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皇帝的怠政時間創造了明朝記錄，甚至是歷史記錄，有近三十年時間萬曆沒有上過朝，如此帝王可謂絕無僅有，但萬曆朝還是有驚無險地過去了。

當然，萬曆還是做了部分成績，比如萬曆三大戰役，寧夏之役、播州之役、萬曆北韓戰爭，這三大戰役不僅給萬曆挽回了面子，還鞏固了明朝在東亞的地位。

反觀崇禎皇帝，每日勤勤懇懇努力工作，吃喝用度能省就省，雖說崇禎也做錯了很多事，但他的做事態度還是值得肯定的。那麼為何崇禎勤奮節儉反而把明朝搞亡了，萬曆不上朝卻可以保證政權穩定？

一、萬曆初期有張居正扶持

萬曆即位的時候年僅十歲，十歲的孩子來主政，明顯是不可能的，於是朝政由李太后和張居正掌控。張居正內有李太后撐腰，還有馮保這個死黨，外有李成梁、戚繼光坐鎮，全國上下政令通暢，執行效力極高。

史料記載“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從萬曆元年到萬曆十年，張居正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國家煥然一新，國庫存銀六百萬兩，糧食堆積如山，可惜萬曆十年張居正就過勞去世了，否則萬曆年間的政績會更加突出。正是張居正改革成效，給了萬曆怠政的資本。

國庫有錢有糧，萬曆就算啥也不管，這些錢糧也能支撐很長時間，而且政府執行順暢，也不用萬曆過多插手。

反觀崇禎上位之初，閹黨權傾朝野，朝廷內部紛爭不斷，天啟皇帝交給崇禎的就是個爛攤子。崇禎即位後首先要剷除的便是閹黨，而不是什麼恢復經濟，因為權力還沒有回到他手中，怎麼開展工作呢。

除此之外，崇禎還沒有得力的重臣，底下的這幫人除了互相指責、謾罵幾乎什麼都不幹，連審判閹黨這種細節問題，崇禎都得親自決斷。這待遇跟萬曆比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如果崇禎還啥也不管，明亡時間可能還會提前。

二、萬曆中後期有名臣主政

張居正去世後，張四維幹了一年內閣首輔就回家丁憂了，把舞臺讓給了申時行。申時行沒有張居正的本事，也沒有那麼大野心，但他的作用至關重要。

萬曆皇帝執政後，首先便是廢掉張居正的權勢，這也很好理解，一方面張居正教育萬曆的確嚴厲了點，引發萬曆的不滿，另一方面，一朝天子一朝臣，只有抹黑張居正，才能讓萬曆奪回皇權。

史料記載“時行請毋下其章，而諷於仁自引去，於仁賴以免。然章奏留中自此始。”

萬曆年間言官也很不消停，針對萬曆的很多弊政嚴詞批評，萬曆很惱怒，隨即下令革除那些上疏的官員。申時行作為內閣首輔，他的作用就是穩定朝政，有些時候他需要保住下面的官員，有些時候他需要保住皇帝的臉面。

申時行就是皇帝與眾臣之間的潤滑劑，他既防止了衝突的加劇，也保證了朝廷的正常運轉。無聊的萬曆皇帝還搞出了個國本之爭，這其實很令人無語，換言之萬曆不僅沒起到啥積極作用，還總在搞事情。

太子是國家的根本，而萬曆則偏偏為了鄭貴妃長時間不立太子，申時行則再度出馬，防止皇帝和官員們的過激舉動。這就是萬曆胡來的資本，內閣有人負責，奏摺有人批示，就算萬曆搞出再大的麻煩，也有人兜著，這在崇禎年間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再來看看崇禎年間的“國之棟樑”，初期，大臣們的主要任務是搞倒閹黨，閹黨是倒了也引發大量公報私仇的出現，朝政一片混亂。內閣首輔像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什麼周延儒、溫體仁、大多毫無建樹，要不就是互相爭奪權位，薊遼督師袁崇煥就是個黨爭的犧牲品，崇禎除了焦頭爛額也毫無辦法。

三、崇禎年間自然災害嚴重

萬曆年間明朝並非風調雨順，但災害相對較少，而從萬曆四十年開始，直到崇禎十三年，災害連年決斷，這些災害包括旱災、洪災、蝗災、地震、雪災等等，持續時間很長，破壞力巨大。

為何李自成從陝西起兵，那是因為當地災害十分嚴重，百姓沒有飯吃，拿起武器反抗朝廷就變得順理成章。

史料記載“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

這是崇禎初年陝西的情況，等一切都吃完之後，人們甚至要刨開山中石塊來吃，很快就能吃飽，但幾天後便腹脹而死。河南地區同樣苦不堪言，米價飛漲，還會出現易子而食的慘劇。這自然災害並非崇禎可以決定的，也就是說崇禎只得承受卻無法改變。

直至如今，自然的力量也是人類無法抗衡的，海嘯、地震、火災時刻都在威脅著人們生命。崇禎可以勤政，可以日夜不休息，但他無法阻止大範圍的自然災害造成的破壞，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亡並非人力可以改變。

四、崇禎是接盤俠

萬曆有張居正打底，可以讓萬曆隨意揮霍，不上朝也沒關係，搞出國本之爭有人管。直到萬曆末期，後金崛起，而明朝的那點本錢也消耗得差不多了，於是薩爾滸一戰輸了個徹徹底底，之後的事情便交給子孫後代了。

明光宗僅僅在位一個月，不用多說，朱由校還是個木匠皇帝，朝政依舊是基本不管，只負責他的木匠活。魏忠賢一家獨大，把朝政再度攪得胡煙瘴氣，黨爭越發激烈。等到崇禎上臺，這事情早已不可收拾了，或許有人說崇禎性格有很大問題，或許崇禎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崇禎不是超人。

內有災害，起義四起，外有後金鐵騎，原本的量變到崇禎這裡成了質變，哪怕崇禎有三頭六臂，或許也無法挽救危局。

參考資料：《明史·列傳第一百六》、《明史·列傳第一百一》

首先我們要搞明白一個問題 就是這兩個皇帝執政時各自處於什麼時期，萬曆在位時，國內無大事發生，一些邊境戰爭也可以由將領自己解決，並且萬曆不會去管，（補充一點，明代最不缺名人才士）在外無敵國外患，內有張海戚李的情況下，沒發生什麼大事是正常的，不過他為明朝後來的滅亡埋下了禍根，再來看看崇禎，他在位的時候明朝氣數已盡了，外有金兵，內有叛軍，加之他為人多疑，不善於用兵，沒主見，被滅國也是正常的了

亂作為的皇帝比不作為的皇帝更有害 皇帝不作為起碼還有一批內閣成員維持政權運轉 不會作出太出格的事來

萬曆朝之初所有國家機關的首長都是向心力一致的。皇權最高代表李太后，政府機關張居正，國家暴力特務機關和軍隊都支援政府。。。國家怎麼不會興旺？萬曆親政後三大徵的錢都是張居正給贊下的否則用什麼打仗？

這兩者的歷史條件不同，萬曆時期不上朝而國家相對穩定不是因為他不上朝，崇禎勤政而國家最終滅亡也不是因為崇禎勤政。縱使明朝的滅亡與崇禎能力有限不無關係，但崇禎本人的原因並不是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

在中國古代，政府對整個社會有著相當強大的控制力與影響力；而皇權政治下，一般情況下皇帝對政府又有著絕對的決策影響力。這就導致了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下，整個民間社會的發展自覺性一直處於被壓制的狀態。正如此後英國的及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揭示的，資本本身就有追求利益的屬性。在那個時期，減少政府幹預，讓資本自由發展，能在很大程度上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當然這種考慮僅僅是單獨就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言的，不考慮外部入侵和自然災害的因素。

明萬曆時期，上一任皇帝隆慶皇帝通知尚算平和，期間先後任首輔的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都算是一代名相。所以從嘉靖後期一直到萬曆早期明代經濟有了比較大的恢復與發展。萬曆後面雖然不怎麼上朝，但卻使得政府對民間資本的干預大大減弱，資本追求利益的本性時期快速發展。以前為歷史學家所津津樂道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就是出現於這一時期（此處我們暫不討論資本主義萌芽本身的真假問題，這裡只是為說明這一時期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上萬歷年間明朝統治疆域內也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自然災害，內部政治生態在萬曆中後期雖然已經出現黨爭傾向，但還不是特別嚴重；外部滿洲、蒙古勢力還不怎麼強盛。所以這一時期萬曆不僅輕鬆平定了內部叛亂，還能幫助北韓抗擊日本侵略，完成北韓的國家重建。

崇禎時期就不一樣了，萬曆晚期開啟的黨爭問題愈演愈烈，崇禎即為時已經無法改變這一局面；中經天啟年間的魏忠賢專權（關於網上所言“魏忠賢不死，明朝不滅”的說法，還找出了一些魏忠賢當政的好處，在筆者看來純粹就是故立新論，引人眼球，看似合理實際經不起人和推敲），整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遭到了及嚴重的破壞；從崇禎登基開始，整個西北地區幾乎年年旱災，百姓流離失所；華北地區瘟疫連年，對於政府的基層統治造成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外部滿洲崛起（事實上這還是萬曆和和天啟皇帝的責任），年年侵擾。可以說，崇禎本來接受的就是一個很大的爛攤子，想要力挽狂瀾，需要極大的毅力和極強的能力。縱觀中華2000年400餘位皇帝，能做到的又有幾人？

所以，崇禎雖然是明朝少有的勤勉，奈何能力不足以應付晚明的局面，明朝的滅亡筆者以為他還真不是主要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