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風雨飄搖200多年，漢人建立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封建時代的迴光返照，在古代和近代文明交匯的時空中，大明王朝以其堅毅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歷史的長河中。大明王朝也是東亞地區最後一個封建時代的巔峰，1644年隨著崇禎皇帝自縊煤山，這個龐然大物轟然倒下，但是大明王朝對於周邊國家的影響卻早已根深蒂固，李氏朝鮮在明朝滅亡數百年後朝鮮國王依然定期祭拜大報壇，曾經亦敵亦友的安南國，也就是後來的越南卻保留下來明朝的風俗文化並且自稱“小中華”。

大明王朝從太祖朱元璋開始，歷代帝王都各具特色。百年懸案建文帝、靖難之役明成祖、跛腳殺兄明仁宗、能文能武明宣宗、兩度登基明英宗、力挽狂瀾明代宗、迂腐懦弱明憲宗、中心之主明孝宗、自命將軍明武宗、長生不老明世宗、節儉天子明穆宗、一代天師明神宗、短命皇帝明光宗、魯班再世明熹宗、悲情帝王明思宗。然而就在這群皇帝中，有一位可謂是在明朝歷史上是默默無聞的天子，他就是明穆宗隆慶皇帝。

之所以說隆慶皇帝默默無聞，這是跟明代其他帝王作對比的結果，一生低調節儉，自身也沒有其他皇帝那麼多的花邊故事，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位皇帝，卻在默默無聞中為大明王朝續命了70多年。由於《禁海令》的頒佈的影響，在嘉靖年間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倭寇之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因為《禁海令》而失去生計的沿海漁民，再加上嘉靖皇帝信任宦官和嚴嵩，而且個人數十年也不上朝理政，一心投生到求仙問道中，使得明朝的江山危機重重。到了隆慶一朝，隆慶皇帝看到社會動亂的根源，宣佈沿海地區開放通商口岸，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隆慶開關”。

“隆慶開關”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從此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全面的開放局面。從1567年到1644年這段時間，海外流入大明國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億3千萬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產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一舉措為大明王朝存續了上億兩白銀，是大明王朝成為了白銀之國。同時也為萬曆年間張居正的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

人們常說張居正為大明王朝續了命，然而真正做出實際努力的則是隆慶皇帝，張居正只是“隆慶開關”利益的獲得者。或許在整個中國歷史中，隆慶皇帝都顯得黯淡無光，但是“隆慶開關”卻熠熠生輝，同時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後一次的開放。

明朝的大功臣張居正，一心一意搞改革，為的是振興大明王朝

要說起明朝的歷史，有一個人必須得說，那就是張居正，歷史上對這個人總是褒貶不一，但是更多的還是要頌揚他的豐功偉績，畢竟他在明朝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他的貢獻也是非常之大的。

張居正明朝中期首輔、一代變法改革的重臣，他本意是輔佐君王振興大明江山，只是功業未成人己亡，變法改革最終功敗垂成。因此張居正是想振興大明只是沒能成功就遺憾而死，但也不是滅亡大明的推手。

張居正:大明王朝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不知道題主為何會有這樣的問題。張居正到底做了什麼讓你認為他是大明王朝滅亡的推手？難道是堅持中國古代一以貫之的論調？那就是秦國亡於商鞅變法，新朝王莽改制，北宋亡於王安石改革，所以明朝就亡於萬曆新政，那麼張居正作為萬曆新政的最高執行者，自然也就成為了大明王朝滅亡的推手？這樣的邏輯簡直不可思議！

在萬曆皇帝統治最初的前10年，雖然不是整個大明王朝最繁榮的十年，但是卻是整個大明王朝最欣欣向榮的十年，而成就這一番氣象的政事萬曆首輔張居正。我們不要將張居正當政的十年，與漢朝，唐朝相比，與後來的清朝相比。我們只需要將這十年與他當政之前的明朝相比和他當政之後的明朝相比，他的功績就一目瞭然。明朝長久以來得不到改善和解決的財政問題，邊疆問題都在張居正當政的時期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筆者個人認為，明朝的滅亡可以怪罪到弘治皇帝之後的每一個人身上，可唯獨不能怪罪到張居正身上，張居正這個人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政治上都存在著許多無法挽救的缺陷，筆者無意將他當做一個完人。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他當政的十年裡，他的確為大明王朝的中興費盡了心力，直到他在病中遺憾的死去！明朝之亡，亡於萬曆皇帝的懶政，怠政，荒政；亡於宦官閹黨的貪權，專權，弄權；亡於文人的清談，玄談，空談！

我國近現代著名學者傳記作家朱東潤先生在其自傳中這樣評價張居正， 他說:

“第一，因為他能把一個充滿內憂外患的國家拯救出來，為垂亡的明王朝延長了七十年的壽命。第二，因為他不顧個人的安危和世人的唾罵，終於完成歷史賦予他的使命。他不是沒有缺點的，但是無論他有多大的缺點，他是唯一能夠拯救那個時代的人。”

筆者認為這一段話足以總結張居正的一生和他所有的功過是非。

當然是振興了明王朝，首先在政治上，以“尊主權，苛吏治，信賞罰，一號令為主”。中心是解決官僚爭權奪勢、翫忽職守的腐敗之風。他認為當時朝野洩沓成風，政以賄成，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課吏職”即加強官吏考核為手段，“斥諸不職”，“省冗官”，淘汰並懲治了一批官員。在執行上，他“信賞罰”，“持法嚴”，使賞罰有準，不姑息。在他執政期間，“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如：黔國公沐朝弼屢次犯法，應當逮捕，但朝廷輿論認為此事很難辦，張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兒子襲爵，派飛馬前去捆綁沐朝弼，沐朝弼沒有反抗，被解到京師，張居正免他一死，將他幽禁在南京。再如，張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撫，決定壓一壓他們的氣焰。只有他們有一件事稍不妥，馬上加以責罵，又飭令他們的上司加以考查。又如，當時天下太平已經很久了，盜賊群起，甚至搶劫官府庫房，地方政府常常隱瞞這類事情不上報，張居正下令如有隱匿不報者，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職，地方官再不敢掩飾真情，抓到強盜，當即斬首處決，並追捕他們的家屬，盜賊因此衰敗。 其次在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梁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領)為順義王，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保持貿易往來，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 　　再者在經濟上採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清查土地。他認為“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是“國匱民窮”的根源。在1578年(萬曆六年)，下令在全國進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稅的田產，到1580年(萬曆八年)，統計全國查實徵糧土地達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期增加了近三百萬頃。朝廷的賦稅大大增加，所以說：“自正(正德)嘉(嘉靖)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 　　改革賦稅，實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1)以州縣為基礎，將所有賦稅包括正稅、附加稅、貢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種經費和全部徭役統一編派，“併為一條”，總為一項收入。過去田賦有夏糧、秋糧之分，徵收上又有種種名目，非常繁煩，現在統一徵收，使國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從中貪汙。(2)關於徭役徵派，過去有裡甲、均徭、雜泛之分。裡甲按戶計徵，不役者納“門銀”(戶銀)；均徭、雜泛按丁分派，應役方式又有力差(以身應服)、銀差(納銀代役)之分。現在取消裡甲之役，將應徵的全部門銀，同丁銀合併一起。“丁銀”的計算辦法，是將力差的“工”(勞動)和“食”(服役期間全部生活費用)折算為銀；如“銀差”則按納銀數再加收少量“銀耗”(碎銀化鑄銀錠時的損耗)，然後全部役銀以“丁”和“地”或(田糧)兩大類因素統一考慮編派徵收，即所謂“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自此，戶不再是役的一種根據，丁的負擔也部分轉到“地”或“糧”中。(3)賦、役之中，除國家必需的米麥絲絹仍交實物和丁銀的一部分仍歸人丁承擔外，其餘“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4)官府用役，一律“官為僉募”，僱人從役。過去由戶丁承擔的催稅、解送田糧之差、伐薪、修路、搬運、廚役等一概免除。這一改革措施賦役折銀徵收，既是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結果，又必然促進商品經濟的繁榮，所以張居正功不可沒

不請自來，個人觀點，純屬參考！

張居正推行的“萬曆新政”，清除了嘉慶朝以來的沉痾積弊，使朝政煥然一新，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同時增加了朝廷的財政收入，使得太倉餘糧可用十年，國庫庫銀達到七八百萬兩，這才是萬曆中興的關鍵指標。

對於明朝而言，短時間內收到了成為，客觀上為明朝續命了幾十年！

①一條鞭法查出了大量隱瞞的土地，大大增加了納稅的土地量，改革了賦稅制度，減輕了百姓的負擔，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朝的經濟發展！

②張居正在軍事上也採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任用戚繼光等，加強了邊防；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貿易，採取和平政策。從此，北方的邊防更加鞏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韃靼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張居正改革對鞏固明朝的封建統治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因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1582年六月，張居正病死，反對派反攻倒算，改革的成果很快毀於一旦。

不過遺憾的是張居正在改革後不久因為病去世使得改革得到中斷張居正的改革措施，當然也遭到破壞，剛剛有一點轉機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最終使得明王朝走向了毀滅。

宰相之傑—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大，湖北江陵人。明史說他：“通識時變，勇於任事”。在任首輔的十餘年裡，透過改革達到了富國強兵的目的。

1、政治上實行考成法。嚴厲考核官員，一掃明末官員人浮於事的作風。改進了行政效率。

2、財政上實行一條鞭法。減輕人民的負擔，又增加了財政收入。同時控制支出，節省大量不必要的開支。當時太僕寺餘銀近四百萬兩。

3、國防上啟用有才能的將領。用李成梁守遼東，戚繼光守京師。北方蒙古多年不敢南侵。

透過一系列改革，一掃明末江河日下的頹廢局面，延緩了明朝滅亡的時間。

歷史名臣---張居正

張居正，出生在嘉靖年間，科甲正途出身，隆慶六年代高拱為內閣首輔，晉中極殿大學士，任內閣首輔十年，主持朝中一切軍政大事，並且實施一系列改革措施，為整個明朝，乃至後世的清朝都做處傑出的積極的長久影響！

萬曆六年他推出的“一條鞭法”真正意義上做到了“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並且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而後期明朝的覆滅，其主要原因確實是土地兼併，社會階級矛盾嚴重！ 從這一點上說，二者貌似確實存在一定的因果關係.

然而筆者認為，不能因為改革開放導致了中國貧富差距加大就否認其積極的歷史意義一樣，人類歷史發展至今，每一次的變革都會有其相應的負面作用，但是不能因噎廢食的道理大家都懂。改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政治上的不斷改變，創新，更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需求！

而每一次推行改革的踐行者，因為觸動原始利益，總會遭到各種各樣的攻擊和非議！甚至是張居正這種死後被抄家的下場！因此我們站在一個公平客觀的立場上，更應該鼓勵張居正這種歷史上敢於做事名臣，才能做到以史明鑑。從而給我們的國家帶來積極地影響！~

張居正談不上振興大明王朝，但他執政的一系列措施，確實為大明王朝續命。

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前的大明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到萬曆皇帝繼位，已經走過了二百多年，他像一個暮年的老人，機體上有多種疾病。政治上，官員貪汙腐敗，不作為。經濟上，財政空虛。軍事上，蒙古韃靼南侵，倭寇騷擾。

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後的大明

張居正作為託孤大臣，輔佐不到十到十歲的萬曆，進行了一系列改革。

經濟上，一條鞭法，把田賦、徭役、雜稅折成銀行，一起收稅，這樣，隱瞞土地的大地主也交稅，增加了國家的收入，減輕了農民徭役負擔，有利於農業發展，也有利於經濟商品化。

政治上，採用考成法，建立了嚴格的考核制度， 提高了行政效率；促進了官吏廉潔；使政治充滿了活力。

軍事上，重用李成梁、戚繼光等，使大明北部和東南海防安定。

萬曆前十年，出現了萬曆中興，多是張居正功勞。

張居正逝後的大明王朝

張居正去世後，被萬曆清算，新法被廢除，

明朝又陷入了困境，政治上，萬曆親政後遭文官打壓，開始怠政。經濟上，萬曆徵收礦稅，不利南方經濟發展，軍事上，薩爾滸之戰明在對後金的戰鬥中轉入防禦。

所以，綜合以上變化，張居正不是大明滅亡的推手，而是大明王朝的續命者。

正常封建王朝末期，土地兼併嚴重，其中王公貴族以及官宦大量佔據土地，他們拒絕向國家繳稅，而封建王朝主要依靠土地的稅款，這就大大影響了明王朝的國庫。

比如洪武年間，夏秋二稅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正德年間約米2216萬石，麥462萬石；到了嘉靖年更只有米1822萬石，麥462萬石。

而這段時期，剛好又有蒙古女真寇邊，南方沿海倭寇之亂，軍費支出大增，國家財政陷入危機。

張居正指出五大積弊：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於是開始進行改革。

政治上：考成法，加強內閣事權，從內閣-六科-六部-各省-州縣，形成從內閣到地方官逐級督查的嚴密的考核制度。

軍事上：加強北境防務，修築長城，啟用戚繼光等人主持遼東等地防務，同時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

經濟上：推行一條鞭法，重新丈量天下田畝，較宏治年間增加300萬畝，清查出地主豪強隱瞞的土地，使普通百姓受利。又重新疏浚運河，修築黃河和淮河堤壩，重新回覆漕運。

改革有效強化了中央集權，並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提高。

直到萬曆十年，張居正病逝，活在張居正陰影下的萬曆皇帝廢除張居正的所有改革措施，並剝奪張居正的諡號。

之後經過萬曆三大徵及萬曆朝末期，東北女真的崛起，最終國家財政破產，農民起義以及女真的步步緊逼，大明王朝倒下了。

明朝最大的問題是，朱棣之後，基本上都是短命皇帝，基本上都是30多歲就死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啊，身體不行，什麼都是假的，嚴格的說，張居正還是對於明朝有巨大貢獻的人，如果不是張居正，我估計明朝還要提前歇菜。

當然，明朝文官集團不僅僅張居正一個英雄，而是無數個英雄，所以明朝才能拖到近200年，比如，沒有于謙的話，到朱祁鎮手上可能就結束了。總之，明朝是一個文官英雄輩出的朝代，朱棣之後，皇帝基本上都是打醬油的存在。

他徹底改變了當時明朝腐敗的政治。加深了對官員的考核。雖然對於當時的官員是叫苦不迭。但是對老百姓還是非常好的。我們都知道萬曆皇帝有20年沒有上朝，但是明朝竟然正常的運轉。

沒有出現過大的問題。這都是張居正在後面進行管理得當。張居正我認為完全配得上政治家的稱號。而且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政治家。他有著對明朝未來的憧憬。和對於明朝強盛的渴望。他是徹底扭轉的明朝的人。

我認為如果沒有張居正，明朝不可能會堅持這麼久。所以我認為張居正對明朝的貢獻是相當大的。雖然後期萬曆皇帝對於張居正進行的清算。我認為是非常不公平的。是的，張居正對萬曆皇帝是特別的嚴厲。但是他確實希望萬曆皇帝成為一個好皇帝。

從張居正改革的失敗，來看明朝滅亡的必然性。

公元16世紀，當歐洲各國透過航海大發現，忙於建立遍及全球的殖民體系，擴張實力、掠奪財富的同時。在遙遠的東方，歷經兩百年發展的明王朝，面對國內極為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隨時有著被傾覆的可能。

1572年，當十歲的神宗皇帝被張居正扶上皇帝的寶座時，看著懵懂的萬曆小皇帝。得到李太后和司禮監太監馮保全力支援的張居正，希望透過一次改革力挽狂瀾，力圖挽回明朝衰敗的態勢，張居正有著改革的決心與能力，但他卻忽略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實力，為他的改革最終失敗埋下了隱患。

困頓的明王朝

張居正，這個出生於湖北江陵的軍戶子弟，自幼便以神童之名聲名遠播，10歲即通讀四書五經，12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因才能出眾，在明穆宗時期就頗受信任，穆宗死後，委命張居正等三大臣輔佐年幼的萬曆皇帝。此時，擔任內閣首府，首握要權的張繼正非常清楚，他面前這個看似龐大的明王朝早已經千瘡百孔，只在透過大刀闊斧的改革才能加以挽救。

在張居正看來，明朝存在著五大隱患，分別是：

1.宗室尾大不掉；

2.無可用之人才；

3.官員考核無據；

4.軍備渙散不堪；

5.財政入不敷出。

而財政入不敷出，則是各種矛盾的聚焦點，也是改革的當務之急，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嚴重的財政危機？，其根源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國家賦稅入不敷出

明朝中期之後，土地兼併發展迅猛，大量民田被皇親國戚及官僚地主所侵佔。皇莊、王莊遍及京畿，地方上官僚與地主豪強也跟風兼併土地，侵奪民產。一時間，不論是有爵位的勳臣，還是大內派出的太監，亦或是有功名伴身的豪紳，紛紛搶佔土地，各類莊田不斷擴張，土地高度集中，百姓苦不堪言。

與此同時，奪得大量土地的貴族官僚們，由於享有無需納糧交稅的優免權。在兼併土地之後，利用特權虛報田數逃稅，這也就造成了明朝的土地被兼併的越來越多，而國家的稅收卻越來越少。

到了萬曆初年，全國田賦收入比明朝初期整整減少了一半，對於以田賦作為主要財政收入的明朝來說，納稅田的數量減少，直接導致了財政收入日益縮減，但龐大的皇室及行政機構開支有增無減，以及官員的貪汙和浩大的軍費，都極大的加重了明朝財政入不敷出的程度。

第二，人口流失，可控人口急劇減少

隨著官僚地主兼併土地的愈演愈烈，明朝實際控制的人口也開始不斷減少，大量農民紛紛破產，或流亡荒野他鄉，或賣身於豪強為奴。

以至於，明朝建立之初，全國戶口總數尚有1600多萬戶，但是到了弘治四年（1491年）全國僅剩下900多萬戶，明朝控制的人口數量大量減少，相應的也會導致土地荒廢、賦稅和徭役的徵發困難，必然會加重明朝財政及經濟發展的困境。

第三，賦役不公，百姓負擔沉重

明朝的賦役制度，是沿用前朝的兩稅法、田賦有夏稅和秋糧之分。役法有裡甲、均瑤、雜泛，所以賦稅和徭役是分開的。稅是按田畝數量進行徵收，物件是田。徭役徵發的物件是戶丁，這中賦役的徵發方案，理論上是公平的。

但是，自嘉靖、隆慶之後，官僚豪紳們在擁有優免定額的權利以外，還運用各種舞弊的手段，逃避賦役。一般他們會買通胥吏，用“飛灑”，“詭寄”等方法，巧妙規避，逃脫賦役責任，而將繁重的賦役轉嫁到貧苦的百姓頭上，以至於出現了“富者田廣而賦役輕，貧者田狹而賦役重”和“有有田而無賦者，有有賦而無田者”的情況。造成賦役嚴重不均的現象。

在上述因素的惡性迴圈下，明朝的社會經濟危機和政治統治危機日益凸顯，國困民窮的現狀逼迫著明朝開始尋覓改革自救的辦法。

張居正推行改革正是基於以上種種困境，迫使明朝不得不作出改變。這時成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為了鞏固明朝的統治，振興國家財政，決定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變革，力圖推行以“一條鞭法”為核心的財政改革，但在這之前，他需要先整頓明朝早已腐朽的吏治。

吏治先行

在張居正看來，明朝自嘉靖以來，政府的腐敗和官吏的因循守舊情況極為嚴重，大臣的奏章，各衙門的公文，每天都充塞這這個龐大的行政體系，但解決問題的效率卻極為低下。

張居正很清楚要解決這種運轉不靈，缺乏效率的官僚體制，勢必會觸動各級官員的既得利益，阻力必然不小。但他更清楚的知道，整頓吏治刻不容緩，只有吏治有成，他的經濟改革“一條鞭法”才能真正的實行。

為此，張居正在萬曆元年（1573年）六月，即開始實行“考成法”。“撫按考成，奏章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張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行政審批監督系統，層層制約，隨時考成，極大的提高了對中央及地方各級官吏的管理效率。

當時，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他都強調要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謀取信任的官員列為“下考”，對於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進行全部裁撤。

同時，他採用“能辦國家事，有禮於君者，即舉而錄之”的選人標準，打破常規，選拔了一大批有才幹的官吏，根據他們每個人的特長，委任重要職務。如王崇古、李成梁、戚繼光、潘季馴、張學顏、李漸庵等各方面的人才，為張居正的改革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清理逋賦，追繳欠稅

當政治領域改革初見成效後，張居正開始深入到財政經濟領域的改革，矛頭直指以權謀私的官僚和豪紳地主勢力。

當時明朝官員為增加賦稅的通行做法是直接向百姓進行攤派，而不敢向權貴追繳他們偷逃的欠稅，因為這些豪強權貴無一不是具有極強的政治影響力，對他們追繳欠稅，往往稅還未追到，烏紗帽就已丟了，因此大多不了了之。

張居正提出對官員“以錢穀為考成”的主張，凡是追繳欠稅不力的官員，都要受到批評、調離或撤職的處分，以追索田糧評定政績，迫使官員打擊不法權貴，使貪官無處藏身。

清丈田地

當然，考成法只能解決一部分欠稅的問題，大量的瞞田逃稅和稅役不均才是財政改革的重點，但這需要從賦役制度上加以變革，而清丈田地則是這一變革的基礎。

萬曆五年（1577年）十一月，在官僚地主一浪高過一浪的抗議聲中，張居正通令清丈全國田地，徹底清查被皇親國戚、勳臣豪強及各級官僚所兼併隱瞞的土地。

在處置了一些抵制侵佔的勳貴、官吏之後，萬曆十年（1581年）清丈全國田地的工作基本完成，在這三年間共查出漏稅土地八十餘萬頃，清丈工作沉重打擊了違法的權貴地主，迫使他們交出欺瞞的田畝，或者按照實際田畝數額繳納賦稅，從而扭轉了明朝財政虧空的局面。

在賦稅不均的現象初步被糾正後，張居正將甘洋、海瑞等人實行的一條鞭法，推行至全國。將賦役進行合併，把徭役攤入田畝中與賦稅、土貢方物一同合併徵收丁銀，改變了以往徵收實物的賦役徵收方式，並規定了稅銀有官方徵繳，杜絕了裡甲、胥吏對百姓的盤剝，顯著的緩解了百姓的負擔。

改革成功，萬曆新政起

“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換言之，改革使明朝重新展現了強有力的政府機制，從這一點來說，張居正以首輔一人之力挑戰既得利益集團，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人亡政息，悲劇收場

1582年，張居正因病去世，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悲劇在其去世僅僅半年之後，就迅速上演。反對張居正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製造了強大聲勢，將張居正改革時重用的人通通罷免，同時將曾經反對過張居正的人恢復名譽和官職。

甚至於，一直對張居正尊崇備至的萬曆皇帝，在張居正偉岸的身影之後漸漸長大。年輕的萬曆皇帝急需證明自己是具有親政能力的帝王，他早已厭煩張居正的說教，對自己這位關懷備至的老師，也出現了極大的轉變，在既得利益集團汙衊、構陷的虛假證據之下，萬曆皇帝選擇了全盤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政績，並下詔認定張居正多項罪名。

最為悽慘的是，張居正的弟弟及兒子不是自盡就是被髮配從軍，全家十幾口人在抄家時竟被官府關在室內活活餓死。

結語張居正改革，即整頓了稅收，解決財政危機，又緩和了明朝的內部矛盾，挽救了行將崩塌的明王朝。但是由於此時的明朝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守舊的既得利益集團勢力十分強大，即使張居正在一時獲得了改革的強權，但由於其改革過於剛直，一刀切的改革手段觸動了眾多豪強權貴的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堅決抵制，而這些人的利益往往又和皇權相伴生。即使他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為明王朝續了命，但是隻要舊制度下的利益集團——官僚、宗室成員、地主的存在，任何改革終究只有失敗的可能，而明王朝的滅亡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張居正是明朝的中興之臣，沒有他的變法改革，大明王朝的國運走不到276年，最起碼會加速明朝的滅亡。

張居正畫像

在中國歷史10大名相里，他有資格在10以內，從改革的策劃、實施、結果來看，他的變革還是相當成功的，當時處的環境也比較複雜，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這整整的十年，他佔有政局的全面，在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前十年政局混亂，後十年還是混亂，只有他主政的這10年，是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狀態中，並獲得了一程度的穩定與發展，這一切都是他的功勞。

張居正出生於嘉靖四年（1525年），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家裡出生。其曾祖父因做了一個這樣的夢：月亮落在水甕裡，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浮起來，於是其曾祖父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下，加上張居正的聰明好學，他很快成為了遠近聞名的神童，後來經過湖廣巡撫顧璘的阻撓而落榜。原因是他希望對張居正多加磨礪，以成大器。這點是對的，明朝幾個神童都是因為過於自負，沒有取得很大政治成就的例子：例如唐伯虎、謝晉。受到打擊的張居正經過努力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

張居正畫像

他能成為名相主要是他的變革比較成功：

1、賦稅改革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

2、整頓吏治

是張居正改革中建立的一種官員考核制度，目的是注重考核工作實效提高效率。萬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張居正上疏請行在內政方面提出著名的考成法， 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

考成法的施行，注重考核各級官員工作實效，工作提高效率；注重了上下級相互監督，完善層層督察與監察的制度；注重對己有制度的推陳出新，抓好貫徹落實。相當於現在的360度考核，使官員的工作效率提升很多。

3、加強邊防、開通互市

戚繼光畫像

軍事上，用戚繼光鎮薊門（今河北遷西縣西北），李成梁鎮遼東（今遼寧遼陽），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敵臺”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並在邊疆實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馬匹大增，減少了太僕寺需的種馬，就叫老百姓折價交銀，使太僕寺積蓄金四百餘萬。

互市又使邊疆在政治經濟上保持穩定、正常，如封俺答（北方蒙古首領）為順義王，在大同、宣府、甘肅等地立茶馬互市，保持貿易往來，俺答長久沒有來犯邊關。

吏治清明，稅收逐步好了起來，國庫也充實了，這個時候萬曆皇帝也長大了，張居正是萬曆皇帝的老師兼下屬，萬曆皇帝小的時候還是很敬重這位老師的，只要老師說的就立馬辦，師徒君臣配合的比較完美。可是隨著明神宗逐步長大，他是要將這種權利要收回來的。

最後明神宗還是對張居正進行了清算，剝去了所有封號，家人也跟著遭殃，老母親也被活活餓死。老大不喜歡（明神宗），下面的人員也不敢給他平反，一直到明朝滅亡的時候，崇禎皇帝才下詔恢復他的名譽、封號，予以平反。這也充分說明了國難思良才。

所以說他是中興能臣。

為什麼呢？

首先分析下大明滅亡的原因：現在一種流行的說法是明朝實際上是亡於萬曆年間。明神宗朱翊鈞在位48年，其中後期的20年不上朝，不審閱奏章，不祭祖。這段歷史叫做萬曆怠政。萬曆死後24年明朝亡國。那麼萬曆都做了什麼導致明朝的滅亡，這些和張居正有什麼關係呢？且聽我慢慢道來。

萬曆為什麼怠政呢？

大家都知道萬曆親政之前，大明王朝有三方勢力決定朝局。張居正，馮寶，李太后（萬曆母親）形成穩定的三方關係，這個三方關係用萬曆的話來說，就是壓在他頭上的三座大山，萬曆根本沒有任何施政的權利，國政基本都由張居正主持。張居正不僅僅是首輔，同時還是帝師，宮內很是尊重他，尊稱他為張先生。

張居正在萬曆初期，推行萬曆新政，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國庫糧食和儲銀比前朝有了較大的增加。但這些都是張居正自己搞出來的，並不是讓小萬曆搞，他輔助。同時萬曆新政得罪了很多皇族和大臣，用藥過猛，導致張居正死後，萬曆新政沒有人支援馬上廢除，如果這個新政是小皇帝搞得東西那麼他才會用心維護，這個就是萬曆新政不能繼承的原因。

萬曆即位的時候張居正年輕英俊瀟灑，文采斐然，而萬曆之母也是久仰之，這樣宮中就難免有流言蜚語，小萬曆心中不悅，自然埋下了恨意。

萬曆新政時期，張居正對萬曆用錢的限制，朝廷用度處處節儉，導致小萬曆很多時候用錢的時候，內閣不批錢。而張居正回家丁憂期間乘坐32抬大轎，排場很大，賽過皇帝。導致萬曆對張居正的恨意增加。

小時候對萬曆的教育過於嚴格，使萬曆幼年時埋下了牴觸的情緒，但是迫於上面的三座大山，萬曆一直小心隱忍，生怕母后換掉自己。據說只要李太后聽說萬曆學習不認真或者觸犯了老師，立馬罰跪一夜。萬曆喜歡書法，張居正就舉宋徽宗的例子，把小孩的興趣打壓下去。久而久之小萬曆心中的叛逆反抗一天一天增加。

1582年，張居正死後，壓抑已久的萬曆終於緩了緩氣，下令抄家張居正。凡是張居正搞得政策不管好壞統統廢除，萬曆新政壽終正寢。

綜上，張居正在輔佐萬曆時的種種所為，養成了萬曆的叛逆性格，長期被壓抑的性格爆發出來的自由嚮往，容易走向剛愎自用的另一個極端，沒有錢花的限制讓他後來親政後大肆斂財，不顧百姓死活。萬曆習慣了內閣處理事情，自己一身清閒的生活導致後期懶政，萬曆的種種行為，其實就是張居正教育的結果和影響的結果！ 或許也有萬曆外公的貪財好色的遺傳基因吧！

正確的做法，應該是順應老子的那句話“治大國若烹小鮮”，小心謹慎，萬事有度，或許真正能延緩明朝的滅亡。

張居正

萬曆

張居正 是大明王朝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大臣，在代理那個熟普的十年期間，他從財政，軍事，勵志等方面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作死是明朝的綜合國力得到一定改革措施。是明朝的綜合國力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上升。

談不上是振興還是滅亡的推手。應該是：想去挽救大明、振興大明，而操盤失敗、沒能使大明真正的振興。

張居正改革（又稱萬曆中興），是在明神宗時期，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一場變法革新運動。

改革自萬曆元年（1573年）開始，至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結束。

張居正改革，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改革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央集權，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但是，改革觸動了大地主階級和豪門貴族的根本利益。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病卒後，除一條鞭法外的措施都遭到廢除，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張居正改革背景

土地情況

明朝中葉，兼併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突出的表現是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佔奪土地。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佔，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貴族、大地主瘋狂地掠奪土地，封建剝削進一步加劇，租種官田的農民生活極苦。有“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的歌謠，農民產去稅存和田居富室、糧坐下戶的情況，多所發生。

財政危機

明中期後，政府的財政危機逐漸加重。

洪武年間，夏秋二稅米2473萬石，麥471萬石。到正德初年，土地集中，賦役不均，人口流移，地方買囑書吏，隱匿賦稅，政府每年公徵米2216萬石，麥462萬餘石。嘉靖後，稅收更降到米1822萬餘石，麥462萬餘石。但政府的支出卻與日俱增。

軍費問題

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進逼北京，政府因添兵設餉，而導致軍費大增。據戶部統計，嘉靖三十年（1551年），各邊餉銀達525萬兩，修邊、賑濟等所需又800餘萬兩，兩項合計約1300萬餘兩。而正稅、加派、餘鹽販賣，加上其他搜刮，總共才900餘萬兩。據戶部統計，隆慶元年（1567年）底，太倉僅存銀130萬兩，而應支官軍俸銀135萬、邊餉銀236萬、補發年例銀182萬，三項通計總支出銀需553萬兩。以當時的現銀當之，只夠3個月的開支。京倉存糧，也只是夠支在京的官軍月糧的兩年餘。這就使明王朝的財政拮据到了可怕的地步。

明朝危機

此時，在北方，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在南方，叛亂時作。黃河屢次決口，動輒漂縣數十。張居正指出，當時存在五大積弊：

“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匱”。於是，在萬曆元年（1573年），張居正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進行全面改革。

政治舉措

整頓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關係到整個變法革新能否啟動並取得成功的前提。

張居正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面，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重新整理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惟有加強集權，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百度”，革新法令才能暢行無阻。

張居正強調治理天下須“懸法於眾”，以法理政，堅持“刑賞予奪，秉持公道”，以振揚風紀，使天下信服。厲行整頓“嚴其約束”的結果，使得“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頓吏治的重要內容。

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制度，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年）創設並頒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責人”。

考成法，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註、交內閣查考。

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登出。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誤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實處。

明初定製，六部和六科均繞過內閣直接向皇帝負責。

張居正行考成法，加強了內閣事權，由內閣透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變法的中樞。

從內閣——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兩官；再以兩司察州、縣官。層層督察，從而形成一個從內閣到地方官逐級督察的、嚴密的考核考績制度。

為排除宦官干政，他還專門告誡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從組織機構上保證新法暢通。

這種由三個機構互相監督、定期稽核各級官僚政績、施行賞罰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辦事功效。

張居正整頓吏治，務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顯成效，如傅維麟《明書》所讚揚的，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所有官員，百事惟謹，使政風大變，由於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稅，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

張居正稱：“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

軍事舉措

整飭邊疆“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是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的指導方針。“內修守備”的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提高軍事抗衡能力。為此便相繼起用在東南抗倭立大功的譚綸、戚繼光、王祟古、方逢時、李成梁等著名邊將，主持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和遼東邊務。並在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大力加固增設城防，修築明長城。明長城不但在重點設防地段用磚石砌築，內填泥土石塊，十分堅固，而且形制結構也更趨完備合理。戚繼光於薊鎮邊垣建立1300餘座空心敵臺，“下發火炮，外擊敵賊，賊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為提高長城防禦體系的整體實力，又於戰略要地加修雙城，乃至多道城牆，增修遼東邊牆，加強對側翼、縱深和外圍間隙地帶的防禦。

隆慶年間，張居正雖然不是首輔，但他實際上主持了北方邊務。除了奏請任命有功之臣擔任北邊守將之外，針對明朝自永樂以後，軍政方面主管官員都由科舉出身的文人擔任，而且邊防軍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撫、巡關御史以及監軍宦官的監督和制約。

這種做法雖然對於控制軍隊、防止割據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尤其是監察官員制肘太多，使帶兵的武將無所作用。

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必須賦予軍事將領“專斷”的權力。於是張居正奏請明穆宗賦予邊將更多主動權，大大提高了戰守能力。

張居正在加強戰守力量的同時，又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係。

張居正的“外示羈糜”，是在“內修守備”的前提下，力爭改善漢蒙關係，並積極加強友好往來。

隆慶四年（1570年）冬，俺答汗愛孫巴噶奈濟因家庭糾紛，憤而出走降明。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力主安撫優待，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係。

張居正立即指示厚禮接待，並抓住時機，利用韃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張，實現議和。俺答在“約諸部入寇”未能得利、軍事上無法取勝、而經濟上又迫切需要換取農耕區產品，以補自身單一經濟不足的情況下，被迫“使來請命”，乞封議和。

隆慶五年，明廷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分別授予俺答屬下65人都督、指揮等官職。雙方還議定開放多處互市市場，最終達成“隆慶和議”。張居正的邊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從此“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每年“所省徵調費不啻百萬”，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

萬曆初年，張居正為首輔，更加強了“內修守備”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積錢穀、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八事督課邊臣，務必使邊防軍事落之實處，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膽任用堪當一面的將領全權處理邊防事務。

在張居正執政以及其後的二三十年間，北邊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經濟舉措

主條目：一條鞭法

推行一條鞭法，整頓賦役制度、扭轉財政危機，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明中葉，由於土地兼併、隱漏，人口逃亡流失，戶田二籍混亂失真，“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畝、人丁日益短縮，財源祜竭，所謂“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針對這種弊端，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年）或八年（1580年），對“天下田畝通行丈量”，總計田數7013976頃，比明初還少100餘萬頃。主要目的是復舊額。較弘治時期多出300萬頃。其中，雖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額的虛報浮誇之處，但也確實清查出相當一部分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實被實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所以遭到反對。但有利於改變賦役不均狀況，使得“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採納，而小民如獲更生”。

興修水利

明朝的財賦供應地主要在江南，南糧北運，以漕運為便。自正統以後，黃河屢屢潰決，給漕運帶來了很大困難。隆慶、萬曆之際，由於黃河潰決，運道堵塞，雖然曾經恢復過海運，但以失敗告終。海運失敗，運河又成為必治之道。在萬曆初年，黃河年年氾濫，淮揚間湖堤潰毀，運道難通。由於黃河的長期氾濫，水勢分流，黃河故道泥沙沉積，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暢。因此，黃河入海問題，成為最關切的問題。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兩種意見。張居正採納了潘季訓的意見，用一年半時間，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地抑制了黃河氾濫，使漕運暢通，同時還使多年的棄地復變為良田。潘季訓的治河辦法，對其後數百年都具有深刻影響。

清丈土地

嘉靖、隆慶時期，邊疆軍費消耗巨大，皇室、貴族又奢侈浪費，造成明朝多年來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的局面。張居正當政後，首先是裁減冗官、冗費，儘量壓縮政府開支。對皇室的奢費，也據理力爭，儘量控制。張居正在整頓財政方面，大力貫徹量入為出、節省開支的原則，對緩解財政危機有一定作用。但是，節流只是一種補救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財政危機，還要開源。重點是整頓賦役。

改革成效

經過這次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比起嘉靖年間國庫存糧不夠一年用的情況，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就使得十分腐敗的明朝政治，有了轉機。

遭到反對

但是，改革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再者，歷史積弊太深、太頑，已是積重難返。

改革失敗

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群起攻訐，並且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他們攻擊張居正改革“務為煩碎”，清丈土地是“增稅害民”，實行“一條鞭法”是亂了“祖制”。他們下令撤銷了張居正死時特加的官爵和封號，進而查抄家產。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被逼自殺，其他家屬也慘遭迫害。而張居正的改革措施，當然也遭到破壞，剛剛有一點轉機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張居正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後續

在他身後迄於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種社會矛盾急劇地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再也沒有一個能人志士力挽狂瀾。這表明地主階級當權派再也無能醫治封建社會的痼疾，即便是有識者也不過尾隨張居正的後塵，夢想“循居正成規”，要求各衙門按照萬曆十年前的規章行事，作一東施效顰。當初大罵張居正是禽獸被廷杖致殘的鄒元標竟然拖著一條拐腿，為張居正的昭雪奔走呼號，試圖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無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國大廈終於被歷史的巨浪衝擊得分崩離析了。

評價

簡介

張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決明朝兩百餘年發展中所積留下來的各種問題，以鞏固明朝政權。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成效

改革起了巨大的積極作用，國家財政收入增加，邊境安寧，萬曆初年明朝一度有了“中興”的景象。雖然在張居正死後，一些改革措施便遭到了破壞，比如考成法，可是另一些改革措施，比如“一條鞭法”，或多或少地被保持了下來，甚至延續到了清朝（清代“攤丁入畝”改革是“一條鞭法”改革的延續）。

弊端

不過，張居正為了保證改革的實施，不斷打擊異己。而且，為了維護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甚至下令拆毀全國各地的書院，並且禁止王陽明“心學”的傳播，導致明朝後期興起的反對封建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潮被打壓。

答：世間再無張居正，懂得已是千帆過！

題主問張居正是否為大明王朝覆滅的推手，簡直是對張居正最大的褻瀆！

對不起，我比較激動，因為張居正是我特別崇拜的一個人。

張居正是一代梟雄，你說他是理想主義者也好是野心家也罷，但他為了大明社稷和自身理想嘔心瀝血是不爭的事實，最終英年早逝。

張居正是何許人也？

張居正，字太嶽，人稱張太嶽；萬曆年間內閣首輔、政治家、改革家。

張居正出生平凡人家，家族祖上有個一官半職，但他這代已經丟的丟免得免，也就是尋常家人，勉強能讀個書，可以說是草根出生。

因為明朝的大小內閣制（內閣和司禮監），很難有人能集大權於一身，縱觀有明一朝，只有張居正做到了。

據不完全統計，大明朝一共有85任首輔，其餘84任都是內閣首輔，唯獨張居正是意義上的皇帝！

張居正是帝師，也就是萬曆的老師，萬曆那時年幼；因為張居正幫助萬曆和李太后坐穩皇位，李太后對張居正言聽計從；同時，張居正同司禮監一把手馮保相互勾結。

這樣一來，明朝三大勢力，內閣、皇帝和司禮監都在張居正的掌握之中。

大家以為明朝第一權臣張居正要以權謀私嗎？並不是！擁有權力之後，他要變法，要透過自己的思想讓明朝變得更強大。

張居正同海瑞不一樣，他知道，僅憑一番正氣沒有權力，是無法成就大事的，一定要和曹操一樣做一個梟雄。

可惜，張居正英年早逝，年僅58歲。贈上柱國，是唯一活著獲得“三公”稱號的明朝官員。

張居正的功績

張居正的政治成果是“張居正改革”，內容主要為“一條鞭變法”和“考成法”。

這是一系列跨時代意義的變法。

在“一條鞭法”之前，明朝收稅是收物的，你沒看錯，養雞的收雞，種麥子的收麥子，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張居正根據不同行業的標準，制定制度，所有人都收錢，不再要實際物品，這是當今稅收的前身，極大刺激了商品經濟。

所謂的“考成法”就是現在的幹部考核辦法，按照工作成果進行官員評比，進而決定官員的升遷去留，這在當時也是一條偉大的變法。

可以看出，張居正變法的內容，與當今社會的制度有很多相似之處。

如果張居正多活幾年，振興大明朝也不是不無可能。

正如崇禎所說“若張居正活著，明朝不至於如此”

張居正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大明。張居正當首輔的時候，萬曆還小，這個時候的張居正是真正的當權者甚至是獨裁者。他推行的一條鞭法，改革稅收，丈量土地，給國庫帶來了大量收益，要知道此前的國庫可是一直都是虧損的。軍事他重用支援戚繼光，支援戚繼光平定倭寇，整備軍隊。

黑暗中的一盞微燈

論張居正改革，“振興”還不能到達那個高度，“滅亡”還有些誇大其詞，但無疑是惶惶中的一個亮點。

自明中葉起，幾乎每任皇帝都很“負責”，設身處地的為臣子們留下一道道難題，然而一路上，從難於上青天的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的書生們卻束手無策。

稅收哪去了？

明中葉土地集中的程度和速度是歷代王朝中所沒有的，地主兼併土地的手段主要是憑藉超經濟的政治特權。最瘋狂的當屬皇家，皇帝帶頭佔田，大設皇莊，武宗即位時，皇莊多達300餘處，據統計37595頃46畝。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諸王，勳戚，中官大量佔田，權貴及軍官更是魚肉百姓，佔田為王。

中國自古就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稅田額自然是佔大筆，然而因為土地的高度集中，導致國家的稅額劇減。明初的土地總額達850公頃，到了弘治年間卻降至了一半，並以非法或合法的手段免去了賦役的重擔。

土地盡失，人心渙散，國將不國？

一系列的豪搶剝削，使農民階級，飽受屈辱，苦不堪言，賦役不均，人口流移，這就造成了一種惡性迴圈，有機遇的也許會找個好的“領導”，或者找到一方淨土，偏居一隅，但是沒有活路的農民還是佔多數。

看著滿目瘡痍的大明，擔子扛在肩頭，為了彌天下之患，張居正著手改革

1.治國先安民，安民必治吏

張居正深思熟慮後，制定了“考成法”，一個嚴格考核文武官員的制度，多少緩和了“吏貪官橫，民不聊生”的局面，同時還提高了行政效率。

中央政令“雖千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

2.虜患日深，邊事重修

嘉靖年，蒙古俺答汗緊逼北京，燒殺擄掠，從此不斷南侵，由於嚴嵩的腐敗與怯戰，使得邊境戰亂變本加厲。

張居正入閣後，整飭邊防 ，令邊境開墾屯田，精兵備守，一面又實行安撫政策，使蒙漢兩族通好互市。

3.清丈土地，一條鞭

階級矛盾異常激烈的當時，張居正眼光毒辣，且帶有試探性的下令重新丈量土地。

萬曆六年，他下令三年內清理各地脫漏，各級官員嚴格執法，對阻攔勢力嚴懲不貸。這次張居正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同時豪強地主們也小瞧了張居正的決心。

果然三年後，戰果累累，全國經查總田達7013976頃，多出接近300萬頃，為了進一步解決賦役問題，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

田賦折銀，徭役折銀，攤丁入畝，徭役合併，使得人口負擔銳減，簡化了稅制，為國庫充盈做了巨大貢獻，同時可能張居正都沒預料到的，因為改變了農民對國家的人身依附關係，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稚嫩的資本主義在中國誕生。

張居正最大的貢獻，就是經濟改革，稅制改革，一方面加強了中央財權的集中統一,一方面又觸動了封建官僚的利益，一邊維護，一邊無法調節矛盾，可謂矛盾疊生。

但以我們的眼光來看，在當時是不可能被理解的，至今兩千年的封建統治，在明始，中央集權高度統一，達到了歷朝的巔峰，歷史的弊病太深，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