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周圍朋友的推薦，我讀完了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是歷史學家黃仁宇老師的成名作。萬曆十五年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份，但卻因為黃仁宇的一本書成為了一種現象的代名詞。不只是其內容本身吸引人，對於我們來說，它是能開啟通向更廣闊知識的一個很好的通路。

有人評價它是在散文裡面，歷史水平最高，在歷史裡面，散文水平最高的書。《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可以說是學術性和通俗性相結合的書。如果你希望給自己的標籤加一個歷史愛好者，那麼這本書是必讀之書。

在書中，黃仁宇老師運用了七個人的故事，串起來了萬曆朝的政治制度、社會思潮和思想文化等。而且背後還有作者查閱史料與考證的功底，不能不說是一部優秀的作品。這七個人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失敗的悲劇，這一點值得讓後人深思。黃仁宇老師就是帶著解密的心態，解答“中國為什麼近代落後於西方”這些問題，所以他所選取的歷史上面的例子有取捨，這種取捨不能一味地評判是對還是錯，但是至少有明確的出處和依據。

我個人認為，真正想學習歷史，看看這本書還是非常值得的，讀《萬曆十五年》和小時候看故事是一樣的，能給你最初的動力與興趣。這本書的最大意義在於非學術性，即使距離明代已經有了幾百年， 我們依然會看見一些精英階層的文人官吏去如何治理這個紛繁複雜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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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萬曆十五年》可以說你會對明朝的整個社會形態有一個更加具體的瞭解！

從朱元璋開始確立的一系列政治架構、治理體系、官方思想等都深刻的影響明朝之後的統治，以至於後期但凡有志於勵精圖治的皇帝也要受制於祖宗之先例。明朝的滅亡不是貪汙腐敗，皇帝無能奢靡。恰恰相反，從朱元璋開始，明朝一直提倡全國都厲行節約，還原的俸祿也是歷代最低的。可是臃腫的內閣機制，龐大的文官利益集團，不同派別的政治掣肘以及缺乏真正力量的領導和改革，讓明朝在抱殘守缺中越陷越深。

《萬曆十五年》以一種全方位的歷史視角為我們解開明朝積重的癥結，也透過對萬曆年間幾位重要歷史人物的透析，展現不一樣的人物形象和時代特點，讓人耳目一新。

最後，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對人性的剖析。人性的複雜性，影響著權力的天平，左右著不同的陣營，也威脅著不同人的生命！

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雖說出版時曾多次受挫，可是一經出版即可謂是好評如潮，滿載榮譽而歸，成為這位美籍華人的成名之作。

一年之前或許大部分人對這本小說沒什麼印象，但是隨著2017年的一部熱播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刷爆收視率，劇中高育良夫婦和侯亮平反覆提到這本《萬曆十五年》，相信吃瓜群眾的好奇心也被它吸引過來了。

甚至一度有種"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的說法。那麼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

先來看看《萬曆十五年》到底講了些什麼。講的主要是明朝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亦是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發生在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清官海瑞、武將戚繼光，以及鄉紳李贄等人物身上的細碎事情。

內容很簡單，研究歷史的人物都可以輕鬆的告訴我們這些事情，可是為什麼黃仁宇能夠在這麼多的歷史研究者中勝出，他的《萬曆十五年》到底有何特別之處？

因為黃仁宇提出了“大歷史觀”，陳述事實很容易，但是能夠把握規律，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則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正如黃仁宇本人所說：

“大歷史觀不是單獨在書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僅是個人的聰明才智可以領悟獲得的。我的經驗，是幾十年遍遊各地，聽到不同的解說，再因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體現出來的。”

那麼什麼是大歷史觀那，用黃仁宇的話來說就是：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引入到中國歷史研究裡去。換句話來說，就是從長遠的時間來觀察歷史，從細節上把握歷史的結構性變化和長期發展趨勢。

他用自己的奇特經歷和親身感受來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研究歷史，洞察未來的方法。他給我們看待歷史、觀察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如果你想要了解有關中國過去還有現在的很多問題，讀這本書，你一定可以從中找到答案。

曾文祺曾說：

“這本書的價值在於，當我們觀察身邊周遭組織裡的這些人，從他們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當中，可以看到企業未來的興衰，從而培養出一種對未來的洞察力。讀透這本書，我用了二十年時間，讀了五遍。”

能夠獲得這麼高的評價，這也是為何這本《萬曆十五年》中文版出版近四十年仍然有這麼多人捧在手中高聲叫好的原因。

作者已不倦之功，半生博覽世事之歷，匯成此題為一年年號之作，事無鉅細，客觀公允，以大歷史觀著眼，使讀者窺測那《無關緊要的一五八七年》 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個人行動全憑儒家點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萬曆皇帝朱翊鈞，大學士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御史海瑞，薊州總兵官戚繼光，以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十分值得學習的優秀之處，但是在大環境下最後都是或身敗或名裂或身敗名裂，故事卻是悲劇的結尾……箇中部分也十分值得深思。

《萬曆十五年》是1997年5月三聯書店出版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作者是黃仁宇。

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黃仁宇用近乎平淡的筆觸分析一個皇朝從興盛走向衰頹的原因，而這些平淡的敘述自有力量，他淡然勾勒出的人生困境，即便是對歷史學不感興趣的讀者，也心有慼慼焉。

黃仁宇此書，反映的乃是明朝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大失敗的全記錄，作者又進一步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兩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由於作者熟悉西方憲政及歷史，因此他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缺乏數目化管理，並將中國社會的結構比喻為“潛水艇麵包式”(submarinesandwich)的社會結構：“上面一塊麵包，大而無當，此乃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麵包，也沒有有效的組織，此乃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則是儒家的道德原則，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沒有一個涉及經濟和人權，也沒有一個可以改造利用。因而，我們這個龐大的古老國家，在本質上無非是數不清的農村合併面成的一個集合體，禮儀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對違法的行為做掩飾則被認為忠厚識大體。各個機構之間的聯絡從來沒有可資遵循的成文條例（即使有成文的規則，也多半道德宣誓的作用遠大於實際功效）。而這種社會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在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萬曆皇帝雖然貴為一國之君，但在立儲這個問題上卻一直不能如願，在與群臣爭鬥了數十年之後最終屈服，這種屈服表面上是向群臣屈服，實際是在向體制屈服;又如戚繼光為了建立新軍和保衛國家，不得不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遊離，這種遊離迫使他投機取巧，巴結權貴，最終仍逃脫不了政治中的現實，在貧病交加中死去。在書中，所有的人物，無論地位，無論善惡，統統都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他們或身敗，或名裂，還有的身敗兼名裂，沒有一個功德圓滿者。他們的個人理想、價值在--個黑暗大時代裡被社會現實擊得粉碎，而他們的人生軌跡也隨之湮滅了。這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整個民族的悲劇。

作者在全文中，以深厚的史學素養和遠見卓識，用大膽、平實的筆觸評說明史，進而評述中國的歷史。他在這本史著中賦予了歷史真實鮮活的面容，不僅可以使人們清晰地體驗到光明與黑暗、進步與倒退的較量，更重要的是給人們以遐想的空間和回味的餘地。細心的讀者不僅可以從中品味個人的人生酸楚，而且還會發現隱藏於表面背後的歷史積澱。用這種方式撰寫歷史，不僅能喚起人們對往昔客觀歷史的記憶，更重要的是讓人們從深厚的歷史迷霧中走出，進而思索。因此，讀過此書的人都說:“讀《萬曆十五年》給人現實意義上的啟迪遠在其史料價值之上。

此作品褒貶不一。中央民族大學教授陳梧桐認為，《萬曆十五年》對具體歷史事實的敘述並非全部真實、可靠，得出的結論失之於偏頗、片面，作為學術著作不夠格，作為大眾讀物傳播的是錯誤的明史知識，不值得肯定和熱捧。 陳梧桐說：“我查過《萬曆十五年》的腳註，並非完整引用，多是掐頭去尾，是在搞‘六經注我’——對我有用的材料才用，沒用的直接去掉。還有一些腳註根本找不到原文。換言之，這樣的‘大歷史’就是不顧細節，數字錯了，細節錯了，也無所謂。”

清末的中體西用說是為“西化”論起了個張本，而黃仁宇的西體中用說，則是現代化論與歷史目的論下的調和之說。 ——（陳正國評）

從古到今的印象中，皇帝一直是一言九鼎，百官莫敢阻攔。但是書中用平平淡淡的語言，探討著明朝乃至中國歷史上道德與法制的關係。看完之後不得不認可他的觀點——倫理道德力量之強如九五之尊的皇帝都不能擺脫。大明的臣子居然認為“皇帝最好毫無主見，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完全是資本主義君主立憲的萌芽誕生的最好例證。

整本書看完之後，足以讓非專業人士的歷史觀重新塑造，對我的啟示也是頗多。原著是英文寫作，黃仁宇將其翻譯成中文之後，在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對當時百廢俱興的中國社會意義重大，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也是一種啟發。本書一版再版，逐漸被推上神壇。

記得還是大學時讀了《萬曆十五年》，至今還有印象。當時這本書很火，只要對歷史比較感興趣的人，好像都讀過，至少聽說過。該怎麼評價它呢？

首先，這本書通俗易懂，角度新奇，這也是它能流行的最大原因。

它主要內容是萬曆十五年，發生在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清官海瑞、武將戚繼光，以及鄉紳李贄等人物身上的細碎事情。每個人物描寫得性格分明，有血有肉，與一般歷史書上的人物完全不同。它滿足了人們一窺帝王將相“隱私”的心理，與秘史相類似。文筆通俗，大家都能看得懂，與之後大火的《明朝那些事兒》有些相似。

其次，黃仁宇在書裡展現了其所謂的“大歷史觀”，也受到了一部分專業學者的認同，提升了本書的影響力。能夠在研究中出一些成果容易，但是能夠把握規律，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論體系則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這本書在用講故事的方式呈現嚴肅的歷史研究，作者認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黃仁宇從他所專長的近代財政史的研究視野去看待明朝的各項制度，發現了很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許多看法。不管是不是贊成他的觀點，但他的這本書為很多學者打開了新的研究思路，這才是本書最大貢獻。

第一次看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的時候，非常的驚歎，歷史還可以這樣寫。透過對幾個人的描述展示的是一個朝代的方方面面，雖然說不上宏偉遼闊，但是表達視角新穎，觀點獨特，整本書看下來，引人入勝，是近幾年看到的最好的書。

在小的時候，學習歷史書，無非是某某某年，誰誰誰跟誰誰誰在哪個地方，幹了什麼事情。最痛苦的印象就是背背背。無聊與默寫同在，痛苦和背誦長飛。看到了《萬曆十五年》簡直讓我茅塞頓開，有了不一樣的歷史觀。

在《萬曆十五年》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海瑞，黃仁宇在書中給他的形容詞是“古怪”，簡直是太貼切了。在我們的印象中，海瑞是個青天大老爺，讓整個明朝的官場為之顫抖的一個人。海瑞的行事方式也是很古怪，

“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其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與其屈貧民，寧屈富民；與其屈愚直，寧屈刁頑。事在爭產業，與其屈小民，寧屈鄉宦，以救弊也。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

以倫理道德為準繩，簡直就是古代版的“誰窮誰有理”。這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就是保護弱小，懲治豪強。海瑞是傳統意義的道德模範，自我糾結的矛盾體。

這是《萬曆十五年》給了我一個全面的介紹，不是道德模範的官員就是好官，治理國家需要的是循吏，官場上還是多一些張居正這樣的官員才好，那將是民眾之大幸，國家之大幸。

建議多讀幾遍，簡直太有啟發了。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介於學術和商業的書籍。

涵蓋經濟 政治 社會結構 軍事 以及當世的思想的歷史著作。

感覺作者貫穿始終的就是對明王朝以及類似的王朝以宗法及道德運作國家機關的分析和批評。

作者以各個看似聯絡不怎麼緊密的幾個主題來分別闡述作者的觀點，形式類似於小說的細緻。

作者分析的立場以作者自己來說，作者是“大歷史觀”的角度來研究和分析的。

主要內容有《第一章——萬曆皇帝 第二章——首府張居正 第三章 ——世間已無張居正 第四章——活著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第六章——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第七章——李贄-自相沖突的哲學家》

這是一部很有水平的書，用巧妙的文筆，犀利的視角系統解構了那個時代的典型精英。可以多看看，對人性會有所體悟。

關於這本書

萬曆十五年間，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這句話很好地體現出了黃仁宇“大歷史觀”，也就是：歷史並不是一人一時，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絡的。而要發現這種聯絡和規律，就不能拘泥於單獨的大小事件，必須將它放在大視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這本書的核心內容

我們可以通過幾個側影，來了解本書的主要內容：第一個側影，當然是張居正，作為帝國的行政首腦，他為什麼要推行改革，又為什麼死後成為眾矢之的，被徹底推翻和清算呢？第二個側影是萬曆皇帝，作為皇帝，他和大臣們到底有什麼恩恩怨怨？黃仁宇為什麼說他是“活著的祖宗”；第三個側影是戚繼光，作為一代名將，他發明的“鴛鴦陣法”到底是一種軍事創新？還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我們先來看書名，叫萬曆十五年，也就是明朝萬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個年頭。那在歷史上這一年，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嗎？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沒有，除了全國各地發生一些小規模的自然災害之外，並沒有什麼可以值得敘述的大事。所以，這本書的英文版的書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過來就是，“1587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但這一年真的無關緊要嗎？當然不是，如果真的無關緊要，黃仁宇就不會寫這麼一本歷史專著了。

那為什麼要圍繞這一年寫一本書？用黃仁宇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這句話很好地體現出了黃仁宇“大歷史觀”，也就是：歷史並不是一人一時，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絡的。而要發現這種聯絡和規律，就不能拘泥於單獨的大小事件，必須將它放在大視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所以，在黃仁宇眼裡，萬曆十五年，這一年雖然發生的都是所謂的小事，但是如果把這些小事，放到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裡，就會發現這個時期的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到一種社會困境裡，整個中國社會不但不能進一步增長，反而越來越崩壞。而這種困境，既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也沒有隨著明朝的滅亡而結束。

它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每一個人的責任，它的本質是：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和小農社會之間的衝突。在這本書裡，作者將這些衝突具體反映在六個具有代表性的人身上。這六個人分別是，行政首腦張居正和申時行，萬曆皇帝朱翊鈞，軍事將領戚繼光，還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贄。

這六個人雖然屬於不同的領域，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悲劇性。張居正作為國家行政總負責人，擁有最大的權力，但是他生前推行的改革，不僅在死後被徹底推翻，甚至連他的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家族幾乎滅亡。萬曆皇帝則被文官集團綁架，既無法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也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甚至行動自由都被限制，最後他只能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極對抗。

而剛才提到的另一個行政首腦申時行，他就夾在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左右為難，最後不得不在千夫所指的情況下被迫辭職。一代名將戚繼光，雖然在軍事方面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賦，但他卻不能讓新式武器發揮應有的作用，只能用比較原始的方法對付倭寇。而道德勇士海瑞，不光是一生不得志，而且被整個文官集團排斥。思想家李贄，不但自己陷入了言行不一的矛盾裡，最後甚至被大多數人排斥，最終落得個自殺的下場。

在黃仁宇看來，這些悲劇不是因為個人或者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統統是這個時代的側影。接下來，我們就透過其中的幾個側影，來了解本書的主要內容：第一個側影，當然是張居正，作為帝國的行政首腦，他為什麼要推行改革，又為什麼死後成為眾矢之的，被徹底推翻和清算；第二個側影是萬曆皇帝，作為皇帝，他和大臣們到底有什麼恩恩怨怨？黃仁宇為什麼說他是“活著的祖宗”；第三個側影是戚繼光，作為一代名將，他發明的“鴛鴦陣法”到底是一種軍事創新？還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第一部分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人，張居正。我們都知道，張居正是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那他為什麼要改革呢？

我們都知道，萬曆皇帝是明朝倒數第四位皇帝，亡國之君崇禎是他的孫子。而明朝在萬曆去世後二十多年就滅亡了。雖然我們不能說，明朝的滅亡跟萬曆皇帝有什麼直接關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萬曆登基的先後，明朝已經陷入很多困境。比如說，在軍事上，明朝政府至少要花費很大精力來應對兩個方向的敵人，分別是北方的蒙古、東南的倭寇。在經濟上，明朝政府已經陷入經濟倒退和財政赤字，朱元璋時期，農業稅收將近三千萬石。而到了明朝中後期，一年農業稅收還不到2300萬石。

也就是說，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明朝的農業稅收居然下降了23%。收入少了，開銷卻也越來越大。以官員數量為例，朱元璋時全國只有不到三萬名官員，到了萬曆年間，全國有八萬多。而且，這八萬人的實際收入，比朱元璋時期的官員要高多了。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呢？

所以，在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掌握最高行政權之後，就開始改革。

改革過程比較複雜，簡單來說主要是兩條。一是整頓官吏，也就是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不合格的就淘汰。二是對土地進行管理和監控，比如丈量土地、清查流民，說白了主要就是打擊偷稅漏稅。因為當時很多土地被隱匿，人口屬於黑戶，政府收不上來錢。同時，張居正的改革還涉及軍事方面的嘗試，不過這一部分的主角是戚繼光，我們後面會講到。

一開始，改革也很有成果，讓國家有了十年的糧食儲備。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大好局面，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就人亡政息了。不光是這樣，連張居正本人也遭到清算，家產被查抄，兒子也被迫自殺。而主要推翻張居正的，就是張居正的學生萬曆皇帝本人。為什麼會這樣？解釋有很多，最廣泛的說法，就是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遭到報復。但在黃仁宇看來，事情沒那麼簡單。根本原因是，張居正的改革內容，和傳統中國的固有國家邏輯相沖突。

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先來看，傳統中國的固有國家邏輯是什麼？

今天我們都說中國幅員遼闊，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如何治理這麼大的國家，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古代中國雖然被稱為是“中央集權”甚至“專制”，但是你想，比如說，雲南的一個縣，距北京兩千公里，就算六百里加急快馬，一來一回也要幾個月時間。所以皇帝就算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掌握那個縣和縣令的具體情況，何況全國這樣的縣有一千多個。

也就是說，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其實整個國家，在今天看來屬於半失控的狀態，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我們剛才說的，稅收收不上來的情況了。不光明朝是這樣，以往的朝代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分裂其實就是中央對地方徹底失控的結果。

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維持國家的基本統一和治理，只能依靠官員的個人素質。而中央政府能做的，就是要不斷地強化和提高天下人，尤其是讀書人的精神自覺，也就是道德。這就是為什麼古人記述歷史的時候，會對人物進行道德臉譜化的原因。也就是說，傳統中國只能以“忠”“孝”“敬天”“法祖”這樣的抽象原則指導整個社會，而實際操作還是依賴個人。

這就產生了一個後果，就是道德成了至高無上的話語，只要遊離於道德之外的事或人，主流社會都是不接受的。注意，傳統中國的道德標準，其實已經超過了一般的社會標準。比如說，二十四孝裡的很多行為是反人性和沒有必要的。因為人們認為，只有用超高標準去要求，人們最後才能做到一般水平。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期望人人是海瑞，但至少要保證，大多數人不是和珅。所以，當王安石提出政府向老百姓提供貸款的時候，司馬光會堅決反對。名義上是說“政府不能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在說“官員不能與民爭利”。儘管實際上與民爭利的官員大有人在，但是這個道德的口子不能開。

知道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再來看張居正。張居正改革，表面上看，就是進行制度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有很高的技術性要求，比如說對官員的績效考核。表面上看，就是給各個官員設定任務，讓他們去完成，但是，怎麼對任務進行合理化的制定，既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沒有有效的調控，很容易死板僵化。比如，一年要抓幾個罪犯，要收多少稅。所以，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很多工實際上是透過“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為了湊數，把沒有犯罪的人抓起來，或者強制收稅等等。

再比如，張居正要重新丈量全國的土地，很多官員為了彰顯政績，就虛報土地數量。這樣一來，多出來的坑，就是老百姓去填。也就是說，張居正推行改革，雖然初心是好的，方案也基本沒問題，但問題是，在技術條件沒達到的情況下，作為改革的總負責人，他也沒有辦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體情況和操作，也就是黃仁宇在書中說的“數目字管理”，而這就一定會引起其他的社會問題。再加上他既然要“改天換日”，就免不了要專斷獨權，培植自己的黨羽，甚至勾結宦官。但這一系列行為，傳統的道德體系是不能接納的。

所以我們看，在這樣情況下，張居正日後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第二部分

好，這就是我們說的第一個側影，張居正。下面我們來說第二個側影，就是史上最牛的罷工者，萬曆皇帝。

之所以說萬曆皇帝是史上最牛的罷工者，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居然三十多年不上朝，算是創了歷史之最。那麼他為什麼這麼做呢？過去，我們一般的印象就是，他是個昏君，只知道享樂貪財，說他只會坐在龍床上數錢，甚至有一條腿都有些殘廢。但其實，萬曆皇帝並不是一個昏君，有一件事能證明這一點。

1592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朝鮮嚮明朝求救。當戰報送到北京之後，很久不上朝的萬曆皇帝突然出現，力主派兵支援朝鮮，甚至主動表示，願意自己掏腰包出軍費。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作為一個皇帝，萬曆有他的擔當和決斷。

那既然這樣，為什麼他會長期罷工呢？在黃仁宇看來，萬曆這是在用不上朝的方式表達自己不滿。那他的不滿又是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能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既然身為皇帝，怎麼會有他幹不成的事呢？而且這件事看起來還是他的家事。

這就涉及到我們對“皇帝”這兩個字的理解。在一般印象裡，皇帝就是大權獨攬的統治者，想用誰用誰，想殺誰殺誰。這是一種誤解，面對這麼大一個國家，無論是打天下，還是治天下，皇帝都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他需要合作者。打天下要靠軍功集團，治理天下需要文官集團。這就像開一家公司，要有合夥人一樣，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其實是大於從屬關係的。

所以，很多朝代開國的時候，都會發生屠殺功臣的事情。其實皇帝主要不是害怕功臣們搶奪皇位，而是害怕他們影響、甚至控制皇帝。所以，一個朝代建立之後，要想方設法讓一些合夥人出局。軍功集團沒了就沒了，因為不需要打天下了嘛，但是治理天下是個長期的事情，皇帝要依靠文官集團。面對文官集團，皇帝可以換人，卻不能讓整個文官集團全部出局。

面對這麼大一個國家，皇帝根本管不過來。明朝本來規定皇帝一天要看一百八十多份奏摺，一百八十多份聽上去挺多，但是對於這個國家來說，真的是連萬分之一都不到。你想，現在一箇中型公司的領導一天也要看一百多份檔案吧。所以，雖然在名義上皇帝至高無上，但整個國家實際上是掌握在透過道德號召培養起來的文官集團的手裡。

往輕了說，文官集團掌握了國家的話語權，這就是為什麼燕王朱棣在搶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之後，一定要讓文官集團的代表方孝孺來寫繼位詔書的原因。往重了說，實際掌控國家的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團，甚至連皇帝都要被文官集團壓制。這種事情在明朝發生過很多次，在嘉靖時期，就有所謂的“大禮議”之爭，皇帝和文官集團為究竟應該叫自己的父親為“父親”還是“叔父”這件事幾乎決裂。

萬曆身為皇帝，一生卻連皇宮都沒出過幾次，最遠的一次是去十三陵，檢視自己的陵墓的修建情況。而具體在立太子這件事上，其實站在文官士大夫的角度，萬曆的哪個兒子當皇帝都無所謂，這個人只不過是個擺設而已。但是，讓誰當皇帝這件事，一定得我們說了算，而不能萬曆皇帝自己掌控。因為他們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所以只要在立太子這件事上跟皇帝站在一起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這樣一來，萬曆皇帝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萬曆可以處罰一些具體的官員，但是他不可能和整個文官集團為敵，所以無論萬曆皇帝怎麼抗爭，在立太子這件事上，他也只能無可奈何的妥協。所以，黃仁宇在書中寫道，“此時，皇帝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皇帝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因為立太子的事件，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徹底決裂，他開始長期罷工。這讓文官集團也很難受，雖然他們只把皇帝當作國家的象徵，但是萬曆皇帝的消失，讓他們失去了展示道德的最大舞臺，連大罵昏君的機會都沒有了。明朝政府從此變成了一潭死水，文官們只能希望萬曆皇帝早早駕崩，但是萬曆皇帝一直活到了1620年。這個時候，帝國的暮氣之深，已經是回天乏術了。24年後，也就是1644年，明朝就滅亡了。

第三部分

好，這是在黃仁宇筆下的第二個時代側影，萬曆皇帝。下面我們來看第三個側影，也就是一代名將戚繼光。因為戚繼光最能體現明朝中後期的軍事困境，所以在說了經濟和政治的困境之後，我們重點來說戚繼光。

戚繼光是在萬曆十五年年末的時候去世的，在他生前，他曾經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但對於這樣一位將軍的死，朝廷居然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正式記錄都沒有，這當然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不過，在明朝，被不公平對待的武將，不止戚繼光一個。

我們都知道，從宋朝開始，中國政府就重文輕武，甚至有不怕文官貪汙，就怕武將造反的說法。明朝就更是這樣了，對武將處處不信任，處處限制。比如說，在打仗這件事上，按理來說，應該讓統帥掌握所有資源來保證戰爭的勝利。但是明朝，後勤供應根本不會交給武將管理，甚至按純軍事目的，對後勤進行合理部署，都不被允許。在具體的戰爭過程裡，不懂軍事的文官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將領指指點點。如果武將在當機立斷，迅速投入戰鬥，就是貪功冒進，就是匹夫之勇。如果謹慎行軍，注重防守，就會被說成是，畏縮不前，貪生怕死。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有效地杜絕武將叛亂，但是代價也許更嚴重，就是明朝的軍隊戰鬥力非常低下。有一件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1555年的時候，有一股倭寇在南京附近燒殺搶掠，圍著南京繞了一圈，一共殺了4000多人。按理說，這應該是一股不小的軍事力量，可你猜猜，一共有幾個倭寇？一共不到七十個，對，不到七十個。而當時駐守在南京附近的明朝軍隊有多少，有十二萬。可見明朝軍隊的戰鬥力低到什麼程度了。所以說，戚繼光奉命去討伐倭寇，靠這種軍隊是不行的，所以戚繼光就開始進行軍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重新建立軍事組織。

首先，原來那些混日子的兵痞當然不能用了，必須要重新招募。戚繼光的招募標準很簡單，就是淳樸、聽話，所以入選的大多數是農民。訓練方法表面上也非常簡單，就是事無鉅細地對士兵進行組織訓練，細到什麼程度呢？連製作乾糧，都有明確的標準。在具體的戰鬥訓練裡，士兵不需要擁有超常的武力，每天都在進行相對簡單的動作拆解。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士兵們在戰鬥裡能很好的配合。然後，戚繼光在士兵已經能配合良好的基礎上，發明了“鴛鴦陣”。

表面上看，“鴛鴦陣”是一套比較複雜的陣法，組成陣法的一共十二個人。其中一名隊長，兩名盾牌手，四名長槍手，兩個狼筅手，兩名鏜鈀手，還有一名火槍手。我們簡單解釋一下，盾牌手在隊伍最前，負責防禦和吸引火力。狼筅手，在兩側，伺機用狼筅，也就是兩三米長，帶枝葉的毛竹，把敵人掃倒，然後長槍手一擁而上，把敵人戳死。鏜鈀手和火槍手負責後方守衛。倭寇雖然個人戰鬥力很強，但是他們習慣單兵作戰，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是“鴛鴦陣”的對手。

你看，戚繼光確實是軍事天才吧。但是，且慢，這裡面有個問題，我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就是在“鴛鴦陣”中，有一個人是配備火槍的。當時的火槍，被稱為“鳥銃”，也就是歐洲的火繩槍。雖然操作比較複雜，殺傷力也比較有限，但對付散兵倭寇和遊牧騎兵，都很有效果。至少比大毛竹做的狼筅有效。而且在當時，除了鳥銃之外，明朝也有小型的火炮。那既然這樣，戚繼光不大規模地組建火器軍，而是要廢那麼大力氣搞什麼“鴛鴦陣”呢？

其實早在戚繼光之前，就有人有過這個想法。名將俞大猷就說過，應該把倭寇堵在海上打，而海戰很簡單，誰船多，誰武器好，誰就能贏。也就是所謂，“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但說起來簡單，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整個國家的生產模式，都要改變。

什麼意思？首先，我們看，狼筅、鏜鈀、刀槍劍盾這些東西，沒有精細化的要求，刀砍斷了，換一把鈍的，也能用。所以戚繼光的軍隊有一萬多人，卻沒有統一的後勤，武器、糧食全部靠分散支援。但是，鳥銃就不一樣了，它必須要統一化生產，而且對生產標準要求很高。如果達不到要求，或者無法統一生產，就會出現戚繼光說的那種，彈藥和口徑不相符，引火線無法點等情況。但是要實現大規模精細化生產，就必須對人員、材料和經費進行集中管理和調配，成立單獨的生產系統。同時，軍隊也要進行精英化的重組，甚至要重新定義軍人的地位。

而這一切，不光是技術條件達不到，文官集團也不允許，因為這樣的軍隊已經超出當時文官集團的理解和控制範圍了。所以，儘管俞大猷關於軍事建設的設想非常先進，戚繼光卻只能採取一種更實際、更原始的軍事組織方式。而且，儘管戚繼光一再妥協，他訓練“戚家軍”還是需要張居正的支援。所以，在張居正回鄉葬父期間，戚繼光會專門安排一支鳥銃隊護送。

後來，張居正被皇帝和文官集團清算，戚繼光自然也被牽連，他被罷官免職。就這樣，一代名將，最終只能默默死去。

第四部分

好了，這三個側影我們都說完了，我們可以看到，張居正、萬曆皇帝和戚繼光都是悲劇性的人物，而他們的悲劇不是哪個人造成的，而是因為時代的困境。現在，我們就來詳細的說一說，這個困境。

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說過，這個困境的本質，是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和小農社會之間的衝突。而這個衝突，在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都有體現。簡單來說，對於中國這樣大體量的農業國家來說，它的首要目的，是要維持整個國家不散攤子。具體來說，就是要想方設法維持社會的穩定，所以只能追求“大約”，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政治上，用道德這樣的抽象原則維持就可以了，經濟上收收農業稅就行了，在軍事上，就算士兵用大刀也不錯。

而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就不一樣了，它要求的是精細和明確。比如，在政治上，英國女王和首相分工明確，一個是國家象徵元首，一個是行政總長，互不干涉。在經濟上，國家要掌握每家每戶每個人的收入情況，以此來控制國家稅收。在軍事上，集中社會資源，組建一支現代化的職業軍隊。

所以，黃仁宇才會在書裡反覆提到“數目字管理”這個概念。如果中國不能完成數目字管理，無論張居正和戚繼光多麼天才，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他們只能成為時代衝突的悲劇。他們和萬曆皇帝都是在夾縫中生存，而申時行、海瑞和李贄就更是處在夾縫中的夾縫。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實現“數目字管理”談何容易，馬再快一天也只能跑六百里。所以，在1840年，鴉片戰爭的現場，我們仍然能看到以上的種種困境。

不過，作為一部暢銷的歷史著作，爭議肯定也不能避免。《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爭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重判斷，輕解釋”，黃仁宇在書裡，會進行大量的場景和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這樣的寫法當然非常好看。但具體的場景是什麼樣的，往往有據可查，不過人物的心理卻少有依據，這算是歷史研究的大忌。也是很多人把黃仁宇看作“旁門左道”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爭議，是來自於它對中國的“歷史觀”。黃仁宇雖然是中國人，但是他的學統卻是純正的西方學統。從《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裡，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歷史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僅是針對明朝，而是針對歷史上的中國。另外，諸如“數字化管理”“現代性”這樣的詞彙，都是典型的西方語境。但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就算是在1587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行政和社會組織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一技術雖然有許多瑕疵，但讓傳統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

所以，對於《萬曆十五年》這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可以用“大歷史觀”去評價，它的影響和爭議，都需要放到具體的時間去看待，也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對於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著作，無論影響再大，也有視野的侷限。無論爭議再多，也有傳世的亮點。本解答內容來源於得到app 作者大象公會。

黃仁宇，美國華裔歷史學家，師從余英時，以中國歷史、明史專家，大歷史觀的倡導者而為世人所知。史學名著《萬曆十五年》是他的名著，這本書是迄今為止，銷量最多的歷史領域的學術專著。

萬曆十五年，也就是明朝萬曆皇帝在位的第十五個年頭。那在歷史上這一年，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嗎？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沒有，除了全國各地發生一些小規模的自然災害之外，並沒有什麼可以值得敘述的大事。所以，這本書的英文版的書名是“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譯過來就是，“1587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但這一年真的無關緊要嗎？當然不是，如果真的無關緊要，黃仁宇就不會寫這麼一本歷史專著了。

那為什麼要圍繞這一年寫一本書？

用黃仁宇自己的話說就是：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

這句話很好地體現出了黃仁宇“大歷史觀”，也就是：歷史並不是一人一時，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絡的。而要發現這種聯絡和規律，就不能拘泥於單獨的大小事件，必須將它放在大視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所以，在黃仁宇眼裡，萬曆十五年，這一年雖然發生的都是所謂的小事，但是如果把這些小事，放到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裡，就會發現這個時期的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到一種社會困境裡，整個中國社會不但不能進一步增長，反而越來越崩壞。而這種困境，既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也沒有隨著明朝的滅亡而結束。

它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每一個人的責任，它的本質是：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和小農社會之間的衝突。在這本書裡，作者將這些衝突具體反映在六個具有代表性的人身上。這六個人分別是，行政首腦張居正和申時行，萬曆皇帝朱翊鈞，軍事將領戚繼光，還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贄。

這六個人雖然屬於不同的領域，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悲劇性。張居正作為國家行政總負責人，擁有最大的權力，但是他生前推行的改革，不僅在死後被徹底推翻，甚至連他的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家族幾乎滅亡。萬曆皇帝則被文官集團綁架，既無法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也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甚至行動自由都被限制，最後他只能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極對抗。

另一個行政首腦申時行，他就夾在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左右為難，最後不得不在千夫所指的情況下被迫辭職。一代名將戚繼光，雖然在軍事方面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賦，但他卻不能讓新式武器發揮應有的作用，只能用比較原始的方法對付倭寇。而道德勇士海瑞，不光是一生不得志，而且被整個文官集團排斥。思想家李贄，不但自己陷入了言行不一的矛盾裡，最後甚至被大多數人排斥，最終落得個自殺的下場。

在黃仁宇看來，這些悲劇不是因為個人或者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統統是這個時代的側影。

每週讀完一本書：《萬曆十五年》——讀完成為明史專家？

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每週能夠讀完一本書，每本讀完後，寫幾百字的讀後感，我能否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呢？為此，我思索良久，終於踏出最重要的一步，開始行動。

高分電視劇《人民的名義》裡有一本書非常有名，甚至可以說是推動了劇情的發展。當趙瑞龍公子公關不下高育良時，突然發現高書記是個明史愛好者，桌上放著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

於是趙瑞龍讓人去請大學歷史教授，對高小鳳的明史進行突擊惡補，重點就是萬曆十五年，爭取一個月之內，讓小高成為明史專家。

結果高育良上鉤，對人格美容後的小高好感度直升，慢慢被腐化，直至走上不歸路。

毫無疑問，這是一本好書，但是為什麼仍有人給出了低分呢？因為它不是入門書，裡面涉及到大量的文言文和專用名詞，對明朝歷史一點兒都不瞭解的人讀起來會很吃力。建議讀這本書前可以先讀《明朝那些事兒》，同時結合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食用更佳。

本書的作者是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他曾夢想成為中國的拿破崙，然而時代卻不允許有這樣的機緣，後來赴美研習歷史，剛來美國時，已到中年，囊空如洗，在餐店洗碗碟，在堆疊作小工，受過被裁失業，與家人一起感受經濟危機和被人歧視的景況，所以作者自稱“自此學歷史已有探詢人生意義的趨向”。從此中國少了一個拿破崙，卻多了一個以其睿智開啟人們視野的歷史學家。這樣的經歷，讓作者能夠以“大歷史觀”、國際性的觀點解析歷史，戴上望遠鏡看歷史，而不是以顯微鏡的目光注重區域性。

萬曆十五年就是公元1587年，這本書的英文書名就是《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當年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正因為沒有大事，才更顯得悲劇。明朝是1644年滅亡的，雖然這期間湧現出了一群能臣治吏，但是沒人能阻止大明王朝走向衰落、滅亡。

黃仁宇先生以六個人物為切入點，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世間已無的張居正、古怪的模範官僚海瑞、孤獨的將領戚繼光、自相沖突的哲學家李贄。根據從小所學所看，每個人物我們都有一個固有印象，但這本書把這些傳統加在他們身上的面具都打碎，還原他們在歷史中的本相。

在我們印象中，皇帝應該是古代最幸福的一種職業了，不愁吃不愁穿，想幹什麼幹什麼，後宮佳麗三千，坐擁天下，聖旨一下，大家都得聽我的。但是到了明朝就不一樣了。小高在《人民的名義》中說，明朝的皇帝太難當了。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廢除了丞相制度，目的是使皇權不被分割，啥事都自己親力親為。沒想到後來的皇帝比較願意享受人生，不願意像開國皇帝任勞任怨，所以活交給誰幹呢？內閣大學士和秉筆太監。尤其是以內閣大學士為代表的文官集團，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而且他們不怕死，如果殺死他們，皇帝在歷史上的記載就是昏君，而他們則名垂青史。他們什麼都管，從吃喝拉撒到國家大事，動不動就是集體上書，不答應集體請辭，明朝的皇帝真的太難了。

黃仁宇先生在每個人物描述中，或多或少都揭示了明朝滅亡的真相。“全國的廣大農村中遏止了法律的成長髮育，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善和惡，而不是合法或者非法；個人道德之長，仍不能補救組織和技術之短；我們的帝國缺乏有效的貨幣制度和商業法律。‘’書裡諸如以上的總結，一針見血地指出問題的所在。

那麼我們能從這本書裡學到什麼？除了增長知識，裡面有很多可以應用到我們實際生活。萬曆十五年，遼東巡撫注意到一個建州酋長正在逐漸開拓疆土，吞併附近的部落。結果首輔申時行認為是一件小事，不值得引起關注。這位酋長並非別人，他名叫努爾哈赤，就是後來的清太祖。小事情要及時解決，才不會變成大問題。再比如，戚繼光的成功，在於他清醒的現實感，革新不與傳統距離過遠，更不大事聲張。他帶著鐐銬跳舞，拿出了當時的環境裡惟一可以被允許的方案。我們在很多時候都被條條框框束縛，如何能在束縛中解決實際問題，那麼我們離成功也就不遠了。

作者在自序裡說到，“多年以來摸索於材料之中，我對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開始擺脫了人云亦云的束縛。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當，但多少總可以有助於學術界的探討。”如果你對明朝歷史的認知還停留在中小學的教科書，那麼這本書將為你開啟新世界的大門！

黃的萬曆十五年，寫法對中國史學著者讀者而言，顯得新穎別緻，象做CT一樣切橫斷面，問題集中，看得清晰，文字又短。除此還說要有多高妙，那似乎就過了。萬曆十五年及作者黃仁宇在中國出名，有很大的偶然性。70年代中期，黃很落魄，提前退休(校方提前解僱)，靠領失業金過日子，尊嚴和生活的雙重打擊，使他處境尷尬、情緒低落，寫了一本萬曆十五年，美國(包括西方其他國家)和中國都不給出版。78年下半中美擬建交，擬安排鄧小平訪美，兩國都在熱身，這時有一位國民黨軍官出身的美藉華人教授寫了一本中國明朝的歷史教訓的書在到處找出版社，兩國都看好，搶著出版，一下就火了。就這樣，巧，但不玄。

萬曆十五年間，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的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這句話很好地體現出了黃仁宇“大歷史觀”，也就是：

歷史並不是一人一時，或者一朝一世的孤立事件，而是有它的內在規律和聯絡的。而要發現這種聯絡和規律，就不能拘泥於單獨的大小事件，必須將它放在大視野下，才能看得明白。

在黃仁宇眼裡，萬曆十五年，這一年雖然發生的都是所謂的小事，但是如果把這些小事，放到更大的時間和空間裡，就會發現這個時期的中國，實際上已經陷入到一種社會困境裡，整個中國社會不但不能進一步增長，反而越來越崩壞。而這種困境，既不是明朝所特有的，也沒有隨著明朝的滅亡而結束。

它不是某一件事，或者每一個人的責任，它的本質是：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和小農社會之間的衝突。在這本書裡，作者將這些衝突具體反映在六個具有代表性的人身上。這六個人分別是，行政首腦張居正和申時行，萬曆皇帝朱翊鈞，軍事將領戚繼光，還有道德楷模海瑞和思想家李贄。

這六個人雖然屬於不同的領域，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悲劇性。張居正作為國家行政總負責人，擁有最大的權力，但是他生前推行的改革，不僅在死後被徹底推翻，甚至連他的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家族幾乎滅亡。萬曆皇帝則被文官集團綁架，既無法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也沒有辦法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甚至行動自由都被限制，最後他只能以不上朝的方式消極對抗。

而剛才提到的另一個行政首腦申時行，他就夾在皇帝和文官集團之間，左右為難，最後不得不在千夫所指的情況下被迫辭職。一代名將戚繼光，雖然在軍事方面有突出的能力和天賦，但他卻不能讓新式武器發揮應有的作用，只能用比較原始的方法對付倭寇。而道德勇士海瑞，不光是一生不得志，而且被整個文官集團排斥。思想家李贄，不但自己陷入了言行不一的矛盾裡，最後甚至被大多數人排斥，最終落得個自殺的下場。

在黃仁宇看來，這些悲劇不是因為個人或者偶然的原因所造成的，而統統是這個時代的側影。接下來，我們就透過其中的幾個側影，來了解本書的主要內容：第一個側影，當然是張居正，作為帝國的行政首腦，他為什麼要推行改革，又為什麼死後成為眾矢之的，被徹底推翻和清算；第二個側影是萬曆皇帝，作為皇帝，他和大臣們到底有什麼恩恩怨怨？黃仁宇為什麼說他是“活著的祖宗”；第三個側影是戚繼光，作為一代名將，他發明的“鴛鴦陣法”到底是一種軍事創新？還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①我們先來看第一個人，張居正。我們都知道，張居正是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那他為什麼要改革呢？

我們都知道，萬曆皇帝是明朝倒數第四位皇帝，亡國之君崇禎是他的孫子。而明朝在萬曆去世後二十多年就滅亡了。雖然我們不能說，明朝的滅亡跟萬曆皇帝有什麼直接關係，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萬曆登基的先後，明朝已經陷入很多困境。比如說，在軍事上，明朝政府至少要花費很大精力來應對兩個方向的敵人，分別是北方的蒙古、東南的倭寇。在經濟上，明朝政府已經陷入經濟倒退和財政赤字，朱元璋時期，農業稅收將近三千萬石。而到了明朝中後期，一年農業稅收還不到2300萬石。

也就是說，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發展，明朝的農業稅收居然下降了23%。收入少了，開銷卻也越來越大。以官員數量為例，朱元璋時全國只有不到三萬名官員，到了萬曆年間，全國有八萬多。而且，這八萬人的實際收入，比朱元璋時期的官員要高多了。這樣下去怎麼能行呢？

所以，在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掌握最高行政權之後，就開始改革。

改革過程比較複雜，簡單來說主要是兩條。一是整頓官吏，也就是對官員進行績效考核，不合格的就淘汰。二是對土地進行管理和監控，比如丈量土地、清查流民，說白了主要就是打擊偷稅漏稅。因為當時很多土地被隱匿，人口屬於黑戶，政府收不上來錢。同時，張居正的改革還涉及軍事方面的嘗試，不過這一部分的主角是戚繼光，我們後面會講到。

一開始，改革也很有成果，讓國家有了十年的糧食儲備。這本來是一件好事，但這種大好局面，隨著張居正的去世，就人亡政息了。不光是這樣，連張居正本人也遭到清算，家產被查抄，兒子也被迫自殺。而主要推翻張居正的，就是張居正的學生萬曆皇帝本人。為什麼會這樣？解釋有很多，最廣泛的說法，就是張居正的改革觸動了既得利益集團，所以遭到報復。

但在黃仁宇看來，事情沒那麼簡單。根本原因是，張居正的改革內容，和傳統中國的固有國家邏輯相沖突。

這話是什麼意思？我們先來看，傳統中國的固有國家邏輯是什麼？

今天我們都說中國幅員遼闊，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但是，對於古人來說，如何治理這麼大的國家，是一件很頭痛的事情。古代中國雖然被稱為是“中央集權”甚至“專制”，但是你想，比如說，雲南的一個縣，距北京兩千公里，就算六百里加急快馬，一來一回也要幾個月時間。所以皇帝就算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掌握那個縣和縣令的具體情況，何況全國這樣的縣有一千多個。

也就是說，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其實整個國家，在今天看來屬於半失控的狀態，否則也就不會出現我們剛才說的，稅收收不上來的情況了。不光明朝是這樣，以往的朝代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的幾次分裂其實就是中央對地方徹底失控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想要維持國家的基本統一和治理，只能依靠官員的個人素質。而中央政府能做的，就是要不斷地強化和提高天下人，尤其是讀書人的精神自覺，也就是道德。這就是為什麼古人記述歷史的時候，會對人物進行道德臉譜化的原因。也就是說，傳統中國只能以“忠”“孝”“敬天”“法祖”這樣的抽象原則指導整個社會，而實際操作還是依賴個人。

這就產生了一個後果，就是道德成了至高無上的話語，只要遊離於道德之外的事或人，主流社會都是不接受的。注意，傳統中國的道德標準，其實已經超過了一般的社會標準。比如說，二十四孝裡的很多行為是反人性和沒有必要的。因為人們認為，只有用超高標準去要求，人們最後才能做到一般水平。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不期望人人是海瑞，但至少要保證，大多數人不是和珅。所以，當王安石提出政府向老百姓提供貸款的時候，司馬光會堅決反對。名義上是說“政府不能與民爭利”，實際上是在說“官員不能與民爭利”。儘管實際上與民爭利的官員大有人在，但是這個道德的口子不能開。

知道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再來看張居正。張居正改革，表面上看，就是進行制度改革。但是他的改革，有很高的技術性要求，比如說對官員的績效考核。表面上看，就是給各個官員設定任務，讓他們去完成，但是，怎麼對任務進行合理化的制定，既沒有統一的標準，也沒有有效的調控，很容易死板僵化。比如，一年要抓幾個罪犯，要收多少稅。所以，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很多工實際上是透過“非正常”手段完成的。比如，為了湊數，把沒有犯罪的人抓起來，或者強制收稅等等。

再比如，張居正要重新丈量全國的土地，很多官員為了彰顯政績，就虛報土地數量。這樣一來，多出來的坑，就是老百姓去填。也就是說，張居正推行改革，雖然初心是好的，方案也基本沒問題，但問題是，在技術條件沒達到的情況下，作為改革的總負責人，他也沒有辦法掌握和控制改革的具體情況和操作，也就是黃仁宇在書中說的“數目字管理”，而這就一定會引起其他的社會問題。再加上他既然要“改天換日”，就免不了要專斷獨權，培植自己的黨羽，甚至勾結宦官。但這一系列行為，傳統的道德體系是不能接納的。

所以我們看，在這樣情況下，張居正日後的悲劇，實際上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②下面我們來說第二個側影，就是史上最牛的罷工者，萬曆皇帝。

之所以說萬曆皇帝是史上最牛的罷工者，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居然三十多年不上朝，算是創了歷史之最。那麼他為什麼這麼做呢？過去，我們一般的印象就是，他是個昏君，只知道享樂貪財，說他只會坐在龍床上數錢，甚至有一條腿都有些殘廢。但其實，萬曆皇帝並不是一個昏君，有一件事能證明這一點。

1592年，豐臣秀吉統一日本之後，對朝鮮發動了侵略，朝鮮嚮明朝求救。當戰報送到北京之後，很久不上朝的萬曆皇帝突然出現，力主派兵支援朝鮮，甚至主動表示，願意自己掏腰包出軍費。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作為一個皇帝，萬曆有他的擔當和決斷。

那既然這樣，為什麼他會長期罷工呢？在黃仁宇看來，萬曆這是在用不上朝的方式表達自己不滿。那他的不滿又是什麼呢？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不能讓自己喜歡的兒子成為太子。

既然身為皇帝，怎麼會有他幹不成的事呢？而且這件事看起來還是他的家事。這就涉及到我們對“皇帝”這兩個字的理解。在一般印象裡，皇帝就是大權獨攬的統治者，想用誰用誰，想殺誰殺誰。這是一種誤解，面對這麼大一個國家，無論是打天下，還是治天下，皇帝都不可能一個人完成，他需要合作者。打天下要靠軍功集團，治理天下需要文官集團。這就像開一家公司，要有合夥人一樣，他們之間的合作關係其實是大於從屬關係的。

所以，很多朝代開國的時候，都會發生屠殺功臣的事情。其實皇帝主要不是害怕功臣們搶奪皇位，而是害怕他們影響、甚至控制皇帝。所以，一個朝代建立之後，要想方設法讓一些合夥人出局。軍功集團沒了就沒了，因為不需要打天下了嘛，但是治理天下是個長期的事情，皇帝要依靠文官集團。面對文官集團，皇帝可以換人，卻不能讓整個文官集團全部出局。

面對這麼大一個國家，皇帝根本管不過來。明朝本來規定皇帝一天要看一百八十多份奏摺，一百八十多份聽上去挺多，但是對於這個國家來說，真的是連萬分之一都不到。你想，現在一箇中型公司的領導一天也要看一百多份檔案吧。所以，雖然在名義上皇帝至高無上，但整個國家實際上是掌握在透過道德號召培養起來的文官集團的手裡。

往輕了說，文官集團掌握了國家的話語權，這就是為什麼燕王朱棣在搶了自己侄子的皇位之後，一定要讓文官集團的代表方孝孺來寫繼位詔書的原因。往重了說，實際掌控國家的不是皇帝，而是文官集團，甚至連皇帝都要被文官集團壓制。這種事情在明朝發生過很多次，在嘉靖時期，就有所謂的“大禮議”之爭，皇帝和文官集團為究竟應該叫自己的父親為“父親”還是“叔父”這件事幾乎決裂。

萬曆身為皇帝，一生卻連皇宮都沒出過幾次，最遠的一次是去十三陵，檢視自己的陵墓的修建情況。而具體在立太子這件事上，其實站在文官士大夫的角度，萬曆的哪個兒子當皇帝都無所謂，這個人只不過是個擺設而已。但是，讓誰當皇帝這件事，一定得我們說了算，而不能萬曆皇帝自己掌控。因為他們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所以只要在立太子這件事上跟皇帝站在一起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這樣一來，萬曆皇帝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

萬曆可以處罰一些具體的官員，但是他不可能和整個文官集團為敵，所以無論萬曆皇帝怎麼抗爭，在立太子這件事上，他也只能無可奈何的妥協。所以，黃仁宇在書中寫道，“此時，皇帝的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痕，他的臣僚也再沒有機會能使皇帝按照他們的意志執行任務了。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願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

因為立太子的事件，萬曆皇帝和文官集團徹底決裂，他開始長期罷工。這讓文官集團也很難受，雖然他們只把皇帝當作國家的象徵，但是萬曆皇帝的消失，讓他們失去了展示道德的最大舞臺，連大罵昏君的機會都沒有了。明朝政府從此變成了一潭死水，文官們只能希望萬曆皇帝早早駕崩，但是萬曆皇帝一直活到了1620年。這個時候，帝國的暮氣之深，已經是回天乏術了。24年後，也就是1644年，明朝就滅亡了。

戚繼光是在萬曆十五年年末的時候去世的，在他生前，他曾經南征北戰，立下赫赫戰功。但對於這樣一位將軍的死，朝廷居然沒有任何反應，甚至連正式記錄都沒有，這當然是一種不公平的待遇。不過，在明朝，被不公平對待的武將，不止戚繼光一個。

我們都知道，從宋朝開始，中國政府就重文輕武，甚至有不怕文官貪汙，就怕武將造反的說法。明朝就更是這樣了，對武將處處不信任，處處限制。比如說，在打仗這件事上，按理來說，應該讓統帥掌握所有資源來保證戰爭的勝利。但是明朝，後勤供應根本不會交給武將管理，甚至按純軍事目的，對後勤進行合理部署，都不被允許。在具體的戰爭過程裡，不懂軍事的文官可以肆無忌憚地對將領指指點點。如果武將在當機立斷，迅速投入戰鬥，就是貪功冒進，就是匹夫之勇。如果謹慎行軍，注重防守，就會被說成是，畏縮不前，貪生怕死。

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有效地杜絕武將叛亂，但是代價也許更嚴重，就是明朝的軍隊戰鬥力非常低下。有一件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1555年的時候，有一股倭寇在南京附近燒殺搶掠，圍著南京繞了一圈，一共殺了4000多人。按理說，這應該是一股不小的軍事力量，可你猜猜，一共有幾個倭寇？一共不到七十個，對，不到七十個。而當時駐守在南京附近的明朝軍隊有多少，有十二萬。可見明朝軍隊的戰鬥力低到什麼程度了。所以說，戚繼光奉命去討伐倭寇，靠這種軍隊是不行的，所以戚繼光就開始進行軍事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就是重新建立軍事組織。

首先，原來那些混日子的兵痞當然不能用了，必須要重新招募。戚繼光的招募標準很簡單，就是淳樸、聽話，所以入選的大多數是農民。訓練方法表面上也非常簡單，就是事無鉅細地對士兵進行組織訓練，細到什麼程度呢？連製作乾糧，都有明確的標準。在具體的戰鬥訓練裡，士兵不需要擁有超常的武力，每天都在進行相對簡單的動作拆解。主要目的是，為了讓士兵們在戰鬥裡能很好的配合。然後，戚繼光在士兵已經能配合良好的基礎上，發明了“鴛鴦陣”。

表面上看，“鴛鴦陣”是一套比較複雜的陣法，組成陣法的一共十二個人。其中一名隊長，兩名盾牌手，四名長槍手，兩個狼筅手，兩名鏜鈀手，還有一名火槍手。我們簡單解釋一下，盾牌手在隊伍最前，負責防禦和吸引火力。狼筅手，在兩側，伺機用狼筅，也就是兩三米長，帶枝葉的毛竹，把敵人掃倒，然後長槍手一擁而上，把敵人戳死。鏜鈀手和火槍手負責後方守衛。倭寇雖然個人戰鬥力很強，但是他們習慣單兵作戰，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是“鴛鴦陣”的對手。

你看，戚繼光確實是軍事天才吧。但是，且慢，這裡面有個問題，我不知道你發現了沒有，就是在“鴛鴦陣”中，有一個人是配備火槍的。當時的火槍，被稱為“鳥銃”，也就是歐洲的火繩槍。雖然操作比較複雜，殺傷力也比較有限，但對付散兵倭寇和遊牧騎兵，都很有效果。至少比大毛竹做的狼筅有效。而且在當時，除了鳥銃之外，明朝也有小型的火炮。那既然這樣，戚繼光不大規模地組建火器軍，而是要廢那麼大力氣搞什麼“鴛鴦陣”呢？

其實早在戚繼光之前，就有人有過這個想法。名將俞大猷就說過，應該把倭寇堵在海上打，而海戰很簡單，誰船多，誰武器好，誰就能贏。也就是所謂，“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但說起來簡單，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整個國家的生產模式，都要改變。

什麼意思？首先，我們看，狼筅、鏜鈀、刀槍劍盾這些東西，沒有精細化的要求，刀砍斷了，換一把鈍的，也能用。所以戚繼光的軍隊有一萬多人，卻沒有統一的後勤，武器、糧食全部靠分散支援。但是，鳥銃就不一樣了，它必須要統一化生產，而且對生產標準要求很高。如果達不到要求，或者無法統一生產，就會出現戚繼光說的那種，彈藥和口徑不相符，引火線無法點等情況。但是要實現大規模精細化生產，就必須對人員、材料和經費進行集中管理和調配，成立單獨的生產系統。同時，軍隊也要進行精英化的重組，甚至要重新定義軍人的地位。

而這一切，不光是技術條件達不到，文官集團也不允許，因為這樣的軍隊已經超出當時文官集團的理解和控制範圍了。所以，儘管俞大猷關於軍事建設的設想非常先進，戚繼光卻只能採取一種更實際、更原始的軍事組織方式。而且，儘管戚繼光一再妥協，他訓練“戚家軍”還是需要張居正的支援。所以，在張居正回鄉葬父期間，戚繼光會專門安排一支鳥銃隊護送。

後來，張居正被皇帝和文官集團清算，戚繼光自然也被牽連，他被罷官免職。就這樣，一代名將，最終只能默默死去。

好了，這三個側影我們都說完了，我們可以看到，張居正、萬曆皇帝和戚繼光都是悲劇性的人物，而他們的悲劇不是哪個人造成的，而是因為時代的困境。這個困境的本質，是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和小農社會之間的衝突。而這個衝突，在政治、經濟、軍事三個方面都有體現。簡單來說，對於中國這樣大體量的農業國家來說，它的首要目的，是要維持整個國家不散攤子。具體來說，就是要想方設法維持社會的穩定，所以只能追求“大約”，也就是差不多就可以了。政治上，用道德這樣的抽象原則維持就可以了，經濟上收收農業稅就行了，在軍事上，就算士兵用大刀也不錯。而精細的工商業社會就不一樣了，它要求的是精細和明確。比如，在政治上，英國女王和首相分工明確，一個是國家象徵元首，一個是行政總長，互不干涉。在經濟上，國家要掌握每家每戶每個人的收入情況，以此來控制國家稅收。在軍事上，集中社會資源，組建一支現代化的職業軍隊。所以，黃仁宇才會在書裡反覆提到“數目字管理”這個概念。如果中國不能完成數目字管理，無論張居正和戚繼光多麼天才，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他們只能成為時代衝突的悲劇。他們和萬曆皇帝都是在夾縫中生存，而申時行、海瑞和李贄就更是處在夾縫中的夾縫。但是，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實現“數目字管理”談何容易，馬再快一天也只能跑六百里。所以，在1840年，鴉片戰爭的現場，我們仍然能看到以上的種種困境。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的爭議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是“重判斷，輕解釋”，黃仁宇在書裡，會進行大量的場景和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這樣的寫法當然非常好看。但具體的場景是什麼樣的，往往有據可查，不過人物的心理卻少有依據，這算是歷史研究的大忌。也是很多人把黃仁宇看作“旁門左道”的主要原因。

第二個爭議，是來自於它對中國的“歷史觀”。黃仁宇雖然是中國人，但是他的學統卻是純正的西方學統。從《萬曆十五年》這本書裡，我們不難感受到他對中國歷史的批判，這種批判不僅僅是針對明朝，而是針對歷史上的中國。另外，諸如“數字化管理”“現代性”這樣的詞彙，都是典型的西方語境。但就像我們知道的那樣，就算是在1587年，中國仍然是世界上行政和社會組織技術水平最高的國家之一，這一技術雖然有許多瑕疵，但讓傳統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

所以，對於《萬曆十五年》這樣的著作，我們應該可以用“大歷史觀”去評價，它的影響和爭議，都需要放到具體的時間去看待，也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對於將近半個世紀以前的著作，無論影響再大，也有視野的侷限。無論爭議再多，也有傳世的亮點。

《萬曆十五年》是歷史學家黃仁宇的成名作，是一本暢銷學術書。可以說，在散文裡面，它的歷史水平最高，在歷史書裡面，它的散文水平最高。其地位自然不言而喻，達到了“生平不讀十五年，就稱明粉也枉然”的地步。如果你希望給自己的標籤加一個歷史愛好者，那這本書是必讀書。

那麼，這個本書講的什麼？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從名字上看，黃仁宇講的是明朝萬曆十五年發生的事情，他的開場白是這樣的：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黃仁宇先生選取了最平淡的一年，去除了一切突發事件的可能性，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帝國的運作面貌，從而歸納出中國是一個依靠道德而不是技術在運轉的社會，這種社會的缺陷是，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崩潰。

黃仁宇先生以六個典型的人物、七篇文章來解釋這一觀點。

因為讓領導先走的原因，第一篇是：萬曆皇帝。

開篇就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萬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本來清靜的大街突然變得熱鬧起來，一大堆官員奔赴皇宮。原來，傳出來訊息，萬曆皇帝要開會：午朝，所以大家拼命趕，遲到了要扣工資嘛。結果滿頭大汗跑到端門，發現沒有任何要開會的樣子，負責點名的侍衛將軍也不在。

顯然，這是出了烏龍，萬曆皇帝根本沒有開會，所以大家拍拍屁股回家了。但接下來，萬曆皇帝很生氣，竟然扣全體官員的工資。

黃仁宇先生為什麼要寫這件事情？顯然，他是要告訴讀者，明朝萬曆的管理已經失去了控制，連開會這種事情都組織不好了。

對此，萬曆皇帝當然勃然大怒。但是，這個龐大的機構是如何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很多史書把問題推到了萬曆皇帝身上，因為萬曆皇帝是有名的曠工皇帝。正是因為他開會不規律，所以才會出烏龍。

但黃仁宇先生並不這樣認為。他說：看了我的論述，你可能對萬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為萬曆同樣是一個失去技術手段皇朝的犧牲品。

黃仁宇先生用大篇的篇幅描寫了皇朝的禮儀，比如上朝時，萬曆戴著綴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塊瓦片，極不舒服，但這是必須的，因為這象徵著皇權。而皇帝絕大部分的精力，就這樣用在維持禮的存在。剩下的一小部分精力，又要處理明朝官員無休止的爭議。

這樣一來，原本希望大幹一場的萬曆就不得不發現，他只是一輛老舊車子上的零件，做著早已經規定好的動作，一旦想自己設計兩個動作，這輛車子的其它部件就會集體抗議。

一開始，萬曆以為反對來自張居正。

張居正是他的老師，也是萬曆前期的掌權者。萬曆很長一段時間生存在其陰影之下。張居正死後，萬曆開始借打倒張居正，宣告自己的權力與權威。

但萬曆很快發現，打倒張居正之後，他面對的是更為龐大的官宦集團。以前這個集團以張居正為目標，現在張居正倒了，只好把火力集中在萬曆身上。可以說，打倒了一個張居正，一百個張居正站了起來。

此外，黃仁宇先生還介紹了萬曆皇帝一個特殊的情況：他的婚姻生活。萬曆同志先是在自己母親的宮裡跟一個宮女王氏發生了關係，結果演變成狗血劇：泡妞泡成了老公以及喜當爹。宮女生下了常洛，是萬曆的長子。

萬曆很快就審美疲勞，愛上了一個稱為淑妃的鄭氏，並生下了朱常洵。萬曆試圖冊立朱常洵。因為這件事情，萬曆成為眾人攻擊的目標，文官集體發文章批判萬曆寵愛鄭氏冷落王氏。

可是！我跟哪個女朋友親近一點，關你們屁事！

無休止的禮儀，無休止的爭論，無休止的指責，萬曆終於煩了。

黃仁宇寫道，萬曆十五年，萬曆皇帝主持殿試，題目是：無為而治。

讓你們吵！老子不跟你們玩了！

有一個人說，不行啊，這個遊戲還得接著玩，這個人叫申時行，第二篇的題目就是：首輔申時行。

在這一篇裡，黃仁宇細緻地描寫了申時行的工作，非常的繁雜，非常的沉悶，體現出一種昏昏欲睡的感覺。

這些細緻的描述，無一不在提醒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機構，它的主要目標已經不在於完成什麼工作，制定什麼計劃，而主要變成一些繁文縟節的儀式。這就是黃仁宇所說的，明朝失去了國家管理的關鍵：技術。

黃仁宇介紹道，申時行的重要工作內容，就是把皇帝當一個小孩去看，不停的重複這個事情不能幹，那個事情不能幹。但萬曆恰恰是一個精力過剩的人。

申時行五十多歲，他要去約束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力不從心。

但黃仁宇依然認為，申時行有他的價值，他的價值就是和事佬，他起著調和劑的作用。明朝的官員技術上不先進，但吵架個個都是先進標兵。所以申時行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怎麼調和各級官員的爭議。他成了調解員，而不是帝國技術官。

申時行強調以德服人，申時行亦以德量人。評判一個官員的最高標準，是道德是否完備，而不是技術是否先進。調解的標準，也不是誰的論點更合理，而是論者的道德是否高尚。

事實上，所有的現代國家同樣有這樣的問題，過於關注道德，而忽視技術。

於是，這位萬曆十五年的內閣首輔，陷入道德的泥潭，他或許是最好的內閣首輔，同樣也是最壞的內閣首輔。

有沒有人試圖提高過帝國的技術？有的，這就是第三章：世間已無張居正。

張居正的離開，是明帝國的重大損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損失。

有意思的是，我們以為黃仁宇先生要介紹張居正了，不好意思，黃仁宇講起了萬曆皇帝。黃仁宇講萬曆因為立嫡問題，與群臣產生嫌隙，最後罷工不上班。黃仁宇講申時行在當糊工匠。黃仁宇講東林黨人之間的爭論，黃仁宇甚至又把正德皇帝翻出來說了一通。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對比，正德皇帝是典型的反叛者，是文官集團的挑戰者，他屢屢跳出文官給他劃的圈圈。他放著坐班制度不執行，翹班到蒙古打仗，放著五星級的辦公室皇宮不要，另修了一座豹房。

而萬曆是消極的，他的對策，就是我不上班。

第四篇比第三篇更怪，篇名叫：活著的祖宗。

這位活著的祖宗當然指萬曆，因為他不上班了。

萬曆為什麼成為活著的祖宗？因為文官，首先是申時行。黃仁宇先生在第二篇寫道，申時行是一個道德官員。但黃仁宇同時認為，申時行也是一位技術官員，或者說，他透過任命一些技術型的官員來改善或者維持明朝政府運轉的基本技術要求。

比如他任命了潘季訓治理黃河，比如他讓鄭雒經略北方的防護。

黃仁宇提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申時行在以外交的方式處理內政。內政彷彿就是一個多邊關係，裡面有不同力量的鬥爭，而申時行的責任就是保持平衡。

在這樣的平衡下，皇帝變得無所作為，最終成為活著的祖宗，是朝臣供奉的一個活著的偶像，是一個可以上香、可以禱告的物件，但絕不是走下神臺，親自過問具體事務的一個物件。

第五篇，終於來位大眾偶像了：海瑞-古怪的模範官僚。

前面數篇，都是從皇帝、從內閣等高層管理機構去解讀明朝的運作機制，而海瑞是一個地方官僚，他代表著明朝所希望的地方樣板：廉潔自律、公平公正。但黃仁宇卻說，海瑞是古怪的。

他全然無視官場的潛規矩，他極端的廉潔，他極端的誠實，有著道德上的潔癖。這樣的人，就是古代社會最推崇的道德樣板。但就是這樣的海瑞依然無法挽救明朝的社會。

原因不是道德無用，而是道德無法推廣。固執於道德的海瑞終其一生都在同僚的怪異眼神裡度過，他成為了一個古怪的模範官僚，而不是一個能夠孵化更多海瑞的原型機。所以黃仁宇先生用海瑞道德完備與備受指責兩個看似矛盾又合理的現象相互交叉敘述來完成了這一篇，再一次論證了道德於政府管理上的無力。

第六篇：戚繼光-孤獨的將領

黃仁宇給每個人都有一個定位，申時行是調解員，張居正是過去式，皇帝是活著的祖宗，海瑞是古怪的模範官僚，而戚繼光，是孤獨的將領。

他孤獨在哪裡？

他首先孤獨在明朝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

黃仁宇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就是為什麼處於鼎盛的明朝不去攻打正四分五裂的日本，反而讓日本打到了明朝。我的個人看法是，土豪不會打劫窮鬼，只有窮鬼才會打劫土豪。

黃仁宇先生則仔細分析了明朝的軍事制度，提出了他的見解，就是明朝的軍事制度不足以應對一場對外戰爭，尤其是後勤保障。其次，明朝的將領選拔制度幾乎是世蔭制，這讓明朝中後期的名將尤其難得。

明朝只需要打贏一場戰鬥的勇將，而不需要戚繼光這樣具有運籌帷幄能力的統帥，這是戚繼光孤獨的第二個原因。

這一章大篇幅介紹了戚繼光的戚家軍是怎麼練成的，他所有的努力，亦證明了他的成功在他的時代，是個孤例。尤其是他的成功依附著文官的成功。當譚倫、張居正這些支援他的文臣一個個離開時，戚繼光的輝煌也就結束了。

戚繼光，註定是一個孤獨的存在。

最後一篇，一個思想家與鄉紳的矛盾體：李贄-自相矛盾的哲學家。

如果說，萬曆是官僚的皇帝，那麼李贄則是思想的皇帝，但這位思想的皇帝，同樣陷入了道德的困境。

哲學是離群的，是自我的，偏偏中國的社會又是一個宗族的社會，他置身其中，難免矛盾。

他稱讚妻子“慈心能割有，約已善持家”，但又埋怨妻子無法理解他的“丈夫志四海”。

他渴望清淨，卻不得不面對整個宗族的複雜社會關係。

他越想擺脫這個社會，社會就越要抓住他。

他出家當和尚，以為四大皆空，結果族人寫信告訴他：我們已經指定你的一個侄子當你的繼承人。

他跑到廟裡，但無法不做學問，他要跟朱熹、跟王陽明隔著時空爭論。他還要跟世俗爭，有意思的是，他猛烈地抨擊著世人，卻往往還要依靠被抨擊者的接濟而生活。

我們也必須意識到，黃仁宇先生寫李贄，不僅僅是以一個哲學家的角度去思考他，還有另一個層面，鄉紳的角度。李贄是鄉紳的代表，他的困惑，同樣是明朝基礎社會鄉紳自治模式的困惑。

在黃仁宇看來，李贄就是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矛盾裡。作為個人，他尚且無法擺脫社會固有模式和思想給他的枷鎖。可想而知，整個社會要做出改變是多麼困難。而那些寄希望的廉潔與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

黃仁宇（1918-2000）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

這就是萬曆年間的七面鏡子，黃仁宇用它照出了明朝，照出了中國的二千年。

黃仁宇說：中國的癥結無非是用道德代替技術。而要進行這樣的改造，皇帝、首輔、軍將、地方官員、哲學家、鄉紳等等各個層面，都需要一場大的改變，而非區域性的改造可以完成。

道德不是解決問題的先頭兵，而應該充當社會的最後防線。當技術，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夠解決時，我們不要動用道德。

因為法律誠可貴，道德價更高。

萬曆十五年，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在歷史學家黃仁宇的眼中，其間的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而我們的大歷史之旅，也自此開始。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融會了他數十年人生經歷與治學體會，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觀察現代中國之來路，給人啟發良多。英文原本推出後，被美國多所大學採用為教科書，並兩次獲得美國書卷獎歷史類好書的提名。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由於是從英文原版轉譯回中文，而且其探照歷史的角度和傳統史書有點不一樣，所以讀起來和以前讀史感覺有點不太一樣。這和內容也有關，整本書讀下來，裡面的幾個主要人物，包括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南京都察院御史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名士李贄，沒有一個最後功德圓滿的，或身敗，或命名裂，或鬱郁不得志，或死後遭清算。微友阿黎說，“全書從頭到腳沒一個自由的人，就連掌權人皇帝也不自由”，確實如此。我讀之亦有感觸。比如其中有一段：“我們帝國的軍隊是一支全能性的軍隊，也是一支長久性的軍隊。它經常的任務是面對內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具體的說，就是鎮壓內地農民和邊區的少數民族。”讀到此心裡一動，想到：為什麼明朝後期明軍遇到努爾哈赤的八旗兵、清朝末年清軍碰到八國聯軍都會一敗再敗，一碰到外部軍隊就玩不轉，因為這跟這支帝國部隊的本身屬性有關，它主要是對內而不是對外；其實＂攘外必先安內＂也是有其歷史淵源的，並且有極強的延續性。從某種程度上，它決定了很多朝代、不少國家的政權統治的基本功能。這一點，古今中外，例子很多。明白這一點，對專制國家運作的獨特性便更能瞭然於胸。

其次，不僅明朝軍隊的武器、糧餉的供給方式極為落後，其實整個帝國的財政稅收制度與民間經濟的發展亦嚴重脫節，再加上文官集團的派系林立，政治運作上的務虛不務實，以“四書”主旨作為整個帝國運作的精神憑藉，以抽象的道德作為解決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的標準。意識形態與現實完全割離，腐敗就必然遍地盛行，這一切使得整個龐大的明朝帝國在萬曆之朝時便已臃腫虛弱不堪。在這個時候，其實無論內部之亂還是外部入侵，帝國中樞都沒法有力應對了。這是什麼問題？體制問題。此時即使有首輔申時行，清官海瑞，英雄戚繼光，哲學家李贄，誰也無法改變大局，連萬曆皇帝也不想玩了，這個帝國只好就這樣爛下去，慢慢等待它的取代者。如果不合時的體制問題沒解決，那麼結局古往今來必大同小異。

1619年，遼東戰役打響，努爾哈赤率兵攻打明朝，明軍節節敗退；1644年，李自成率兵圍城，紫禁城內，崇禎皇帝殺妻女後，於煤山自縊而亡。整個官僚體制的運轉機能，衰退至此。此時你無論如何“勤政”，無論出多少人才，這些都將被這個龐大腐朽的體制慢慢吞滅。這個老病的巨人，病入膏肓，藥石無效，隨你怎麼折騰，只欠一倒。

第一次讀《萬曆十五年》的時候，我還年少，其中有一些內容，我當時也沒看得太明白，不是太能理解這些歷史中的人物為什麼會做出這樣那樣奇怪的選擇，而且也完全不能理解「理學」為什麼會在這個時代成為一種社會共同的信仰。這次再翻閱這本書，已經是六年以後，與當年的我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認識上。重讀一遍下來，又有了許多全新的感悟，也明白了一些當年可能讓我疑惑不解的問題。

怎麼評價華人學者黃仁宇先生的史學名著、學術暢銷書《萬曆十五年》呢，我並非歷史學研究者，只能從一位歷史愛好者的觀點來談談這本書的觀感。

簡單來說，這本書對我個人的歷史觀，尤其是對不少歷史事件的看法造成了很大的衝擊，這種感覺就彷彿你一直在江南水鄉居住了好多年，以為全世界都是這個樣子，等成年後你第一次來到大西北，在荒漠戈壁上，感受那種無盡的蒼茫，你會恍如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眼界也豁然開朗。

作為一名80s，我的歷史知識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小時候讀的一套史記故事和若干歷史學連環畫，以及日常看的若干歷史古裝劇；一個就是從小學到大學的歷史課；前者包含的是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名人故事構造的中華文明史大廈，這可說是舊史學；後者是新的幾代學者建立的唯物歷史觀；這也就是我們大多數人的基本歷史儲備框架，如果今後不是從事歷史學深造，大多數人的歷史儲備也就是這樣子了。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概是2003年的時候，我在大學的圖書館裡第一次讀到了一本不一樣的書《萬曆十五年》，讀來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總結來說，我有以下幾點收穫，也是我的個人評價：

首先：這本書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歷史通俗讀物，不同於數年後火爆全國的當年明月所著的《明朝那些事兒》，它是一本偏學術性的歷史學著作，作者黃仁宇先生並非專業歷史學出身，他先是一名軍官，後赴美留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他卻是以專業著作的標準寫作《萬曆十五年》的。所以，這本書讀起來並不太輕鬆，有不少考證類的東西，好在，作者加入了不少故事橋段和細膩的心理描寫，使得讀起來不至於味同嚼蠟。

其次：明史一直以來是史學家研究的重點，也是熱門，《萬曆十五年》所探究的問題也是熱門：明王朝是怎麼滅亡的？《萬曆十五年》的研究手法是截取了數個不同階層的代表性人物：萬曆皇帝、首輔張居正、申時行、文官海瑞、武官戚繼光以及思想家李贄，用他們帶出了他們背後的群體，進而揭示了帝國背後執行的規律以及大明王朝積重難返的命運。

黃仁宇採用了一種之前罕見的被稱為“大歷史觀”的方法來寫作這本歷史著作。所謂大歷史觀，其創新在於“長期合理性”和“數字上管理”等概念的提出，這種研究手法以實證主義從技術角度談論歷史，強調透過對當時歷史社會整體面貌分析和把握進行歷史解讀。

最後，這本書，至少在我看來，顛覆了之前不少習以為常的認知，比如：

①古代封建社會至高無上的皇帝並非無法無天，連立太子都不能做主。

②張居正背後是一個文官群體。

④道德治國背景下，人人都是一張臉譜。

……

據說，這本書當時以《1587, a Year of No，Significance 》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後，並未在社會上引起多大的波瀾，倒是上個世紀翻譯引進到中國後，一時間稱為歷史暢銷書，到今日已成了每一位歷史學愛好者的必讀書，可謂是“牆外開花牆內香”，這可能因為黃仁宇獨特的大歷史觀研究方法讓國人眼前一亮有關。不過，也有一些學者對這本書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比如說這本書以論代史，用西方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充滿批判等等，諸如此類的還有很多，不再列舉，請大家自己找來看看，定會有很多不一樣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