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建立後，進過漢初70年的回覆和發展，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後，西漢王朝達到了空前繁榮的階段。而漢武帝也在此基礎之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斷加強中央集權，從成就了漢朝新的輝煌。

漢武帝在漢景帝平定“七國之亂”的基礎上，採納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規定諸侯王除由嫡長子繼承萬王位外，其他諸子都在王國範圍內分到封地，作為封國。自此，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

後來，漢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左官律規定，凡在諸侯王國任官者，地位低於中央任命的官吏，並不得進入中央任職，以此限制諸侯王網路人才，防止他們從事非法活動。“附益法”嚴禁封國的官吏與諸侯王串通一氣，結黨營私，以達到孤立諸侯王的目的。

酎金奪爵。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以諸侯王所獻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兩不足為藉口而奪爵，被奪爵者達106人，展當時列侯的半數。至此，王、侯雖然還存在，但是隻能“衣食租稅”，不得過問封國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基本上結束了漢初以來諸侯王割據的局面。

在削弱諸侯王勢力的同時，漢武帝還採取了打擊地方豪強的措施。對於地方豪強勢力，漢武帝採取了限制和打擊的政策，一方面繼續推行漢初以來遷徙豪強的辦法，把他們遷到關中，至於中央的控制之下；另一方面，利用以嚴酷著稱的官吏誅殺豪強，使得地方豪強的勢力受到了一定的打擊，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

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提高皇權，採取了限制丞相權利的措施。提拔一批中下層官員，作為自己的高階侍從和助手，形成了內外朝制度。由尚書、中書、侍中組成的“內朝”成為實際的決策機關，從而實現了權利的高度集中。

同時，為了擴大漢王朝的統治基礎，漢武帝頒佈了一套新的選用官吏制度，注意選拔人才，充實官僚機構。除了繼續沿用漢初的按照軍功爵位的高低，選任各級官員以及選自郎官外，漢武帝又建立了新的官員選拔制度：其一為察舉制。規定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薦，經過考核，任以官職。同時依據人口的數量，按比例進行選舉，取消了資產的限制。其二為“徵召”之制，徵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漢武帝召見，確有才能，即授予官職；以此相配合的還有“公車上書”之制，令天下吏民上書言事。其三為選用博士子弟。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為五經博士置子弟員，每年考試，成績為甲等者可為郎官。

此外，漢武帝在廣開仕途的同時，還採取措施，加強了軍隊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備軍中，增設八校尉，隸屬北軍；增設期門軍、羽林軍，隸屬南軍。在漢武帝時，法律更為嚴密苛刻。

漢武帝在位時期，在財政經濟方面也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加強中央對全國經濟的控制，以解決由於戰爭和宮廷奢侈生活所造成的經濟困難。其主要措施有：

改革幣制，把鑄幣權收歸中央，新鑄五銖錢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幣。

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漢武帝把冶鐵、煮鹽、釀酒等私營權收歸政府，由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實行均輸平準政策，所謂均輸，就是調劑運輸，平準即穩定物價。

算緡和告緡。為了打擊富商大賈、高利貸者的經濟勢力，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漢武帝於元狩四年（前119年）頒佈了算緡告緡令。算緡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貸者徵收財產稅；隱瞞不報或者自報不實者，鼓勵知情者揭發，叫做“告緡”，凡揭發屬實，即被沒收被告知者全部財產，告發者獎勵被沒收財產的一半。

漢初經過70年的休養生息，社會有了新的發展，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已經不適應時代要求，主張加強君主集權、實現大一統的儒家思想取而代之。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還特別強調法治，把儒法兩家糅合為一體，形成了“外儒內法”的統治思想。

漢武帝在為期間，反擊匈奴的戰爭主要在元光二年至元狩四年（千119年）間進行。透過其中三次決定性戰役的勝利，漢朝制止了匈奴貴族的殘暴掠奪，保護了封建經濟的發展，使得北部邊境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設立了“河西四郡”，同時打開了漢通西域的道路，加強了中國與西域各國的文化、經濟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