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帶來的直接後果是明英宗被俘，二十五萬大軍被全殲，隨徵的文臣武將幾乎盡數命喪他鄉！

土木堡之變給大明帶來的不僅如此，還有更長遠的影響。

包括明軍精銳三大營在內的二十五萬大軍被全殲，大批的武將勳貴戰死沙場，從此大明朝堂之上武將勳貴失去了話語權，留下的權利真空迅速被文官集團佔領。

文官集團對武將的壓制由此開始，文官對皇權的限制也由此開始。

朝堂之上的權利出現失衡，皇權對文官集團逐漸失去控制，直到東林黨的出現，可以說是黨爭導致了大明的滅亡。

土木堡一戰，大明精銳盡失，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精銳三大營被殲滅，大明元氣大傷，沒有了繼續主動打擊蒙古的本錢。

由此，對外的戰略思想開始由攻轉守，大明也失去了開國的霸氣與銳氣。

後來滿清的崛起也同大明“轉攻為守”的戰略思想有著很大的關係。

可以說土木堡之變直接影響了大明後來的政治格局和戰略格局，是大明由盛轉衰的節點。

土木堡之變之後，明軍精銳損失慘重，幾乎全軍覆沒，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好在於謙繼續組織抵抗，奇蹟般的打退了蒙古部族的入侵，明朝轉危為安。個人覺得土木堡之變給大明帶來的影響很多。第一，明英宗出親征，對外號稱五十萬大軍，雖然不是一定是實數但是十幾萬是有的，這麼龐大的部隊作戰，耗費的錢糧是無數的，土木堡之變後對明朝經濟造成破壞是非常大的；第二，皇帝被抓，對明朝百姓和軍隊士兵打擊是非常大的，給當時明朝上下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創傷；第三，土木堡之變後，國不可一日無君，為了穩定局面把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明代宗）推到了歷史的舞臺。這也為後來兄弟二人爭奪皇位，英宗復辟埋下了伏筆。二人皇位之爭不可避免的導致了明朝朝局的動盪。

“土木之變”中誰做了俘虜

公元15世紀初，蒙古分裂為瓦刺和韃靼兩部分。後來瓦刺打敗韃靼，統一了蒙古各部。勢力強大的瓦剌不斷地出兵侵擾明朝北部邊境。公元1449年，瓦剌首領也先率軍攻打明朝。操縱軍政大權的宦官王振，企圖僥倖取勝。明英宗受王振的挾持，不顧大臣們的勸阻，未做充分準備，就率50萬大軍親征。當軍隊抵達大同時，聽到前方失利的訊息競不戰自退，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西南）被瓦剌軍包圍。也先見明軍人多，硬攻難以取勝，於是派人下書詐和，英宗輕信敵方詭計。也先乘明軍不備，指揮大軍衝殺，致使明朝50萬大軍全部崩潰，明英宗做了俘虜。這就是“土木之變”。

這次戰役給明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從此，明朝開始轉入衰落時期。

土木堡之變可謂是大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影響了此後近兩百年的大明政治格局。

自朱棣遺留下來的精銳三大營部隊全軍覆沒，開國武人勳貴集團和靖難功臣集團在土木堡之變被消滅殆盡，大明朝以文御武由此開端，武人地位不斷下降，皇帝只能透過內廷的宦官來制衡文官集團以貫徹自己的意志和整個國家的意志。

對蒙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軍事制度上則是募兵制的興起。

大臣李賢回憶：“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土木堡之變對於明朝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使明軍精銳主力喪失殆盡，隨同英宗一起出徵的明朝六部九卿全部戰死，使得明朝朝堂為之一空，同時，英宗被俘代宗繼位也讓明朝政局出現了變化，為日後奪門之變埋下了伏筆，是明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以下就是土木之變對明朝所產生的諸多影響：

一、明軍主力，喪失殆盡：

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親率五十萬大軍北伐蒙古，這五十萬大軍是明朝軍隊的主力和精銳之師，也是明朝軍隊的核心，無論裝備水平和士兵素質都是全國最為優秀的，然而這夥人卻在土木堡被瓦剌軍隊全部消滅。明軍主力被消滅，也讓明朝險些滅亡。

二、六部九卿，全部戰死：

明英宗親征瓦剌，為了顯示威風，便將滿朝文武全部帶走，這些人都是朝廷的肱骨之臣，是大明的中流砥柱，然而明軍的潰敗讓這些大臣幾乎全部被亂兵所殺，一時間明朝朝堂為之一空。

三、英宗被俘，代宗繼位：

土木之變讓明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虜，瓦剌也因為俘虜了英宗而得以要挾明朝朝廷，面對這種情況，群臣奏請了孫太后，請求立郕王為帝。這就是日後的明代宗景泰帝。後來英宗被放回，代宗卻不願意交還皇位，終又導致了奪門之變。這是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深深地影響了明朝的朝局。

四、大明王朝，由盛轉衰；

土木堡之變的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自此以後，明朝在沒有精銳部隊和名將可以對蒙古進行有效打擊了，明朝對蒙古由攻勢轉入了守勢，從此直到明朝滅亡，明軍再沒有對蒙古發起過大規模主動進攻。

簡單說點，土木堡之變後，明軍三大營精銳盡失，消耗殆盡，尤其是明軍精銳神機營更是全軍覆滅，瓦剌幾十萬了圍攻北京，差一點重蹈宋朝金康之難，好在大明朝此時國力強盛，在於謙的帶領下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北京解圍各路援軍加速趕來，瓦剌深入明朝腹地不敢久戰，倉皇撤兵

同年明朝改朝換代，廢掉被俘的英總皇帝朱祁鎮改立其弟朱祁鈺做皇帝年號景泰，本來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明朝畢竟國力強盛，慢慢等回覆過來在找機會找回面子.可是瓦剌一看這英總在這也沒啥用白吃白喝的也不是個事，得送回去得了，國不可一日無君沒錯，但如果變成兩個那就麻煩大了，英宗雖說變成太上皇但也年輕氣盛不甘心，代宗更是直接廢掉原來的太子立自己兒子為太子（擱誰估計都會這麼幹)，然而好景不長，代宗唯一的兒子病死代宗傷心過度身體每況日下，英宗隨即發動奪門之變，明庭再此動盪。

英宗之後明朝與蒙古草原逐部關係開始發生變化，明朝失去消滅草原個部落的最佳時期，一直到明朝滅亡始終是明朝一心腹大患，每年防禦北患耗費大量財政收入，國家財政年年吃緊

1、對明朝武將勳貴集團打擊很大。

明朝開國時的勳貴子弟和永樂靖難時的勳貴子弟在那時候在朝堂都有話語權，那時候在朝堂並不是文官獨大，武將一樣有地位，而且也不低，是可以和文官分庭抗禮的存在，甚至地位更高，這些開國勳貴和靖難時的勳貴子弟代表的就是武將勳貴集團，朱元璋、朱棣扶持並依靠他們制衡文官集團（朱元璋可能是汲取宋朝武將地位低下的教訓，特意建立了一批勳貴武將），但是土木堡之變把那些勳貴子弟都葬送了，特別是那些在朝堂有話語權的勳貴子弟，關鍵是這一死就給蒙古人一窩端了，剩下的傳人要不是那些年齡還小的就是一些沒權力沒才識的。才造成朝堂上逐漸給文官打壓得永不翻身，漸漸地造成武將弱勢滴社會地位，文官可以欺凌武將。

成國公朱能是“靖難”武臣之首，朱棣藩封燕王時，與張玉共為王府指揮使，自東昌之役中張玉陣亡以來，朱能一直是朱棣的頭號股肱之臣。朱勇為朱能子。冊封為成國公，土木堡之變後，文官集團覺得他該負部分戰敗之責，削爵。張玉死於靖難中，朱棣即位後稱其為靖難第一功臣。長子張輔冊封為英國公，世襲罔替。曾率數萬軍隊平定安南叛亂，功勳彪炳。土木堡之變中死於亂軍。

張、朱兩門，自永樂以來，深受皇室信任，又有其他靖難功臣子弟，互相聯姻，盡掌都督府，而此時“初間以公、侯、伯為之，兵部掌兵政，而軍旅征伐則歸五軍都督府”，文官很難插手軍旅征伐，兵權歸皇帝和武將勳貴集團掌握，文官不掌軍事，但在土木堡之變後，勳貴散盡，則兵權歸於兵部文官之手（類似現代國防部，兵部堂官均為文職），五軍都督府不過守空名與虛數而已。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顯赫的武將勳貴只剩下徐達長子一系的魏國公和幼子一系的定國公，其餘的，朱太祖坐天下殺一批，明成祖靖難時殺一批，土木堡之變再死一批，餘者寥寥。

2、 明軍的精銳軍事力量幾乎徹底覆滅。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出征的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這50萬大軍可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來的精銳啊（朱棣5次北伐在1410-1424年間進行的，土木堡之變在1449年），一夕覆滅，很是傷筋動骨。之後明朝對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態。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被殲。從軍力分析的角度講，明三大營算當時全世界最精銳的軍隊，擁有大規模的火器，最優秀的冷熱配合，還有最精銳的蒙古僱用騎兵，九邊地方戍守軍隊實力上升。

3、“天子守國門”思想正式形成。

土木堡之變中，蒙古兵馬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明朝寧死不遷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這種思想我也不知道對明朝的滅亡有木有起到一些作用，雖然明朝:"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種內憂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滿清和李自成，我覺得在那個時候明知不可為的時候可以遷都的，可惜啊，崇禎被大臣以這種思想逼得沒法遷都，唉！

所以土木堡之變勳貴子弟的大量死亡和流失，造成沒人可以代表武將集團在朝堂說話，被文官集團乘機奪權，造成明中後期武將地位低下和給文官壓著欺負的重要轉折點！明朝在這時候就一步步沉入滅亡的深淵。

一是軍事行動遭慘敗

土木堡之戰中，隨明英宗出征的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無數文官武將戰死，最為精銳的三大營被殲。明英宗朱祁鎮被俘，國力受到嚴重削弱。

土木堡之變前，明王朝的朝野存在兩大集團：文官集團和武官集團，雙方相互制衡。土木堡之變幾乎將明王朝的武將一鍋端掉了，文官集團的勢力迅速上3升。

土木堡之變後，防止北方勢力入侵成為明王朝最重要的國防考量，一度放鬆了對南方海防的防守，所以後來出現了倭寇頻頻襲擾的問題。

土木堡之變使明王朝的信心受到沉重打擊。明英宗之後，明朝再也沒有皇帝親征的情形出現，也結束了對北方遊牧民族的大規模反擊，明王朝從此由盛轉衰。

土木堡之變，是以瓦剌6.5萬大軍對大明帝國的25萬大軍的捶打，俘虜了明英宗而聞名，它確實給大明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後果，讓大明的權利架構改變，在說書人看來，土木堡之變，給大明帶來了以下後果。

土木堡之變後，大明帝國曾經朱棣下的眾精銳隊部機會毀於一旦，畢竟當初大明帝國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北方，這些精銳之師一旦覆滅，面對北方的韃靼和瓦剌，也只能守在長城上，警惕他們進犯。

我們知道，當初的宋朝，就是重文輕武，導致的軍隊戰鬥力低下，經常受那些文官集團的鳥氣，但是大明帝國之所以前期強勢，那就是因為隨朱元璋，隨朱棣南征北戰那些將軍及大臣們的圈子，也就是勳貴集團，土木堡之變後，這些人幾乎死絕，接著就是後來的諸如將萬曆、天啟逼的有點惱火的東林黨等等的文臣集團出現，夢幻般的步上了南宋的後塵。

土木堡之變後，皇帝集團，武將集團被摧毀，文官集團迅速搶佔了他們留下的政治權利。皇帝的軍權被剝奪，武將集團被邊緣化，軍權徹底落到了文官集團的手中，皇帝不能直轄軍隊，尤其是後期巡撫領兵制度則徹底打垮了武將集團的勢力。

宦官政權被嚴重打壓,某種意義上講,也給大明續了幾年的壽,內閣制重新洗牌,大明朝武將由於太祖,成祖的洗牌,這次土木堡的事件,武將集團所剩無幾,三大營的覆滅使得軍事力量大為削弱,但戍邊力量得到提升,但這也給後期的一系列事件埋下種子。

突如其來的瓦剌大軍，砍瓜切菜般收拾掉了因為多日行軍疲憊不堪的明朝部隊，隨軍出征的文臣武將全部戰死沙場，其中尚書級別的高官就有五人，連皇帝朱祁鎮也被俘，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的戰爭，以一邊倒的形式結束了。

土木堡一敗，明朝數十年積累下來的國防力量被嚴重削弱。苦心維繫的對蒙古勢力的軍事優勢，也被徹底瓦解。自此以後，明朝北境時刻處在蒙古鐵騎的威脅之下。明朝對蒙古勢力也開始轉攻為守，而且是十分被動的防守策略。

總之，土木堡之戰以及緊隨其後的北京保衛戰可謂影響深遠。其實這兩次戰役的政治意義遠大於其軍事意義，它徹底改變了明帝國邊境的軍事體系框架，也改變了蒙古部的政治格局，甚至影響了明蒙雙方數代人的命運以及明帝國未來的國運。其經驗和教訓，到現在依然值得我們去學習

土木堡之變致使明朝皇帝明英宗被瓦剌也先俘獲；四朝老臣以及內閣成員五十餘人全部被殺，無數文官武將戰死；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最為精銳的三大營部隊亦隨之毀於一旦；京城的門戶亦已洞開。強盛的大明朝由盛轉衰，從此進入了中後期階段。

公元1449年（明正統三年），統一中國僅80餘年的明王朝爆發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土木堡之變”。

自從公元1387年朱元璋統一中原，將元朝殘餘勢力驅逐到塞北以後，為解決軍糧補給問題，在全國實行了且戰且耕的軍屯制，使軍隊成為擔負作戰、生產兩大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為控制軍隊，又實行太監監軍制，賦予太監與各級將帥同等的權力，從而形成將不如兵，兵不習戰的狀況，軍隊作戰能力日趨低下。而與此同時，作為戰敗的蒙古族一支的瓦剌部，卻在塞北高原乘機崛起。1439年，作為部落首領之一的也先，統一了蒙古各部落，並使其領地迅速擴充套件到西起中亞，東接北韓，北達西伯利亞，南抵長城的廣大地區，並建立起一支迅疾如風，能征慣戰的強大騎兵隊伍。

1449年7月初，也先認為攻明時機已經成熟，便以明廷刁難貢使和毀婚約為理由，發兵分4路攻明。自領一路約三、五萬人直取大同。長期務農的大同守軍，久不習戰，漫無紀律，又處於不知兵的太監郭敬節制之下，接連失利。7月11日，右參將吳浩兵敗被殺；7月15日，大同總督宋瑛等4萬餘人全軍覆沒。

警迅傳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亂。本來，也先入關，只不過是一種報復性的掠奪行為，並無大的企圖。明廷邊防據有重要的城鎮塞堡。京師有數十萬機動部隊，實力強於瓦剌數倍。明軍只要嚴守邊關，堅壁清野，主力伺機而動，完全可以打敗瓦剌的進攻。但把持朝政的大太監王振為炫耀其威勢，竭力慫恿9歲即位，是年僅23歲的英宗皇帝親征，企圖以此嚇退瓦剌。兵部尚書鄺野、侍郎於廉極力勸阻，吏部尚書王直也率文武百官諫阻。但王振不聽。7月15日，英宗下令率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戶部和兵部尚書，內閣大學士等大批文武官員，以及號稱50萬的唯一戰略機動部隊——京軍親征，並且不要準備，於即日出發。

由於抱有一廂情願地“嚇退瓦剌”的初衷，倉促調來的50萬大軍幾乎沒有後勤準備。出發前兩天，才給每個官兵發放了1兩白銀及衣物、炒麥等物資。軍隊長期屯田，兵器殘破，臨時從武庫中拿出80萬件兵器分發部隊。平時存於庫房中捨不得給部隊使用的先進火器也匆忙拿出來配給部隊。為了攜運物資，給每3個人配備了1頭毛驢，隊伍中人驢參雜，混亂不堪。

7月16日，在兵將不相習，士兵不能熟練使用新配發兵器，沒有隨行後勤保障措施的情況下，50萬明軍被一個“目不辨旌旗，耳不諳鼙角”皇帝和一個專橫跋扈、一無所長的宦官指揮著，如用兒戲一般，北出居庸關，向大同前進。一路行陣如蟻，首尾難顧。出發前，明知此戰必敗的內閣大學士曹鼐，曾與部分大臣密謀，企圖先殺王振，再勸阻英宗。但群臣懼怕王振，其謀難以實行。隨行群臣中，英國公張輔是德高望重的名將，兵部尚書鄺野也很有才幹，但英宗不許他們參于軍政，一切聽由王振指揮。

軍隊出發之日即風雨交加。由於沒有隨行後勤保障措施，“不到十日，軍中已絕糧”。為此，兵部尚書鄺野等力勸回軍，被王振“罰跪草中至天黑”。行動中，王振專橫跋扈、作威作福，成國公朱勇等陳述事情，都需要“膝行聽命”，眾百官皆戰戰兢兢，唯王振馬首是瞻。

24日，也先偵察得知明軍主力出征的情形，佯裝畏懼，主動北撤，隱蔽埋伏在塞外，縱明軍驕兵，以尋找最佳作戰時機。而此時，已到達戰區的明軍目睹屍橫遍野，人人恐懼，皆無戰意。8月1日，經風沐雨、飢餓疲憊的明軍到達大同，但不見瓦剌軍蹤影。這時，王振仍要繼續向北進軍，以炫耀兵威。後來，鎮守大同的親信太監郭敬向王振密報了與瓦剌軍交鋒時慘敗的情景，加之出征以來風雨一直未停，剛到大同又突降暴雨，人人驚異，王振這才決定撤軍回京。

從大同回北京，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條經今河北易縣西紫荊嶺上的紫荊關返回；一條經宣府返回。經紫荊關返回，雖然路途略遠，但易於避開瓦剌追兵，比較安全。開始王振決定走紫荊關，並打算讓英宗到其家鄉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炫耀。當大軍已經行進了40裡時，王振猛然想想，軍隊路過時會踩壞其家鄉的莊稼，便下令全軍折返北上，改由宣府回京。這樣，就使部隊拐了一個彎，正好把明軍的側背暴露在瓦剌軍的攻擊之下，並因道路崎嶇，使隨行的輜重車無法跟上行進的隊伍。眾大臣紛紛勸阻，但王振不聽，執意走宣府。

也先從偵查中得知明軍狀況，立即率軍突入，跟蹤追擊，勢如疾風。8月13日，已襲擊長途輾轉、飢渴疲憊的明軍後衛吳克忠部，吳部匆忙交戰，但不久即全軍覆沒。英宗得悉，急派成國公朱勇等率兵4萬迎敵。朱勇有勇無謀，行至今河北新保安西北40裡的鷂兒嶺時，遭到瓦剌軍的埋伏，又是全軍覆沒。

8月14日，驚恐萬狀、又飢又渴的明軍退至今河北懷來東南的土木堡，距懷來城僅20裡，因等候王振的千餘輛輜重車，沒有進入懷來城。兵部尚書鄺野急忙上疏，請英宗速入居庸關，並派精兵斷後，但王振不報告英宗。鄺野要直接求見，遭王振斥責。鄺力辨，王振命人將他拽出。就這樣，英宗只好同幾十萬大軍在曠野就地露營。當夜，瓦剌軍分數路包抄而來，將土木堡圍住。

土木堡當時是宣府通向居庸關的重要驛站，位於狼山西麓，周圍百里範圍內，群峰聳立，地勢很高。明軍掘地2丈無水，堡南15裡的一條河是唯一的水源，然而已被瓦剌軍所控制。數十萬明軍斷水，軍心大亂。

8月15日，也先屢勝不驕，慎重決策，遂遣使前往明營講和，並使軍隊後撤，行佯退之計，以麻痺明軍。這時，明軍已斷水2天，兵馬飢渴難熬。英宗見瓦剌軍已退，又見使者前來，便讓內閣大學士曹鼐擬製了同意講和的詔書，派人與瓦剌使者一同前往瓦剌軍營。這時，王振以為議和將成，便匆忙下令拔營，前往堡南的河裡取水。一時間，明軍人人爭先恐後，陣勢大亂。隊伍南移不到三四里，瓦剌的騎兵就從四面圍攻而來。明軍驚恐，人人爭先逃命，使指揮失靈。加之官兵不熟悉戰前新配發的火器效能，無法使用，未經激戰，即全軍大潰。瓦剌鐵騎左衝右突，大肆砍殺，明軍死傷達數十萬人。英國公張輔等50多名隨從大臣死於亂軍之中，明英宗被浮。英宗被俘前，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憤而擊殺。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變”。

此戰，明軍以50萬對付瓦剌軍的三、五萬人，竟以全軍覆沒，實為中外戰爭史上所罕見。其原因，首先是最高層腐敗無能。像戰爭這樣關乎國家安危的大事，聽任一個宦官擺佈，如同兒戲，最後喪師辱國，連皇帝也成了敵人的俘虜。

其次是戰略指導上犯了一系列錯誤：進軍中採取冒險主義，回師時採取逃跑主義。在後勤上，平時不進行戰爭準備，軍隊去搞生產，導致兵不習戰，軍隊戰鬥力低下；戰前沒有後勤準備時間，臨時匆忙地發放糧餉、衣物、武器，在士兵不熟悉武器裝備的效能，缺乏隨行後勤保障措施的情況下，即匆忙出發；行程中後勤保障不力，還沒到戰場，50萬大軍就已經斷了糧。一路上不僅自然界風雨交加，領導層也矛盾重重，勾心鬥角，致使軍心動搖；回軍時，數十萬大軍紮營於沒有水源的絕地，對遠處唯一的水源又不加控制，使軍隊處於飢渴之中；輕信瓦剌和談之言，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即匆忙移營就水，致使營中大亂，最後全軍陷於覆滅境地，教訓十分深刻。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變後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來是皇權，武將，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後就文官勢力開始大擴張，明後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變成皇權和文官兩者對立了。皇帝為平衡權利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加強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監和文官爭權。正德天啟都是如此，正德還可以拉攏武將。二是挑動文官內鬥，掀起黨爭而從中平衡。嘉靖萬曆都是如此，不過嘉靖有鐵桿皇黨嚴嵩，所以不用激化黨爭到萬曆末期那種程度。

明代政治權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徹底從根本上打斷武將的脊樑，制定標誌性的巡撫領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謙此人。關於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沒有對外戰爭的王朝，武將的勢力都會逐步減弱。明代的武將勳貴靠的是幾代人數十年的積累，戰爭是立下各種功勳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則透過科舉，在任何時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發跡。所以說，在明代一統天下的時候，作為皇帝就應該適當的保護武將的勢力。這樣才能在和平年代實現文物平衡。最後明朝的問題不是重武輕文，而是“文視武為彘狗，武視文為寇仇”。

至於文官結黨問題，則是另一回事。說簡單點，結黨不是不行，但結黨的方式則要控制。掌握一個行業的全國性的利益群體，其代言黨派應該可以接受。像東林黨這樣帶表某地區地主士大夫利益的黨派則不能接受。不論東林黨在史書裡多麼偉光正，無論其在道德上多麼高尚（事實上週延儒、錢謙益之流可說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導致北方產生大規模災害，國家同時還要對東北用兵的情況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時宜的。其黨派帶表的地方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矛盾，這個黨派必然是奸黨。

比如明末是以地區來分，像齊楚浙三黨聯合，東林黨則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門的官員結成利益集團是必然的。所以說明朝皇帝才愛用宦官。宦官出身貧寒，沒有家族的支援，而且身體殘疾，很難與士大夫結黨（明末閹黨實際上是帝黨，魏忠賢實際上是皇帝派出來整合齊楚浙等黨派制衡東林黨的）。

明代衰亡實際上開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變，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勢力過大。架空皇室，插手軍事，壟斷朝政。基本上所有權利文官一把抓。勳貴武將這股政治勢力被從肉體和制度上雙雙消滅以後，文官獨大已經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之後明代的皇帝們只能靠調節文官內部衝突來干預國政。經歷過嘉靖（主要靠首輔的任免更替），萬曆（靠調節黨爭來影響），天啟（直接靠太監），如果對政治經濟和歷史瞭解全面一些的話，就發現明代諸如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這些“昏君”們，被稱為昏庸的行為下隱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後到崇禎被文官集團忽悠，幾乎徹底淪為傀儡。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出征的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這50萬大軍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來的精銳，一夕覆滅，很是傷筋動骨。之後明朝對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態。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被殲，也就是從這時起，明朝的軍事就一蹶不振，中間戚繼光靠依附於張居正並自練軍隊而短暫復興後，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

戰爭後期，蒙古兵馬逼近北京城，勢不可擋，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遷都城，于謙極力反對遷都，要求堅守京師。明朝寧死不遷都“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這種思想至此顯露無疑。雖然明朝：“無漢之和親，無唐之結盟，無宋之納歲薄幣，亦無兄弟敵國之禮。”明朝無論是遇到多大壓力，既沒有屈膝投降，也沒有割地賠款，但是到了明末那種內憂外患中，崇禎被大臣以這種思想逼得沒法遷都，依然兵分兩路頑強對付滿清和李自成，明朝在這時候就一步步沉入滅亡的深淵。

“土木堡之變”給明朝帶來了嚴重的後果，但是要說明給大明帶來了哪些嚴重的後果。

首先要知道“土木堡之變”的由來。

“土木堡之變”是指發生於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鎮北征瓦剌兵敗並且被俘的事變。在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六月，瓦剌的太師也先率領大軍入侵明朝邊境。明英宗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御駕親征，明朝明英宗親自率領五十萬大軍出征，計劃從大同一路北上，與瓦剌的也先決戰。由於明英宗對王振的過渡信任，任由王振的瞎指揮，致使大軍接連受到襲擊，本應該聚攏大軍與之戰鬥的情況下，王振指揮大軍戰線拉得過長，最後在土木堡被襲擊，明軍戰敗投降，明英宗被俘，眾多文武大臣皆戰死。

其次要清楚土木堡之前的大明是什麼樣子的。

在經過朱元璋、朱棣對外戰爭的不斷勝利下，明朝的疆域一度達到包括今天庫頁島和外興安嶺在內的的整個疆域，特別是朱棣的五次北伐，使整個蒙古在一定時間內無力再戰。一直到仁宣之治明朝一直都是以攻為守，依靠戰爭來遏制北方的強大，迫使蒙古各族無力入侵明朝邊境。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為了保住萬世基業，都是以文武相治來平衡各方勢力。既不讓武將勢力過大威脅到皇權，也不讓文臣勢力過大，致使朝政大權旁落。朱元璋設計的很好，但是耐不住後世子孫不爭氣啊！

經過“土木堡之變”後給明朝帶來的嚴重後果

一、明朝的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一大幫文臣武將陣亡。帶來的直接後果就是，朝廷棟樑之才喪失，特別是武將的喪失，失去了制衡文臣的砝碼。後世的皇帝為了制衡權力就不得不依靠太監來牽制文臣，所以到明朝中後期宦官專權和黨爭史書不絕，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

二、明朝的作戰方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土木堡之變”前明朝的作戰方略都是以主動進攻來作為基本的作戰方略，但是在“土木堡之變”後作戰方略就變成了以防守為主，再沒有大規模的北伐戰事，特別是到了明朝中後期，只有外敵入侵，從無征戰四方。

三、最重要的後果就是明朝開始走下坡路，再也沒有之前強盛的時代出現。

　　土堡之變發生時間在正統14（1449年）夏季。朱祁鎮在王振的勸說下統兵五十萬，在河北懷來縣被也先擊潰，自己也被俘獲。

這是明帝國，開國八十多年來的一次重大事件，損失文臣武將一大批，基本上大明帝國的精銳都在這場戰爭中報銷了。

八十幾年建立的文武平衡在這次戰疫中被打破，以後的武將在文官面前始終低一等，也導致後來，大明滅國的一個原因。

其一：明末武將不信任文臣，不是不無道理。

袁崇煥為了議和可以把總兵官毛文龍殺掉，讓武將各個膽寒。到楊嗣昌提出跟後金議和，盧象升跟大批的高階武將就不同意，誰敢保證文官為了議和，不推出幾個武將找幾個罪名，給推出去砍了。

其二：三大營在這場戰爭中報銷，關鍵的火器營滅亡，也極大的阻礙了火器的發展，重新組建火器營需要大量的磨合，才能生成戰鬥力。大家可以看遼寧艦，在海上十多年的實驗，不都是為了各個艦種磨合麼？雖然當時沒有這麼複雜化，但是一樣需要各個人員的就位，跟組建，等於重現建立一套系統。

其三：對後來的皇帝本身也進行了一種限制。以後的皇帝想出皇宮很難，更別說帶兵打仗了，蒙古騎兵襲擾邊關正德要御駕親征，文臣無一人贊同，各個反對，沒有一個文臣願意跟隨，所以對這次歷史事件，僅僅只記錄了幾句。

打完仗回正德繳獲了不少蒙古武器，辦了一次展覽，沒有一個文官到場。

後面的皇帝更慘，在皇宮內練兵，都要遭到文臣的反對，萬曆曾要練兵被文官集體反對了。

其四：明朝軍隊從主動進攻，變成了以後的主動防守，在一段的時間防守後，思維也就侷限在防守上，只想著怎麼防守好，怎麼堵漏，不會有哪個武將，想著怎麼殺進大草原，文臣到是把分化瓦解學得透徹了，但是軍隊失去戰鬥力，在以後的抵抗中把蒙古軍隊攆出去算是完事。

要是軍隊強大，大可以在邊關少駐軍，強大的軍隊就是威懾力，你來打我一次，我就去你打你兩次，打一次讓你記住一次，這就是威懾力。

　　其五：造成了南北軍不均衡的發展，一心發展北方軍力，卻忘記了南方，嘉靖年間，大把的海盜從海上過來，明朝居然沒有軍隊能抵抗，據說有幾百日本兵就跨越了幾個省，在杭州西門登入，到了安徽境內又折回，等於圍著南京轉了一圈，居然沒有遇到相應的抵抗。沿海的居民可以說是損失頗重。

　　這就是土堡之變後，我總結對明朝帶來的影響。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是一個“蝴蝶”，雖然從表面上看，它對明朝的影響並沒有那麼大，但如果從後世的角度去看這件事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對於“土木堡之變”給明朝帶來的最大負面影響，其實應該說是八年之後發生的奪門之變。在朱祁鈺病重的時候，石亨等人聯合前任皇帝朱祁鎮發動了奪門之變。奪門之變後，石亨等人向朱祁鎮進言殺死在北京保衛戰中立有大功的于謙。雖然說僅僅殺死一個于謙對於一個朝代並不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但在殺死於謙後，石亨居功自傲，宦官曹吉祥也因為在奪門之變中有功，開始橫行霸道。最後，竟然演化到了要弒君篡權的地步。

雖然說他們並沒有成功，但這件事情卻引發了朝廷文官之間的爭鬥，與明朝武將地位的下滑。自此之後宦官也逐漸的走向歷史舞臺。可以說明朝後來的宦官專權、文官黨爭都是由奪門之變引起的，而之所以會出現奪門之變，其最初的原因與“土木堡之變”分割不開。

另一個對明王朝產生重要影響的就是明朝的武備力量及部署。在土木堡之戰中，明朝三大營的精銳損失殆盡，雖然說這一戰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明朝的統治地位，但從此以後明王朝的武備部署就戰略進攻轉變為戰略防守。

其實，自古一來中原王朝的邊境就屢屢受到其他政權的威脅，但他們的目的幾乎也就是以“錢糧”作為目標。瓦剌對大明的進攻目的也無非如此，可問題就出自於王振身上。他為了立功表現，鼓動朱祁鎮親征，而他又無指揮能力，所以導致作戰的失敗。

可這一次失敗之後，明王朝對邊境的控制能力就明顯的下降了。由之前的戰略進攻轉變為了之後的戰略防守，於是九邊防禦體系形成。所謂的九邊指的是北部邊防線上的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偏頭關、延綏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九個邊防重鎮。這一戰略體系其實早在朱元璋時代就開始設立，只不過在“土木堡之變”前，這個體系都是作為進攻跳板存在的。

可是“土木堡之變”後，這個進攻體系已經遭到了破壞。在之前，九邊重鎮的邊軍都是採用屯田制度的，可是之後由於明王朝中央政府的實際控制力有所下降，九邊重鎮計程車卒逐漸淪為了駐守九邊的高層的“私人用品”。他們開始相繼侵佔九邊周圍的屯田，而且還命令士卒為他們種植。從此之後九邊計程車兵武備衰弱，作戰能力直線下降。

不僅如此，“土木堡之變”後，明王朝因為在這一戰中損失了大量的精銳部隊，為了解決兵力不足開始了“募兵制”。這一改變看似並不重要，因為“募兵制”與之前徵兵所採用的“軍戶制”並無法構成一隻部隊戰鬥力強弱的標準。但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問題，“募兵制”是需要大量的軍備開支的。大家都知道明朝最終走向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財政出現了重大的問題。雖然說“募兵制”不會是決定財政問題的因素。可一隻部隊的消耗有多大，需要多少國家開支，這個數字大家也是可以想象一下的。

而我們在文章上面提到的朱祁鎮是在王振的蠱惑下決定親征的。其實這個時候已經意味著皇帝與內閣產生了分歧。可如果土木堡之變不是以失敗而告終，或許朱祁鎮的威望則可以提升，使得皇權得以鞏固。但他的結果卻是失敗的，這樣一來皇權不僅沒有鞏固，還進一步的加速了皇帝與臣屬之間的離心離德。而為了加大皇權統治，就出現我們上文所說的宦官專權。

從上述來看，土木堡之變雖然沒有動搖明王朝的根基。但也的確可以稱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土木堡之變”作為明朝中衰的標誌，此戰導致京營主力和功勳、武將集團幾乎全軍覆沒，就連明英宗自己也淪為了瓦剌俘虜，更嚴重的是，此戰直接影響了明朝的未來發展走向，為明朝中期開始的一系列變局埋下了隱患。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太師也先兵分四路南下犯邊，由於明朝邊軍久疏戰陣，戰局對明朝極為不利，尤其是大同方向，參將吳浩戰死於貓兒莊，大同“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關戰報傳入京城後，明英宗也在宦官王振的蠱惑下，不顧大臣勸阻率兵親征瓦剌。

七月十六，明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鈺留守北京，抽調包括京營在內的50萬大軍（實際20萬左右）從北京向邊關出發，大軍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八月一日抵達大同。也先見明軍十大，連忙收攏軍隊後撤，意圖將明軍誘入草原，以便於充分利用騎兵優勢。

王振見也先後撤，認為對方這是畏懼朝廷大軍，於是不顧鎮守太監郭敬等人的勸說，堅持命令軍隊北進，結果以步兵為主的先頭部隊被也先精銳騎兵擊敗。王振聽說前線戰敗，在兵力足有也先數倍的情況下，又以三萬騎兵殿後，慌忙指揮軍隊後撤。

也先見明軍後撤，便遠遠的綴在明軍之後，鑑於明軍數量太多倒也不敢貿然進攻。王振見也先並未追擊，於是便又產生了輕敵的思想，突發奇想請求英宗在退兵之時經過其家鄉蔚州“駕幸其第”，也來個“衣錦還鄉”。於是朝廷大軍沒有按照原路返回，繼續過宣府從居庸關入關，而是選擇向南過蔚州從紫荊關入關。

然而，向南走了一段之後，王振又怕大軍路過損壞他家的田園莊稼，於是又率領軍隊北返按照原路返回，結果就因這段繞行，導致士兵疲憊不堪。到達宣府之後，也先趁明軍疲憊之機發動進攻，3萬殿後的明軍被“殺掠殆盡”，再次遭遇大敗的明軍開始狼狽的向居庸關撤退。

八月十三，明軍逃至土木堡，王振見也先並未追擊，便命令大軍在土木堡原地修整。儘管兵部尚書鄺埜表示瓦剌騎兵行軍速度極快，土木堡雖然地勢較高，但無泉缺水，不利於大軍駐紮，建議大軍退回居庸關再行修整，但卻被王振拒絕。

也先見明軍停步不前，於是派軍隊佔據了土木堡之南十五里處的河流，斷絕了明軍用水，飢渴難耐的明軍挖井兩丈仍無用水，派兵前去取水卻被瓦剌軍所阻，大軍只好忍飢挨餓稍作休整。次日，也先遣使詐和，之後率軍主動撤退，結果王振不等瓦剌軍隊遠離，便命令大軍移營取水，飢渴難耐的明軍頓時撲向河邊，大軍瞬間亂作一團。

見明軍自亂陣腳，也先立即率軍發動進攻，倉促之下明軍根本無法形成有效抵抗，頓時陷入潰敗之中。此一戰役，明軍二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明英宗被俘，王振被英宗護衛將軍樊忠一怒之下用鐵錘砸死，文武官員亦死傷數十人，損失馬匹二十萬頭，衣甲器械輜重損失無數。

“土木堡之”乃是明朝立國以來的一個重要拐點，明王朝自此開始走向下坡路。那麼，“土木堡之變”到底對明朝產生了哪些影響呢？

1、朝野力量洗牌，文官強勢崛起。隨著王朝的建立、戰事的減少，歷朝歷代均會在立國後不久由武功轉入文治，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官崛起進而壓制武將集團乃是不可逆的過程，然而這個過程往往是循序漸進的，但明朝卻成為了一個例外。明初的武將、功勳集團先是經歷了朱元璋、朱棣父子兩人的兩次洗牌，本就損失比較慘重，而“土木堡之變”更是導致武將、功勳集團幾乎損失殆盡，再加上于謙等大臣在之後北京保衛戰中的優秀表現，明朝的文官集團自此開始迅速崛起，而武將、功勳集團則就此失去了對朝政的影響力。朝堂上一家獨大的文官集團，在明中期以後對皇權形成了極大壓制，進而導致了皇帝只能透過宦官來對外廷進行限制，進而促使了宦官集團的崛起。

2、主力損失殆盡，戰略重心北移。明初的京營乃是最為精銳的部隊，衛所兵平日裡駐守各地，輕易並不離開駐地，而歷次出征主要以京營軍隊為主，朱棣五徵漠北的主要軍隊便是京營，而“土木堡之變”時距離最後一次北伐不過剛剛過去25年，此時京營的戰鬥力還是極有保障的，結果一戰損失殆盡。主力損失慘重，皇帝被俘，大明王朝立即便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雖然最後總在於謙的指揮下大明打贏了北京保衛戰，但明朝戰略重心的北移也就此成為定局，此後雖然很長一段時間內北京再也沒有遇到外來威脅，但南方內地和沿海衛所的崩壞卻不可避免的加速了，進而導致了明朝中期以來南方倭患的產生。

△奪門之變

3、朝廷急劇動盪，朝政日漸荒廢。明英宗朱祁鎮被俘之後，也先想要利用他皇帝的身份南下，明廷方面郕王朱祁鈺則在於謙等人的支援下，經過孫太后點頭被扶上皇位，是為明代宗。之後明英宗雖然返回京城，但卻被囚禁南宮長達七年，而明代宗在皇位穩固之後，則又改立太子，甚至為此不惜屈尊收買官員。景泰八年（1457年），明代宗病重之時，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又發動“奪門之變”，重新扶立朱祁鎮復位，而重登大寶之位的朱祁鎮則殺了立下大功的于謙。之後，曹吉祥、石亨、徐有貞等人大權在握，曹吉祥、石亨專橫跋扈、培植黨羽，弄得朝政一片烏煙瘴氣，之後又發生了“曹石之變”。一連串的變故，導致朝政被荒廢十餘年，而民間的土地兼併等也開始氾濫，直接加劇了明中期的朝廷動盪。

△明朝戰略收縮對遼東的影響

4、全面戰略收縮，軍事轉入防禦。雖然因永樂年間的連續對外出兵，明朝自“仁宣年間”就開始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但明朝當時的軍力仍然有對外打擊能力，然而自“土木堡之變”之後，明朝的軍事思想變得更為保守了，再加上戰馬等軍備的大量損失，明朝開始從戰略防禦全面轉入被動防禦，九邊重鎮開始成為明朝北部的主要防線。與此同時，東北部明朝的收縮，導致朵顏三衛最終佔據了大寧地區，並活躍於整個漠南地區，而朵顏三衛的時叛時附，則又影響了明朝對遼東的經略。明朝的全面戰略收縮，最為嚴重的影響就是導致明朝對遼東統治的全面弱化，並最終導致了明朝經略遼東的全面失敗，這為明朝末期後金的崛起埋下了伏筆。

5、皇帝再難出宮，不解民間疾苦。皇帝被俘在歷史上乃是極為罕見的事件，為了避免此類事件再度發生，此後明朝皇帝再也難出皇宮一步，而此舉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斷絕了皇帝直接感知民間疾苦的可能，而只能透過外臣或廠衛來間接獲知，而皇帝與外廷關係本就緊張，而廠衛則忙於和外廷對抗，因而皇帝與民間的聯絡幾乎等於完全斷絕。對於帝國的最高決策者來說，不解民間疾苦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民怨四起，而這應該也是明朝中後期農民起義極為頻繁的原因之一。

“土木堡之變”可以說直接決定了明朝的未來走向，而它所帶來的劇烈影響，則完全導致明朝開始由盛轉衰。

最近看《大明風華》，相信很多人會對土木堡之變感興趣，但電視劇終究是電視劇，跟史實還是有些出入的。那麼歷史上的土木堡之變是什麼樣的呢，又給大明帶來了什麼樣的後果呢？

明朝初年，為了防止北方蒙古族的進攻，明朝政府在北方邊界設立了九邊(九個重鎮)，大同即為九邊重鎮之一。明英宗時，蒙古的瓦剌部落逐漸強盛起來，瓦剌首領脫歡吞併韃靼和兀良哈，統一了蒙古部族。脫歡死後，他的兒子也先繼承王位，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

正統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也先借口明廷失信賴婚，又侮辱貢使，不可容忍，決計起兵。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在陽河口大敗明軍。明英宗朱祁鎮急忙召集大臣商議應急對策。當時宦官王振專權，他極力主張英宗親自帶兵出征討伐瓦剌，於是七月十六日英宗朱祁鎮帶領文武大臣，率50萬大軍倉促出征。

八月初一日朱祁鎮來到大同，然而軍缺糧受餓，加上連吃敗仗，軍心渙散。英宗朱祁鎮昏庸至極，不聽忠臣之言，偏偏寵信宦官王振，可是王振本來也不是為作戰而來，他以為顯示一下軍威，瓦剌就會退走，因此他仍然堅持讓大軍北進。但這時郭敬密報了在陽河戰役中的慘敗狀況，王振害怕瓦剌軍圍攻大同，因此他極力勸說英宗率師回京。

結果英宗皇帝和50萬大軍只在大同停留了3天沒有與瓦剌軍隊交戰就慌忙回師離開了大同。瓦剌軍隊聽說英宗皇帝不戰而退，急忙命令追擊，明軍慌忙應戰，但卻是一觸即潰。八月十三日英宗皇帝帶領明軍敗退土木堡，為了防止瓦剌軍隊的突然襲擊，一些有見識的隨軍大臣建議明英宗退到懷來固城自守，而不能在此停留，但是王振卻為了自己的一些私心堅持讓英宗與明軍駐守在土木堡。

第二天凌晨，也先帶領瓦剌軍追來，英宗皇帝及隨軍的文武大臣被圍困在土木堡內，幾十萬大軍只能坐以待斃，形勢危急。忽然瓦刺派使臣前來議和，作出撤軍的姿態。英宗馬上命令學士草詔議和，並派遣通事和瓦剌使臣去見也先，王振也趕緊趁此時機命令大臣遷營。但是明軍才剛剛行動，也先就馬上率領大軍調轉方向， 突然從四面八方嚮明軍突擊而來。明軍見到瓦剌軍之後瞬間亂作一團，爭相逃走，潰不成軍。瓦剌騎兵又突殺人陣，幾十萬大軍奔逃無路大部分被屠殺，一時之間屍橫遍野，場面慘不忍睹。宦官王振也在混亂中被護衛將軍樊忠用鐵錘擊殺，幾十名勳貴大臣也多死於這場戰亂之中，而明英宗朱祁鎮也被瓦剌軍隊俘虜。這就是歷史上的土木堡之戰。

在明英宗朱祁鎮被也先的瓦刺大軍俘虜後，也先曾兩次帶著朱祁鎮以索取金錢為名攻打大同，之後也先又以送朱祁鎮回朝為名由大同陽河口嚮明朝首都北京發起進攻。明軍經過土木堡慘敗後，北京駐軍已經不滿萬人，士氣不振且無心戀戰，很多明朝大臣都主張遷都，也有不少王宮貴族紛紛潛逃外地。

在這危急關頭，主戰派于謙等大臣毅然選擇擁戴朱祁鈺為帝，剿滅宦官王振族黨，沒收其家產。隨後，于謙等人又從各地調集兵馬，招募民眾拿起武器奮起抗戰。于謙親自帶兵防守各處要害。當也先率領瓦剌大軍來到北京城外時，遭到了明朝軍隊的瘋狂反抗，也先的陰謀沒有得逞，這才初步穩定了局勢。之後也先見繼續拘留朱祁鎮沒有多大用處，又礙於明朝軍隊的壓力，只得將朱祁鎮放回。

朱祁鎮回朝數年後，透過奪門之變復辟登基，隨後又殺死於謙等主戰派，隨後宦官專權，明朝的政治開始變得更加腐敗，國勢也日漸衰落。從此以後直到明朝滅亡，其與各少數民族的戰爭便從未停止，大同地區也一直成了戰爭的重要戰場，使當時平民百姓的生命和財產都受到了重大損失。

從土木堡之變之後明朝的後續發展可以看出，這場戰役直接影響了大明王朝的皇位繼承，為數年之後的奪門之變埋下重要伏筆，造成了明朝的政治動盪。土木堡之變後，英宗朱祁鎮被瓦刺俘虜，國不可一日無君，因此于謙等重臣就選擇擁立其弟朱祁鈺登基為帝，是為明代宗。

一年之後，明英宗朱祁鎮即被瓦刺放回，但是因為朱祁鈺已經登基做了皇帝，所以朱祁鎮不得已只能做太上皇。不過因為代宗的太子過早夭折，因而在7年之後，即1457年，心有不甘的太上皇朱祁鎮就發動了著名的奪門之變。之後明英宗復辟成功，代宗朱祁鈺很快暴斃，于謙等主戰派重臣隨即被殺害。

明朝自從建立以來，就一直受到北方蒙古各部落對於其邊境地區的騷擾，後來憑藉著強大的軍事實力迫使蒙古與之達成了相關協議之後，明朝邊境才逐漸安定下來。在土木堡之變發生之前，明朝的軍事實力是非常強大的，因此一直以來明朝對於侵犯自己邊境的勢力都是採取主動打擊的戰略，所以明朝也很少修建邊境的防禦體系。

可是經過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的軍事實力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根據《明朝紀事本末·土木之變》中記載，當時“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明朝的精銳部隊幾乎折損殆盡。明朝整體的軍事狀況的巨大變化，直接造成了明朝在國防政策方面的變化。雖然後來的繼任統治者也進行過多次的國防改革，但是受到眾創後的軍隊實力是很難在較短的時間恢復的。因此明朝的國防政策不得已由主動進攻轉變成了被動防守。

為了更好的防守住邊境地區，明朝的統治者開始在邊境地區修建大量的軍事防禦體系，逐漸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九邊體制，由此明王朝在邊境政策的形勢方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後來，隨著國庫的透支，明王朝不得不把防止北虜作為其最為重要的國防規劃，因此一度放鬆了南方的國防，所以後來就出現了南方特別是沿海地區倭寇襲擾的問題。

經過土木堡之變之後的明朝軍隊實力已然大不如前，因此明朝統治者急需重新建立強大的軍隊，增強軍事實力，因此明朝在軍事制度方面進行了很大的調整，主要有以下兩種措施：

第一、對於京軍制度的調整。原本，明朝的京軍在經過明太祖和明成祖兩代統治者的管理和改革之後，儼然已經成了名稱眾多軍隊中最具實力的一支部隊，但是在經過土木堡之變的慘敗之後，這支京軍幾乎全軍覆沒。後來于謙又重新在其他各個部隊軍營中挑選出了十萬精兵，重新充實了京軍。然後將他們分成十個營進行訓練，並將他們命名為團營，這就形成了京軍制度的一種新的編制方式。

第二、募兵制度的形成。明朝為了更好、更快地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充實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募兵制度。即由朝廷派出專門的官員去到全國各個地方招募士兵，然後讓那些透過招募來計程車兵進行國防作戰和邊境防守。而且規定，這些士兵除了在年老之後可以退役之外，其它時間和情況下一律不準離開部隊，時刻準備為國獻身。

首先，文官集團崛起。土木堡之戰的慘敗，也直接改變了明王朝的朝野局勢，對其後來的政治走向產生了非常巨大的影響。土木堡之變前，明王朝的朝野存在兩大集團，即文官集團和武臣集團，雙方勢力相互制約、相互抗衡。不過因為在土木堡之變中明王朝的武將集團，包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寧國公陳瀛等幾乎全軍覆沒，明初以來所形成的武臣集團勢力因此土崩瓦解。以于謙為首的文官集團勢力快速崛起，而於謙也順理成章地成了手握明朝軍政大權的文官。

其次，宦官勢力崛起。明代宗即位的時候，在於謙等大臣的建議下，對宦官集團進行了一定的削弱和打壓，宦官集團的勢力也因此一度衰弱了下去。但是到了明英宗復辟之後，一方面由於宦官曹吉祥對於自己的成功復辟有功，所以就讓他做了三大營的總督，統領京城的京軍，宦官集團的勢力也因此得以在短暫的低谷之後迅速崛起。另一方面，開國武將勳貴集團幾乎在土木之變中折損殆盡，文官集團的崛起使得明英宗只能透過支援宦官勢力來平衡文官集團勢力，並限制文官集團的權力。

所以，明王朝的宦官專權實際上也是從明英宗朱祁鎮開始的。及至後來，明朝宦官集團不斷干預朝政，使得明朝的政治狀況和社會環境也變得更加混亂和動盪，直接加速了明朝走向了滅亡的道路。

土木堡之戰的最終失敗，對於明朝的歷史發展程序來說，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經過土木堡之變之後，明朝在政權更迭、國防軍事、政治走向等方面的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土木堡之變直接導致了此後的奪門之變，是明朝由盛到衰的一個分水嶺。而明朝作為中國曾經繁盛一時的皇朝，在經過土木堡之變之後，也開始逐漸的走向了衰落。

土木堡之變對於明朝有著深遠的影響，它使明軍精銳主力喪失殆盡，隨同英宗一起出徵的明朝六部九卿全部戰死，使得明朝朝堂為之一空，同時，英宗被俘代宗繼位也讓明朝政局出現了變化，為日後奪門之變埋下了伏筆，同時，以王振為首的宦官勢力遭到了沉重打擊。以下就是土木之變對明朝所產生的諸多影響：

一、明軍主力，喪失殆盡：

明英宗在宦官王振的慫恿下親率五十萬大軍北伐蒙古，這五十萬大軍是明朝軍隊的主力和精銳之師，也是明朝軍隊的核心，無論裝備水平和士兵素質都是全國最為優秀的，然而這夥人卻在土木堡被瓦剌軍隊全部消滅。明軍主力被消滅，也讓明朝險些滅亡。

二、六部九卿，全部戰死：

明英宗親征瓦剌，為了顯示威風，便將滿朝文武全部帶走，這些人都是朝廷的肱骨之臣，是大明的中流砥柱，然而明軍的潰敗讓這些大臣幾乎全部被亂兵所殺，一時間明朝朝堂為之一空。

三、英宗被俘，代宗繼位：

土木之變讓明英宗成了瓦剌的俘虜，瓦剌也因為俘虜了英宗而得以要挾明朝朝廷，面對這種情況，群臣奏請了孫太后，請求立郕王為帝。這就是日後的明代宗景泰帝。後來英宗被放回，代宗卻不願意交還皇位，終又導致了奪門之變。這是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場權力鬥爭，深深地影響了明朝的朝局。

四、宦官勢力，深受打擊：

危害朝政多年的王振在土木之變發生時被明軍將領當場打死。北京城中王王振的餘黨也被代宗下令處死。王振一黨及其追隨勢力基本被剷除殆盡。

五、大明王朝，由盛轉衰；

土木堡之變的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自此以後，明朝在沒有精銳部隊和名將可以對蒙古進行有效打擊了，明朝對蒙古由攻勢轉入了守勢，從此知道明朝滅亡，明軍再沒有對蒙古發起過大規模主動進攻。

土木堡之變直接導致了大明朝由盛轉衰

幾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皇帝被俘，如果不是有于謙死守北京城，基本上又會重演南宋的悲劇。從這以後，從朱元璋開始到朱瞻基，幾代人的努力毀於一旦，明朝開始衰敗下去。

朱祁鎮也映了網上那句話：走出半生，歸來仍是昏君。

土木堡之變是明朝的一大轉折點。

開國功臣與靖難功臣之後被一網打盡，文官集團自此坐大。精銳部隊被一網打盡，嚴重削弱了明朝的軍事力量。京師三大營被消滅，使明朝火器研發工作延遲若干年。

明朝的制度在土木堡之變後就走到偏道上了。明朝本來是皇權，武將，文官三者制衡。土木堡之後就文官勢力開始大擴張，明後期的政治格局基本上變成皇權和文官兩者對立了。皇帝為平衡權利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加強自己的力量，也就是直接派太監和文官爭權。正德天啟都是如此，正德還可以拉攏武將。二是挑動文官內鬥，掀起黨爭而從中平衡。嘉靖萬曆都是如此，不過嘉靖有鐵桿皇黨嚴嵩，所以不用激化黨爭到萬曆末期那種程度。

明代政治權利平衡被打破，文官徹底從根本上打斷武將的脊樑，制定標誌性的巡撫領兵的“祖制”的就是于謙此人。關於文武失衡，任何安定而沒有對外戰爭的王朝，武將的勢力都會逐步減弱。明代的武將勳貴靠的是幾代人數十年的積累，戰爭是立下各種功勳才形成的。文官士大夫則透過科舉，在任何時期一代人的努力就可能發跡。所以說，在明代一統天下的時候，作為皇帝就應該適當的保護武將的勢力。這樣才能在和平年代實現文物平衡。最後明朝的問題不是重武輕文，而是“文視武為彘狗，武視文為寇仇”。

至於文官結黨問題，則是另一回事。說簡單點，結黨不是不行，但結黨的方式則要控制。掌握一個行業的全國性的利益群體，其代言黨派應該可以接受。像東林黨這樣帶表某地區地主士大夫利益的黨派則不能接受。不論東林黨在史書裡多麼偉光正，無論其在道德上多麼高尚（事實上週延儒、錢謙益之流可說不上高尚），但其代表的江南士大夫利益的政治思想，在小冰河導致北方產生大規模災害，國家同時還要對東北用兵的情況下，其政治思想都是不合時宜的。其黨派帶表的地方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矛盾，這個黨派必然是奸黨。

比如明末是以地區來分，像齊楚浙三黨聯合，東林黨則是代表江左士大夫利益。只要有共同的利益，不同部門的官員結成利益集團是必然的。所以說明朝皇帝才愛用宦官。宦官出身貧寒，沒有家族的支援，而且身體殘疾，很難與士大夫結黨（明末閹黨實際上是帝黨，魏忠賢實際上是皇帝派出來整合齊楚浙等黨派制衡東林黨的）。

明代衰亡實際上開始自英宗朝的土木堡之變，其根本原因就在文官勢力過大。架空皇室，插手軍事，壟斷朝政。基本上所有權利文官一把抓。勳貴武將這股政治勢力被從肉體和制度上雙雙消滅以後，文官獨大已經是明代政治不可逆轉的發展方向，之後明代的皇帝們只能靠調節文官內部衝突來干預國政。經歷過嘉靖（主要靠首輔的任免更替），萬曆（靠調節黨爭來影響），天啟（直接靠太監），如果對政治經濟和歷史瞭解全面一些的話，就發現明代諸如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這些“昏君”們，被稱為昏庸的行為下隱藏的智慧和手腕，最後到崇禎被文官集團忽悠，幾乎徹底淪為傀儡。

土木堡之變中，明英宗出征的50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這50萬大軍是明成祖5次北伐蒙古留下來的精銳，一夕覆滅，很是傷筋動骨。之後明朝對蒙古一直是防守姿態。皇帝直轄的中央軍隊三大營（五軍營、三千營、神機營）被殲，也就是從這時起，明朝的軍事就一蹶不振，中間戚繼光靠依附於張居正並自練軍隊而短暫復興後，直到明朝滅亡也沒有什麼出色的表現。

因此，明朝滅亡，始於土木堡之變。

土木堡之敗讓一直壓制蒙古的大明朝嚐到了失敗的滋味，自朱元璋建國到明英宗朱祁鎮在土木堡被俘虜的百年間蒙古一直處於被壓制的態勢，土木堡獲勝後他們對明朝的京師發起了進攻也做了一次偉大的嘗試。

從實力上看明朝明顯更勝一籌，因為明軍出動賴以聞名的京師五大營加上明朝幾乎全部的一線部隊總兵力超過了50萬人。反觀蒙古瓦剌部也先雖然也有號稱60萬騎兵但是精銳部隊並沒有明軍數量多，只不過蒙古軍的騎兵機動性強，利於其長途奔襲作戰。

其實明軍本不該去土木堡，就是因為太監王振要光宗耀祖才讓明英宗改變了行軍路線，加上明軍不能踩踏莊稼和大雨的影響軍隊出現了嚴重的脫節，首尾不能呼應。也先的騎兵利用明軍的缺陷從中路切斷明軍並採用奇襲的戰術將明英宗朱祁鎮俘虜。

土木堡的戰敗不僅讓明軍精銳盡失皇帝還被俘虜，從士氣讓講兩軍直接拉開了差距，這也讓也先有了攻打北京和明朝一較高下的信心。戰役的失敗對明朝的損耗極大，兵馬錢糧和物質丟棄無數。

此時的明朝還是足夠的強大，明朝快速的將朱祁鈺扶上了皇位並在北京和也先的蒙古軍進行了大會戰。明軍雖然只有為數不多的二線部隊但是卻以大無畏的精神抵擋住了也先的幾十萬蒙古軍，隨後山東河南的勤王部隊彙集京師。

在多路援軍的包抄下蒙古軍最終戰敗，也先率領殘部退回了大漠深處，這場戰役就此結束了。雖然明朝取勝但只不過是保住了京師北京城，從整個戰役來看明朝的損失是慘重的，自此強大的明朝出現了走下坡路的痕跡。

朱祁鎮最終還是被也先送回了北京城，但是不甘心太上皇的朱祁鎮在南宮一直在尋找機會。朱祁鈺雖然是皇帝但是沒有太子，在做了八年皇帝后年紀輕輕的他身體就出現了很嚴重的疾病。

朱祁鎮聯合了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發動了奪門之變，雖然沒有屠殺但是朱祁鈺還是在軟禁中結束了自己的一生。此後朱祁鎮將景泰朝的大臣進行了清洗，並重新建立了屬於自己的官僚體系。

這場動盪經歷了十餘年，對明朝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此後明朝對蒙古的政策也出現了轉變由武力鎮壓變為了安撫和親，此後明朝基本上解除了同蒙古的緊張局勢，北部邊防的形勢有了很大的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