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說：魯迅從來沒有被好好談過。這話也適用於黃仁宇。儘管《萬曆十五年》、《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書被三聯書店不斷地重印，但學術界對黃仁宇似乎避而不談，即便是有限的幾篇學術討論，也多是批評。恰好我上個月重讀了黃仁宇集，尤其是三聯新出的精裝本《黃河青山》，所以，我想說說自己的不成熟的觀點，供各位批評。

除了學術界的冷遇，李懷宇雜寫訪美中國學人的書裡，沒有提到黃仁宇。我想這是一種黃仁宇式的尷尬。這種尷尬一是跟他所處的位置有關，既非大陸，又非港臺，而是在美國的非主流大學任教，還被解聘了。這就導致他在學術界沒有弟子傳人。他的大歷史觀，不管正確與否，都像投入學術之海的一顆石子，響了一聲，便沉沒海底。二是跟他的治史取向有關，他既不是馬列信徒，也不是考史傳統，又不願意寫美國主流式的學術論著。這就導致他的書，雖然提出史觀，但史料考辨似乎差一些；雖然有史料考辨，但行文卻顯得通俗而非學術的嚴謹。而這兩種尷尬的背後，其實是他中年治史導致的。他無師承，雖然博士導師是比自己小很多的余英時，他在《黃河青山》中不無調侃地說自己做了朋友兒子的學生。

然而，當我們要冷靜地分析他的著作時，不管這些著作是通俗還是學述，必須要追問他為什麼要在中年選擇學習歷史？促成他學習歷史的動力是什麼？這是理解他的史觀和著作的邏輯起點。

在學習歷史之前，他是一名軍官，參與國共內戰，他想解決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近代落後了？這個落後的局面是怎麼形成的？如何從落後的局面走出來並走向復興？，而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追尋，勢必要以歷史學家的冷靜去探索過去，因而，也就勢必要超脫國家、政黨的派性偏見。

他把近代中國落後的起點，放在了晚明，以經濟史的視角來觀察明代中國的困境，先是寫了明代財政稅收的博士論文，然後寫了《萬曆十五年》。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在寫完《萬曆十五年》時，他並沒有想到這本書會在祖國不斷重印不斷被人討論。接到中華書局出版《萬曆十五年》的訊息時，他也接到了任教大學的解聘書。那時的黃仁宇，完全是一副落魄、不得意的學者。這種頹喪的心情，充溢在他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一書中。他並沒有準備生前出版這本書。在寫這本書時，他也不會料到自己的後半生會突然走運。

《萬曆十五年》一書出版的始末，參看傅璇琮的《治學清歷》。這本書火的原因，既有時代因素，也有學術因素。就時代而言，當時中國重新改革開放，重新面對西方，而此書的主題則是明朝在1587年的徹底失敗。雖然明朝要在1662或是1683年才徹底消亡，但在精神上，黃仁宇已經在1587年宣判了它的死刑。都是舊制度的衰亡，都面臨著如何展開下一步的困境，這是本書火起來的時代因素。就學術而言，本行雲流水的行文以及細節描述，彷彿喚醒了司馬遷以來傳統中國歷史的敘事傳統。而這一久違的傳統，在梁啟超以來的新史學革命中，被消解了。歷史著作除了考證，便是某些理論的註腳。時至今日，在理想的歷史普及中，即既有學術深度又能流暢表達且匠心獨運的結構，本書依然是王者。甚至可以說，本書開啟了“年號+某年”的歷史通俗著作寫作套路，但跟風者無一例外，都是狗尾續貂。本書的一個無法超越的點是，1587年，在黃仁宇寫《萬曆十五年》以前，根本就是沒人注意的無關緊要的一年。而作者卻巧妙地把明朝各個階層的代表人物的生死或人生選擇透過這一年連結在一起。

如果說此書是對明朝歷史的追溯，那麼《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則把明朝以前的歷史追溯完畢。這本書的行文風格，也是在學術和普及之間。作者的這一風格，與他任教講課有關。這背後，也同樣凝結著他的心血，儘管看起啦很容易。

而貫穿追溯背後的邏輯，則是他的大歷史觀。首先，我們要說的是，這個史觀具有中性，或者說作者試圖讓它中性。既不是以西方文明為標準，也不是以中國為準繩。其次，作者並沒有系統地論證他的史觀。他似乎不願意用各種材料或史學思想來建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而更像是提出一個方向或是口號。

對著這種史觀的對錯評判，我過去是批評的，因為任何史觀都不可避免地將歷史真實簡化。當然，這種簡化是對歷史現象的簡化，而非對現象背後的趨勢或規律的簡化。如果指向後者，則必須要簡化。但是，現在，當我們重新去看他的治史出發點時，便會多一分同情之理解。他自始至終都是站在一個現代人的角度去看過去的歷史，而非去感受歷史當局者。

這個立場可以批判嗎？當然可以，但是這又涉及到一個史學理論的難題。我們都是有意無意地以今人的眼光看待過去，接近或走人古人內心真的是毫無障礙嗎？

因此，我這個答案的最後意見是，不妨多一種角度去看，但也不必委曲自己去認同。

美國曆史學家黃仁宇，一有機會便不遺餘力的推銷他的“新史學”。

在它的眼中，中國的歷史是灰暗的、絕望的、亟待救贖的上帝視角的紀錄，全然無視歷朝歷代中國人在技術進步與構建文明社會秩序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全然無視華夏民族構建了人類現代文明的文化基礎與技術基礎。

黃仁宇的“新史學”實質上是“歷史虛無主義、文化虛無主義”、“以夷變夏”的“偽史學”。

1950年，長律湖戰役期間，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被志願軍包圍。“不要開槍！我是中國人。”一名叫呂超然的亞裔軍官用漢語向包圍他的志願軍大喊，然後趁著對方發呆時瘋狂掃射。

從本質上來講，作為美國曆史學家的黃仁宇和作為美國軍人的呂超然是同一類人。

他們的共同目的，在於消滅中國人的生命、中國人的文化和中國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