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朱由檢勤政，想把國家治理好，但沒治理好，很多責任不在他。 明朝亡國主要原因：

1.小冰河期導致的氣候異常 旱災蝗災不斷，京師鼠疫爆發

2.祖制：只徵農業稅，不徵商業稅，明後期政府財政幾近崩潰，確只能在農民頭上加稅 3.黨政：一幫大臣天天閒的沒事幹就結黨陰人，一堆言官自己幹不了什麼事，天天無理由的罵人，根本不論對錯，偏偏皇帝還默許這一切。

4.政府運轉不靈，經過2百多年的運作，各級官吏都形成了一套獨立的執行體制，貪腐和不作為導致 政府運轉嚴重不靈。

5.經濟發展到社會變革的門口，各種禮儀人倫秩序重建的關口偏偏碰到了流寇和滿清雙重摺騰。

6.一些關鍵性的歷史偶然：如李成梁對努爾哈赤的縱容，袁崇煥擅殺毛文龍，清剿李自成的車廂谷之戰，崇禎皇帝最後放棄南遷主張等。

而萬曆不上朝並不影響朝廷政務的運轉：

1、上朝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其處理政務的作用很小的，所以不上朝不會影響處理政務。

2、不處理政務是肯定不行的，別說30年，就是一個月也不可能不亂套，皇權至上的明朝更是如此，也反映出萬曆是處理政務的，真正讀史書的人可以看到滿滿的記載，不用贅述。

3、制度優勢，皇帝的抓大放小不影響日常性政務的處理，一套班子正常運轉，有難題讓皇帝決策而已。

4、萬曆中後期是明朝乃至歷朝歷代經濟、文化、藝術、科技、思想都活躍的時期，不可否認這個時期的偉大，側面反映出萬曆本身的執政能力，還是有一定水平的。而且說白了，地球離了誰都一樣轉，雖然皇帝在帝制時期無與倫比的重要，但是也沒想象中的離開一會都不行，更何況明晚期沒有那麼專制，官僚系統又成熟。

一句話概括，時也，運也，命也！

1.萬曆皇帝，雖然好多年不上朝，但卻掌握著大明王朝的一舉一動，而且張舉正改革留下的紅利還有很多，大明王朝綜合實力卻很強。

2.崇禎登基後，大明王朝已經日落西山，成了癌症晚期患者，東北與滿清作戰屢屢失敗，丟失地盤很多，西北又農民起義，老天又大旱大饑荒。崇禎皇帝雖然勤政，也頂不過內部腐化、天災和農民起義，以及外部滿清兵不斷挑釁，終於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自己無奈上吊自殺了。

萬曆皇帝於1572年登基稱帝，當時由高拱主持內閣為首輔，張居正為次輔，任太子少傅，後張居正同司禮監太監馮寶依謀打擊高拱，張居正上任首輔，馮寶任司禮監掌印太監，李太后支援協調之間，皇帝對張居正信任有佳，張居正進行了十年改革期，一條鞭法，等措施的實施，萬曆朝出現中興局面，

1583年，張居正去世，萬曆由於長期收到壓抑，作為主宰天下的皇帝，感覺張居正一直左右自己，再加之文官集團個別人的攛掇，萬曆對張居正進行了報復性打擊，抄家，掘墓，張家眾人口慘遭屠殺，。

後張四維，申時行履任首輔，萬曆十五年，1587年間，由於立儲之爭，文官集團屢屢施加壓力，作為一名守成之君，受禮儀，文官集團等鉗制，萬曆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立了不是自己本意的嫡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一次次事實，讓萬曆皇帝心灰意冷，用不上朝形勢抵抗，但明朝的特殊機制，內閣的設立，使作為皇帝更多的是作為形式，真正能在這種體制中游刃有餘的，恐怕只有朱元璋，朱棣等強手腕的帝王了，萬曆二十幾年不上朝，朝廷照樣正常運轉，外界也沒有大的入侵發生，國內的造反，起義都可以控制。

而到崇禎帝時期，時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也可以說，造成崇禎時期 ，一，東北女真的不斷髮展壯大，騎馬戰術高超，不斷對明王朝入侵打擊，邊關危機四伏，戰事吃緊。

二:國內連年乾旱，蝗災不斷，遇到歷史上的小冰河期，莊家欠收，民不聊生。

三:崇禎提倡全民節儉，宮內也不例外，自己的黃袍爛了也捨不得換新的，張皇后組織宮中嬪妃自力更生種菜，崇禎壓縮各項開資，減少郵驛，導致靠吃這個吃飯的李自成，張獻忠等無法生存，起義造反。

所以，內憂外患是明朝這個時期的現狀，崇禎即使有再大能力已於事無補。

大家好，我是歷史創作人，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國家也沒有滅亡，而崇禎皇帝勤政17年明朝卻滅亡了，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問題。

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是因為當時滿人勢力還沒有起來，而且明朝雖然在衰落但國家整體實力還在，外族沒有能力打進中原。

崇禎即位時候，外有滿人，內有魏忠賢，憑著熹宗對魏忠賢的寵信，大權自然落到魏忠賢手中，凡是巴結過魏忠賢的人，都得到重用提拔，分佈在朝廷各個位置。

魏忠賢的權力大到了極點，幾乎和皇帝並駕齊驅，說不聽話，隨時都會被滅，宦官當權，朝廷下上，烏煙瘴氣，大肆捕殺，忠良。

崇禎即位，看到明朝以是千孔百瘡，如果在不整治，大明很快就要滅亡了，崇禎即位的時候，滿人勢力已經很大，經常騷擾內地，而朝廷又有宦官當權，欲除外先安內，崇禎以即位就立刻解除魏忠賢的一切大權，抓捕魏忠賢一黨，崇禎想重振朝綱，但當時明朝整體已經非常腐敗，滿人又經常騷擾內地，又派袁崇煥前去打擊滿人，但又因為皇太極不低袁崇煥，又使計讓崇禎斬了唯一一個可以抵抗滿人的大將。

此時又加上，明朝各處天災人禍，到處起義，最大的起義軍是李自成帶領的，所到之處，很多百姓加入，人數一度到達幾十萬，起義軍一路進軍，直逼京城，崇禎連忙調集周圍將領，但所有將領都是隻奉命卻遲遲不來增員，最後只好給吳三桂加官進爵，吳三桂才慢騰騰的前來，本來半月就可以抵達京城，吳三桂硬是走了兩月沒有到，最後京城被農民軍攻破，崇禎無顏面對祖宗，就在煤山吊死，吊死的時候身邊只有一個太監隨他而去。

崇禎在位一生嘔心瀝血，想使朝廷重整朝綱，只因天災人禍，朝廷腐敗，外有強清，內有農民軍，使本來已經千孔百瘡的明朝雪上加霜，崇禎到死都沒有丟掉明朝的氣節。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不能被表象所矇蔽，一定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明朝滅亡，不是一朝一夕的造成的，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萬曆皇帝十歲繼位，早年有首輔大臣張居正輔佐，大刀闊斧，厲行改革，明朝社會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萬曆十年，張居正去世，萬曆皇帝親政，親政後，他延續了張居正的治國方略，勤勉朝政，開創了“萬曆中興”新氣象。萬曆皇帝主持了有名的“萬曆三大徵”，維護了國家統一和疆土完整。但是他執政後期荒於政事，甚至不理朝政。皇帝懶政，朝庭官員跟著懶政，大明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等到明朝最後的崇禎皇帝繼位時，明朝已經病入膏肓，岌岌可危。崇禎皇帝力圖振興明朝，他重振朝綱，勤於政事，生活節儉，是一位想有所作為的皇帝，但是萬曆年間留下的後患已積重難返，最終在內憂外患下，自殺身亡。實事求是地說，崇禎皇帝並不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他只是一個背黑鍋的罷了。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應該是對於這個問題，最好的註解。常言道“有福之人不用忙”，萬曆就是一個這樣的皇帝。

萬曆在位時期，長達數十年不上朝，國家的穩定全賴於文官體系仍然得以正常執行。他還能夠有實力進行萬曆三大徵，這樣的大規模戰爭也是基於將士用命，戰略得當的緣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敵人大多都不成氣候。西南的楊應龍只是彈丸之地，東北的女真還在進行原始的資本積累，日寇入侵也在國家的多次打擊之下退回了本島，這就是萬曆的幸運所在。明朝的終結者流寇集團的代表高迎祥、李自成等還是年輕人，更是不成氣候。所以，萬曆皇帝即使不上朝，也沒有人對於他的政權構成直接威脅。如果讓萬曆對陣羽翼豐滿的皇太極、多爾袞，那麼他恐怕還不如崇禎皇帝。

崇禎的勤政的確是事實，但並非所有的努力都會獲得回報。只要幾個點出現了大問題，即使你努力得再多，反而會加速自身的的滅亡。崇禎在誅殺袁崇煥之後，實際上就是昏招疊出，不僅錯過了和滿清和談的最佳時機，還被清流所裹挾，在最終只能是黯然退場。究其根本，是因為三個問題沒有解決。第一，官場的貪汙未除，幾乎人人都貪汙的朝廷不可能發展。第二，國家缺少可靠的重臣，有名臣輔佐是運氣也是天時。第三，軍隊缺乏有效的排程，戰略上沒有重視流寇的力量。這三點共同使得局勢失控，最後明朝敗亡。

萬曆不上朝國家照樣穩定，崇禎勤政十七年把國家給搞忘了，這裡邊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兩個人接手時面臨的形式是不一樣的。

萬曆十歲繼位，初期由張居正執掌朝政，在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用凌雲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漸漸出現萬曆中興的景象，可以說張居正給萬曆留下了厚實的家底，也正因此，才會有後來“萬曆三大徵”的勝利。

但是由於萬曆晚年的懈政，導致朝政混亂，最後的薩爾滸之戰更是葬送了明朝的大部分精銳。而後來的泰昌帝和天啟帝都沒有將其扭轉過來。可以說崇禎帝接手的就是一副爛攤子，關外女真興起，關外除了依靠當時的遼東鐵騎，再也沒有了可依賴的軍隊，這隻軍隊也只能處於守勢。關內局勢糜亂，天災人禍不斷，小冰河時期，基本年年都有水災旱災，蝗災，導致農民起義不斷。再加上崇禎也沒有了像張居正那樣的內閣首輔輔佐，崇禎本身的能力也有限，當然了換成萬曆來幹崇禎的活，估計結果會一樣的。

所以兩者之所以結果不同，主要還是因為局勢的變化。

大家好，我是歷史寫作者，基於這個問題，我將從萬曆時期的歷史背景和崇禎時期的歷史背景談起。我們知道，萬曆的爸爸是隆慶帝，這位皇帝在明史上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這位皇帝在位期間，對內政和外交等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生。隆慶帝重用一大批歷史上著名的賢臣，他重用徐階、高拱、陳以勤、張居正等大臣進行輔佐，對多項弊政改制，比如罷停多項苛捐雜稅。在外交方面，多次與蒙古俺答議和，重開邊界，進行貿易。然後在東部沿海，重開海禁，允許百姓進行海上貿易，進行漁業，政府的收入不斷提高，後期張居正又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朝政穩定，所以萬曆接手的是一個相對穩定富裕的王朝，而且萬曆皇帝本身也有極大的權力慾，牢牢掌控著朝政，所以萬曆皇帝多年雖不朝政，但是政府機器依然正常運轉。而說到崇禎皇帝，他面臨的是一個內憂外患的局面，在王朝內部，他接手的是以好玩木匠活的天啟皇帝，同時宦官魏忠賢牢牢把控著朝政，官員之間溜鬚拍馬賄賂嚴重，政府根基腐爛嚴重，黨派紛爭，不能群策群力。外交方面，在外部有實力雄厚的女真部落與之爭天下，在內部有風起雲湧的李自成農民軍顛覆王朝，再加上連年饑荒，百姓苦無度日，社會極度混亂，可謂是真正的內憂外患，而崇禎帝雖然終日勤政，但是是面對這樣的爛攤子終究是無計可施，最終吊死於煤山，從而明王朝滅亡，可謂可悲可嘆！

萬曆皇帝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共48年，親政初期，勤於政務。

之後，到了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也並沒有宦官之亂，也沒有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

萬曆帝對於日軍攻打北韓、女真入侵和梃擊案都有反應。

他雖然忽略了一般的朝政，但還是關心國家大事的，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再者就是，當時的女真、日本等等的對外戰爭，他們的實力還沒有發展起來 較為弱小。

作為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崇禎皇帝，他雖然在位期間 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生活節儉，曾六下罪己詔，是位年輕有為的皇帝。

但是當時的狀況已經是內憂外患了，國內爆發農民起義，在關外又有後金虎視眈眈。

據說，崇禎年間曾經大旱不斷，並且爆發瘟疫。地方個地都是民不聊生，並且不是有叛亂升起。

江南在崇禎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禎十四年（1641年）有旱蝗並災，崇禎十五年持續發生旱災和流行大疫。

內有李自成，外有皇太極。雖然有勤政為民之心，但也無力迴天吶。

對於後金的幾次戰爭，皆戰敗 。軍事實力逐漸下降 ，無力對付內部的叛亂起義。

當時的明朝，已經風雨飄搖。兩黨分庭對抗，沒有可用之人。崇禎帝剛繼位的時候，雖然在文官集團的幫助下誅滅魏忠賢閹黨，卻間接推動了文官集團的權利膨脹。

再加上皇帝與臣子之間的猜忌、利用、依存。政治集團內部並不是很穩定。

儘管崇禎帝志向遠大、勵精圖治、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許多大臣並不是很信任。

據說，他17年間，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

古人中了進士，要從小官開始做起，逐漸升遷，朝堂上的官員無論政見如何，起碼都是有基層管理經驗的。

皇帝自小長在深宮，對社會中下層不瞭解，突然接管國家，他做出的決策卻是關係到包括社會中下層在內的各個階層利益的，對自己不瞭解的領域瞎指揮，必然要出問題，獨斷的人又聽不進反對意見，結果自然是越勤政出的問題越多，越大。

引言：

萬曆是明神宗朱翊（yì）鈞的年號，在位48年，是明朝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萬曆前十年由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政，親政後的萬曆帝也曾勵精圖治，甚至取得了萬曆三大徵（分別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變的寧夏之役；李如松、麻貴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入侵的北韓之役；李化龍平定苗疆土司楊應龍叛變的播州之役）的光輝功績，大明朝一度出現中興的良好態勢。

然而，萬曆中後期開始懶於朝政，其在位的後二十年，甚至出現了“六不做”，也就是不郊祭天地、不祭奠太廟、不上朝、不見大臣、不批奏摺、不參加經筵講習。只知道在後宮歡天酒地，當起了甩手掌櫃，從此對朝政不聞不問。

（20年不上朝的懶皇帝朱翊（yì）鈞）

萬曆怠政的舉動雖然沒有立即將明朝搞垮，但是中樞系統癱瘓、黨爭加劇、國庫空虛、邊備廢弛的局面也開始顯現，從萬曆後期開始，明朝逐漸走向衰弱。因此，明史說：“明之亡，實亡於神宗”，還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說，萬曆不上朝國家依舊穩定的說法有失偏頗。雖然明朝亡於崇禎之手，但是萬曆對於明朝的覆亡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但是，畢竟明朝是在崇禎帝朱由檢時滅亡的，而朱由檢是一個非常勤勉的皇帝，他即位以後，一掃明朝中後期皇帝懶於朝政的頹廢，勵精圖治，力圖挽救明朝這座將傾的大廈，可以說在位的17年無一刻懈怠。但最終明朝卻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壽終正寢。

那麼，為什麼萬曆不上朝國家沒啥大事，崇禎帝如此勤政，反而將明朝給搞滅亡了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不上朝的萬曆其實還有一個正常運轉的中樞系統在替他幹活

自明初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一下，內閣制度就成了丞相的替代品，成為一種替代皇帝處理政事的輔政制度。有什麼軍國大事內閣大臣先票擬意見，然後呈送皇帝，皇帝閱覽後再由司禮監太監進行批紅，最後下發執行。這套制度可以說讓皇帝省了大力氣。

（明朝內閣大臣）

雖然萬曆帝是“六不做”，連奏摺也不批了，但是畢竟國內外沒有什麼大事，又有內閣和司禮監為代表的雙軌中樞體制在運轉，代替皇帝處理國事，所以短期內不至於搞的亡國，這也是萬曆能在皇位上穩坐48年的根本原因。

二、崇禎接手了一個積弊叢生的爛攤子，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挽救大明的頹勢

崇禎帝接手的大明朝，既要面對內部的農民起義和外部後金的進逼，還要應對國內層出不窮的自然災害。

明思宗朱由檢於天啟七年（1627年）即位，年號崇禎。即位之初，立即雷厲風行的剷除了魏忠賢等閹黨，使得大明朝班為之一清。鞏固了自己的皇位以後，崇禎帝便放開手腳“憂勤暢勵，殫心治理”（《明史》）。

崇禎帝不但勤於政事，還厲行節儉、平反冤獄等，在位十七年，可以說是兢兢業業。然而他面對的卻是國內自然災害頻發、朝廷黨爭不休、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國內後金政權步步緊逼的爛攤子。面對這種內憂外患、積弊叢生的局面，即便是千古名君估計也要束手無策，何況崇禎皇帝還稱不上是千古名君，充其量也就是個中等材質的守成之君。

01 自然災害頻發

明朝末期，全球正處於“小冰河時期”，“小冰河期”導致當時的地球氣溫大幅度下降，當時整個中國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都要低，夏季大旱與大澇輪番出現，冬天則奇寒無比，就連江南地區都狂降暴雪。

小冰河期帶來的旱澇災害造成大明朝的糧食大幅度減產，對農業、社會經濟也形成了巨大破壞，導致社會動盪，人口銳減。

（小冰河期導致明朝旱澇頻發）

從崇禎元年（1628年）開始，中國的北方地區連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據《漢南續郡志》記載：“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可以說崇禎一朝以來，國內的自然災害就沒消停過，尤其是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大多流離失所。

伴隨著旱災還有蝗災以及鼠疫等。如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爆發瘟疫，“瘟疫傳染，人死八九”。另據史學家不完全統計，明代萬曆和崇禎年間兩次鼠疫大流行中，僅陝、晉、冀3省的死亡人數就至少在千萬人以上。

02 農民起義規模越來越大並逐漸失控

國內災害頻發，糧食減產甚至絕收，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飯，乃至流離失所。面對這種天災，明朝統治者想的不是去救濟賑災，而是繼續加大賦稅的徵收。

崇禎帝為了解決財政危機，無視國內的災情，採取加派“餉銀”的賦稅方式，餉銀的加派由萬曆四十六年的200多萬兩增至1029.9萬兩，增幅達五倍之多，由此加重了農民以及一部分中小地主的負擔。

（平定農民起義的明軍）

在這種嚴酷的剝削下，不但農民紛紛逃離土地，成為流民或者索性加入農民軍起來造反，就連中小地主也日益不滿，造成了嚴重的階級對立，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從崇禎元年(1628年)開始，因為明廷朝政的腐敗，加之全國饑荒連年，廣大農民紛紛揭竿而起，起義逐漸席捲全國。先後有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幾支起義軍勢力坐大，起義軍轉戰各處，實力越來越大，逐漸失控，不斷動搖著明朝的統治根基。

03 朝內黨爭愈演愈烈

崇禎帝本是反對黨爭的。然而，當黨爭初起時，他卻不能冷靜地掌握事實真相，輕信一方去打擊另一方。結果，口頭上反對黨爭的崇禎帝自己捲入了黨爭，對明朝末年的黨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崇禎元年（1628年）十一月初三，吏部組織選舉內閣大臣，本以為能入選內閣的禮部尚書溫體仁和侍郎周延儒卻落選，於是二人到處造謠說是大臣錢謙益控制選舉。溫體仁據此發難，還上書彈劾錢謙益當考官時“關節受賄，不當與閣臣選。”以此為導火索，朝臣圍繞著選拔閣臣開始了黨爭。

（崇禎時期黨爭加劇）

而崇禎帝對此不但沒有明查秋毫、消弭黨爭，反而乾脆任命周延儒、溫體仁入閣參預機務。而這兩人進入內閣後又為了爭內閣首輔之位明爭暗鬥，拉幫結派，互相攻擊。

明朝的黨爭不僅沒有因為崇禎帝的親自過問而消弭，反而以其信任的周延儒、溫體仁兩人為主，造成了更加嚴重的黨爭，使得崇禎後期的政治日益黑暗腐敗，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04 後金政權崛起，進逼關中

崇禎即位時，正是後金皇太極在位。他繼承乃父努爾哈赤的遺志，大肆擴張後金勢力，不斷嚮明朝關中進逼。

如1628年（明崇禎元年），後金軍在錫爾哈、錫伯圖、英湯圖一帶（今內蒙古林西至克什克騰旗一線）大敗蒙古的林丹汗，林丹汗的勢力被逐出西遼河流域。後金的勢力範圍至此已經逼近山海關附近，對明朝統治造成了極大的威脅。

三、猜忌心過重，做事急於求成又剛愎自用，擅殺朝廷重臣尤其是武將，導致君臣離心，無可用之才，崇禎帝的猜疑性格是導致明朝統治集團分崩離析的重要原因

崇禎帝的生母劉氏只是明光宗的一個普通妃子，在崇禎五歲時就被誣陷而死，這對於幼小的崇禎造成了巨大打擊，加上從小在皇宮這種險惡環境中長大，崇禎逐漸養成了猜疑、不信任任何人的性格。

這種性格在其登基之前表現出來的可能是謙恭、謹慎和自強。但是等他登基為帝后，因為地位的變化，他的性格表現得就更加淋漓盡致，外在表現就是猜忌心過重，做事急躁且剛愎自用，內心深處不信任任何人。

如他在任命軍事主帥時，剛開始表現得極其信任，優待有加，然而一旦有什麼風吹草動，或是他人的誣陷讒言，他不分青紅皂白立即翻臉不認人，袁崇煥、孫傳庭、洪承疇、楊嗣昌等人的下場就是明證。

（袁崇煥劇照）

以袁崇煥為例，崇禎帝剛把袁崇煥提拔上來時，袁崇煥曾向崇禎保證五年之內平定遼東，但條件是給予他便宜行事之權，還要朝廷各部門務必有求必應，全力支援平遼。“五年內，戶部轉軍餉，工部給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調兵選將，須中外事事相應，方克有濟。”（《明史》）

崇禎對於袁崇煥五年平遼的計劃大為讚賞，對於他提出的條件也是全部允諾並責令從速辦理。在平遼初期，對於袁崇煥也是有求必應。

然而時間一長，加上朝中佞臣的惡意中傷和後金的挑撥離間，崇禎帝對於袁崇煥就起了猜忌之心，最終袁崇煥還是被崇禎帝凌遲處死，這可以說是自毀長城。

其實，無論是農民起義還是後金進逼，此時都已成大患，若想徹底解決，需要長時間的綜合治理才有緩和之望。

然而，崇禎帝根本無視這一客觀事實。在急躁又善猜疑的性格驅使下，頻繁調兵遣將，“先後被委任的楊鶴、曹文詔、陳奇瑜、洪承疇、楊嗣昌、孫傳庭、李建泰等，幾乎無不以責成期限始，以變成泡影終。結果或被遣戍，或被棄市，或被逼自殺，或被逼降敵，沒有一個人有好的下場。”（張德信《略論崇禎帝性格的形成》）

前線總指揮的頻繁更換，導致明朝的戰略方針經常反覆，搞得前線將士無所適從，軍心渙散，士氣全無，節節敗退。

崇禎之所以如此作為，主要就是他猜疑的性格作祟，不肯信任任何人且剛愎自用，聽不進去任何有用建議。最終導致將臣離心，無一人肯為其效力。到李自成攻進北京城時，崇禎帝鳴鐘召集百官，卻無一人前來，由此可見，崇禎後期實際上已是眾叛親離。

總結：

有句話叫越幫越忙，越幫越亂，沒有能力的人即便再勤快也是幫倒忙。崇禎帝雖然勤政，但是因為他接手的是一副爛攤子，加上猜疑的性格，導致他越是想有所作為，所造成的後果就越嚴重，加速了明朝的滅亡。而萬曆皇帝雖然不上朝，但是自有內閣一幫有能力有智慧的大臣在幫忙處理國事，在沒有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國家依然可以正常運轉。因此說，崇禎帝的有所為真的還不如萬曆的無為。

這事說起來比較痛苦，崇禎皇帝朱由檢的敗亡，很大程度上是為萬曆、天啟兩朝背鍋，中間還有一個泰昌，可皇帝在位不過一個月，所以完全可以忽略不談。

後人說起崇禎帝，最惋惜的是他空有興國之志而無興國之能，加上前朝累積下來的種種弊端，最後國破家亡，自己自縊於萬歲山。

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

雖然在萬曆時期，大明同樣也是內憂外患，其嚴重性不比崇禎朝低，可是萬曆朝與崇禎朝最大的區別就是：萬曆朝有錢，而崇禎朝沒錢。

所謂有錢好辦事，萬曆朝開始十年所積累下來的財富，已足以夠萬曆皇帝揮霍的了

基本上每個王朝到達一個節點後，其建國初期的問題弊端就會一一展現出來，尤其是經濟問題，一文錢都能難倒英雄漢，何況是整個大帝國。而一旦深陷帝國經濟危機的時候，往往就會有一場“違背祖宗之法”的大改革，像戰國時期的各種變法，漢朝桑弘羊變法、南朝宋劉裕變法、北宋王安石變法等。而在這變法中，首當其衝的就是經濟改革。

萬曆是個幸運的皇帝，在面臨國家經濟奔潰之時，突然出現了一個擎天之柱，頂著壓力為了積重的大明朝實行了一次變法，史稱“張居正變法”。

朱元璋親手製定了大明朝的稅收體系，主要是農業稅和商業稅兩者皆收，其中農業稅佔了九成以上，朱元璋雖然討厭東南沿海的商人，可是也不得不依賴他們的稅收來充實國庫；到了明朝孝宗時期，由於豪強土地兼併，日益減少的農業稅收已經無法負擔帝國的運轉，於是朝廷就擴大稅源，向湖廣、四川等地方遷居移民，開墾荒地，種植糧食，如此一來大明朝稅收又有所增加，史稱“孝宗中興”；而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期間，更是把收稅的矛頭指向了東南沿海的海商以及前來貿易的葡萄牙人和日本人。這些人的免稅資格是由朱棣皇帝親自賜予的，朱厚照敢於違背祖制向其徵稅，雖是無奈之舉，可也給國庫運來了不少白銀；由於不堪重負，東南沿海的海商聯合葡萄牙人和倭寇作亂東南，加上北方蒙古部落的侵擾，嘉靖朝既無法從東南沿海拿到錢，又得應付四面八方的內憂外患，只是勉力支援，到嘉靖皇帝死後，大明國庫存糧竟不滿一個月，此時大明王朝已經接近奔潰的邊緣了。

萬曆皇帝朱翊鈞繼位時不過十歲，由母親李太后垂簾聽政，政事則全部交給內閣首輔兼帝師張居正處理，有感於壓力日大的經濟危機，張居正開始著手進行一系列改革，並得到了李太后的全力支援。從萬曆元年開始到萬曆十年，張居正結合了前朝的徵稅方法，加上隆慶朝（萬曆父親）首輔高拱的改革路線，在全國執行“一條鞭法”：

首先把所有農業稅統一名目，比如裡甲、均徭及各項雜役總編為一條稅收名目，化繁為簡，既避免中間收稅官員的層層剝削，又使得飽受剝削的窮苦小民們認清交稅內容，不至於發生抗稅事件；清丈全國土地，按田畝數量徵稅，將宣德朝以來的土地兼併危害徹底清理一番，讓多地計程車紳土豪交稅，也讓那些“詭寄”的平常百姓無所遁形，由於朱元璋規定：士紳和宗室可以免稅，隨著時間的發展，很多地主、小農就把自己的土地“詭寄”在免稅的人群之中，同樣也享受免稅服務；把前朝執行的白銀兼實物交稅統一改為白銀交稅，使得民眾少受剝削之餘，開始建立了以銀本位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將前朝的兩稅法轉變為貨幣稅，減輕朝廷釐清部門的工作。

如此大刀闊斧的改革之下，國家可以用來徵稅的土地從孝宗中興時的四百多萬頃達到了七百多萬頃，年稅收最高峰時期達到了八百萬兩，全世界的白銀源源不斷地擁入萬曆的腰包。著名的萬曆三大徵就是在這樣腰包充盈的情況下才能進行的。

張居正死後，其變法也戛然而止，國家財政又開始陷入危機，而崇禎皇帝用來徵稅的手法也可謂是簡單之極：加派

雖然張居正為萬曆朝攢下了一筆財富，可是在面對遼東、寧夏、日本等外部壓力，萬曆一朝已經把家底打空了，到了天啟朝，由於有魏忠賢當政，他的閹黨勢力足以壓制佔據了東南大量賦稅的東林黨，在從他們手下摳出銀兩之後，天啟一朝七年始終沒有過大的外部憂患，就算內部有過白蓮教起義等事，可朝廷始終有點銀子可以拿來鎮壓，不至於釀成大禍。

結果七年後崇禎繼位，遼東努爾哈赤勢力越來越大，不但統一了遼東女真，連線連叩關南下，而此時的崇禎雖然扳倒了魏忠賢一黨，但他所重用的東林黨人卻都是一批空口說白話的清流官員：

萬曆二十二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罷官回家，在家鄉修建了宋朝楊時講學時的東林書院，聽者日盛，逐漸成為了一支強大的文官力量；在萬曆朝魏忠賢的壓制下，東林黨的勢力始終抬不起頭，結果因為一場梃擊鬧劇，東林黨因為有擁立太子朱常洛的功勞，勢力開始強大起來；在魏忠賢被殺和擊敗原有的齊、楚、浙三黨之後，東林黨一支獨大，執掌了大明文官集團大權，史稱“眾正盈朝”。

東林黨人的私德方面是無可挑剔的，也就是說他們都是好人，可是在處理國家政務上要的卻不是好人，而是能人，像張居正用人就是如此，哪怕有一些道德問題，但只要能做事就可以了。可是東林黨掌權之時，完完全全就是以道德為標準的一刀切，用人不看能力而看品德，結果就是一大批有能力但也有汙點的官員被裁，沒能力但有品德的人被升，薊遼總督袁應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被努爾哈赤打得丟盔卸甲，瀋陽、遼陽相繼失去。

而且前面也說過了，這時候朝廷是沒錢了，能收的土地稅越來越少，可是東林黨中人大部分都有商人背景，他們深知如果國家要用錢，依照前例就是對商人下手，所以東林黨人達成了共識，只要崇禎皇帝一說開拓稅源就集體反對。比如兵部尚書申用懋建議崇禎擴大商業稅時，東林黨人就群起而攻之，把他硬生生地擠出朝廷了。

崇禎沒錢了，只能加重農民的負擔，一是遼餉，從萬曆四十六年開始到崇禎三年，每畝田加派高達一錢二釐，共增賦九百萬兩，以應付遼東步步緊逼；二是剿餉，主要是用來應對國內高迎祥、李自成的起義軍，自崇禎十年開始加派，前後加派達三百萬兩；三是練餉，崇禎十二年再加練餉，共計七百萬兩；此外還有崇禎八年的助餉，再加上官員的剝削，農民的賦稅從之前的一半交稅，一半餬口的勉強，到後面一半交稅，一半充餉，全家人連口吃的都沒有了。

而且崇禎也算是倒黴催的，內憂外患之下還遇到了荒災流行，陝西、山西、河南、河北瘟疫災害不斷，最後就是民變四起，把大明朝給滅了。

總結：崇禎是個生不逢時的皇帝，他的失敗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於自己

或許是從小養成了猜忌多疑性格，崇禎為人剛愎自用又死要面子，面對空談誤國的東林黨不敢出手，又忌憚擁兵在外的武將，到最後還是隻能再起用太監，重蹈天啟朝的覆轍，可天啟朝至少還有一個魏忠賢，崇禎朝的太監卻沒一個有能力能協助崇禎，崇禎之敗，除了他自己的原因之外，還有就是他還得面對幾百年來的國家弊端，大廈將傾之時又只願獨力支撐，焉有不倒之理？

萬曆皇帝朱翊鈞從11歲登基到20歲期間，張居正主政進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明朝統治的危機。萬曆親政後，最為人詬病的，就是他的懶惰怠政，不但後世史家多有批評，當時的官員也常有彈劾。其實明朝中期處理政務的機制逐漸改變，廷議-擬票-批紅-封駁-執行的形式，上不上朝都沒太大關係。雖然萬曆偷懶三十年之久，並非是真的不管事，而是採取召集大臣私下議事，還有小事不管，大事嚴抓，諸如萬曆三大徵這種事情就是萬曆拍板決定的。萬曆即使不上朝，國家大事他也不糊塗，最大的本事就是用人。群臣曾建議從朝廷大臣裡選派封疆大吏，接著被他一頓批，說沒上過戰場的京官怎麼能戍邊？甚至還曾下令，只要是人才，可以破Grand SantaFe級提拔。後來在青海立下邊功的鄭洛，便來自他的慧眼識英。而且一旦決定用誰，萬曆的態度便十分堅定，哪怕周圍各種構陷彈劾，也從不為之所動。他也開了賞賜統帥尚方寶劍的先例。他任命李如松提督遼東，任命徐貞明開墾京郊農田，都招來反對聲一片，彈劾奏章滿天飛。朱翊鈞卻從不動搖，相關彈劾一律壓住：天塌下來朕頂著，你就給我放心做事。事實證明，他都對了。

如果要萬曆對明朝滅亡負責的話，首先就是他對張居正逝去的清算。朝廷清議為一己之私謗傷張居正太過，恰恰迎合了萬曆帝清算張居正的心理成為求官之捷徑。當清議不爭是非爭意氣，士風就敗壞了。然後就是萬曆偏愛福王朱常洵，遲遲不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最終引發了“爭國本事件”。這件事進一步敗壞了士風，導致了萬曆與群臣徹底鬧翻，退休和死去的官員不補缺，斷絕了官員升遷機會，讓官僚集團徹底失望。士風敗壞，官員黨爭，導致了楊鎬這個無能之輩多次戰敗沒有受罰反而成了明朝鎮壓努爾哈赤的統帥，薩爾滸之戰因他而敗，後金崛起，“遼響”因此而開，國民負擔加重。

很多人把明朝滅亡的主要責任推給萬曆皇帝、天啟皇帝。但在我看來其實最大的責任還是要在於崇禎。財政方面，的確在崇禎之前問題已經存在。但是崇禎登基後卻沒有大魄力進行改革圖存，一直單純致力於加稅，使本因天災人禍生活艱難的底層人民更加困苦。“剿餉”“練餉”形成了惡性迴圈，加徵的田賦越多，放棄田地的農民越多，農民起義就越壯大，需要的鎮壓軍餉就越多。此時北方滿清又不斷騷擾入侵，明廷苦於兩線作戰，每年的軍費“三餉”開支高達兩千萬兩以上，國家財政早已入不敷出，缺餉的情況普遍，常導致明軍內部騷亂譁變。

崇禎朝軍事實力並不弱，軍事人才更是數不勝數。崇禎朝與滿清的戰爭中雖處於弱勢，卻一直將滿清的統治勢力限制在山海關外。在剿滅流寇上，崇禎帝先用楊鶴主撫，後用洪承疇再用曹文詔，再用陳奇瑜，複用洪承疇，再用盧象升，再用楊嗣昌，再用熊文燦，又用楊嗣昌，又用孫傳庭。十三年中頻繁更換圍剿農民軍的將領。這其中除熊文燦外，其他都表現出了出色的才幹。然用人存疑，以至責無成效皆功虧一簣。李自成數次大難不死，後往河南聚眾發展。

隨著局勢的日益嚴峻，崇禎帝的濫殺也日趨嚴重，總督中被誅者七人。朱由檢亦知不能兩面作戰，私底下同意議和。但明朝士大夫鑑於南宋的教訓，皆以為與滿人和談為恥。因此崇禎帝對於和議之事，始終左右為難，他暗中同意楊嗣昌的議和主張，但一旁的盧象升立即告訴崇禎帝說：“陛下命臣督師，臣只知戰鬥而已！”，朱由檢只能辯稱根本就沒有議和之事，盧象升最後戰死沙場。明朝末年就在和戰兩難之間，走入滅亡之途。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錦會戰中崇禎不顧實情一味催促將領上前，導致戰場形勢惡化最終走向失敗。此役之後明朝再也沒有能力組織起對清軍的有效反擊。最終崇禎又想和滿清議和，因兵部尚書陳新甲不慎洩漏議和，滿朝譁然，最終崇禎極沒擔當的將一切責任推給陳新甲。陳新甲被處斬，與清朝最後議和的機會也破滅了。崇禎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崇禎帝召見閣臣時悲嘆道：“吾非亡國之君，汝皆亡國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

特殊的宮廷生活環境、坎坷多事的命運，造就朱由檢的畸形性格。在皇權紛爭之中，在朝野黨爭之際．在抵禦後金、對付農民起義之時，表現出聰穎自信而又猜忌多疑、形似謙恭而又剛愎自恃、勤心圖治而又急躁專斷等複雜情性．最終導致悲劇結局

如果將崇禎帝的性格特點追溯到他的幼年時代，我們就會發現那些個性其實本來並不算怎麼惡劣，在一般人身上頂多是無傷大雅的小毛病罷了。可怕的是，這些本來並不算十分惡劣的性格特徵，一旦同專制皇帝的絕對權威結合起來，卻變成了一種令人震驚的破壞性力量。崇禎帝作為一個歷史上少有的積極有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發揮到了極致。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崇禎帝的這種積極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如果在明末天子寶座上的是一個比較昏聵的皇帝，例如萬曆或是天啟那樣的皇帝，明朝的國祚也許還能再苟延一段時間。

崇禎因積極振作而誤國而亡國，這本身就是個令人震驚的話題，順著這個話題說下去難免就會牽扯到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黃宗羲就是在含著血淚總結了亡國痛史之後，才寫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訪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為“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原君）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一點沒有提到崇禎帝和他的歷史教訓，這或許是出於一種難以克服的遺民情結。但從其內容來看，卻不難找到崇禎朝事的影子。黃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權限制君權，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師友”，要“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就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崇禎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顏婢膝的實況。而在《學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關於“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的大膽政治設想，顯然也是深深有憾於崇禎時期天子剛愎自用，以致殺身亡國的慘痛記憶。

前言

說起明朝的皇帝，都很有個性，也都很有故事可說。題述的萬曆皇帝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而崇禎則是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最後一位皇帝。其實會不會亡國和上不上朝、勤不勤政沒有必然的關係。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萬曆朝和崇禎朝的區別和不同結局的原因。

萬曆不上朝，國家並不穩定，只是沒亡國

萬曆皇帝是典型的的虎頭蛇尾型皇帝，說白了就是“前期操作猛如虎，後期天塌沒法補。”也就是說，對於萬曆朝要分成兩個階段來看。

那麼所謂的“前期”，是指首輔張居正執政時期，大致有十年的光景。張首輔的確是國之幹臣，對內能夠約束住萬曆這個學生，對外實行政治、經濟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效。這個時期的萬曆朝是向上的，大有中興氣象。

但是到了後期，也就是張居正病逝，萬曆親政後，很有個性的萬曆皇帝便開始怠政。具體表現是不上朝，理由是厭惡朝爭和沉湎酒色。而且這個時期長達30多年，實在是太任性了，對國家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具體分析如下：

·1、曹署多空，政府運轉停頓

因為明朝是皇帝決策制，很多政令萬曆不批覆，事情就拖著辦不了。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朝廷出現了大量的官員空缺，卻因為皇帝不管事而得不到及時補充，常出現一個官吏要身兼多職的現象，但即使這樣也是忙不過來的。這樣一個辦事效率低下甚至停滯的朝廷，國家哪有安穩可言。

·2、制衡失度，黨政不斷加劇

明朝為何黨政不斷？這是明朝的權利體制決定的，皇帝是決策者，廠衛是特產，也是皇帝的爪牙。而大臣們拉幫結派歷代都不能免俗，這就需要強力的決策者不時地去調控黨爭的勢力和規模。否則，皇帝一旦怠政，又不放權給大太監或是輔臣，那國家就沒有能拍板的人了，大臣們自然是紛爭不休，卻難以仲裁決斷。這樣惡性的黨爭大大加劇了明朝的內耗。

·3、戰役失利，女真強勢崛起

這一點是最致命的，有句老話叫“女真之禍起於萬曆”，說得是有道理的。萬曆四十六年，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在建州起兵反明，建立後金政權。萬曆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分四路進軍後金，結果薩爾滸之戰大敗，死四萬餘人，京師震動。雖然，萬曆臨死前任用熊廷弼守遼東，暫時遏制住了後金。但是後金的氣候已成，經過若干年的發展蓄力，勢必會成為懸在明朝頭上的定時炸彈，待時機一到，就會終結明朝。所以說崇禎亡國的鍋可以扔給萬曆，因為這是萬曆死前留下的爛攤子。

崇禎勤政救不了明朝，積重難返，能力不夠

我是很同情他的。因為崇禎皇帝接的攤子實在是太爛了，天災、人禍、黨爭、外侵，所有亡國的“大毒”他都沾上了。可以說，把秦皇漢武等厲害的帝王交換過來，也不一定能搞得定。而崇禎皇帝是典型的志大才疏型的，意願很強烈但是能力跟不上，只能是一種“無效努力”。下面我們具體梳理一下，崇禎滅國的主要因素：

一、客觀因素

·1、天災

從崇禎元年的旱災開始，明朝就像被天譴了一樣，各種災難接踵而至。據史書記載，“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簡直就是天災無限連擊，這就徹底摧毀了明朝北方地區的經濟，使得明朝變得脆弱不堪。

·2、人禍

連年大災，加上沉重的賦稅，老百姓沒有活路，就只有造反一途。有名的比如李自成的義軍，張獻忠的義軍等，這些起義軍不斷地輾轉各地破壞。無法鎮壓的內亂使得明朝不得不兩線作戰，加劇了元氣的損耗。

·3、黨爭

從萬曆時期延續下來的東林黨爭，在國家危亡之際絲毫沒有收斂，反而愈演愈烈，毫無團結抗敵之心。大有“亡國也要爭個你死我活的”意味。作為明朝統治階級計程車大夫們，大部分都沒有在國家危難之際，放下私怨，挺身而出，這也反映了當時計程車大夫階層從整體上已淪為國家蛀蟲，自私自利至極。

·4、外侵

我們說一個朝代的滅亡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內部起義成功，謀朝篡位；二是外部入侵，江山易主。那麼崇禎皇帝就十分不幸地都遇上了。內有起義軍這還是小患，虎視眈眈的後金才是最致命的大禍，它像一隻餓狼一樣不斷地啃咬著明朝的血肉，直到明朝這個外強中乾的龐然大物轟然倒地。

二、主觀因素

·1、志大才疏

遇上明朝這樣的境遇，非曠世之才不可力挽狂瀾。如果朱元璋或是朱棣復活，還是有機會翻盤的。但是崇禎嘛，雖然勤政，但是礙於能力，既無有效方略，又無用人之明，總是在不斷地犯錯誤，然後便罪己。通俗點來說，就是毫無頭緒，胡搞八搞，看著挺忙乎，很認真，其實都不解決問題。

·2、用人疑人

現在大家都知道用人不疑的道理，但是崇禎偏偏是一個用人疑人的主。鎮壓起義軍的督師一換再換，頂不住壓力，一段時間沒有結果就要換人。豈不知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外行領導總是遙控瞎指揮，一度讓盧象升、楊嗣昌等幾個強力督師心態崩潰，也讓李自成因此多次逃出生天。而冤殺袁承煥，嚇反祖大壽就更是自毀長城，讓敵人拍手稱快。用人疑人的崇禎帝，實在是非常好地詮釋了什麼叫“一將無能累死三軍”。

結語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萬曆其實也不咋地，國家已經被禍害得出現了衰敗之相。只是當時亡國時機未到，但是巨大的隱患已經種下了。而崇禎帝面對地獄級的爛攤子，不是用勤政就能扛過去的，需要的是大智慧高手腕的帝王，而崇禎恰恰都沒有，所以他阻止不了明朝的滅亡。

也許崇禎不該學項羽，還沒全輸就先自殺了。若是他能學學劉邦的機變靈活，遷都南京，重新振作，或許還會有一絲生機。

有個歷史現象，不知道有沒有人注意。萬曆三十年不上朝，但是整個國家卻很穩定，沒有出過大亂子。而崇禎皇帝十七年勤政做事，最終國家卻滅亡了。這是怎麼回事呢？

（萬曆皇帝）

有人可能會說，不能這麼做比較。萬曆皇帝時期，本來國家就比較穩定，國內矛盾也不突出，也沒有遇到什麼天災人禍，老百姓不會造反。同時邊關也還很平穩，後金還沒有那樣的雄心，虎視眈眈想吞併明朝。但崇禎皇帝的時候，國內的、邊關的、自然災害的，各種矛盾都堆積起來了，而且尖銳到誰也解決不了的地步。所以，這個比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這個話也有一定的道理，兩個時期的情況不一樣，確實不能嚴格地進行這樣的比較。不過，要說這樣的比較沒有意義，也未必。因為古代是皇權社會，皇帝是天下之主，皇帝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好的皇帝可以興邦，差的皇帝可以毀國。就算是同一個皇帝，他表現好的時候國家強盛太平，他表現差的時候，國家因此動亂沒落。比如唐玄宗，前期是開元盛世，後期就是安史之亂。比如司馬炎，前期統一國家，勵精圖治。後來想玩樂了，羊車望幸，也就給國家的覆滅埋下磨滅的種子。

所以說，皇帝的存在，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意義重大的。

既然是意義重大的，因此，萬曆皇帝的做法，和崇禎皇帝的做法，顯然對國家所產生的作用，是不一樣的。

照一般的理解，皇帝勵精圖治，國家就會變好，皇帝不理朝政，國家就會變衰。這幾乎是鐵律，無論是我們前面提到的唐玄宗還是晉武帝，情況都是這樣的。可是為何，這條鐵律，在萬曆皇帝和崇禎皇帝身上，卻不起作用呢？究竟是哪裡出了問題呢？

（崇禎皇帝）

其實，嚴格地說起來，無論是萬曆皇帝，還是崇禎皇帝，其實都沒有逃過這一條鐵律。也就是說，萬曆皇帝其實並不算怠政，崇禎皇帝其實並不算勤政，為什麼這麼說呢？

不錯，萬曆皇帝確實是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也就是三十年不到朝堂上來辦公，並不是他不辦公，而是他辦公的地點發生了變化，由原先的朝廷，變成了他的寢宮。大臣們有什麼事情，都是把摺子遞進去，萬曆皇帝批閱以後又傳出來。

當然了，對於這些上奏的摺子，萬曆皇帝並不是都會批閱，更多的時候，是置之不理。但是，對於封建時代來說，有時候置之不理，其實並不是什麼壞事。因為古代是農耕社會，如果老百姓能夠一直固定在土地上勞作耕耘，只要沒有遇到什麼天災人禍，基本上能夠確保過上比較幸福美好的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治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折騰。萬曆皇帝的做法，其實就是一種不折騰。這種不折騰，恰好能夠滿足老百姓，讓老百姓安於土地，認真耕作。這樣一來，老百姓自然有安寧的日子，他們也就不會造反，天下也就不動盪了。

同時，萬曆皇帝雖然不上朝，但是並不表示他對朝廷的控制力不強。

因為沒有宰相，實際上，朝中沒有形成一箇中心，這樣，朝中的大臣對皇權的威脅也不大。同時，明朝有嚴密的特務組織。這些特務組織，對大臣們看管得都比較緊，因此大臣們也不敢輕舉妄動。這樣，也就保證了朝中平穩。

（袁崇煥）

天下百姓平穩，朝中平穩，還會出什麼事呢？

那麼，崇禎皇帝勤政幹事，為什麼反而國家滅亡了呢？崇禎皇帝的存在，有沒有加速國家的滅亡呢？

從某種意義上說，崇禎皇帝的做法，確實加速了國家的滅亡。

古代皇帝應該怎麼勤政才好？並不是他事無鉅細地管事情，而是他要充分發揮大臣們的潛能。比如李世民，在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他能把大臣看得準，看準以後，就放手讓他們去做。同時，他還善於納諫，採納大臣們的意見。這樣使得李世民的行政效率非常高。

但是崇禎皇帝不是這樣的。他是完全對大臣們不信任。他剛把尚方寶劍給了袁崇煥，讓他權宜行事，結果剛過了一年，就把他殺掉了。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搞得那些打仗的大將們縮手縮腳，都不幹輕舉妄動。

此外，崇禎皇帝還由於多疑，性情不定。這使得大臣們更加害怕犯錯誤。一些本來不想投降的人，比如祖大壽等，最終也嚇得不得不投降了。

總之，崇禎皇帝表面勤政，但是都沒把勁用在恰當的地方，自然不能挽救國家，反而加速了國家的滅亡。

（參考資料：《明史》《明實錄》等）

明朝的覆滅不是因為崇禎的“勤政”，而是覆滅的時間到了。

明朝就像是個癌症病人，萬曆年間才剛剛發病不久，看起來身體還很健壯，折騰折騰也不緊要，但是崇禎年間，已經癌症晚期了，再怎麼努力鍛鍊身體，也回天乏術。

萬曆時國家狀況

萬曆年間屬於明朝中後期，他9歲剛登基的時候也算是趕上了好時候，氣候很好，各個地方也沒有什麼大的災難，國家收成不錯，老百姓也活得下去，沒有農民起義什麼的，也沒有要賑災花錢什麼的。同時，北方的遊牧民族也沒折騰，東南方面的倭寇也沒動靜，感覺就是天下承平。

這個時候也正是張居正改革的時候，明朝已經開始出現問題了，國家消耗大，收入少，官員們貪汙腐敗特別嚴重，國家行政效率低下。張居正也就是在萬曆初年的時候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別的不說，至少明朝的國庫是充盈了一陣子的。

張居正死了之後，剛剛成年的萬曆本來想要做一番大事業的，但是他卻突然發現，整個明朝朝廷都被文官把持著，文官們根本不需要一個勵精圖治的君王，他們只需要一個聽話的木偶人就行了。

文官們，特別是高階文官們，他們掌握著人事權和財政權，雖然最後的決定權在皇帝這裡，但是一般來說皇帝不能去輕易否決高階文官們的決定。

年輕的萬曆皇帝哪裡受得了這個壓制，在抗爭無果之後，就開始消極怠工。他的消極怠工也是有選擇的，專門怠工跟高階官員有關係的工作。

所以他總是用各種藉口說自己不上早朝，反正早朝也都是例行公事，具體事務早被安排好了。高階官員們要他立皇長子當太子，他就收了奏摺當沒看見，不回也不理。高階官員們用罷官來威脅他，他就當不知道這個事兒，你走就好了，空出來的位置我也不管。

但是地方具體的民生事務以及科舉他是要管的。各個地方提交的奏摺，要辦的事情他會在自己的宮裡處理，科舉也是年年按時舉辦。

算起來，萬曆皇帝本質上也沒耽誤正事。萬曆皇帝所謂的懶政，其實是有條件的懶政，他是在跟文官集團做抗爭。

當然，他懶政與否跟國家穩定與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整個官僚體系有自己的行動軌跡，他還是個少年天子的時候官僚體系都可以自動執行，他有選擇性地上班也不會耽誤什麼。

崇禎時國家狀況

崇禎就是一個接到了最後一棒的倒黴選手，整個明朝的覆滅是前面幾代皇帝一起積攢弊端形成的結果，哪裡是他勤政與否能改變的呢。

張居正改革的時候，明朝已經出現了土地高度集中、賦稅高企、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張居正改革十年，積攢了一些錢糧，但是張居正死了之後，他的所有改革都被推翻，明朝繼續按照自己的既定軌跡往前走著。

一直走到了崇禎年間，國家土地高度集中在了皇室成員、貴族、高階官員、大地主的手裡。國家財政要花費大量的錢財養一些不事生產的人，同時，國家能收稅的土地卻越來越少，只能向每一個農民進行搜刮。

崇禎年間天氣又不好，乾旱很嚴重，同時又引發了北方地區的鼠疫，這就導致大量的田地沒有收成，農民吃不飽要起義。同時，北方的後金又開始蠢蠢欲動，不停地扣關。崇禎皇帝需要兩線作戰，花錢派兵去鎮壓農民起義和後金的進攻。

財政本來就入不敷出了，崇禎只能繼續加賦稅，再加賦稅農民起義更嚴重。就是一個死迴圈。

國家的問題已經積攢到了一定的時候，又遇到了天災人禍和大量的戰爭，崇禎再勤政也回天乏術。

不上朝又不是不理政，勤政也可以亂作為。這是兩回事。

根據考古研究，萬曆患有嚴重的腿疾。每天凌晨就衣冠整齊地上朝，對他是極大的挑戰。於是他稍微改變了一下工作程式，把大會制度改為小會，讓大臣在不那麼正規的場合，向自己彙報，接受自己的命令，與自己溝通交流。

這不是一個常規的方式，但可能更加行之有效。加上外部環境良好，他當政的時候國家比較穩定。

崇禎呢，內交外困、天災人禍是一方面，他本人的執政也有致命的問題：受輿論影響，不能冷靜地做出判斷，朝令夕改，缺少擔當——面對農民起義軍和東北滿洲人的兩面夾擊，他決定談判。結果有的大臣反對，他面對輿論壓力，不懂得據理力爭，卻誣陷某官員“擅自和談”。一個皇帝做到這份上，也是沒誰了。

不只是有努力，就能把事情做好的。如果沒有清醒的頭腦、理智的判斷、冷靜的決策，越努力，反而越可能把事情搞壞，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同人不同命罷了。事實就是這麼的殘忍。同樣身為皇帝，萬曆皇帝昏聵、貪婪、毫無任何帝王的威嚴，但他卻可以逍遙享樂一生。而崇禎皇帝呢？一心一意，勤勤懇懇的就想當一個好皇帝，結果卻成為了亡國之君。除了說萬曆皇帝命好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解釋原因了。萬曆皇帝正好趕上了一個好時期，前有隆慶皇帝打下了好基礎，後有張居正改革一手把明朝重新扶上正軌。也正因此萬曆皇帝才能肆無忌憚的揮霍。崇禎皇帝則不然，他接手明朝的時候明朝就是一個爛攤子。崇禎即使再努力也回天乏術，大廈將傾，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

萬曆皇帝之所以長年累月不上朝，國家也照樣穩定發展，其原因就是因為當時的明朝已經形成了切實有效的內閣管理制度。皇帝在大多數時期就是一個“人形印章”。具體事務都有內閣負責處理。這也是萬曆沾了自己爺爺嘉靖皇帝的光。嘉靖時期皇帝沉迷修仙煉丹不理朝政，為了方便嘉靖就把整個國家的行政大權交給了內閣，自己只要把控全域性就行。因此，除非特別重大的事情之外，內閣就可以一言而決。這使得皇帝受到了極大的削弱。但不得不說，這種做法對於明朝極為適合。文臣集團也成為了明朝的主要力量之一。為何崇禎皇帝挽救不了明朝呢？就是因為他和文臣集團斗的太兇了。內耗太過於嚴重。萬曆就不同了，什麼都不管，雖然權利被削弱很多，但萬曆確實可以隨心所欲的玩，不用擔心任何的事情。

尤其萬曆皇帝即位時才年僅十歲。當時整個明朝大權皆被內閣掌控。一個兒皇帝是沒什麼威信的，也沒有人會在意。所以在張居正掌權後，張居正趁著萬曆皇帝年幼，所以開始大力推行改革新政。張居正透過清丈田畝、一條鞭法、以及官員考成法，徹底使得明朝在政治、經濟方面得到了全面的飛速發展。而且張居正改革也扭轉了正德時期和嘉靖時期的頹勢，使得明朝重新煥發了生機。正因為有了能幹的張居正和他的改革，萬曆才能在執政後期肆意妄為而不至於國家奔潰，如果把他放到崇禎的時期來看，他可能會更加不堪。

崇禎皇帝時期，事實上明朝已經是千瘡百孔，岌岌可危了。崇禎面對的三大問題就是東林黨一系的文官集團和滿清威脅，以及農民起義軍。崇禎上臺清掃掉了魏忠賢一黨，使得明朝拜託了閹黨的禍患。但也因此使得文官集團勢力大漲。這也給崇禎自己埋下了隱患。崇禎一生都在為振興明朝而奮鬥，但可惜的是，一直以來崇禎都受到文官集團的抵制。所以崇禎所有的精力都耗費在和文官集團的對抗當中，羸弱不堪的明朝再次陷入內鬥，外加外部的威脅，明朝焉能不亡？

當然了，歷史上崇禎也並不是一個完人。他剛愎自用，性格多疑，這也是崇禎最重大的缺陷。明朝末期那些有能力的將領在不斷的被貶和被殺，也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而這又是因為崇禎的多疑所導致。雖然崇禎遠比明朝歷史上大多數的皇帝要強。但以當時明朝的實際情況而言，崇禎所有的努力都是無用功。

萬曆時期的穩定崇禎的敗亡其實應該有主客觀雙方面的原因。

一、客觀原因

1、明朝的統治制度

明朝作為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統治系統已經非常完善。從明朝中期開始，官宦集團便在貫徹“聖天子垂拱而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志。上到皇帝下到地方小吏。國家機器已經成為獨立個體。統治中缺少皇帝的參與會造成統治障礙，卻不會是國家機器崩潰。

2、環境形式

雙方面對的內憂外患不同。

萬曆時期，明朝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依舊強勢。當是時蒙古已經屈服，女真還未崛起。國內大量自耕農破產影響了國家財政，但是國家信用依舊堅挺。所以萬曆朝才能發動“萬曆三大徵”。萬曆時期，只有他欺負別人的機會。

再來看看崇禎面對的局勢。

在國內小冰河期來臨，北方糧食減產，大量人口流離失所於路乞食。朝廷卻因為萬曆三大徵時期透支的國力，無力鎮撫。糧食問題得不到不解決，起義便無法根除。農民起義無法根除，四處破壞國家機器，國家更加無力鎮撫饑民，起義反而愈演愈烈，形成滾雪球般的惡性迴圈。

國際上女真迎來了英主皇太極。將流寇般的後金打造成欣欣向榮、戰鬥勇猛的清國。旗民制度的建立，客觀上緩解了清國兵力不足的現實。最終使清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

二、主觀因素

1、崇禎的能力

常言道：治大國如烹小樣。

封建王朝官員哪個不是過五關斬六將萬里挑一出頭的。先不提品行，能力各有所長。皇位卻是繼承的。他們自小接受的便是帝王之道，在於馭人，在於制衡，而不是做事。崇禎事事親歷親為，以外行指揮內行，反而造成國家混亂。再朝堂內外東林黨一家獨大，只能是“偏聽偏信”。

2、崇禎的性格

作為亂世的天子，又是以藩王入繼皇位。性格要強的崇禎形成多疑的性格。在他統治的17年中，一共換了20多位首輔，殺了20多個總督、巡撫，六部尚書更是裁撤不斷。今天和你推心置腹，明天便能舉起屠刀。這對國家造成了極壞影響。

大臣人人自危，各個想著自保。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工作上只能是出工不出力。

另外中國有“人亡政熄”的說法。頻繁的更替大臣，國家政策朝令夕改。透支國家信用的同時也造成了大量的施政浪費，進一步透支了國力。

於是，崇禎悲劇了。

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萬曆事事不管的性格，反而與官員集團的訴求相同，保證了國家機器的運作。崇禎多疑性格決定他無法成為中興之主，又恰逢內憂外患的重大時期，過多的干涉反而使得明朝的巨輪傾覆。

並不是很努力的工作，就一定能取得成功的。

王朝的興亡，並非一篇文章能說盡其中因由，而明朝卻是其中最複雜的一例。各領域都有其精闢的研究，或因帝王、或因黨爭、或因氣象、或因軍事、或因...如此諸般因果，最終釀成煤山之縊。而針對問題本身，是關於萬曆不朝和崇禎勤政這方面，那麼就且此點試論之。首先，自萬曆十四年後皇帝開始不上朝，在近28年時間裡，卻並非沒有做事的，而且還能把事情做好。明朝的朝務制度從太祖之後一直都在懈怠。到萬曆登基時，由於年紀尚小，所有的奏對已有內閣（張居正）提前票擬，皇帝只需照著宣讀，或直接交由司禮監（馮保）批紅，早朝只不過是個形式、走個過場罷了，政務有內閣及六部執行。龐大的帝國在他固有的慣性下，依賴一幫能臣胥吏完成了“一條鞭法”、“三大徵”等政績，取得了帝國最後的一點榮耀。而這些政策萬曆皇帝都是有參與決策的，姑且不論萬曆與朝臣之間的矛盾、帝國氣數等問題，從國家大政來說，不管他如何折騰，終究沒有動搖其根本，或者說有人能幫他支起這破碎的江山。而崇禎在明十六帝中，勤勉也就稍遜於太祖了，但是卻沒有把事情做好。不論是在魏忠賢、孫承宗、袁崇煥、李自成、東林黨、建奴這些具體人事問題的處理上，還是說帝國財政、官吏、流民、宗族等國策問題，崇禎都沒能處理完善、或者找到一個相信的人去處理好時局。經過他努力的工作，反而把已經日暮西山的帝國帶向了崩潰，苟延十七年之後，國祚滅絕，好在他氣節仍在，不失為君。

所以於國於君，皆是命數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