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內閣”的初始狀態

成祖以藩王取皇位，用正統觀念看，無異於篡奪。為了應付複雜而動盪的政局，在使用高壓手段鎮壓反側的同時，迅速組成一個可靠而得力的參贊機務的班子就顯得尤為迫切了。這實際上是明太祖廢中書省後一直遺留下來的老問題。

當時，成祖的“從龍”功臣多出戎伍，不諳文事，以方孝孺為代表的一些有聲望的建文朝大臣又拒不合作，新政權在人才方面的匱乏是顯而易見的。恰恰在這時，年輕的翰林官解縉、胡廣等在成祖進南京時“率先”迎附，表明其政治態度；楊榮更直叩馬首，提醒成祖當先謁太祖之陵、後即皇帝之位，以正名分、收人心，表現出不同尋常的政治眼光。基於這些情況，也為了表示用人不分彼此，成祖即位不到兩個月，就先後命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等七人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內閣作為一種建制，開始出現。黃佐《翰林記》對這一情況作了較為詳細的記載：

太宗即位，首詔吏部及本部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始聞待詔解縉名，稍親近之。召對,喜其豪傑敢言，益見信用。建文四年(1402)七月，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上與語，大奇之。凡侍朝，命與縉立於御榻之左，以備顧問。上以萬幾叢勝，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語至夜分。上或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機密，同列不得與聞。是時，吳府審理副楊士奇在翰林充史官，亦有譽望,親擢為編修。已而改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縣知縣胡儼為檢付。尋升縉為侍讀，修撰胡靖(即胡廣)為侍講，編修楊子榮為修撰,而改子榮為榮。繼又升淮為編修。九月，遂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召七人者諭以委任腹心之意，俾入處其中，專典密務,雖學士王景輩不得與焉。

根據這段記載，內閣的組成是從人員的選拔開始的。最早得到重用的是解縉和黃淮，然後是二楊、二胡及金幼孜。而七人作為一個群體出現，則在成祖即位後的不到三個月(見下文)，可見其緊迫性。永樂五年(1407)，成祖命吏部：“(胡)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當時解縉已經得罪，胡儼出任國子監祭酒，仍在內閣的是胡廣及黃淮、楊榮、楊士奇和金幼孜五人。“勿改外任”的意義，既表明內閣為一整體，又保證其成員的相對穩定，同時也意味著內閣開始由臨時性建制向永久性機構過渡。

如《明史·職官志》所言，永樂時參預機務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署，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且終永樂之世，品秩未過五品，均掛銜翰林而無公開身份。“內閣”的名稱也並不真正具備，成祖每有言及，或稱“翰林”，或直呼“解縉等”、“胡廣等”。從其性質來說，近於皇帝的顧問和機要秘書。但是，內閣的實際作用卻遠遠超出它的公開地位。永樂初，“凡制詔命令誡敕之文日夥，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鹹屬焉”；“時幾務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內閣的這些作用對於成祖穩定時局、鞏固統治起了重要作用。永樂七年(1409)以後，成祖長期離開南京，經營北京，同時親自指揮對元朝殘餘勢力的戰爭，楊榮、胡廣、金幼孜扈從北上，參與帷幄。 成祖“軍務悉委(楊)榮，晝夜見無時”；“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楊)榮奏乃發”。楊士奇、黃淮輔皇太子監國，亦為仁宗倚為心膂。成祖在說到內閣作用時認為：“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俾益不在尚書下也。”“天下事鹹朕與若等同計，非若六卿之分理也。”

洪熙、宣德年間“閣權日重”

永樂時內閣公開地位與實際作用的差異，反映了政治統治的迫切需要和中樞權力結構嚴重缺陷的矛盾。正是這一矛盾，促使洪熙、宣德以後內閣地位的迅速提高和內閣制度的逐步形成。

洪熙時，以楊士奇、楊榮為核心的閣臣不僅以顧問的身份與仁宗“同計天下事”，而且在仁宗的授意和指令下開始直接干預六部和都察院事務。宣德時，“宣宗內柄無大小，悉下大學士楊士奇等參可否，雖吏部蹇義、戶部夏原吉時召見，得預各部事，然希闊不及士奇等親。自是閣權日重，即一二吏兵之長與執持是非，輒以敗”。這不僅是因為二楊具有豐富的政治鬥爭經驗和治理才幹，更主要的是與皇帝關係近密，往往是秉承“上意”來左右朝議。關於安南和戰問題的一場爭議，尤其能說明這一點。

洪熙元年(1425)十一月，宣宗召楊士奇和楊榮，告以欲棄安南之意，並戒之曰：“卿二人但識朕意，勿言。三二年內，朕必行之。”五個月後，宣宗召二楊及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共議安南事。當宣宗表示準備放棄安南時，蹇、夏立即反對：“太宗皇帝平定此方，用費多矣。今小丑作孽，何患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宣宗隨即徵求二楊的意見。二楊早已心領神會，並準備好了歷史依據：“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趾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為聖君。太宗初欲立陳氏，所以為聖。漢唐以來，交趾雖嘗為郡縣，然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記，果嘗得其一錢一兵之用乎？陛下天下之父母，何與豺豕輩較得失耶?”可見，宣宗是透過二楊來說自己不便說的話，二楊則是秉承宣宗的意旨來左右朝議，蹇、夏毫無思想準備，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宣德五年(1430)，夏原吉病死，蹇義雖然在公開地位上高於三楊，“然遇事多疑而少斷，常持兩端，且短於才”，完全不是二楊的對手，閣權開始凌駕於部權之上。正統初，英宗九歲即位，三楊以四朝元老持政柄，舉凡任官、選舉、漕運、清軍、邊務諸大政，皆楊士奇等主議，內閣地位空前提高，內閣制度也初步形成，主要表現在：內閣名稱的公開化、殿閣大學士成為閣臣的專稱、文淵閣成為內閣的官署，內閣權力的基本行使方式——票擬也開始出現。

參考文獻：

1.《明史》

2. 黃佐：《翰林記》

3. 楊士奇：《御書閣頌有序》、《三朝聖諭錄序》

4.《明宣宗實錄》

5.《明英宗實錄》

明代內閣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廢黜傳統的丞相制後逐漸形成的。古代君權與相權某些時候幾乎並行，而且當皇帝幼小時，丞相一般代理國政。甚至漢時流行的儒學公羊學派就提出過“天子一爵”的理論，意思是天子也是爵位的一種。

所以丞相統率百官，如果皇帝不強勢，丞相的權力是很大的。

朱元璋廢黜丞相後，“析中書省之政歸六部，以尚書任天下事”。即廢黜丞相制後以各部首長負責具體政務。

永樂時，內閣初設。但內閣對於朝政國事並無獨立裁決權，只是奉詔辦事，其職責被明定為“掌獻替可否，奉陳規誨，點檢題奏，票擬批答，以平允庶政”，可以理解為只是皇帝的秘書和顧問班子。

可見明初內閣並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機構，閣臣也不是後世所謂的宰相，更不是最高行政長官。

但由於內閣“地居近密”，常侍天子左右，出謀劃策，皇帝禮遇，雖無宰相之名，“然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

隨著時局變化，閣權逐漸積累，慢慢突破了原先的規範，又沿著宰相化的道路發展。

很快，到了仁宣時期，大學士“累加至三孤”，又多兼領尚書，內閣許可權迅速提高。嘉靖時期又上升到新的高度：“至嘉靖間始委政內閣，而居首揆者，責任尤專，凡一時政治得失皆視其人為輕重。”，而且內閣“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宰相，壓制六卿矣。”

其時，內閣權壓六卿，而諸司奏事亦相關白，內閣對於軍國大事無所不掌，刑名錢穀無所不問，至此，內閣無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權，而非最初的皇帝“秘書”性質。

但明代的內閣大學士無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規定：“六部分蒞天下事，內閣不得侵”。六部尚書直接向皇帝負責，而絕不是內閣的屬官。內閣與六部沒有任何的隸屬關係，內閣大學士兼尚書只是虛銜，不許實際掌管六部的事務。

正如清人紀昀所說：“漢以來，六曹皆宰相之統屬也。然自明革中書省，析其事權歸之六部，始得專達於天子，而內閣惟司票擬之職，與古制迥異也。”

可見內閣並無對部臣發號施令之權，更無直接任免官吏的許可權。朱元璋規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這成了部院行政獨立的法寶。然而，隨著內閣權勢的不斷擴張，內閣對部院之權不斷侵奪。

內閣權力登峰當在張居正當國之時，當時萬曆帝幼小，在內官馮保和太后支援下張居正以首輔之名行攝政之實。“閣臣與部臣為平交，至嚴嵩始陰撓部權，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

明朝的內閣制度是怎樣形成的？

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把所有的權力都及皇帝於一身，利用胡惟庸的專權錯誤，撤銷了幾千年的丞相行政制度。開始朱元璋精力旺盛，自己日理萬機，能應付。到了朱允炆時，幾個大臣鼎力支援，沒有顯現出皇帝有多累。朱棣靖難成功以後，當了皇帝，能力，精力也能達到，再有太子朱高熾的協助，國家大事也能處理。但以後的皇帝，能力遠不如朱元璋，就找了幾個大臣組成臨時班子，幫助皇帝處理政務，這個班子，就是內閣，沒有級別，但權力極大。隨著時間發展，皇帝也發現內閣權利過大，影響皇權，就利用太監，權衡利益，結果造成明朝的宦官權利極大，比較有名的有王振，劉錦，魏忠賢等。

明朝的內閣制度，對清朝也有很大影響，並且出現了一大批名留青史的名臣，如楊廷和，徐階，張居正，等，也出現了嚴嵩這樣鼎鼎有名的奸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