷，所以這批人就被稱為“內閣大學士”。不過這時的“內閣大學士”更多的是按皇帝的旨意辦事，充當的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在皇帝手中，他們未能對時政產生太大的影響。

明成祖時期將朱元璋這一辦法制度化了，國家大事都集中到內閣處理。明太祖和明成祖精力過人、勤於政務，內閣大臣權力有限，扮演的是皇帝秘書的角色。到了後來的皇帝懶政的現象非常普遍，所有的政務都交由內閣處理，久而久之，內閣的權力就愈大，官位愈高了。儘管內閣大學士無過去丞相之名，卻是事實上的丞相。這一制度影響了明朝的政治走向，甚至清朝都沿用了這一制度。

明朝的內閣，清朝的軍機處，二者經常被拿來比較，足以可見明朝時期內閣的地位之重。在明代之前的歷代官制中都沒有內閣，內閣為明朝的首創。其實在朱元璋建國之初，明朝沿襲的是元朝制度，設立了左右丞相以處理政事。但是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對左丞相胡惟庸日益擅權的行為也極為不滿，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後，朱元璋自此廢中書省，罷丞相。但是朱元璋畢竟精力有限，為了處理繁雜的日常政務，於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設立文淵閣、文華殿等大學士，“侍左右備顧問。”明成祖朱棣即位後，文淵閣當值，參預機務，這便是內閣的雛形。其後內閣制度逐漸發展，到了明中葉時，內閣大學士手握要權，“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

內閣

可以說，明朝內閣制度的設立是加強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重要手段，內閣的權力不斷擴大，自此成為明代的中樞機構，對國家政權的執行產生了重要的政治效能。內閣初設時，皇帝規定入閣的大臣不可侵奪各部的職權，諸司有事直接向皇帝上奏，不經過閣臣。此時大學士的官階並不高，只是一個正五品，不如一個外省的知府，更不用說六部尚書了。但從明中葉開始，內閣開始承奉旨意，其他朝臣有事稟奏需經閣臣“關白”，內閣的權力已然躍為六部之上，成為實際上的宰相了。內閣地位提高，意味著閣臣的官階也有提升，到後來只有侍郎、尚書等才能做大學士，三品以下的官員根本沒法入閣，而且明朝有著入閣加銜的規定，因此內閣大學士成為當時最高的官位。隨著正統、正德年間內閣權力的鞏固，內閣閣臣中首輔與其他閣臣的等級差距日益明顯，首輔的權力日益擴大，成為內閣的實際負責人。

廢除宰相制度的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內閣的權力主要體現在“票擬”和“批紅”兩方面，“票擬”指的是內閣根據皇帝的旨意起草聖旨，“批紅”是皇帝對內閣所擬的聖旨用紅筆進行批示，以表示認可。到了後期，內閣便利用這些權力把持朝政，並傾軋其他官員，滋生了明代官場腐敗之風。我們都知道明代宦官專權的現象十分普遍，內閣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於是私通、勾結宦官，並對部院之臣加以嚴厲打擊，“廣佈腹心於科道”，扶植黨羽來加強自身的勢力，因此明代黨爭所以激烈，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內閣的出現。此外，許多朝臣都將內閣大學士定為自己晉身的目標，因此結黨營私的情形屢見不鮮，讓明代官場更為烏煙瘴氣。

建立內閣制度明成祖朱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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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廣軍：《試析明朝內閣制的政治效能》，《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

秦國經：《明清內閣沿革與職掌》，《歷史檔案》2009年第1期。

程念祺：《“票擬”與內閣的權力擴張》，《歷史教學問題》2012年第5期。

明朝內閣制度真正確立是從明成祖朱棣的時候，一直維持到明朝滅亡。明朝內閣是輔助皇帝處理國家大事的顧問機構，雖然後來權勢日大，但是因為沒有決策權不得不受到司禮監太監的壓制，內閣輔臣必須與宦官合作才能執掌大政。

明朝建國之初並沒有內閣，而是沿襲元朝制度設立中書省，置左、右丞相，明朝開國功臣李善長、徐達、胡惟庸等人都擔任這些職位。但是丞相統領百官、權力過大，影響到了朱元璋的皇權，因此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發，丞相胡惟庸被誅，丞相職務被徹底廢除，皇帝直接掌管六部大權獨攬。但是朱元璋畢竟是個人，難以憑自己處理全國政務，仿照宋朝制度設立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文華殿大學士輔助自己處理朝政，這就是內閣的雛形。

明成祖朱棣繼位後一直忙著兩件大事遷都北京和北伐蒙元殘餘，因此長年不在南京，為了不耽誤政事不得不成立內閣，為了制衡皇帝執掌決策權，內閣執掌議政權，六部分掌行政權。永樂中期以後，內閣職權漸重，兼管六部尚書，成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決策機構。

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內閣開始參與批閱章奏，允許閣臣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並貼在奏章上，最後呈送給皇帝親自御批，稱之為票擬；明仁宗朱高熾登基後，因為內閣楊士奇、楊榮等人都是東宮的老人，因此加封內閣大臣為大學士，身兼六部官職，內閣權力加重，逐漸受到重視。

1449年土木堡之變，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宦官、勳貴兩大集團受到打擊，明代宗朱祁鈺是文官集團一手捧起來的，因此內閣權力更大，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嘉靖帝繼位後，將內閣大學士的地位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萬曆早期應該是內閣權力的巔峰，內閣首輔張居正趁著皇帝年幼，拉攏大太監馮保讓內閣成為真正的權力中樞，可惜張居正死後，內閣權力又被削弱了。

但是從明宣宗朱瞻基提高內閣職權開始，同時設立內書堂教太監們讀書識字，讓司禮監成為壓制內閣的機構。內閣手下有三法司，司禮監有錦衣衛、東廠；內閣手下有總督、巡撫，司禮監有鎮守太監、守備太監，內廷、外廷相互制約確保了明朝皇帝吃喝玩樂中依然掌控天下。

內閣是明朝創設的機構，距離皇帝最近，與皇帝聯絡最多，對明朝政治生活的影響也最大。內閣製取代了前朝的宰相制，內閣的形成與發展也經歷了較長的時間，下面我來簡單聊一聊。

洪武、建文時期，還沒有內閣之名，但內閣的形態已經萌發。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太祖廢中書省和罷丞相後，每天要親自處理大量的政事，於是當年九月設定了四輔官。所謂四輔官，是效法古代三公四輔的說法而設定的。

洪武十五年（1382）七月，四輔官廢除，這一時期前後又對輔政形式做了新的嘗試，除了設定“翰林院平駁諸司文章事”這一機構外，還設立了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

上圖解縉，永樂時期的閣臣之一

永樂皇帝即位後，對洪武、建文時期的輔政形式稍事變通，創立了內閣制度。具體做法是，恢復洪武時翰林院的設定，繼續用翰林官輔政，並使之制度化、固定化，輔政地點在文淵閣。文淵閣在午門之內，文華殿南面，地處內廷，入直人員要在大內就餐，於是稱為內閣。

此文淵閣指南京故宮的文淵閣。遷都北京後，北京宮廷中的文淵閣位置與南京相同。今日故宮的文淵閣，非明代文淵閣，為乾隆時所建。內閣最初也不是官署名，而是入直文淵閣的俗稱，以後固定化、經常化，就成為文淵閣的代名詞，並演變為官署名。

上圖楊士奇，洪熙年間升任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

洪熙、宣德和正統初年，這一時期內，內閣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仁、宣之後，以侍郎、尚書入閣的比例越來越大，隨著閣臣品秩大增高，內閣的地位也越來越明顯。這種狀態一直延續到正德年間。

嘉靖、隆慶、萬曆初年，閣權向上下左右全方位滲透。內閣一般由五到七人組成，多時達九人，少時也有二三人，一人獨在內閣的情況極為罕見。內閣多人，必有一人主持閣務，這就形成了首輔。一般說來，首輔以入閣先後，資歷深淺，以及皇帝的信任程度來確定。內閣地位提高，首輔的地位自然更高。弘治、正德以後，只有首輔才能秉筆票擬，地位和名望與次輔、群輔有很大差別。嘉靖以後，更有一批首輔權力膨脹，成為權臣。

上圖張居正

萬曆中後期以及泰昌、天啟、崇禎三朝，閣權從頂峰向下滑落。鼎盛期的內閣，特別是內閣首輔，權力過重，給明朝高層權力運作帶來新的矛盾，這些矛盾決定了內閣權力必然要走向下坡路。

明初本來已經消弭的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又有復張的兆頭，《天府廣記》引明朝人何良俊的話說：“夫威權日盛，則謗議日積；謗議日積，則禍患日深。故自世宗以來，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何良俊講的“宰相”，就是指內閣首輔。楊廷和、張璁被迫去職。夏言竟然被殺於西市。嚴嵩罷官後被抄家。高拱被轟趕狼狽離朝。張居正死後被籍沒。總之，前一階段權力過大的首輔幾乎下場都很悽慘。而且，內閣內部爭奪首輔地位的明爭暗鬥日益突出，閣臣之間鉤心鬥角，相互傾軋。

天啟二年(1622年)，任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萬曆中期開始的東林黨議，與皇權和閣權的關係，以及閣權之爭、閣部之爭密切相關。從此，內閣的尊榮地位逐漸消失。到了天啟年間，閣臣拜倒在權閹魏忠賢門下，蠅營蚊附，成為宦官的附庸。崇禎朝，閣臣身世沉浮變化莫測，17年間竟有50名閣臣先後在政壇上表演，多數閣臣成為皇權的犧牲品，內閣走到了下坡路的盡頭。

最早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廢除丞相，凡事親力親為，後來繼任的皇帝哪有朱元璋這麼勤政愛民啊，就慢慢把權利下放。明成祖時期成立的內閣只是五品文官參與皇帝機務，說白了就是參與議論朝政而已。後代皇帝越來越懶，內閣權利越來越大，內閣成員官位越來越大，明朝後期的內閣首輔和內閣次輔都是正一品！有些權利大的內閣首輔基本等同於宰相了！

洪武年，朱元璋藉口胡惟庸弄權廢除丞相，大權獨攬，事必躬親，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但皇帝一人畢竟精力有限，於是設“四輔官”，主要協助皇帝除了人事、司法等工作，又負責一些文書工作，但只負責具體做事，卻沒有實權。

後廢輔官，設“殿閣大學士”，自然沒有實權。

建文帝時廢大學士，設學士。

永樂年間，朱棣數次北伐，無力顧及朝事，選解縉等入文淵閣，稱為內閣。然而此時的內閣“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內閣是沒有實權的，相當於只是相當於秘書。

永樂中後期，內閣的權利越來越大，內閣開始監管六部。但永樂一朝，內閣學士的最高品級只有正五品。

到朱詹基時，內閣制度正式成形。各地的奏摺先交內閣草擬處理意見，稱為“票擬”，由司禮監呈交皇帝，皇帝批閱，稱為“批紅”。

到明朝中後期，皇帝的“批紅”越來越少，大多為司禮監太監代筆。

於是就形成了內閣、皇帝、太監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局面。

內閣權利的巔峰出現在萬曆年間，萬曆年幼，張居正透過賄賂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得到了馮保的支援，掌握了“票擬”和“批紅”的張居正達到了權利的巔峰，雖然沒有丞相之名，權利卻更勝丞相。

朱元璋前所未有的強化皇權，廢黜中書省制度後形成皇帝直管6部9卿的局面，實際就是一個皇帝＋宰相的態勢。

在朱元璋這樣強勢君主面前，依舊需要秘書類官員來輔助處理龐大的行政事務，比如以前宰相管理的日常行政工作。

朱元璋之後，歷代皇帝一是才能不足，二是經歷不足，三是精力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宰相的具體行政事務，內閣因運而生。

從本質上說，內閣的職能就是初審奏摺並進行分類，呈遞皇帝審批。所以，內閣最初只是皇帝秘書處。

伴隨後續發展，內閣成員逐步具備貼黃權，就是針對奏摺簽署自己初審意見的權力，皇帝基本照準，此時內閣轉變回中書省功能，即初審奏摺，擬定處理意見，草詔，呈遞皇帝審批。

之後，皇帝殆政，內閣基本具備相權，首輔被稱為宰相也沒毛病。

中國的朝代更替有傳承性，因此包括明朝在內的歷朝政治制度都不是單獨被實行的。

成體系的內閣制，因該是宋朝出現，唐朝雖然也有類似的制度，但並不算完善，只能看作是皇帝的“智囊”機構。

內閣制，在中國的發展主要因為皇權需要對武將，或者說武人集團進行壓制，這一現實需求而產生的。漢唐兩代，政治制度不算完善，於是出現了兩種不利於社會發展的階層或者說現象，第一是，門閥士族，把持政治，第二是，軍閥大將，伺機割據，前者因文人體系不成熟，後者因武人體系不成熟，內閣制的產生與此兩點息息相關。

首先被解決的是門閥士族，隋唐兩朝都是門閥士族起家，深知其危害，於是從隋文帝開始，採用了一系列手段，包括興科舉，編士族志，甚至以武力脅迫強行士族門閥分家，聯姻，最終直到武則天時代才徹底解決門閥世家。

隋唐雖然解決了門閥世家，並建立了啟蒙級別的內閣制，但對地方武將的約束不大，尤其是唐後期，宋朝吸取前唐教訓，加強文官集團力量，提高文人待遇，到此時，內閣才初見雛形。

隨後的元明兩朝，都有繼承宋的政治制度，尤其明朝，更是把內閣制發揮到了頂峰，甚至有皇帝四十年不上朝，而天下不亂的神蹟，到此時內閣制才算大體完善。

內閣制，實際上就是變相的宰相制度，是封建社會士大夫階級和皇權獨裁相互制衡又相互妥協的產物。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的前提是他本人年富力強精力充沛又是工作狂，他的後世子孫沒有這份本領或者沒有這份精力，就只能用內閣制這種變相的丞相制度來幫助處理政務，又扶持宦官體系（內書房披紅制度，內庫制度，稅監製度等）和特務體系（錦衣衛東廠）來制衡文官系統，透過權力制衡來實現統治。最後被崇禎這傻瓜廢了宦官權力，打壓了特務體系，支撐皇權的凳腿三去其二，明朝不完才怪。

明朝建立後，沿襲元朝官員制度，在中央設立中書省，置左，右丞相處理朝政，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廢除中書省和左右丞相，將權力分給六部，中國兩千多年的丞相制被廢除，而六部則由皇帝直接掌管，朱元璋此舉無疑進一步加強了皇權。

後來朱元璋仿照宋朝制度，設定華蓋殿、武英殿、文華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大學士性質等同於顧問，這便是內閣的雛形。

朱棣即位後，由於他時常親征蒙古，國家大事不能事事都親力親為，於是他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職文淵閣，協助皇帝議政，這種參議政事的機構被皇帝命名為“內閣”，內閣制就此建立，但此時的內閣只有議政權，沒有決策權，國家大事的決策權依然牢牢掌握在朱棣手中，說白了此時的內閣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團。

永樂中期以後，內閣職權漸重，內閣學士往往兼管六部尚書，手中開始握有實權，於是內閣逐漸成為皇帝的最高幕僚和決策機構。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時代，尤其是楊士奇、楊榮、楊溥三楊擔任內閣成員以來，協助宣宗皇帝處理政務，使得國內穩定，天下清平，三人在內閣配合完美，深受宣宗的信任，由此內閣權力得到極大提升。

到了明英宗時期，三楊輔政時期，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著鼎盛的軌道發展，也正因為此內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內閣正式成為決策機構，所以“三楊輔政”算是明朝內閣制度的正式形成！

之後內閣歷經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發展，逐漸成為可以對抗皇權的文官集團。

到了嘉靖皇帝時期，內閣首輔已經成為朝中第一實權人物，嚴嵩開啟內閣首輔專權之先河，專權達二十多年，雖無宰相之名，確有宰相之實。

而明朝內閣制真正達到頂峰則是在之後的萬曆年間，萬曆首輔張居正進行改革，使內閣成為明朝政府的權力中樞，而張居正的內閣首輔也被很多人認為是現代內閣首相的雛形。

明朝內閣制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完善的政務體系，完全可以獨立於皇權之外而主導政府的正常運轉，這在封建時代無疑是一大進步。

先說明朝的權力機構吧！

明朝建立之初，幾乎還在沿用元朝的制服，中書省掌管六部，直接分皇帝的大權，廢掉中書省也許是朱皇帝一直以來最大的夢想。

再看胡惟庸案之後，朱皇帝獨攬全國大權，中央權力屬於他，地方權力也屬於他，可把這位朱皇帝累壞了，一天批閱的公文幾乎達到了300多件。

縱容黨派之爭，他只是在收歸地方權利和中央權力等待一個機會。

劉基是什麼人，他是美名遠揚的劉伯溫，一代大才子，他是天生奇才，在他12歲的時候就中了秀才，在他23歲的時候便中了進士，在浙東地區是數一數二的知識分子，這還不重要，重要的是劉基還通天文、曆法、軍事、治國，幾乎無所不通，並且劉基最擅長的是揣測人心，他能知道朱元璋的所思所想，他也能夠知難而退，劉伯溫的最後結局讓很多人唏噓，但是黨派之爭自古以來就是歷代帝王、歷代朝廷混亂的開端。

李善長是什麼人，他是中小地主家庭出身，所以他的性格沒有那麼激進，反而衍生了忠厚老實的性格，但是也暴露出了妒賢嫉能的性格缺陷。

李善長作為明朝文臣中的第一領袖，統領天下百官，他是明朝中書省下轄的第一任右丞相，權力的擴大，也讓他滋生了結交黨羽的野心。

胡惟庸的出現無疑給了朱元璋最大的理由和藉口，撤掉中書省，因為你們權力過大是會造反滴。

黨派之爭，兩大集團幾乎覆滅，而胡惟庸案件幾乎屠殺了數萬人，朱元璋的這場權力大清洗，幾乎把開國功臣屠戮了個叮咚響，培養一批新的勢力成為了他不二的選擇，因為他在為自己的大明王朝著想，他明白自己手下的驕兵悍將，他明白自己手下的權貴子弟，年輕的朱標根本無法駕馭群臣，所以你會發現70多歲的朱元璋病逝的時候，留給太子和皇太孫的大臣們，大多是拼死效忠太子的能臣。

朱元璋作為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他知道如何合理的駕馭群臣，也知道如何合理的讓權臣相互抗衡，只是20多年後，他不會想到掀翻他所以地位的居然是自家人，自己的親兒子。

關於明朝內閣制度的形成，這其實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後，大部分的體制是沿襲了元朝，但是也做了一些改變，這種改變事實上不能稱之為“改進”，因為改變之後，運轉上出現了嚴重問題，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取消中書省，皇帝直接管理六部。

中國自秦始皇以來，一直都是君相配合的體制，這裡面存在君權與相權鬥爭的弊端，君主若強，丞相就是皇帝的秘書，君主要是弱了，丞相就成了老闆了，皇帝反而靠邊站。所以，後來，唐宋時期正式形成了宰相分權的辦法，朝廷裡面凡是參知政事的人員都可以稱之為宰相，這樣一來，君權得到了加強，而相權削弱了不少。但是，這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那就是宰相之間會相互扯皮、推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政效率。

元朝是少數民族政權，所以，對中原王朝的管理模式一直比較外行，正因為如此，元朝時期相權反而比較強大，這是朱元璋後來取消中書省的重要原因之一。為了不使權力旁落，朱元璋直接取消了中書省，皇帝直接管理六部，這麼一來，所謂的“相”就徹底消失了，皇帝是君相一體。

這種體制剛開始實行的時候，確實體現出了高效的優勢，但時間長了，弊端也就凸顯了出來：皇帝累成狗。一個那麼大的國家，那麼多的事情，六部都直接呈報皇帝，即使十二個時辰不睡覺，其實也難以支撐這種工作量。朱元璋就差點被累趴下，這是歷史史實。後來，朱元璋就想了一招，將一些才華出眾，但品級較低的官員組成一個工作組，協助皇帝處理這海量的公文，這就形成了內閣的雛形。內閣形成初期，成員級別並不高，而且權力非常有限，老朱對這種情況非常滿意。

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老朱同志的想法也逐漸被子孫們拋棄，為什麼呢？還是那個字：累。乾脆讓內閣去管理大部分的事情，皇帝只是掌握最終裁決權，這樣一來，內閣事實上又回到了中書省類似的地位上了。內閣首輔也不再是那個徒有虛名的秘書，而是變成了事實上的“相”。明朝中期以後，尤其到了嘉靖皇帝時期，由於皇帝長期不理朝政，內閣的權力進一步加大，形成了巨大的文官集團勢力，君權再次受到了極大挑戰。萬曆皇帝后來近三十年不上朝，也與體制有關，因為文官集團的勢力實在太大，萬曆皇帝很多時候就直接繞過他們，對他們來一個置之不理。

明朝內閣制在明成祖時期正式建立，公元1402年，明成祖永樂皇帝為了鞏固皇權，作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遷都到北京，（中國古代歷史上很多皇帝為了鞏固政權都會採取遷都的做法，比如說北魏孝文帝將都城從平城到了洛陽。），二是成立內閣制。我們都知道，吸取元亡的教訓，廢除宰相制度，這樣許多大事都落到了皇帝的肩上，即使皇帝有三頭六臂也難以兼顧其他事務。這樣，內閣制應用而生。

內閣制在最初的時候只是皇帝的秘書性質的機構，但很快到了大明宣德朝時期權力開始上升（三楊輔政），雖有大明正統朝末年的反覆，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際，內閣制已成為足以對抗皇權的文官政府代表，經過大明嘉靖隆慶朝的發展，內閣權力極盛的時期，張居正改革讓內閣成為政府運轉的中樞，但即使是這樣，內閣始終不是中央一級行政機構，它只是皇帝的內侍機構，和傳統意義上的宰相併不一樣。

以前，宰相擁有決策權，議政權和行政權，明成祖成立內閣以後，把原來宰相的決策權握在了自己手中，議政權分給內閣，行政權分給六部。地方上設三司，分管司法，軍事，行政，直接對六部負責。透過這樣的方式，皇帝加強了中央集權，鞏固了統治。

後來，明宣宗朝時期，形成了更為完善的政務流程:全國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給皇帝提出的建議都由通政使司彙總，司禮監呈報皇帝過目。再交到內閣，內閣負責草擬處理意見，再有司禮監把意見呈報皇上批准，最後有六科校對下發。

說到內閣，那麼文淵閣就不得不提了，明朝的內閣沒在文淵閣，在明朝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讓這個紫禁城裡最不起眼的房子成為聲名顯赫的所在，在文淵閣辦公的內閣成為實際上的政務決策者。表面上，例行的政務流程似乎沒有改變，但決策權卻出現了轉移。這樣就會給很多人造成了一種誤解，認為內閣就是明朝的宰相，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知，內閣並不是宰相，不知道各位是怎麼認識的？歡迎回答。

宰相的廢止

唐代是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分職制；到了宋代，門下省退卻無權，當時的中書省行使宰相職權；到了明朝，中書省依舊是正式的宰相。

但是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為身為宰相的胡維庸造反，太祖便廢止宰相不再設立，並要求後代也不許設立，後來的明政府就沒有宰相了。

接著明代的六部各自負責，六部首長各不相屬，還有都察院、通政司、大理院，並稱為“九卿”，這九卿之上，也沒有首長，於是變成了多頭政府，各個部門長官平起平坐，總其成的是皇帝，經過這樣的改變，大權就集中到了皇帝手裡。

明代所有事都是皇帝總其成，但皇帝管不過來，便需要一個秘書處為皇帝分擔，因為皇帝在宮裡辦公，秘書們的辦公地點在中極、建極、文華、武英四殿，還有文淵閣、東閣兩閣，都在內廷，所以稱為“內閣”，秘書便是“內閣學士”或“內閣大學士”。

朝廷的奏章批答，以前是宰相的工作，現在是皇帝的了，皇帝不便親自動筆，便口授大學士寫出，這所謂“傳旨當筆”，他們只照皇帝意見寫下，所以大學士不過是皇帝的私人秘書，政治大權還是在皇帝，不在大學士。

後來的皇帝或因為年輕不懂事、或因為不想與大學士相見，於是奏章先由大學士審閱，在紙條上寫出意見，再由皇帝細閱決定，待皇帝自己看過，用紅筆批下，名為“硃批”，批好拿出去，便是正式的諭旨。

內閣學士原本的官階只五品，而尚書是二品，可見內閣學士在朝廷上地位並不高，大學士的朝位班次也在尚書之後。

後來的皇帝偷懶，把政權交與內閣，閣權慢慢地重起來，閣權雖重，而官階還是五品，因此內閣大學士通常由尚書兼任，所以明代的大學士以六部尚書或皇帝的老師來兼任，他們的地位就提高了。

所以明朝的大學士始終是某部尚書兼某殿（閣）大學士，如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他的本官還是尚書，大學士還是一兼職。直到明代亡國，大學士還是五品官。他們之所以尊，主要在本官而不在兼職。明代內閣大學士，職權方面是不及以前的宰相的。

明朝的內閣制度，起源於朱元璋廢除宰相這一職務，改由皇帝取代宰相親自處理政務而起。

由於皇帝親自處理政務，國家那麼大，事情繁雜，皇帝一個人當然處理不了，這就需要有一個秘書班子來協助皇帝，因此就設立了內閣。內閣中的“秘書”，就叫“內閣大學士”。

明代的內閣起初只是皇帝的秘書處而已，官階不高，只有五品。朱元璋是開國皇帝，有精力、也有能力來處理政務；朱棣的江山是自己打下的，也有能力處理政務。因此，明初的內閣大學士僅僅是提供建議給皇帝參考而已，決定權在皇帝手裡。皇帝批閱奏章，不能親自一一動筆，就口授內閣大學士寫出，他們只是按照皇帝的意見辦，權力還在皇帝手裡。

但是，朱棣之後的皇帝，能力精力一代不如一代，又成長於深宮，養尊處優慣了，讓他們像自己的祖輩那樣吃苦很難，加上處理政務的能力一般，國家的事情那麼多，總不能拖著不辦吧，因此皇帝為了偷懶，就把處理政務的權力逐漸轉交給了內閣，內閣的權力也就慢慢大了起來。

不過，內閣權力大了，但官階還是不高，有時候難以服眾，難免惹出非議，怎麼辦呢?於是皇帝想了一個辦法：搞兼職（或稱高配），比如讓六部尚書兼任內閣大學士（如兵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等），或者讓皇帝或太子的老師兼任內閣大學士。這樣的話，內閣中人的地位就大大提升了，而且能力也有所保證，非議的人自然少了，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的偷懶去了。在這種體制下，政務由內閣處理，處理意見由內閣出具，稱之為“票擬”，待皇帝看過後，就在內閣呈上的條子上用紅筆批下，名為“披紅”。批好拿出去，便是正是的懿旨。

在這樣的制度下，內閣的權力自然越來越大了。

然而，皇帝也不傻，自然知道不敢給內閣太大的權力。因此，到了明代中後期，為了制衡內閣的權力，又開始大規模重用太監，這就導致了太監弄權，因此有“閹黨”一說。當然，這不在此問答之列，就不贅述了。

明代內閣制度的起因

1380年農曆正月十一，明太祖朱元璋廢除中書省和宰相制度，並立下祖訓，令後世子孫永不得設宰相。然而，朱元璋死後不到30年，明成祖朱棣就把內閣制度發揚光大，以開始代替丞相行使職權。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就要從丞相的職責說起了。丞相是百官之首，地位處在皇帝與百官之間，總攬朝政，平日裡處理中央六部事務和以及全國各地上報的公文，可以說日理萬機。丞相只對皇帝一人負責，每逢大事，丞相便負責向皇帝彙報，起到了上承下達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丞相的作用其實分擔皇帝工作，就像是皇帝的助理和秘書。廢除丞相後，朝政大事都需要皇帝一人完成。大明朝兩京一十三省，有多少臣民，每天發生多少事，政界的、軍界的，需要全部報往中央，再由六部呈送給皇帝，所有這些事情都等著朱元璋一一閱讀和批覆，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史料記載，朱元璋在位的31年時間裡從未休息過一天，平均每天要批閱200多份奏疏。即使按每天工作18小時計算，也需要在平均5分鐘之內看完一封奏疏，且給出決策和批覆意見。在遺詔中，朱元璋自己也說：“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 除了吃飯睡覺，沒有任何休息和娛樂時間，這皇帝當的得有多累。明朝的後來皇帝使用內閣制來代替宰相制度的原因就在這裡。

朱元璋絕對是中國皇帝中的勞模，沒幾個人能比得過他。可是他的子孫們就沒這麼勤快了，他們吃不了這個苦。但既然太祖爺明言規定不得設宰相，總不能恢復宰相制，那就等於明目張膽的違背老爺子的意願。明朝以孝治天下，繼任者如果違背先皇的遺願就是不孝不忠，嚴重地說會影響自己皇位的合法性。沒有誰會去冒這個險。但辦法總是有的，那就是用內閣制代替宰相制，實際上換湯不換藥。

其實內閣制在建文四年，也就是朱元璋死後第4年就出現了，不過那時的內閣僅僅是一個小辦事機構，還遠遠沒有宰相那麼大的權力。後來的明成祖朱棣屢屢北伐，實在沒辦法常年呆在京城處理政務，於是將內閣職權擴大，以幫助分擔自己的工作量。朱棣時期的內閣就像是幕僚，主要任務是議政和處理文書，決策權仍然由皇帝牢牢掌控。在明成祖的掌控下，內閣與六部各司其職，中央指令在透過十四萬公里的驛道和兩千處驛站傳達到帝國各個角落，國家機器得以有效運轉。明成祖執政後期，內閣開始影響六部，並慢慢成長為決策機構。但此時的內閣成員還都只是低品級官員，六部的高官們往往看不上他們，因此內閣的影響力有限。

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後，楊榮、楊士奇等進入內閣，由於兩人都是東宮舊臣，輔佐了朱高熾20餘年的太子生涯，所以朱高熾讓二人以尚書銜進入內閣處理朝政，自此內閣的影響力才真正形成。可惜明仁宗當了一年皇帝就死了，他的兒子朱瞻基即位，也就是明宣宗。宣宗時期的內閣有三個著名的大臣，也就是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說的明代最強內閣——“三楊”。“三楊”時期，內閣辦事的流程趨於完善，各個機構上報的公文都由通政使司彙總整理，然後呈送給內閣，內閣閱讀公文並給出處理意見，再由太監機構司禮監傳達給皇帝，最後由皇帝做決策。這一套流程成為明代後來200年的中央辦事規則。

景泰年間，六部中權力最大的吏部尚書王文進入內閣，使得內閣權力更大，內閣儼然成為文官首腦機關。到了明憲宗朱見深和明孝宗朱祐樘時期，內閣制度進一步發展，成為文官集團的代表，並開始擁有對抗皇權的實力。正德年間，明武宗玩樂成性，不問政事，朝政在內閣重臣楊廷和等主持下平穩執行，國家未出現大亂。後來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一心當道士求仙，嚴嵩把持內閣20餘年，此時的內閣雖沒有宰相之名，但是已經有宰相之實了。

明代內閣的巔峰要數萬歷初期的張居正輔政時期。萬曆皇帝朱翊鈞年幼，內閣首輔張居正跟司禮監馮保親密合作，幾乎擁有了皇帝一般的權利。在張居正的勵精圖治之下，明朝出現了復興的轉機。張居正輔政的十年時間，一切政令都有他一人下達，皇帝成了一個擺設和象徵，這倒跟英國首相制度有些像。從這個角度看，張居正這個內閣首輔就像是首相了。

內閣最早出現在明太祖朱元璋時期，內閣的地位只是皇帝的秘書，按照皇帝的旨意起草檔案而已，而內閣制度的雛形則是在明成祖朱棣時期形成，此時的內閣開始掌握了一些實權。但是中國早期的內閣制度中，內閣成員都是大學士頭銜，到了萬曆時期，張居正成為第一個內閣首輔之後，明朝的內閣就開始具備現代內閣的雛形了。

明朝建立初期，職官設定沿襲元朝，中央以中書省、都督府、御史臺分掌行政、軍事、監察。中書省為中央最高行政機構，明朝官職設定按品級，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共分18個等級。內閣大學士官居正五品。

洪武時期朱元璋仿前朝設立丞相之制，在洪武十三年正月，以胡惟庸案為藉口廢除了丞相，遂撤銷中書省。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以後，大權獨攬。但皇帝也不可能親自處理每件事情，隨之設立內閣；永樂時期內閣形成制度，但官位依舊是五品；洪熙、宣德時期地位開始上升；正統時期以後內閣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嘉靖以後，則“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儼然是宰相之職。

由此說明，明代在朱元璋稱帝后，設立丞相制到廢除丞相制，僅用了13年的時間。從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起來的內閣，到明朝滅，經過260多年，內閣並不是完全適應的輔政體制。在高度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下，許多老矛盾正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中國封建輔政制度仍處在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之中。

在明代以前，中央政府一直實行的是宰相制度，皇帝是元首，是統治階級的總帶班，宰相則是國家的最高行政長官，宰相名為“領旨辦事”，實則國家的許多政事往往不與皇帝商量，甚至都不通知皇帝，自己就作出了決定，然後按照自己的意圖再實施下去。

所以，中國兩千年的政治鬥爭主線，有這麼一條，就是君權與相權的鬥爭。到了朱元璋建立明朝後，老朱同志精力旺盛，權力慾望強烈，掀起丞相胡惟庸的大案，藉機廢除丞相制度，並立下祖制，後世子孫不得再立丞相。

然而，儘管老朱是歷史上有名的勞模皇帝，但也架不住每天要閱覽上千件的奏章，審批200多份公文，所以老朱給自己搞了個秘書班子，從民間找了四位跟朝堂沒有瓜葛的宿老，設立四輔官，協理政事。然而這些來自民間的輔臣因為不熟悉朝典政務，難以勝任其職，結果前後不足兩年就撤銷了，這是朱元璋廢相後對中央機構改革的一次嘗試。

事實上，內閣的雛形早在洪武時就已經出現了，它是一個顧問性質的機構，還不叫內閣，“掌獻替可否, 奉承歸 晦, 點檢題奏, 票擬批答, 以平允庶政。”，一個秘書班子。到永樂時，這個班子進一步擴大，開始有了一定的品秩，有了大學士的身份，儘管只是一個連知府（正四品）的正五品官員。到明仁宗時，內閣的地位和職權才開始逐步發展。

仁宗時，內閣的發展是以永樂時期內閣制度的形成及其權力的逐步增長為基礎的，永樂時期，閣臣開始參預政務，仁宗時，諸大學士開始能夠身兼部職（各部尚書），由此開始，閣職漸崇，聲望益尊，不久便出現了“三楊用事，政歸內閣”的趨勢。從這時候開始，形成了非有侍郎、尚書的資歷不能入閣的規則。而且入閣加職銜，內閣大學士成了最高官位。閣權超越部權（六部之權）就起於仁宣之時。

到了景泰時，王文始以左都御史進禮部尚書，入內閣。自後六部承奉意旨靡所不領, 而閣權益重。。在正統、正德年間，內閣鞏固了自己的權威，閣權已經全面超過了部權，同時，內閣內部成員之間也出現了地位變化，有了首輔、次輔、群輔之分，首輔地位在這個時期日益顯著。

嘉靖、萬曆年間，內閣制度發展進入了鼎盛階段。在朝位次方面，“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大學士和六部尚書各以以吏、戶、禮、兵、刑、工的次序，排列先後，而且以坐部為尊。大學士加銜，本應屈坐部尚書之後，而此時閣臣不僅朝位班次居六部之上，而且非才望出眾的尚書、都御史、沒有資格推補入閣。內閣設有制制敕房和誥敕房, 詔敕、制 誥等文書均由其掌管。

明代內閣大學士的地位形低而實高，後來居上，明中葉以後，完全凌駕於六部之上，絲毫不比漢唐宰相遜色。

綜上所述，明代的取代宰相的內閣制度，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它是明朝通知和實現專制獨裁的產物，標標誌著我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發展到了一個更高的歷史階段。內閣是皇帝的助手，顧問，是實施獨裁的有力工具，二者之間既有矛盾，又互相依賴。

皇權需要內閣的輔助，內閣需要皇權的支援。在維護封建統治這一點上完全是一致的。但皇權的集中勢必要控制內閣，內閣權力的增長又會反過來限制皇權。內閣地位的高低，職權的大小完全取決於皇帝對閣臣信任度的高低。

朱元璋和朱棣埋下的禍根

內閣是明朝皇權專制的產物，而內閣弄權、太監擅權又是皇帝惰政的結果。

一、朱元璋怒罷丞相

明初是有丞相的，但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暴發了胡惟庸，明太祖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並自此廢除丞相，並留下祖訓後世子孫也不得設立。這樣從秦始有的丞相制度自此滅亡。

《明會典》卷二《皇明祖訓》：

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皇置丞相，不旋踵則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了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朱元璋提到的罷丞相後設立的五府指五軍都督府，是一個軍事機構，只負責外出打仗時帶兵，至於調兵權則屬於兵部，並不在大都督職權範圍內，由此則兵不知將，將不知兵，而失去了調兵權的將軍，軍權也就大大削弱了；六部就是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在罷丞相之前是設有中書省的，中書省有左、右丞相。明朝中書省，為明朝初期的行政中樞。其中丞相為明朝中書省的最高階長官，負責統領六部，直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後，明太祖朱元璋罷中書省，分中書省之權歸於六部。在唐時六部是尚書省下的六個職能部門，在六部之上有總其令的尚書令及左右僕射的，但是現在中書省被廢除了，也沒有設立尚書令及左右僕射類似的職位，只剩下六部，但六部也沒有長官了，沒有了頭，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個人負責。這樣一切政令的總負責就成了皇帝，皇帝的行政權徹底強化。都察院是從唐宋的御史臺演化來的，負責監督彈劾的，即承擔監察職能。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國中外一切奏章送給皇帝的，都歸通政司，這是一個公文出納的總機關。大理寺負責司法的，主管平反，一切刑法案件最後判決不了的，都要可以到大理寺平反，但管司法的並不是只有這一個機構，刑部、都察院都有部分職能，所以一些特大案件，一般有刑部尚書、都察院、大理寺會審，又稱“三法司”會審。這樣的一種中央機構設定，可見它們是相互獨立的，比如戶部是管不了吏部的，相反亦然。這就是有卿而無公，成了一個多頭政府，上面總其成的只有皇帝。皇權專制色彩由此可見。

二、罷丞相後的困境

罷丞相，固然是加強了皇權，但是朱元璋並沒有理解秦、漢、唐、宋一來一直設定丞相的本意。丞相一職，有兩種身份，其一它固然是皇權的分割者，但更重要的它還是皇帝的重要輔助者 。它是百官之長，是政府的領袖，國家事務出了問題不能直接由皇帝負責任，丞相要負責任。現在丞相被廢除了，是加強了皇權，但是輔助者也沒有了。一切國家重大事務都彙集到了皇帝那裡，皇帝事務之繁忙可想而知。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件，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平均算一下就知道了，朱元璋一日要看145份奏摺，對411件事項做出裁決。這可不是看作文批作業呀，老師只寫個“閱”畫上幾個對勾，加上兩句評語就可以了。這可是國家大事，事關國計民生的大事，要不然也不會上奏中央了。所以非精力過絕人者是不可承擔事務之重的。朱元璋是開國皇帝，從小幹農活、又在寺廟裡挑過水、行過軍打過仗，天下是自己打下的，精力能力還可支承。

三、內閣雛形

如此繁忙的政務迫使他也不得不效仿宋朝，在宮殿之內設立大學士於四殿（中極殿即之前華蓋殿）、建極殿、文華、武英，兩閣，即文淵閣、東閣。讓大學士們在這裡辦公幫助他特侍左右以備顧問，奏章批答，傳旨當筆。因為是在大內當差，故名內閣，但是內閣之稱直到成祖永樂帝時才開始正式稱呼的。從上面設立內閣的初始本意出發，可見內閣的職能就是為天子襄理文墨的顧問，沒有什麼實權。

四、內閣始成

明成祖朱棣時才正式有了內閣的稱謂。他從翰林院的侍講、侍讀、編修、檢討等官中選拔任用，讓他們參與機務。內閣大臣中最著名的就是纂修《永樂大典》的解縉。

明成祖也是自己打來的天下（靖難之役，搶了自己侄子的天下），所以他的精力、體力、能力也是非常人可比的，內閣也無從弄權，只有老老實實的當好顧問，侍候筆墨。

五、內閣權勢上升

1.其位之尊

內閣的官職是很低的，只是五品官，所以從官制論它不可能弄權也無法和前世的漢、唐、宋的宰相對比的。但是其位是尊的，因為慢慢的內閣大臣的選拔逐漸形成一種潛在的規則，就是讓六部中的一些尚書兼職，還有另一個來源就是教過皇帝或太子讀書的那些翰林中的經筵講官，這樣慢慢的內閣大學士與皇帝的關係就既尊又親了。

2.其權漸重

開國之初的皇帝在精力、體力、能力上還能應付繁忙的國事處理，還能每天早、中、晚的出朝與大臣見面共議國事，以下情上達。但是後代皇室子孫這些個都是溫室裡的花朵，沒有經過風吹雨打日曬，深居宮中大院也沒有見過什麼世面。體力、精力及能力也漸漸不足了。加上繼位的皇帝年輕，有很多事務都不懂，不懂就得問內閣大學士，可是問得多了自己也害羞難堪起來，所以慢慢的索性就不和大學士見面了，也就是不去內閣大學士辦公的場所了。這樣就讓內閣把每一事的建議寫在一個小紙條上，貼在奏章上，由文書官送至皇帝處，再由皇帝處的太監轉於皇帝，然後皇帝再看過斟酌好了，把條子撕下來，自己親自用紅筆批下，這便形成了正式的諭旨了。這裡內閣大學士寫的這個小條子，我們稱為“票擬”權。這個是內閣權勢上升的關鍵所在。我們可以照常規邏輯想一想，既然皇帝因不懂惰政才讓內閣寫個條子進來，那他就極有可能直接把條子上的建議照樣抄下來，這就形成了聖旨。而且實際情況也大體如此（不是絕對的）。但是這裡內閣擁有的仍然只是票擬權，說到底皇帝採納與否，採納多少，都要以硃批為準。所以閣權最高僅止於票擬。

結合歷史事實來講：

到朱棣的長子朱高熾明仁宗後，閣權漸重，內閣就慢慢有了票擬權。史書記載“至仁宗而後，裁決機宜，悉由票擬”。到英宗時，因其九歲登極，凡事要由太后做主，太后就讓內閣議決，自此以後內閣票擬就成了定製了。

到世宗時內閣首輔嚴嵩把內閣的票擬之權攬於自身，其他的內閣大學士只有在旁邊瞪著眼乾看的份，自此以後票擬就成了內閣首輔一個人的事，這樣就出現了權臣，明史上除了嚴嵩還有著名的萬曆朝首輔張居正。雖然張居正治理能力是一流的，但是畢竟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死後不久即被清算。因為按照法制，內閣的職責只是顧問，不得干預政府的正式機構六部的職權，六部只受皇帝節制，你做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私人顧問，幹好自己的工作，在皇帝面前從容論思是你的，你不應該憑藉這一點來出面干涉部院的事務，這樣做是越權了的。這就是法理上的規定。但是你張居正以相體自居，讓大臣把奏章一式兩份一送內閣，一送六科，這是違規的，是越權的，你的權力不是來自於法制的規定，所以你只是一個權臣，哪怕你的治國理政能再再強，與不免遭到非議。假設張居正在漢、唐、宋任相，那就是一能臣賢相了，可惜生不逢時。

六、宦官專權之由

從秦至清兩千多年各朝各代中，數明宦官專權為重。細究其由也與廢丞相設內閣有關。

明太祖朱元璋一方面廢除了丞相，另一方面也預防宦官干預朝政。洪武十七年鑄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還規定了宦官不能識字。但是後世子孫只遵循了不設丞相的遺訓，並沒有遵循“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遺訓。宦官被授予權力始自明成祖朱棣。宦官通文墨，由自宣宗時設內書堂始。

上文中提到內閣獲得了票擬權，但是這個貼著條子的奏章還是要由宦官送至皇帝手中的。皇帝因為不親自去內閣親視政務，才讓內閣大學士票擬的。同樣懶惰怠政的皇帝如果再懶一些，連看一看票擬抄一下的事如果也不願意做了呢？那就只有讓身邊的太監代之了。而這就是太監權勢上升的關鍵。

英宗時的王振、武宗時的劉瑾、憲宗時的汪直、神宗時的馮保、天啟時的魏忠賢這些都是明朝有名的專權的宦官。

如武宗時的，故意趁武宗沉迷於遊戲時，去找皇帝奏事，皇帝厭煩，說什麼事都來煩我，自此以後劉瑾逐步專權，閣臣的票擬任由他隨意塗改，而後代為批紅。可見在明朝實際的相權竟然歸了一宦官，或者是君權（即批紅權）為宦官所竊。而這一切歸根結底探究起來又自太祖廢丞相始。自宦官干預政事、識字始。所以來講，明朝政治之黑暗自太祖與成祖時就埋下了禍根。

自明成祖設東廠讓宦官統領之後，宦官權勢日漸隆重，逐步侵入軍事權、財政權、行政權、司法權。

這種情況之下閣臣中想掌權弄權者不得不攀附結交司禮監太監。明朝政治黑暗可想而知。在黑暗的政治權勢下，鼓盪出舉世諂媚之風，不願意與世同流合汙計程車大夫為了反抗又演化出黨禍，東林黨即如此。

在東林書院講學的人士諷議朝政、評論官吏，他們要求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這些針砭時政的主張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同情與支援，同時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勢力的激烈反對。兩者之間因政見分歧發展演變形成明末激烈的黨爭局面。反對派將東林書院講學及與之有關係或支援同情講學的朝野人士籠統稱之為“東林黨”。

及至政治暗無天日，全國正人都捲入黨禍，流寇四起，明朝也就走到了歷史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