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作為明朝事實上的最後一位皇帝，他的一生跌宕起伏，曾勵精圖治剷除魏忠賢，意圖重振國家，卻最終卻落得身死國滅的結局。他臨死前說是“群臣誤朕”，似乎自己是被群臣所害成為亡國之君而非己過，那麼他為什麼要說自己不算亡國之君呢？我想主要是因為他確實力圖挽回敗局並做了許多努力，但最終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貪婪、涼德，所以發出了臨死前的歇斯底里式的囈語。崇禎遺詔對後人的印象崇禎帝的原話是“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這句話的大意就是說“我這個人的德行薄對人太苛刻，引起了上天責罰，然而我的大臣們的確害了我。我死後沒有顏面在地下去見列位先帝，自己除去了帽子和配飾，用頭髮遮住臉，任憑賊子們分裂我的屍體，但請求他們不要傷害哪怕一個百姓就是了。”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顧念百姓倒似乎是仁愛天子的模樣，但可惜崇禎帝是有心無力，他在位時期明朝的積弊就已經積重難返了。（當然他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先帝留下的爛攤子有人曾概括明朝覆亡的關鍵為“明亡實始於萬曆”，就是說萬曆皇帝時的窮奢極欲、黨派紛爭、礦監稅使、萬曆三大徵和薩爾滸之敗都為明亡埋下了隱患。明朝後期的政治腐敗也如牛皮鮮蔓延開來，最後病入膏肓。雖然崇禎帝整頓吏治，仍然有大量買官賄賂發生。崇禎帝面對貪腐買官現狀，曾經下詔感嘆：“吏部、兵部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甚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這樣怎有的好官，肯愛百姓？”如果說大臣豪強的瘋狂斂財、徇私舞弊是導致大明滅亡的重要原因，明朝宗室的侵佔官私田地也是一大弊政。宗室諸侯王霸佔了跨府跨縣的大量良田，導致百姓紛紛破產無地，成為了流民。無論是地方豪強對農戶的盤剝、朝中大臣的結黨傾軋還是宗室的貪婪侵奪，都事實上是在崇禎的縱容默許之下的。當然後面崇禎皇帝也在採取練兵、招剿並用等多種手段想挽回局面。崇禎的努力和對臣下的猜忌崇禎帝面對蜂擁而起的農民起義軍和遼東女真（後金）人的威脅，確實積極採取了相應措施應對。如曾任用楊鶴、熊文燦等人用招撫手段解決民變問題，一度依靠武力鎮壓和招撫籠絡等手段瓦解了農民軍，但末期中原大旱發生饑荒又給了他致命一擊，可謂是天意了。史載崇禎皇帝十分操勞國事，極少近女色，可謂一位勵精圖治的君主，看起來並非亡國之君的形象。他為了鎮壓農民軍，增派賦稅卻更加導致民眾的對抗；性格暴躁乃至涼薄，頻繁誅殺地方督撫大員，導致群臣也畏懼而離心。這些原因應該是導致崇禎帝雖然竭盡全力但反而局勢更為惡化的原因之一。縱然多次釋出罪己詔，擺出了寬大愛民，兢兢業業的模樣，但崇禎畢竟是一個冷血的帝王。就是在大明覆亡的最後時刻，他仍然不放心身邊許多重臣和各鎮將領，派遣親信太監前往各地監督防範。在《大明劫》裡明代上下統治階層精英的腐敗、貪婪、可怕的嘴臉被刻畫地淋漓盡致。雖然在網路上的節目和野史等書籍的影響下，崇禎帝似乎形象高大起來，但其實他雖然努力了，但方向錯了，所以也就逃不脫亡國之君的名號了。參考資料：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光明日報出版社

勤奮不代表有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如果有能力再加上勤奮，或許可以把國家管理好。但如果本無治國之能，還非要事必躬親，那隻能讓國家在錯誤的方向上越走越遠，直至亡國。

天啟曾斥責袁崇煥大言不慚，終天啟一朝袁崇煥未受重用。崇禎上臺，袁崇煥一句5年平遼就把崇禎哄暈，當上明朝最大的薊遼總督，集合了全國的資源，結果乾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著尚方寶劍殺了毛文龍，自斷一臂解了後金後顧之憂。天啟臨終前，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崇禎上臺第一件事，誅殺魏忠賢。他根本不理解為什麼天啟會給一個太監的生祠題詞，也不理解為何他哥把大事全交給魏忠賢去幹。好了，拿下魏忠賢，給了東林黨一個交代，然後呢？崇禎17年李自成打到家門口，敲鐘議事，一個大臣人影也沒見到。

從這2件關乎國運的用人上就能看出，崇禎的格局與天啟相差甚遠，可以說根本沒有帝王格局。重用袁崇煥，等於幫助後金平定了大後方，讓後金肆無忌憚的殺到北京城下。但這還不至於亡國，畢竟孫承宗建立的關寧防線還在那裡，後金啃不動，就算來京城郊區搶個劫，劫個色也不敢久留，怕被包餃子。但沒找到合格的替代者就拿下魏忠賢，就已經埋下亡國之根了。魏忠賢在當時起到的是制衡權力的作用，他與東林黨無冤無仇，不互相扶持相安無事，卻痛下殺手與幾乎整個官宦集團為敵，沒有皇帝背後的支援他沒這個膽量。清洗東林黨，安插聽話的官員，不好聽的可以說殘害忠良，扶持黨羽。但對於朝政而言，減少了派別之爭，政令實行起來更加順暢。魏忠賢在臺上時，徵收商業稅不加農業稅，無論這個國策是誰提出來的，能在天啟朝實施，就說明天啟朝格局宏大。商業稅徵收的全是富人的錢，富人的錢掙得比只靠一畝三分地的農民容易得多，而且稅收的也多，不但負擔遼東軍餉毫無壓力，每年還有盈餘。最關鍵的是，抽富人的稅，富人也不會沒飯吃，而家裡妻妾成群，良田廣廈也沒造反的動力。但想收商業稅的前提是，壓住東林黨及其他政黨，因為這些黨派代表著江南富商的利益，而誰能壓住他們？魏忠賢。從17歲沒有任何政治基礎的崇禎輕鬆拿下魏忠賢可以看出，魏忠賢根本沒有篡位之心，他只忠於皇帝，他的所作所為至少都是皇帝默許的。沒找到替代者就拿下魏忠賢什麼後果？東林黨從新執政，第一件事取消商業稅。遼東打仗要用錢怎麼辦，加收農業稅。那些富商資本家每天吃香喝辣不交稅，農民臉朝黃土背朝天苦哈哈的還要從嘴裡摳糧，不但收不上多少錢，還把農民逼急了，惡性迴圈。最後國庫財政困難，為了省點錢裁撤驛站，結果把李自成飯碗砸了，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贅述。

無論後世如何說天啟朝太監亂政、烏煙瘴氣，但終天啟一朝，7年只發生過一次民變，國家一直保持正常運轉，國庫也不缺錢。而崇禎朝，已經不能用民變這個詞了，人家那是造反。至於錢，話說要是有錢崇禎就不至於上吊了。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崇禎自己說自己不是亡國之君，你說呢？

崇禎皇帝在位期間特別的勤政，可謂日理萬機，也是節儉成名的皇帝，但由於這時的明朝己經積重難返了，他也迴天無力。無論如何努力都改變不了明朝被推翻的命運，所以他認為自己不是亡國之君。

崇禎皇帝亡了國，但卻是唯一一個不被捱罵的亡國之君，實在是因為他太過於讓人同情，他宵衣旰食，勤勤勉勉，期望做箇中興之主，然而大明已經像一艘行駛在汪洋大海中失去方向的大船，崇禎也迴天無力。

在影視劇裡，崇禎甚至在自盡前說過一句話：朕非亡國之君，臣乃亡國之臣。以此說明他到死都不甘心明朝滅亡在他手裡，他認為所有的過錯都在大臣。

這句話應該是後人根據崇禎的遺囑總結出來的，他的遺囑原話是：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 。在遺囑裡，他有自責，也有對大臣們的失望，但卻始終將百姓放在心裡，懇求不要傷害無辜百姓。

可見在他的內心裡，他一直認為他是一個愛民如子的好皇帝，他也一直想中興明朝，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他沒有這個能力。無論做任何事情，是要講求天賦的，以崇禎皇帝的性格和能力來講，他根本就不適合做皇帝，硬要把他推到那個位置上，結局只能是個悲劇。

崇禎皇帝能力不足和性格缺陷在此就不作贅述了，相信看過明史的朋友都知道，在此僅說一點崇禎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事情。

面對內地農民軍和關外滿清的層層逼近，崇禎為了增加朝廷財政收入，在正常的稅賦之外增加了遼餉、剿餉和練餉，合成“三餉”，內憂外患如此，他居然還有如此行動，實在是愚蠢之舉，真的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而他自己卻還渾然不知。

從個人道德上來講，崇禎符合我們普通人心目中的仁君形象，但無奈的是，他不僅是個道德楷模還是個勞動模範，但卻絲毫不諳習帝王權術與軍事戰爭，最終身死人手，做了亡國之君，實在是可悲可嘆!

一般亡國之君的所作所為，無非是不理政事，荒淫無道，奢侈浪費。而崇禎皇帝留給歷史的完全是一個賢明君主的印象。

首先勤政，崇禎帝的勤政在歷史上都是有名的，在位十多年，每天都工作十幾個小時，經常通宵達旦的處理政務。甚至因為過於勤政，導致身體不適，經常咳血。真的可算是為了挽救大明的危局嘔心瀝血。這一點，清朝的康熙都很是佩服。

其次，崇禎帝不近女色，最有名的事情是，一個國丈為了討好崇禎皇帝，把陳圓圓送進宮去服侍崇禎，卻連崇禎的面都沒有見過就被退還了。最後不得已才將陳園園送給了吳三桂。

最後，崇禎帝節儉，這是所有明君的共同點，崇禎做的跟他們一樣出色，經常穿著打補丁的衣服，龍袍破了都不願意新做，修補修補接著穿。吃飯也很樸素，跟平常百姓家無異。

這種種行為都符合一個聖君的標準，最後卻成了亡國之君，悲矣！只能說他的先輩們挖的坑太大了，最後由他背了這個黑鍋。

明朝的滅亡不是崇禎一個人的責任，但確實是亡在他手，他亡國之君的身份是沒錯的。只能說運氣不好，加上他自己本身的一些錯殺忠誠，敗在祖先，亡在崇禎，他就“理所應當”的成為亡國之君。可是他又不同於紂王，陳後主，周幽王一類的亡國之君。崇禎相對於木匠和煉丹二位祖先，還是不錯的。無奈明朝“病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奈何也。”他勵精圖治，想要中興，一心想做個好皇帝，在位十七年，不溺聲色酒宴之中。只可惜，崇禎沒有識人用人之明，所用的人都是些亂臣賊子，結果適得其反。不想做亡國之君的人，卻做了亡國之君的事。李自成形容他：“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明史·流賊傳》中評價他：“嗚呼!莊烈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徒見其焦勞瞀亂，孑立於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聞良、平之謀，行間未睹李、郭之將，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明朝的滅亡是多年積累的結果，到了他手裡，已經差不多了。總的來說，崇禎是個不錯的皇帝，但絕對算不上好皇帝，亡國之君的特色是昏庸。或荒於政務，靡費好色。這些在崇禎身上看不到，他是個勤儉的帝王！可惜志大才疏，用人不善！成了一個名亡實亡的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於公元1368年在南京開國大明，即實行以農立國的國策，輕視工商業，農業稅收的也低。朱元璋有感於自己的身世，對自己的子孫極為優厚，兒子們皆封土稱王，轄區內賦稅不上交中央。朱元璋因為幼年時的不幸經歷，極其痛恨和仇視貪官汙吏，卻又給官員們定了歷代王期中最低標準的工資，致使官員們不貪汙納賄無法保證基本生活，有明一代有名的清官海瑞，生活如乞丐，死後買不起棺材。朱元璋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除實行一千多年的丞相制，集大權於皇帝一人，因為朱元璋、朱棣二位皇帝為創業之君，十分勤政，這種專制尚可支援，但其紈絝子孫怎能受得了如此苦差，遂分權內閣與宦官，但大權始終在皇帝手中，但因中間太過寵信宦官，出現過大權旁落。朱元璋還建立了僵化的保甲制度、軍戶制度，自以為萬事俱備、子孫們照做就可保千秋萬世，塾不知這套制度卻從根本葬送了明朝：

1、低薪無法養廉，歷朝歷代中唯明朝官員貪汙納賄、官商勾結最為嚴重，導致財富日益集中、土地兼併加劇，自正德年起越來越多失去土地的流民及軍戶（有數字說大約有1/6）只有做了流民，成為不安定力量！

2、明朝宗室權貴除轄內賦稅自給外，還耗費朝廷稅銀，崇禎朝時約佔全部賦稅之三分之一，且這些王爺權貴與民爭利、民怨民憤極大！

3、皇權太過集中，導致皇帝自身素質決定帝國命運！可是有明一朝，除朱元璋、朱棣二祖及仁宣二宗外，其他皇帝那叫一個不靠譜！君正臣賢，君昏臣暗。明朝出了王振、劉瑾兩個的大太監惡貫滿盈，還有一個九千九萬歲魏忠賢也做了很多壞事。另外出了一個浪蕩天子正德、一個修道自肥的嘉靖、一個近三十年怠政使政府處於半癱瘓狀態的萬曆、一個吞服紅丸而死的光宗、一個不大問事的木匠天子，當年僅17歲的少年崇禎接手這個龐大而糜爛的帝國時，明朝已經積重難返、迴天乏力！更要命的是，崇禎在位期間前幾年大旱、後十來年處於小冰河期致糧食歉收，流民四起且關外滿清崛起，不斷進犯，朝廷內部黨爭不盡，徒耗元氣。崇禎帝自身也缺乏治國理政經驗，導致帝國財政日益困窘，日夜勤政勞累中，據說二十來歲頭髮就白了，更形成了用人猜忌、剛愎自用、刻薄寡恩的性格和憤青思維，客觀上也加速了王朝的滅亡。

如果不是接手的爛攤子實在太爛，已到壽終正寢的階段，以崇禎之機敏過人、勤於政務，應該還是有所作為的，奈何作了亡國之君！

1644年3月19日凌晨，紫禁城城破之後，李闖賊兵攻入內苑之前，神情恍惚的崇禎皇帝，在朝夕相處多年的太監王承恩的引領之下，踉踉蹌蹌地走過神武門，神情黯然地登上了”煤山”。管轄著四分五裂、氣息奄奄的大明恢宏疆域的朝庭裡，獨剩下一位斷然殉國的皇帝，和一位本可苟且但決意殉主的司禮監太監，剪影在肅殺蒼涼的晨風山腰之上。

回眸山下、城內的烽煙四起，滿目蒼夷，崇禎帝咬指蘸血遺詔天下：“朕涼德貌躬，上幹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此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隨後，崇禎帝懷著激憤、決絕、失意與絕望，在王承恩的幫助之下，吊死在煤山山腰壽皇亭之側的老槐樹上，時年35歲，一位剛烈寡恩、勤政愛民而又力有不逮的庸君！

不說冶理國家之時，一個皇帝該具備什麼樣的戰略格局、執政視野、政冶手腕了；不說松錦之戰崇禎帝如何形若資敵，擾亂洪承疇得體的戰役部署；也不說他擺不平宦官和文官集團的黨同伐異而導致國力疲弊和貪腐盛行；更不說崇禎一朝殺了、換了多少內閣閣輔和文武百官；就說大明王朝的巨輪在即將沉沒之時，一國芸芸文武百官，該跑的、不該跑的，該降的、不該降的，都作鳥獸散去。此情此景，只有一帝一宦站在煤山上的”船長室”中以身殉國，情景孤淒。崇禎帝又不願做這個亡國之君，試問，誰又願意去做這個亡國之臣呢？

明朝崇禎皇帝是我國古代千年難見的賢君。明朝並不是毀在他的手上，到了他當皇帝時明朝已經是不可收拾的爛攤子了。要說明朝滅亡是亡在萬曆皇帝手裡，早年的萬曆皇帝可謂英明神武，在位期間還進行了有名的歷史三大徵，可以說勞民傷財，不得人心。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崇禎絕非等閒之輩。崇禎在沒當皇帝前被封為信王，信王當時與魏忠賢的閹黨勢不兩立，等到信王剛坐上皇帝寶座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消滅了魏忠賢的閹黨，徹夜的清楚閹黨的殘於勢力！在當時人們都稱崇禎是千古明君。事實也確實如此，個人認為萬曆皇帝挖坑太深，崇禎皇帝在有本事也不能挽狂瀾於即倒。

這個問題我相信基本上所有人都會為崇禎皇帝平反，力挺他不是亡國之君，只不過是在他即位的時候，天下就已經千穿百孔了。在此笑笑生想從另一各角度來說說崇禎皇帝。

一

崇禎皇帝的扮豬吃虎我個人是十分佩服的，在崇禎皇帝還是王爺的時候，朝廷被號稱“九千歲”的太監魏忠賢所把持，毫不誇張的說，在天啟皇帝病重的時候，魏忠賢對於儲君是有很大的手段可以控制的，崇禎皇帝也是意識到這點，縱使他再怎麼想幹掉魏忠賢也不得不偽裝成一個非常軟弱，甚至無能的樣子。以此來讓魏忠賢覺得他好控制，不會阻止他登大統

二

即位後的崇禎皇帝立馬換了一番模樣，直接就把魏忠賢一夥給幹個底掉，不過因為崇禎皇帝是一個多疑、遇事優柔寡斷，在選拔朝廷的高階官員上是一換再換，正所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崇禎卻是聽說這個好，就提拔上來，那個又說這個不好，就又給貶下去。你說這怎麼會有一個穩定團結的領導團隊呢？

三

回到問題本身，一般亡國之君的特點：要麼是昏庸不能；要麼是暴戾暴政；要麼是帝幼母壯。而崇禎皇帝不昏不庸，不暴不幼，而且還是有一定的政治手段，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顆上進的心。所以崇禎最起碼是一個合格的皇帝，做亡國之君還是不夠格的，只不過生不逢時，接到手這麼一個爛攤子，時也命也！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崇禎最後一次罪己詔，也是他的臨終遺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明史》

下完罪己詔的第二天，崇禎就上吊自殺了，此後，像說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等明末有識之士，在崇禎的忌日會向著北方朝拜、失聲痛哭。

崇禎之前的熹宗也就是那個木匠皇帝統治時期，由閹黨魏忠賢東林黨之間的黨爭已經水火不容了，極大地削弱了整個王朝的力量。

崇禎上位（1627年即位）之後，首先就是捕殺閹黨，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然而，我們來看看整個大明王朝給崇禎留下的是一個怎樣的爛攤子：

（1）平定倭患問題也就2年，黨爭仍於，內外飄動，百廢待興。

（2）偏偏這時候吧，北方的蒙古時不時騷擾，滿族更不用說了，大大興起。

（3）而崇禎剛上位的第二年，西北的農民起義就開始連續不斷了，

朝廷內一片荒涼，正是百廢待興、休養生息的時候，北有滿族攻打，西、南、西南、西北各地農民起義不斷。崇禎一個人完全是無力迴天啊。

在德政方面，崇禎絕不是一個亡國之君該有的殘暴，相反，他是一個挺愛百姓的人，至少不殘暴，但是他面對的起義比起其他亡國之君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說崇禎“非亡國之君，但多遇亡國之事”，還是很有道理的。

在明朝皇帝中崇禎算是個好皇帝不應該是一個人亡國之君，但不巧的明末內憂外患再加上朝廷沒有銀子，還有第四個敵人就是東林黨.....只能說是天意。

崇禎朝是多事之秋，但不是理由，他自己處事不當負主要責任。到死還說什麼諸臣之誤，全是別人的錯，自己絲毫責任都沒有，這種昏君不算亡國之君是什麼。

這句話出自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他死前留下遺詔：我死之後，把皇冠摘下來，披頭散髮。我沒臉去見列祖列宗。我死之後，不要埋葬，敵軍可以任意處理我的屍體，鞭屍、分屍都可以。但請不要上海朕的百姓。他最後悲憤的留下一句話：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崇禎皇帝在位十七年，也確實辦了很多大事，剷除了魏忠賢的閹黨，重用了東林黨，他同時不近女色，兢兢業業，宵衣旰食，衣帶漸寬。因此後來有很多人評價說，崇禎沒有亡國之君的樣子。以至於清朝統治者都高度評價崇禎皇帝：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說明朝滅亡是氣數使然，天命有歸。其實清朝人這句話帶著很強的私心，意思是清朝取代明朝是天命使然，目的是證明清朝立國的合法性。

我們看到崇禎的故事，也很容易被感情所左右，原因是他勤奮，可以說明朝十幾位皇帝，除了老爺爺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之外，他就是最勤政的人了，而且他善於納諫，不好女色，簡直符合儒家聖君的一切標準。但我們不要忘了，評價一個皇帝，不能單純以良政和劣政的標準。

崇禎皇帝是一個心胸比較狹窄的人，而且疑心很重，不願意相信任何一個人的話。明朝末年，內憂外患非常嚴重，內憂是朝廷內部腐敗嚴重，外患是各種叛亂不斷，有吳三桂造反，有李自成的農民起義，還有清朝努爾哈赤的邊疆之患。一開始鎮守邊疆的還有個袁崇煥。清朝人對這個將領很忌憚，於是使了反間計弄死了袁崇煥。崇禎皇帝就是這麼不靠譜，還對袁崇煥實施了剮刑。如果袁崇煥不死的話，說不定崇禎皇帝還有那麼一絲絲的小機會。 殺死袁崇煥，你說責任不在崇禎嗎？從某種層面上講，崇禎的疑心病把明朝朝著滅亡之路又狠狠的推了一把。

崇禎皇帝還有一個大的錯誤。破壞了明朝內閣問政的傳統，大肆干預內閣的工作。他以為自己和老爺爺朱元璋一樣能把控朝政，但是他錯了。他執政期間做了幾個錯誤的決策，直接動搖了明朝的根基。魏忠賢把控朝政期間，明朝的主要賦稅來自於商業，因此財政比較充裕。但是到了崇禎時期，主要稅收來自於農民，邊疆戰事不斷，國內旱災、蝗災頻發，他卻大規模的增加農民賦稅，從而導致了農民起義，李自成、張獻忠加速了明朝的滅亡。

崇禎皇帝是一個有著政治理想的我皇帝。他做事也好，執政也罷，根本不瞭解國家是什麼樣子、民間是什麼樣子，百姓是什麼樣子，後金是什麼樣子，完全憑藉著一股責任心和理想在前進，根本沒有經驗，其實他缺乏控制朝政的基本的政治智慧，在武將集團失控之後，繼而大殺高階文官，掃滅了明朝的最後一點元氣。

這就好比一個公司，本身你領導人的眼光和格局就有問題，怎麼可能帶領國家機器前進呢？只能領導三五個人，結果把一個萬人的國企交給你，怎麼去管理？管理需要的是通才和經驗，不是一廂情願能做成的。

崇禎皇帝在位時大力剷除閹黨，勤於政事，生活節儉，不愛美色，曾六下罪己詔。無歷史上人們認為的亡國之君的惡習。

但明朝最終還是亡於崇禎手中，其非崇禎之過。古之成事者，天時、地利、人和大多佔其一二，崇禎皇帝朱由檢是一樣不沾邊。

首先天時方面，自朱由檢即位起，旱災、洪災、蝗災此起彼伏，百姓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由於死人太多又爆發瘟疫，瘟疫所到的北京、天津等地區十室九空。凡事必有所象，後世稱此大亂的自然災害為亡國之象。

其次地利方面，內有各地爆發的農民起義，外有皇太極率領的清軍。朱由檢夾在中間應付不暇，此為內憂外患。朱由檢前有虎後有狼之地位。

再者人和方面，朱由檢在位時期，東廠、東林黨黨派林立。朱由檢先是剷除魏忠賢以滅東廠，後又不得不和把持朝政的文官集團東林黨作政治鬥爭，各藩王也各懷鬼胎，崇禎皇帝多疑的性格也由此產生，最後中皇太極離間計殺袁崇煥。可以說崇禎在位期間，身邊從無一個可信之人。所以人和方面，朱由檢也完全不沾邊。

朱由檢是個很有抱負的皇帝，政事勤勉，生活節儉，不沉迷美色，又有血性，是個真男人，可惜生錯了時代，面對上任皇帝留下的爛攤子，在失去“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任其如何努力也不能力挽狂瀾。

最後崇禎皇帝朱由檢在起義軍攻入京師後殺死所有妃嬪和兩個女兒（以免被亂軍玷汙）後於煤山自縊而亡。死前曾做《罪己詔》：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致逆賊直逼京師，然皆諸臣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崇禎是亡國之君，這是歷史事實。南明政權為抗清宣傳崇禎是”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出於政治需要另當別論；還有，有些長期受封建儒教影響，思想觀念固化的糊塗人認為，崇禎能專權專制有殺大臣的手段，既能殺主戰派又能殺主和派，能懲治迫死魏忠賢，能廢除工商稅，把稅負轉加在負擔不起的農民頭上，迫使農民起義，崇禎不做事，崇禎做不了事誰也不能做事，認為如此權威的崇禎不像是亡國之君，其實，任何一個明白人都知道，執政能力如此低下的崇禎不過是借朱明先祖的餘威在瞎折騰。

其實，崇禎的所作所為，註定是亡國之君，從魏忠賢成功收取工商稅足夠國防費用看，及為工商階層說話的東林黨人的勢力壯大看，崇禎年間明朝的工商業是相當繁榮的，但這卻犯了封建專制王朝不適應的工商經濟之忌，工商稅政要求當政者要讓人說話，要能捱罵，要吏治清廉公開公平公正，乾綱獨斷九五之尊、天機不可洩露的神權中的皇帝怎能適應；法國的路易十六皇帝因稅政捱罵皇威掃地後被判刑斬了頭，英國的喬治一世皇帝因稅政捱罵皇威掃地後被判刑斬了頭，中國古代很有功績的周厲王因工商稅政不讓人說話”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人暴動時，躲避到一個“圈豬地”的地方才苟延性命；歷史證明，民選，有議院監督，沒有絕對權威非世襲能捱罵的相權能適應工商稅政；專權專制，不能用相不能用將不能收工商稅的崇禎在晚明只能註定是亡國之君了。

後來降清的東林黨人等，想起崇禎因聽他們的話廢除工商稅導致敗亡，看到國家被清兵屠炭，繁華不再，打回了原始低下農耕經濟，於心不忍，吹捧城破事急連皇宮門也打不開、逃不出後自縊而死的崇禎不是亡國之君，改變不了歷史事實。

明朝亡國的原因，就不得不提大明朝衰亡的最後一任皇帝，也就是崇禎皇帝朱由檢（1611-1644年），1627年明熹宗西苑划船不慎落水，而後身體每況愈下，不治身亡，同年弟弟朱由檢繼位，改號崇禎，繼承皇位。每個王朝的興衰都是必然的，家天下的弊端就是後代的良莠不濟。縱觀歷史，基本都是每個朝代的前幾代興盛，然後漸漸衰弱，直到滅亡。明朝亡國的原因是什麼？

之所以廢除商業稅，主要還是由於明朝的大商業集團和背後的朝中官員，作為商人們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文官們以與民爭利為藉口反對商稅，併成功的使商稅廢除，在這之後，明朝對邊鎮的控制和支援都大不如前了，而且沒有商稅，國庫沒有錢，文官們又一味只知道對種地的老百姓加稅，越窮的人越要交稅，這直接就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明朝在經歷了兩百多年以後，猶如一個蹣跚的老人，已經是步履維艱，疾病纏身，積弊重重。而開篇我說的那些理由就是由這些積弊引起的種種歷史的必然性，那麼由這些必然性一定會導致滅亡嗎？從時間長遠來看是必然的，但並非絕對的，還有偶然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歷史人物，歷史人物可能會影響歷史程序的發展。

正德年間，又出現了楊虎、劉六等領導的起義。起義軍攻佔了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許多州縣，“橫行中原”，三逼北京。在四川、貴州以及廣西等地，也先後爆發了許多少數民族的起義。這些起義，對明朝統治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所以，明朝在滿洲人的攻擊以及內部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的農民大起義雙重作用下，最終自取滅亡。而明朝滅亡的教訓，也讓接替明朝的清朝像老百姓做出了讓步，至少讓老百姓的勞動有價值，才能維持國家的穩定。

崇禎繼位時明朝的現狀

首先，我們不能認可崇禎繼位的時候，是一個還相對穩定的局面。他繼位的時候：

天啟七年，福建閩南地區又發生了嚴重的旱災，災情仍在持續。白銀大量內流，通貨極度膨脹，又使這一地區雪上加霜，影響到長江以南的整個東南地區。

東北，遼東奴爾哈赤薩爾滸大戰之後，仍然不斷進犯，佔領了明朝遼東的撫順、鐵嶺、清河，遼陽、瀋陽、廣寧，甚至將都城建在新佔領的盛京（今瀋陽），兵鋒直指大明遼東。雖然有寧遠、寧錦兩次大戰，擋住了後金的進攻。同樣在天啟七年，奴爾哈赤的繼任者皇太極把朝鮮打成兄弟之盟，又把明朝可能的盟友，蒙古察哈爾林丹汗逼往西遷。此前，蒙古的內喀爾喀五部已經被分化瓦解並投向後金，而且仍繼續向喀啦沁所部繼續蠶食。蒙古作為明朝的屏藩，正逐步敞開明朝防衛的大門。明朝四大軍鎮除遼東以外，薊、宣、大將直接暴露在後金的虎視之下。

西南，天啟元年發生奢安之亂，整整天啟在位的七年間都在戰爭之中，一直延續到崇禎二年。

西北，已經開始了長達十餘年的災荒，實際上是崇禎繼位的時候，已經有了農民軍起義的烽火，這一星星之火，最後燒燬了明朝276年的統治。

中腹，由於長年以來福、潞等藩都在湖廣、河南等地，百姓供養的重災區，加上該地多年來頻繁出現災情，崇禎元年，即有大臣向皇帝進獻了流民餓殍圖景，零星地方已經出現嚴重的流民民變。

天啟七年，國家財政收入的白銀僅三百二十萬兩，而這些銀子，尚不足京營軍的軍餉和朝廷官員的官俸。原定每年從南方運往北京的四百萬石漕糧，實際到京不到三百萬石，但是僅京營軍就需要分發了三百三十八萬石軍糧。萬曆四十六年起徵的遼餉，經數度增加後核定五百二十萬兩，扣除地方剿匪等支用，到京實數不過二百八十五萬餘兩。

《明史食貨志》：“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徵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釐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

這就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接手的大明江山，其實已經是在風雨中飄搖欲墮。偌大的帝國版圖鋪在桌面，找不到一塊沒有問題淨土能放得下一個巴掌。

那麼，朱由檢做了什麼事情使得形勢更加惡化了呢？

崇禎初的錯政亂政

1、清理魏黨矯枉過正。

魏忠賢個人，是一定要處理的。但是，魏忠賢死後，為了擴大戰果，彰顯自己的聖明，肆意擴大魏黨的名單，做成逆案大案，造成政局動盪則不可取。

天啟朝剩下的張瑞圖、李國（木普）、施鳳來、黃立極這幾個內閣，本來沒什麼問題的，跟魏忠賢也沒太大關係。有問題的魏廣微、顧秉謙、馮銓之流都都已經處理掉了。但是朱由檢卻執意要將這幾個全部一刀切掉。換上來都是起至廢籍的六個新內閣，以及中旨任命的首輔韓爌。這幾個其實與東林黨也沒太大關係，只有一個錢龍錫算是東林黨外圍，還有韓爌因為負責處理魏黨，被東林追認為是大佬。

我們只知道崇禎皇帝換內閣頻繁，卻不知道換別的官更頻繁。在天啟七年之內，他上任以來這幾個月，六部尚書換了五個部，其中兵部尚書換了四個人，一共八個尚書。到崇禎元年這一年的上半年，六個部的尚書又全再換過一次。到再元年年底，六部裡的尚書又換了四個部。崇禎二年，再換掉了四個尚書。

定逆案最直接的標準就是建祠，給魏忠賢建生祠的，都是各省的巡撫或者總督，也就是都是全國各省、府、道、州的最高長官（巡撫在明代名義上是欽派，非地方常設官，實際在明末已然實質上成為地方最高長官，且各省、地、區都有）。跟魏忠賢關係好的就是壞人，關係不好的就是好人，查一下相關資料，但凡“頌祠”者，皆罷官，而且再不敘用；但凡“忤忠賢”者皆得起用。實在不知道這出於什麼邏輯。

這相當於，在明朝的最高上層建築，從內閣、六部尚書、各省督撫來了一次，甚至不止一次全面的大換血。我也不知道現在網路上流行的“魏忠賢倒了以後文官沒有牽制”的說法是如何牽強附會出來的，實際的情況是，朱由檢為定逆案以顯擺自己的功績，對官員進行大量換血，迅速導致朝廷政局不穩。

惡果是很快就出現了，這些新上來的高層根本站不稱腳根，崇禎二年就馬上要進行二次內閣推選，並且以溫體仁的搗亂，最後以失敗告終。這一次又一次的人員大換選，不僅使得明朝的後備人才極速消耗，同時也加大朝廷暗流洶湧，攻伐更甚。

明朝七卿年表節摘（崇禎三年內）

2、外交政策嚴重失措

眾所周知，三方勢力周旋的時候，正確的做法是拉攏（弱的）一邊，對付（強的）另一邊。在遼東的問題上，蒙古與後金是世仇，正可以利用。明朝天朝上國的思想嚴重，想要完全拒絕了蒙古的聯盟請求，後果是即被迫重開了蒙古市賞，又沒得到蒙古的任何援助。蒙古也因與明朝的齟齬，局勢更加惡化，在很短的時間內（崇禎六年）覆滅，被後金吞併。

還有兩件事，是崇禎皇帝並不太插手的，算得上馬馬虎虎處理的能交代的過去的結果。一、是西南對奢安的民族戰爭又過於操切，儘管崇禎二年，西南已經上報基本平定，實際上並沒有徹底。由於崇禎三年以後徵調西南的作戰部隊，甚至包括戰力最強的廣西狼兵到京拱衛（那時候皇太極已經出關，薊鎮短時間內根本不可能存在戰爭危脅。相反，西南初定，才需要繼續保持軍事威攝），結果西南局勢再度惡化，一直拖到崇禎七年才平定。再之後，崇禎十四年，又暴發了沙普之亂。

二、東南，海盜鄭芝龍（鄭成功他爹）求召安，明朝廷完全沒有意識到白銀內流的危害，也對海權毫無任何意識，這也是朱由檢很少參與放任自流的事件，鄭芝龍雖然召安，但是海上局勢沒有任何掌控，白銀仍然極速內流，嚴重破壞東南數省的經濟。由於海盜間的分贓不均，到了崇禎七年，鄭芝龍與劉香再次發生海戰，又一次影響沿海。

3、軍事改革區域性成效

這恐怕是朱由檢頭三年，甚至包括他在位的十七年內唯一做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遼東區域性，支援袁崇煥的軍事改革。

絕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基本沒有袁黑的學界，都認為“五年平遼”目標過高，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對袁崇煥有正面的質疑，也大多由此而發。一個目標提出，不是看別人怎麼認為，而是看提這個方案的本人，也就是袁崇煥自己認為行不行。他自己認為不行，跟別人說可以辦得到，那才是騙人。或者提完了以後完全沒有付諸實現，最後就算是靠運氣，哪怕是外星人扔一顆原子彈把後金炸平了，那仍然是袁崇煥提的不對。事實上，袁崇煥督師上任，就認真的高效的去執行，在短短的一年四個月時間內，重整了十五萬多兵，八萬多馬以及減省了一百二十萬兩銀子，並使關寧軍從只能守城而勝，走向部分可以面對八旗野戰的強軍。即便最後就算五年內還沒達到這個目標，或者說不止用了五年解決復遼問題，那也說明他並沒有在這這個事情上虛言。關鍵的問題，是看他對這個目標的可行性，是不是在做，是不是做的有效。這是我個人對“五年平遼”的評定標準（PS，袁崇煥的問題在此不接受任何質疑，已經很煩了，請為黑而黑的袁黑們出門右拐，謝謝）。

回到正題，正因為有了袁崇煥“五年平遼”的提出，才有了朝廷傾力對打造關寧軍的支援。

袁崇煥提出這個目標以後，崇禎元年實際費用513萬兩，崇禎二年480萬兩（計劃），遼東前線的費用是大大節省的。崇禎二年，又著重重整了遼東的營武，關寧軍的戰力得到極大的提升。後來叱吒整個崇禎朝的將帥及其所部，很多都出自這一支曾經強大的軍隊，如左良玉、周遇吉、曹文詔、劉澤清、趙光忭、吳三桂、祖寬、曹變蛟等等。

但是，除此之外，明朝的整體軍事完全得不到改變，兵部一廂情願的驛遞改革，致使腐化的軍隊更加脫離控制。已經完全敗亂的軍屯制也完全沒有進行整頓，十幾年以後孫傳庭後來在西南區域性進行整治，且極有成效，當然，堅持的時間很短，那是後話了。

京營軍，沒有任何改革，更沒有成效，在發生了已巳之變，暴露了其完全不堪作戰的問題。

溫體仁家書

摘自《鷗陂漁話》清·葉廷琯著

一曰：“警逼近京師，而奸黨尚自固營壘，全無為君國起念者。庸宰相任人穿鼻，倉皇失措，戒嚴半月，不過老弱營軍，鵠立風霜之中，日夜凍死百餘人而已。不意積弛之弊，一至於此。人情洶洶，南竄幾半，獨攜家眷者不許出城。而士紳內眷，有扮男裝者，有藏箱箎中者，往往為伺察所發覺。可嘆可笑。”

我們一直疑惑，明末之時，號稱數十萬的京營軍去哪裡了？其實早已經名存實亡，早就沒有了，即便是有，也毫無任何戰鬥力可言。

王世德《崇禎遺錄》：京營官軍皆詭寄靡餉，無一人可用，蓋甲鬻於乙，乙鬻於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畢嘉隆以上之人，故名雖軍，其實非市井遊手，即勢家蒼頭，從無紀律。”

4、對內剿匪政策不定

崇禎元年、二年間，剛剛發生西北農民起義，其實還不是大患，關鍵的問題在於處理得當，不能急於求成，朝廷派出的是一個完全不知兵的楊鶴。派了楊鶴也沒關係，楊鶴至少還“清慎自持”，在前線表現的還不錯，有剿有撫，剿撫並用，農民起義得到了極大的緩解。這個時候朝廷又開始操之過急，不會指揮亂指揮，不懂軍事的官員亂出主意，弄得剿也不是，撫也不是。將在外，亂用君命，軍餉用人等實際上又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援，哪怕只是十萬兩的銀子，還是拖了幾年才讓吳牲運去。楊鶴無奈之下，數度請求罷官，甚至請求讓自己的兒子楊嗣昌代替自己繼續經略匪患，最終還是逃不過不得善終的命運。

5、財稅收入掌控不足

崇禎元年開始，稅收的情況其實還算不錯，遼餉徵收率達到95%以上，這大概就是很多人覺得，崇禎接手的其實是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的理由。詳見：

明末崇禎年間明廷的稅收潛力究竟能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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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因為沒有抓住機會繼續整頓下去，崇禎三年開始，從南京、浙江開始的一些地方紛紛恢復原有的避稅苗頭，各種投機倒把。之後經歷了已巳之變，各地士紳又藉此脫逃稅賦，稅收變更加困難。崇禎三年，薊遼的費用大增，比原來的二年480萬兩增加了近一倍，超過到了870萬兩。崇禎三年尤可說是因為戰爭，但是到了崇禎四年，薊遼的費用仍然大大超支，達到830萬兩。

《度支奏議.新餉司.兵餉出入大數疏》又，□額新增名□，召買遼米、遼豆、草束並關鮮海運價值共該銀一百六十三萬四千五百二十兩三錢八分（1634520.38兩），而閏月之餉銀、塩菜，與薊永漕糧之運價，約該五六十萬不與焉。合之則八百七十餘萬矣，此今日兵餉出數之大約也。

稅收的惡化，尤其嚴重，而且趨勢越來越明顯，到了崇禎未（十六年），戶部上奏的報告，扣除一些應該減免的地區，實際徵收率只達到三分之一不到。這個趨勢的惡化，正是崇禎初對稅收沒有急迫感和危機感所造成的。

《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倪文貞集》：

　　計開

　　一、各處錢糧逋欠數目，臣察：“十六年分正賦兵餉，除蠲免銀四百二十九萬一千三百（4,291,300）兩零，又撥勦餉銀二百三十九萬二千四百（2,392,400）兩零，又題留瑞藩兵餉並撥買米、豆、銅改徴兌銷等銀九十四萬二千四百（942,400）零。只完解部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八百（1,174,800）兩零，共未完銀七百八十七萬五千二百（7,875,200）兩零。闗稅鹽課倉助共完過六十八萬九千四百（689,400）兩零，未完二百六十五萬四千四百（2,654,400）兩零。其中地無兵荒歲稱稍有者，臣已於去冬摘參南直、江南、福建、山西、江西、山東、長蘆等處撫按已下等官矣。仍行文十日一催，責成司官趙龍等及各闗倉附近等差，分頭督催，不敢洩玩。各州縣完欠細數，另造清冊偹察。

刨除應免應截的，實際完徵率僅有三分之一不到。另，蘇新紅博士也曾對此同樣的字條進行分析，以額徵為基數，計算的結果完徵率僅為9.3%。

6、胡亂指揮已巳之變

因為袁崇煥的爭議，大多數人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多是注重於袁崇煥在其中的表現，袁黑亟亟於尋求袁崇煥的表現錯誤，袁粉則急於為袁崇煥洗脫嫌疑。大家都忽視了明廷在其中的表現。

第一階段，戰爭開始接到戰報到袁崇煥到京之前。崇禎二年十一月初一，到十一月十六。當時就京師戒嚴，這時候敵人還在數百里之外，應該大開城門納難民，安民心才是，戒嚴幹什麼呢？朝廷向四方下詔勤王，包括遠在福建、四川的援兵。最先到達的是宣府巡撫郭之琮，第一個倒黴的也是他。郭之琮來了，宣府總兵侯世祿也來了，那宣府無人鎮守，就又讓郭帶兵回去。兵部才發現，三大營裡神機營沒有火槍手（朱棣成軍的時候有一萬人），郭之琮上報有八百火槍兵，就又調這八百來京，結果郭之琮說其實只有兩百人。然後郭之琮就被彈劾，責令戴罪圖功。第二個來的是大同總兵滿桂，五千兵，讓他去守順義，結果十五日順義失守，逃回來在北京德勝門外又敗了一仗。按道理他打的是最糟糕的，但是卻最受禮遇，不僅帶兵進駐德勝門休整，本人還在皇帝面前大有面子。更混蛋的是侯世祿，十一月十一日，戶部解往遼東的糧餉銀車，車伕親眼見到是侯世祿的軍隊搶走了銀銷，這個官司打了很久，好幾個月以後不了了之，而且在戰場上，侯世初失蹤了二十幾天。之後十一月廿四日上奏說自己負傷兩次，兩度帶傷率兵與敵作戰（好可憐，天知道是真是假）。朝廷也是將信將疑，不知道他實際幹了什麼。也得了一個戴罪圖功。最沒成效的是京營，根本沒有任何出戰，卻大加加官封賞，其中一次就提升了六個人為一品左右都督。以上事件，詳見於《明朝歷史檔案總彙》第六本兵部奏疏，就不一一摘抄了。

那兵部這時候在幹什麼呢，一個字，亂。兵部尚書是有“門神”之稱的王洽，人長得象門神，實際是草包，啥都不會，這時候想起城牆防護沒建好，這是工部的事情，工部被彈劾，工部尚書張鳳翔被罷官了，換上原來是戶部侍郎南居益（南居益頗有戶部之才，此時病急亂投醫，用人不當，當然，這在此時只是小事）。王洽當然也被幹掉，換上了親東林，且素有知兵之稱的申用懋（申時行的兒子）。倒是這時候想起孫承宗來了。既然你知道孫承宗有能力，這兩年多怎麼沒想起他來呢，早都幹嘛去了？孫承宗來了，馬上就讓他總領京師防務，總算做了一件有點靠譜的事。但是很快，袁崇煥勤王的奏疏也來了，又覺得孫承宗不如袁崇煥，換人，孫承宗半夜十點召見，半夜三更還在巡城，就被打發去守通州了，頭尾被任命的時間還不到兩個時辰。袁崇煥人還在薊州城，就已經是援軍總指揮了。臨陣換帥，比換身衣服更加隨意。

[PS：此役換帥之勤，歷史罕見，從戰役之初，總指揮的順序是兵部、袁崇煥、孫承宗、袁崇煥、滿桂、梁廷棟（滿桂）、孫承宗。僅僅不到兩個月時間，換了數次總指揮]

第二階段，袁崇煥到京，至袁崇煥被捕。十一月十六至十二月初一。袁崇煥到京以後，是京師城外僅存的有生力量，打了兩仗，很遺憾的是，這兩戰的記錄，只在清方的資料，和當時參戰的周文鬱有過記載，原始資料的兵部奏疏根本沒有。兵部如果知道這兩戰的戰況，一定不會放過這一次報功的機會的，便是報功的卻是京營的兩個將領，得了五十兩銀子的賞賜。換句話說，這期間城外發生了什麼事，兵部幾乎不知道，崇禎自己，就更不知道什麼情況了。奏疏上只有四個字“衝突數陣”。而袁崇煥此時的關寧軍，部署在城東南，牽制皇太極軍隊進一步向縱深發展。好死不死，偏偏這時候朱由檢腦抽，把袁崇煥逮起來了。這是明朝的一個重大轉折，不僅是軍事上的，也關乎明朝以後的整個國運程序。因為這一錯誤的舉措，讓軍隊當場失去了效忠的物件。

《玉堂薈記》明 楊士聰：袁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

《崇禎朝野紀》（明清）李遜之：袁既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免，我輩在此何為。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竟難解矣。

這期間，京師混亂，以致於刑部大牢中的兩百多位囚犯逃跑，刑部尚書、侍郎因此全被罷官。後來，很快就奏報說這217個囚犯全部抓回，不知道朱由檢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第三個階段，袁崇煥被逮後，至皇太極出關。

袁崇煥被逮的當時，皇太極大軍一下子失去了牽制，頓時向北京城南的南海子伸展，並全殲了滿桂所率的京師各部四萬人馬，打敗了申甫臨時拼湊的車營。開始四處劫掠（憋好久的說），史載“且獵且行”。後金八旗劫掠之後，大搖大擺的在固安縣祭祀了金國先祖，然後繞北京城順時針轉了一圈，順原路回去了。滿桂是在朱由檢數次催戰之後，揮淚上陣，然後被後金擊斃的。毋庸置疑，朱由檢這時候絕不會吝嗇拿人命去填，以確保自己和北京城的安全的。

兵部尚書申用懋也很快被換掉，取而代之的是飛速升官的梁廷棟。接著，孫承宗復出督師，靠袁崇煥在獄中的手書，召回祖大壽所部關寧軍，經過幾個月的奮戰，才打勝了遵永四城的收復戰，將八旗軍趕出關外。

縱觀整個戰局，已巳之變完全暴露了崇禎上位以來兩年多執政的問題。這以後，四方勤王之師不斷來京，但是戰爭已經結束，崇禎仍然不斷向薊鎮方向增兵，包括新兵徵了兩萬多，將關外原來的關寧軍，一部分調入腹地剿匪，一部分調入薊鎮防守。朝廷正在逐步走向放棄收復關外的幻想，儘管此時孫承宗還是很激進的。

崇禎三年前後的時局對比

崇禎初年，歷經了數十年萬曆的怠政，加上天啟皇帝的懶政，明朝萬眾期待出現一個有為之君，正是一個人心大恢復的時機。那時候大家都覺得除掉了魏忠賢，可以開始勵精圖治了。且之前已經打贏了寧遠、寧錦兩大戰役，人心大受鼓舞。

《明史》我大清舉兵，所向無不摧破，諸將罔敢議戰守。議戰守，自崇煥始。

正是這樣的難得的機遇沒有抓住，反而使局勢急速惡化。對比一下崇禎初與崇禎三年、四年間的變化：

1、政治上，以周延儒為代表的奸臣開始當政，周延儒首輔三年多以後，是另一個奸臣溫體仁首輔四年。政局的性質變了。

2、原來老成之臣紛紛去位，么麼小醜登上政治舞臺，在之前的幾翻輪換過程中，大量消耗了本來已經嚴重受損的帝國人才儲備，這之後雖然也出現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楊嗣昌等人才，但無論質量和數量，都遠少於之前，到崇禎十六年，不得不再次重開恩科，以求徵召更多的人才。人才儲備在頭三年間實現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化。

3、軍事上，幾乎放棄了對關外的收復，加強對薊鎮的防守，這其實毫無意義，皇太極入關一次，不會馬上再次入關。四方勤王援軍各種要餉，有的甚至發了雙餉，當地有餉，北京戶部仍要供餉，天知道這些餉銀有多少發到士兵的手裡，而軍隊沒有戰鬥力仍然還是沒有戰鬥力，原來有戰鬥力的軍隊也失去了戰心。軍隊的性質也變了。

4、因為兵部對前來勤王的援軍處置不當，致使一部分援軍譁變，投入農民起義軍，農民軍有了正規的軍隊加入，戰鬥力增強，變得更加難以剿滅，農民軍的性質也變了。

5、偏偏這一舉措，耗費了大量的財力，遼東的費用一下子陡增至870萬兩。各地因為援軍的關係，在財政上借援軍賴稅。致使早已經入不敷出的財政，一下子陷入更深的因境，從此再沒走出這個泥潭。原來明朝也一直缺錢，可也還能矇混過關，自崇禎三年開始，梁廷棟主張加餉，戶部畢自嚴附之，增加的遼餉更多的比例徵收不到位，朝廷陷入“缺錢——加餉——徵收不力——更缺錢”的惡性迴圈之中。財政惡化性質也變了。

這所有的變化，都是在短短的崇禎初三年內造成的，已巳之戰以後，明朝的敗亡局面完全暴露出來，滅亡已是不治之症，無可挽回。

崇禎三年之後又幹了什麼？

就在崇禎三、四年間，朱由檢完成了人生中的幾大創舉。

其一，殺袁崇煥。戰後，他需要向世人證明，當時他臨陣逮帥是一個多麼正確的決定，所以千方百計的給袁崇煥定罪，罪越重越顯得他逮帥多麼英明。所以袁崇煥弄了一個磔刑，而且定完了罪還當眾批評朝臣，袁崇煥罪這麼重，你們怎麼都不檢舉揭發呢？掩耳盜鈴之至！

其二，薊鎮重新徵兵。袁崇煥在任期間，為遼東節省了一年一百二十萬兩的費用，現在這個錢馬上用來徵新兵，而且新兵都必需從山西、陝西等地徵召（天知道為什麼當地就不能徵兵），軍餉甚至比關寧前線更高。

其三，加徵遼餉。明末之際，各種攤派繁複，百姓早已不堪重賦。之前的遼餉加徵至每畝九釐，猶可謂不得已而為。遼餉加徵至崇禎三年，已經有很多正稅和之前的遼餉欠收，不去或者無法催討。這就好象一個人被人欠了很多錢討不回來，卻重新向人借錢過日子，個人財務尚不可如此，一個國家這樣，而且是一個財政已經拮据了多年的國家也這樣，真是讓人無語。

其主導者，都是新任本兵梁廷棟，而幕後人，就是大奸臣溫體仁。

其四，薊鎮過度的防守。防禦薊鎮本來沒什麼不對，已巳之變，皇太極就從這裡破關而入。但是現在已經是戰後，孫承宗率關寧軍主力已經把殘餘八旗兵趕出關外，皇太極剛剛打完的已巳之戰，且得消化一陣子，不可能馬上就二次入關，嚴防死守幹什麼呢？關鍵是，增加了新兵也就算了，還把全國各省的客軍都調來，客軍是要花錢的，要行糧、要軍餉、要駐糧、要衣裝費、要安家銀、要窩鋪銀、要軍械銀、要馬乾銀……最糟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連廣西、雲南的兵也徵調，西南自天啟元年開始叛亂，這一調兵，西南失去了軍事威懾，本來到崇禎二年才剛剛有點平定的樣子，又死灰復燃了。

其五、修改東江體制。東江自毛文龍建鎮以來，這個地理位置是有戰略牽制作用。但是毛文龍不僅沒有起來應有作用，反而為非作歹，殘害遼民，要挾朝鮮，交易後金，甚至企圖割據自立或者叛國投敵。毛文龍被斬以後，東江才剛剛開始安定。東江之亂，起於已巳戰後，先是因為對劉興祚陣亡的待遇不公，其弟劉興治叛亂，殺了陳繼盛。劉興治叛亂平定以後，又改組東江。本來東江鎮直歸遼東督師下轄，現在變成登萊巡撫下轄。早有異心的毛文龍子孫毛承祿、耿仲明、尚可喜叛亂逃往後金。再後來，孔有德吳橋兵變，率明朝的火炮軍隊再一拔降清，明朝頓時在軍事上失去火器優勢。

其六、重用太監鉗制百官。本來，魏忠賢之後，已經召回各地的鎮守太監，不在使用內臣（部分職務的太監仍有保留）。崇禎四年，太監不僅重新啟用，甚至比以往更甚。高起潛監軍關寧，這也導致後來盧象升陣亡的一個起源。張彝憲掌戶、工總監，使已經不堪的財政更加不堪。

其七、削減關寧軍。關寧本來有十五萬雄兵，已巳之變戰損一部分，派往腹地巢匪一部分，到了崇禎四年，近六萬的軍馬，只剩下一萬多。本來加強薊鎮防守的客軍。這時候又因為不堪重負，讓他們各歸本地。結果到了大淩河之戰，孫承宗危急的時候，朝廷任是派不出援兵。薊鎮客軍一來一回，加上東江改制，再加上關寧軍的削減。朱由檢這一波神操作，完美的展示了什麼叫逼著孫承宗去打敗大淩河之戰。

其八、對農民軍的政策開始搖擺不定。楊鶴是個倒黴蛋，開始的時候，收拾農民軍就不該他去，因為他是個僉都御史，不知兵。即然去了，實在也做了一些事情，力不從心。對農民軍的政策變動最大的是崇禎四年，開始是有剿有撫，年初是以撫為主，到了九月，又覺得楊鶴辦事不力，逮治。

…………

還有很多事情，沒辦法細數了，比如重用周延儒，之後重用溫體仁。比如，閣臣、尚書更換仍然頻繁，而且成為常態。比如，罷孫承宗，遼東失去了最後一個能有效指揮的將領，幾乎等同於放棄了收復遼東的想法。

…………

…………

在經受了各種催殘之後，明朝百足之蟲，依然死而不僵。直到孫傳庭死，明朝已經再沒有可以喘息的理由，病危通知書送達。

六、正史上的定論

有一個問題是很糾結人的，就是正史上，一般不認為崇禎是昏君，或者少有這麼說。歷史，都是事後寫的，那麼明朝的歷史，當然是清初寫的，兩類人。

1、清朝的官方。由於清始祖努爾哈赤起事於明朝萬曆年間，為了表現清朝立國的正義性，清朝必需顯示明朝萬曆年間就已經有滅亡的前兆。而且，清八旗入關，起先是打著“為崇禎皇帝復仇”的政治旗號。所以《明史》裡有：

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明史》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明史》列傳第一零六·方從哲傳。

注意，《明史》在說這句話的時候，都加了一句“論者謂”，也就是《明史》其實不是下這個結論，而是引導這個結論。

2、另一個就是清初的民間。民間寫史，尤其是清初的史家，多是明末遺民，對前朝故國懷念，所以政治傾向上，都喜歡為尊者諱，儘可能少說或者不說明朝皇帝的壞話。其實真正拿遺民的史論，說崇禎的壞話，要比萬曆多的多。由於黨爭是起於萬曆年間，這些黨爭的後代，又說萬曆的壞話多過於天啟的壞話。

還有一個原因，遺民號召抗清的政治必需，如果崇禎皇帝一踏糊塗，本來就應該亡國，那還有誰來繼續抗清？

不管怎麼說吧，這兩類人，也只有這兩類人寫史，都不約而同的，儘可能的把崇禎的錯誤給掩蓋或者降低了。這就造成了後人對於崇禎皇帝朱由檢這個亡國之君，並沒有切實的體會。

七、總結

崇禎皇帝接手的，本來就是一個重病的王朝。如果要做對以上事件，固然需要一個類似秦皇漢武式的英主出現，或者象商鞅張居正式的名臣，或可挽回明朝不亡，最不濟，有這樣的人才出現，也能扭轉明朝走向滅亡。

另一種思路，是躺倒不幹，是不是能使明朝不滅亡。這其實就象生了大病，病急亂治固然不行，不看醫生死扛也不行。只有正確對待，才是保命唯一之法，可惜崇禎很多事情做錯了，借溫相 @溫長卿 的一句口頭禪，“他完美的避開了所有正確答案”。所以這個問題，其程度就好比

重病之人，庸醫亂治，以致身死。

朱由檢處事能力不足，很多錯事似乎也身不由已，都能找到他做不到，或者出錯的理由。給官員換血，是因為他想顯擺自己的聖明。想拒絕撫蒙，是因為朝廷沒錢，以及無理由的天朝上國思想。頻繁更換官員，是因為魏忠賢為禍太深…………

再說一個題外話，袁崇煥是不是這其中的關鍵？不是，袁崇煥的能力，處理遼東一隅有餘，但是放在明未這個大環境，他終究是不可能成功的。在朝廷發生這一系列的質變的時候，袁崇煥其實還關在監獄，並沒有處死。只是這一系列的變局，整個朝廷需要一個人背鍋，處死袁崇煥，雖然錯的離譜，但是這只是崇禎眾多離譜的錯誤之一，是用一個錯誤掩蓋自己之前的另一個錯誤罷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想趁機替崇禎洗白！大明的滅亡，崇禎絕對是要負絕大部分責任的！要不是從漢民族的角度出發，崇禎死時，我絕對是要大喊一聲：“死得活該”的！

現在很多人都有點可憐崇禎，因為他工作很勤奮，生活非常節儉，連皇后都自己織衣服賣錢。中國曆代皇帝中少有像崇禎這樣的！死前還下詔希望李自成不要傷害百姓，可以隨便殘害他的屍身！從這看上去，崇禎似乎是個好皇帝，大明的滅亡，崇禎似乎也有點冤。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崇禎勤政麼？那是一定的！別人一天工作八個小時，崇禎絕對是要工作十四個小時的！可是，崇禎勤政，每天都很忙，卻也沒見他辦好什麼事，一輩子除了幹掉魏忠賢這一件事外沒啥可談的。朝廷沒錢的困境他就沒辦法解決，連徵收商業稅、海稅的魄力都沒有，只會不斷加徵農業稅，然後再下個詔讓百姓們多撐一會！典型的把責任往普通百姓上推，要是能撐得話百姓用得著造反麼？至於地方貧困，百姓造反，崇禎更是無能為力，沒辦法治理天下！一出現自然災害什麼的，就祭天、祭地或是到太廟什麼的祈求老天、祖先保佑！一出現民亂就只會鎮壓，治標不治本。

明朝的內鬥是挺厲害的，特別是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後人讀明朝的歷史都恨不得將這兩大集體千刀萬剮。連崇禎自己也說“諸臣誤我”、“臣乃亡國之臣”，然而崇禎也不是什麼好東西，生性多疑、薄情寡恩！

在位十七年，換兵部尚書十四個、刑部尚書十七個，大學士五十個；殺兩首輔、數尚書、七總督、十一巡撫。朝廷培養個人才不容易，然而，大臣對崇禎來說就是大白菜！很多人屁股還沒坐熱就讓崇禎給趕了下去，政局、政策頻繁變動，誰適應得了？有些人腦袋不幸讓崇禎砍了，儘管他們有些是該死的。可是高官不是大白菜，是很難得到的，連高官都死得那麼多，普通小吏又該死多少人？各個都怕錯，不敢任事！崇禎時期官員自私自利、貪生怕事是和崇禎有很大關係的！“做錯事就要罷官，丟一城就要被殺！”有才能的人都不敢做事，膽小做事被冤殺的也不少，像孫元化（死得最可惜）、顏繼祖等。

當然，明末也不缺少棟樑猛士和文臣，可是崇禎自己卻喜歡將他們弄死。盧象升的死絕對算是是自己人給弄死的，兵力被皇帝削弱調走剩五千，糧草被自己人斷絕供應，上陣為國殺敵，自己的隊友卻在旁邊圍觀！孫傳庭能打卻莫名其妙將他關進牢房三年。出來領兵了，朝廷糧草時斷時續也就算了，不懂軍事的崇禎老是來命令作戰、指揮打仗，算是怎麼回事？孫傳庭最後也是死了，和盧象升一樣死不瞑目。隊友和領導永遠是坑！自然，死不瞑目的不只盧象升和孫傳庭，估計孫承宗也死不瞑目，此外，王洽、鄭崇儉等人也是一樣！明末最厲害的四個人物：孫承宗（罷官、削職、歸鄉）、盧象升、孫傳庭、袁崇煥，都可以說是自己人搞死的！遇上這樣的領導——想讓你做事，卻時時在背後坑你的領導，明末的棟樑們實在不幸！

亡國是實，怎言並非亡國之君？崇禎剛愎自用，過於急躁。很多能臣、名臣被他殺死、逼死。最後關頭，不懂妥協，沒有擔當。感覺崇禎末期，此人心理已經出現了重大問題，亡國之勢，已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