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明朝中後期，王朝走到了末路階段，階級利益錯綜複雜，階層固化嚴重，土地兼併，農民水深火熱。為了扭轉王朝頹廢的趨勢，天才神童張居正擔負起了這個責任，實行一條鞭法，緩解了王朝的階級矛盾，解決了國家財政方面的問題，讓大明朝煥然一新，滿足了底層民眾和國家官府的需求。變法短短十年，頹廢衰敗之勢一掃而空，官員勤勉廉潔公正，百姓安居樂業守法，邊防穩固四夷不敢侵犯，一派中興盛世景象。

“海內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侍，嚴考成，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洵經濟之才也”

“世間已無張居正”，梁啟超讚美他是“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 雖然張居正在歷史上譭譽參半，也有貪腐之實，但瑕不掩瑜，他是革新除塵、以天下為公的改革家；就我來看，比起那以清官知名的海瑞來，其對歷史所起的推動作用則遠超之。

在眾多對張居正的評價中，還是國學大師熊十力先生的一段話最為精準，他說：

“漢以後二千餘年人物，真有公誠之心，剛大之氣，而其前識識遠見，灼然於國覆種奴之禍，已深伏於舉世昏偷，苟安無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擔當天下安危，任勞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傾，克成本原者，餘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張居正，一位勇於擔當，不懼風險的改革家，他是一位孤獨的英雄，是大明之脊樑，他為大明王朝續命近半個世紀，也是封建王朝歷史上的最後一道絢麗之光！

對於張居正，自古褒貶不一，因為自古變法改革著都是這樣，就如同王安石，有人說他的變法滅亡了北宋，但也有人說他的變法促進了北宋王朝的發展。對於張居正也是一樣，但我認為應該是他振興了大明王朝。

張居正的入閣之路

嘉靖年間，最初夏言、嚴嵩相互爭奪內閣首輔，後來夏言被嘉靖帝疏遠，嚴嵩趁機上位，夏言也被他進讒言而誅殺。

而張居正這時也曾上疏，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主張，但並沒引起嘉靖帝和嚴嵩的重視，因此，此後張居正就再也沒有提過自己的想法。

之後，他因病請假回家，就在這段時間，他看到了百姓生活的艱苦，他在《荊州府題名記》 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責任感讓他重返朝政。

後來，他被徐階引薦給當時為裕王的朱載垕，而裕王就是後來的明穆宗，張居正就是因此進入核心層。

朱載垕做了皇帝后，張居正憑藉舊時與裕王的關係，再加上裕王知道他有真本領，因此他入內閣做了內閣次輔，當時徐階為內閣首輔。

徐階之後，高拱做了首輔，高拱、徐階、張居正都是當年裕王的師傅，因此穆宗對他們很是看重。

但穆宗在位時間不長，就去世了，年僅十歲的萬曆皇帝即位，而由於宦官馮保以及太后都對高拱不滿，因此高拱被罷免，張居正做了內閣首輔，此時，明朝這個大機器才算是放到張居正手中。

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做了內閣首輔後，因為萬曆皇帝年齡還小，因此張居正算是掌握了國家的大權，而皇宮內部還有馮保，儘管明朝太監多是無恥之輩，但馮保算是為數不多的好太監。

因此，張居正結合自身多年的感受，以及國家狀況開始進行改革，（具體可以自行搜尋萬曆新政），可以說正是他的改革，為大明王朝續了命。

他的改革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而他自己本人卻最終勞累而死，但當他死後，卻慘遭萬曆皇帝抄家，險些開棺鞭屍。後來天啟皇帝為他恢復了名譽。可以說，張居正剛給明朝續了命，就又被打斷了。

《明史》評價張居正

張居正通識時變，勇於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謂非幹濟才。而威柄之操，幾於震主，卒致禍發身後。《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結語】

因此這樣看來，張居正在一定程度上是振興了大明王朝。而清朝有學士認為“明之亡，非亡於崇禎，而亡與天啟，實亡與萬曆”其實這種說法就是認為張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明朝的滅亡，但就我個人認為，張居正的改革是利大於弊的，延緩了明朝的滅完。

我是大斌！我來回答。

張居正是一個天才，生於紛繁亂世，闖蕩官場二十餘年，終成大器。他敢於改革，敢於創新，不懼風險，不怕威脅，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絕對算得上振興大明的功臣。

張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1525】生，胡廣江陵人。

嘉靖十八年【1539】中秀才，嘉靖十九年中舉人；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43歲，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入內閣；隆慶六年，隆慶駕崩，張居正引馮保為盟，密謀驅逐高拱，事後成內閣首輔。

萬曆元年【1573】，張居正主政，推行新法，整頓官吏，貪官汙吏聞風喪膽；萬曆六年，推行一條鞭法，百姓為之歡顏，天下豐饒，倉慄充盈。

在明朝陷入深重危機，財政入不敷出，流民四處鬧事，政治腐敗不堪的情況下，張居正以他深不可測的心機，陰險無比的手段，奪取了最高領導權，併發揮其不世出之奇才，創造性地進行了偉大的政治運動，為明朝迎來了新的生機，無愧於傑出政治家的稱號，堪稱國家棟梁，明朝之驕傲。

從萬曆八年到十年，張居正為了改革事業，工作進入了一種近乎癲狂的狀態，他日以繼夜的工作，貫徹一條鞭法，嚴查藉機欺壓百姓的官員，懲辦辦事不利的官員，對有劣跡者一律革職查辦。他還強化邊境防守，裡裡外外，只要是他能幹的罵他都幹了。

大明帝國再次煥發了生機，邊境除了李成梁偶爾搞點小動作外，基本消停了很多。國庫的收入極為豐厚，存銀達到了幾百萬兩，財政赤字消除，地方糧倉儲備充足。

在張居正的最後兩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國家的前途，相信百姓的生計，相信太平盛世一定會到來，相信他那偉大的抱負終會實現。

萬曆十年六月，張居正去世，年58歲，死後被抄家，長子自盡，次子充軍。

嘉靖四年（1525年），張居正出生於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個秀才家庭。其曾祖父曾夢見白龜託月，於是為這個新生兒取名為“白圭”。張居正天資聰穎，有“神童”的稱號。嘉靖十五年（1536年），十二歲的張居正參加童試，荊州知府李士翱對他十分喜愛，併為他改名為“居正”。

張居正

嘉靖十六年（1537年），張居正參加鄉試受挫。嘉靖十九年，張居正中舉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自此踏上仕途。嘉靖後期，張居正升任右中允，屬於文學侍從之臣。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上《陳六事疏》，宣告自己關於改革時政的意見。經歷了激烈的內閣鬥爭後，最終與高拱併為宰輔，任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和高拱等閣臣對俺答封貢，平息了北方的緊張局勢，同時准許廣州定期進行貿易。

張居正書法

張居正真正獨掌大權並大展拳腳是萬曆初年。張居正與宦官馮保合謀逐高拱，代為首輔。並且取得了後宮李太后的支援。由於神宗萬曆帝年幼，一切軍政機要均由張居正裁決，前後當國十年，實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推行“一條鞭法”，“一條鞭法”的核心是“賦稅合一，按畝徵銀”，把田賦、力役和其他雜稅合編為一條，統一按田畝核算徵收。原來按丁戶徵役的辦法一併改為攤入田畝。稅銀由官府徵收運送，某些程度上緩解了農民的負擔。此外，張居正還任用李成梁、戚繼光等良將鎮守薊遼，穩固了大明王朝的北部邊疆。任命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潘季馴以“束水攻沙”的方法，有效地治理和疏通了黃河。以上種種，都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組成部分，改革的成效也是十分巨大明顯的，《明神宗實錄》記載張居正在位期間“十年內海寓肅清，四夷讋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冏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

荊州市張居正故居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卒，贈上柱國，諡文忠，在過世前十天，神宗加封為“太師”，為有明一代唯一生前受封此職大臣。但他死後不久就遭到了朝中反對派的清算，萬曆皇帝也由於長期遭受張居正的嚴苛管束而加以報復。不可否認的是，張居正的種種舉措，使得行將就木的大明王朝有了苟延殘喘的機會，廣大老百姓也從改革中得到了一些好處，從這一點來講，張居正不愧為中國古代一流的政治家。但張居正改革，也是晚明帝國的迴光返照，它逐漸腐朽和敗落的命運，是一兩個治世能臣改變不了的。

個人認為：張居正是治世之能臣，給了大明王朝迴光返照、生命延續，但還稱不上振興。

李鴻章曾自稱是個裱糊匠，為晚清這間破屋進行左貼右補。

其實，張居正又何嘗不是一個裱糊匠，只不過張居正的技術更高超一些。

張居正也是有缺點有汙點的，比如：陰謀登位、安插門生、收受賄賂等等，甚至有“張居正，居正勿正，黑心宰相臥龍床”這樣的說法，如果單從道德層面來講，張居正並不像他的名字那樣“正”，甚至可以說他生活腐化（典型事例就是他的移動別墅如意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搜尋一下看看）、道德敗壞（陰謀害高拱，父死不丁憂，與太后傳曖昧）。

但是張居正的工作能力、改革成效及其對明朝迴光返照、延壽續命的貢獻卻不容質疑。

張居正在其《論時政疏》中指出當時存在五大積弊:"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疾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其他為聖明之累者，不可以悉舉，而五者乃其尤大較著者也。"，針對這些弊端，在隆慶年間，張居正曾上書《陳六事疏》，提出要，“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這也成了後來張居正改革的綱領。

在當時，張居正所面臨的也是一個爛攤子。

第一，最重要的——國庫沒錢、財政困難。明朝那個時代國家稅收主要來源還是土地，但是當時兼併土地的情況相當嚴重，皇族、王公、勳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以投獻、請乞、奪買等手段，大量佔奪土地。全國納稅的土地，約有一半為大地主所隱佔，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據說，穆宗隆慶元年，年底戶部統計，國庫太倉僅存現銀130萬兩，而當時一年需支付官軍俸銀135萬、邊餉銀236萬、補發年例銀182萬，三項合計553萬兩，這麼算，國庫存銀只夠三個月。而國家糧倉京倉存糧也只夠維持在京官軍的月糧2年多而已。可見當時的財政困境。

第二，最基礎的——社會不安、矛盾激化。剝削加劇、徭役日重，百姓們扒樹皮、啃破布、挖樹根，食不果腹，再加上黃河屢次決口、水患氾濫，導致基層社會矛盾不斷激化，農民起義接二連三地發生。

第三，最危急的——外敵叩關、邊患不窮。張居正任首輔時，東南倭寇已基本肅清。主要的外地邊患，在北方。當時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北方邊民苦不堪言。後來就是這個女真改名滿洲族，入關要了大明王朝的命。

這個爛攤子怎麼收拾，張居正曾感嘆“非得磊落奇偉之人，大破常格”，否則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災禍。但張居正是個“官油子”，他不想得罪宗室等實力階層，所以他不可能做建造者，而只能做一個高明些的裱糊匠。所以，張居正進行了改革，而不是變法。

張居正改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考成法：就是開展年終考核，實行優秀合格不稱職考核，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要求定期向內閣報告地方政事，提高內閣實權，罷免因循守舊、反對變革的頑固派官吏，選用並提拔支援變法的新生力量，為推行新法做了組織準備。

“一條鞭”法：張居正認為賦稅的不均和欠額是土地隱沒不實的結果，所以要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類土地，遂於萬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

整飭武備：張居正派戚繼光守薊門，李成梁鎮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了"敵臺"3000餘座。他還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馬互市貿易，採取和平政策。從此，北方的邊防更加鞏固。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又以俺達汗為中介，代表明朝與西藏黃教首領達賴三世(索南堅錯)建立了通好和封貢關係。在廣東地方，先後任殷正茂和凌雲翼為兩廣軍備提督，先後領兵剿滅了廣東惠州府的藍一清、賴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鳳、諸良寶和瓊州府的李茂等叛亂分子，嶺表悉定。這對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產正常進行，發揮了積極作用。

興治水利：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推薦、起用右副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河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併兼治運河。潘季馴在治河中貫串了"築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則，很快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萬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計費不足50萬兩，為工部節省資金24萬兩。徐州、淮安之間800餘里的長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間。因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黃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達北京，"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

這些措施，緩解了明朝中後期危機，但是限於時代認知，張居正也只能做到裱糊，能續命，卻不能起死回生。

在經濟方面：張居正重新清丈全國土地人口，讓在冊納稅土地比弘治朝增加了7成，在冊人口也有所增加，國庫收入大大增加，但並沒有改變明朝土地稅收的不合理制度（官紳免稅特權），也就無助於緩解土地兼併問題；即便是一條鞭法簡化了稅制，但並沒有改變明朝農業稅佔比過高這種不合理的稅收結構，就使得晚明發達的工商業沒有給國庫做出應有的貢獻；中晚明逐漸興起的民間海外貿易帶來了大量白銀，明初硬通貨缺乏的情況已經大大改善，白銀成為事實上的通用貨幣，但卻一直沒有獲得法定貨幣的地位。朝廷放棄了貨幣發行權，自然就無法從貨幣發行中獲益（錢息或者說鑄幣稅）。

在政治方面：對於明朝缺陷嚴重的宗室制度，張居正既沒有借鑑宋朝的降等襲爵制度，也沒有像王安石一樣清退遠支宗室，而是完全迴避，宗室造成的財政壓力越來越大，成了明末財政崩潰的重要原因。

在軍事方面：張居正重用戚繼光李成梁，邊防狀況大為改善，但晚明衛所制逐漸崩壞的趨勢並沒有得到改善，即便有了戚家軍的成功經驗，當時由於財政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募兵制也沒有推廣開來。

所以說，張居正是個高明的裱糊匠，給了明朝一個迴光返照的機會，但終歸還達不到振興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