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是明萬曆年間曾因厲行改革而彪炳史冊的一位傳奇人物。

他涉政幾十年，榮登首輔之位後，整飭吏治，重新整理頹風；整肅教育，延攬濟世之才；革新稅賦，推行“一條鞭法”，梳理財政。拯朱明王朝將傾之廈，以孤焰照亮王朝復甦之通途，使萬曆時期成為明王朝最為富庶的時代。其事時聲勢顯赫，炙手可熱，聖眷優渥，無與倫比，人稱“救時宰相”

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

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

首先張居正是個權臣。張居正並非傳統意義上忠臣。明穆宗朱載垕死後，太子年幼，託孤高拱，張居正。高拱，張居正都是名臣，說一不二的。為了獨裁朝政，張居正聯合太監馮保，搞垮高拱，成為唯一首輔。從此大明王朝張居正牢牢控制，唯我獨尊，連皇帝明神宗朱翊鈞都害怕張居正，功高震主了，埋下死後抄家的悲劇。

第二，張居正是強人。明神宗朱翊鈞10歲登基，大明王朝積重難返，問題很多。張居正在李太后的支援和鼓勵下獨攬大權，大刀闊斧的改革，觸及了宗室和官僚的利益，群起而攻之，張居正不懼風暴，不怕惹事，把改革堅持到底，讓萬曆年間成為明明最富強的朝代。

第三，張居正是能人。

他清查地主隱瞞的田地，推行一條鞭法，改變賦稅制度，使明朝政府的財政狀況有所改善；用名將戚繼光、李成梁等練兵，加強北部邊防，整飭邊鎮防務；用潘季馴主持浚治黃淮，亦頗有成效。張居正拯朱明王朝將傾之廈，以孤焰照亮王朝復甦之通途，使萬曆時期成為明王朝最為富庶的時代。其事時聲勢顯赫，炙手可熱，聖眷優渥，無與倫比，人稱“救時宰相”

張居正受隆慶皇帝託孤及太后的支援，輔佐萬曆皇帝，既主政，又當帝師，編寫帝鑑圖說給萬曆皇帝，實行一條鞭法，大刀闊斧的改革明末的頹勢，使明朝又延緩了60多年。總的說，張是有功於明朝社稷的忠臣。只是他本人權利慾望過高，對小皇帝要求過於嚴厲，打擊反對勢力過於強勢，使他死後家屬得到了悽慘的結局。

首先，我們來梳理一下歷史，看張居正是如何進入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的中樞的。張居正打小就天資聰穎，有過人之處，人稱“江陵才子”，13歲便參加科舉，如果不是主考官顧璘的刻意阻擋，張居正13歲便可以入仕，顧璘實際上也是出於愛才，他料定張居正將來定能成為國之棟樑。

果不其然，張居正在隆慶朝就已經嶄露頭角。隆慶地即位後，意欲有一番作為，對其父嘉靖帝一朝的許多作為不滿，隆慶皇帝想拿嘉靖帝寵信的首輔徐階開刀，徐階被強迫致仕後，張居正入閣，他的第一把火就放在了對隆慶朝朝政的尖銳批評上，向皇帝提交了著名的《陳六事疏》，包括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條，張居正在提出以上建議時，地位還不是很高，在內閣當中排名最末，但是《陳六事疏》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名聲，隆慶帝也公開表揚張居正，當然也有一些攻擊他的異議存在。

隆慶帝在位時間並不長，很快就到了萬曆朝，張居正的地位也上升到了首輔大臣，位極人臣。萬曆時期的明王朝已經是強弩之末，整個世界都在發生變化，中國也透過白銀的進出口與世界連為一體，而正是因為白銀的大量流入，當時中國的生產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張居正以改革土地制度為核心，採取了一些列重要措施，企圖起衰振頹，重新整理政治。

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又實行賦役制度的改革，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明史·張居正傳》以“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概括了張居正施政。張居正的部分改革措施在清朝的康雍時期得到了繼承和延續。

張居正能夠順利推行改革，不僅與萬曆皇帝年幼，必須依賴輔政大臣，還與司禮監太監馮保的支援有很大關係。

但張居正在位極人臣後，很快就忘乎所以，不僅專橫跋扈（在張居正奪情起復事件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個人小節也出現了不好的變化，張居正開始聽不進去逆耳之言，而專好阿諛奉承，甚至連抗倭名將戚繼光都曾經向張居正送禮（送的啥，小編就不說了，反正不是啥好東西）。

張居正死後很快就遭到了萬曆皇帝的否定，張居正的政治盟友也都遭到了清算。一直到崇禎年間，由於東林黨的推動，張居正得以平反。海瑞曾經評價張居正是“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也許就是對張居正跌宕起伏一生的最好的寫照吧。

張居正生前身後地位的變化留給後人的啟示就是，但凡推行改革者，首先必須自己本身過硬，並且具備調和鼎鼐，處理複雜人事和利益關係的能力。

1改革無論成功還是失敗命運都不好如：秦商鞅 宋王安石。2改革中一定會有守舊 革新兩派相爭。在改革都會得罪很多守舊派的人，到時守舊贏而改革人會死得很慘。張居正使大明王朝進入最後一個鼎盛時期。他把持朝政一心為朝庭，但沒看到，萬曆己麼經長大了。還有我說張居正也有點驕傲了，但別人送他一頂24人抬的轎子時，他最後還是接受了。24人抬他比抬皇帝的人還多了。我想他沒多想，也沒多大事。但小人就在萬曆跟前進讒言了。

別人說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他自己說，知我罪我，唯其春秋。

後人評價，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

張白圭，少年得志考上進士，起點早，天縱其才。一開始入官場也是豪情萬丈，後來想想不是那麼回事，尤其是經歷嘉靖年間官場惡鬥越加老練成熟，又去遊歷民間15年。

歷史學家向來是不太喜歡張居正的，史書記載，嚴嵩當政時候，嵩亦器居正，高拱當權的時候兩人日相密，左右逢源的功夫很厲害，大抵要屬於奸臣權臣那類。

實行一條鞭法，開源節流富國強兵。家淨皇帝把家底都折騰光了，留下一堆爛攤子，張居正十年變法，國庫盈餘400萬兩。可以說如果沒有張居正，根本就不會有後來的萬曆三大徵的勝利，神宗罷朝三十年，國家還沒有崩潰，也有張居正的一份功勞，但是成也權臣敗也權臣，後來被皇帝清算也是應有之意，權傾一時也該想到身後罵名，雖然說張居正為人不咋的，但是他做的事，難能可貴，在他生前的時候改革算成功，萬曆中興，死後人亡政息卻是他最大的悲哀，他用了10年去教化皇帝，結果教出了罷朝三十年明神宗，古人說的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明朝末期國力衰微險象環生，有識之士自會挺身而出框扶天下，張居正可以說是裡面做的最好的，也給後人留下了可借鑑的經驗。

數英雄論成敗

古今誰能說明白

千秋功罪任憑說

海雨天風獨往來

一心要江山圖治垂青史

也難說身後罵名滾滾來

有道是人間萬苦人最苦

終不悔九死落塵埃

輕生死重興衰

百年一夢多感慨

九洲方圓在民心

斬斷青絲不應還

誰不想國家長盛民安樂

也難留橫水東駛歸大海

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

看江山由誰來主宰

到底是要一個德高的庸官，還是要一個德虧的幹吏?

有些時候，庸官更誤國！

世間已無張居正！

說起張居正，讓我想起了海瑞，在當年明月的蠱惑下，不少人很反感海瑞。但大多數人不知道，甚至當年明月自己也沒有寫，早在隆慶三年，海瑞任應天巡撫時就已經開始施行一條鞭法，直到萬曆九年張居正才將一條鞭法推廣全國。一條鞭法短暫來看，對充實國庫來看確實很有效，但在封建王朝舊制度的演化下，只會更摧殘底層農民，士紳官僚集團完全可以掌握農產品價格，穀賤傷農，愈演愈烈。

張居正明朝著名的改革家，權臣，開創了萬曆新政；但他知行不一，過度集權，打破文官治國制度的平衡，為明朝滅亡埋下伏筆。

張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號太嶽，漢族，幼名張白圭[1]，江陵人[2]，時人又稱張江陵（今湖北荊州）。明朝中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時期的內閣首輔，輔佐萬曆皇帝朱翊鈞開創了“萬曆新政。

萬曆皇帝登基後，張居正代高拱為首輔。當時明神宗朱翊鈞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一、張居正是個改革家。

在任內閣首輔10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期中最有名的考成法和一條鞭法。

財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總括賦、役，皆以銀繳，"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一條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歲入有了顯著的增加，財政經濟狀況也有不少改善。國庫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可供五六年食用。

吏治上實行綜核名實，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二、張居正是個權臣。

1.張居正勾結宦官大伴馮保和李太后把持朝政十年。為他推行改革提供了保證。

2.他排除異己，打壓言官，不允許出現反對聲音，藉助李太后和馮保的支援，加上帝師的身份，使他權力超過宰相，成為明朝第一權臣。

3.父親去世，他貪戀權力，發生奪情事件，違法祖制和儒家道德，使他失去輿論支援。

4.他用君子的標準苛求皇帝，過度干預皇權，同時對自己要求過低，不注意私德。對萬曆皇帝過分控制，為他死後被清算埋下伏筆。

5.他的生前成就與諸葛亮相似，但諸葛亮把劉禪看作皇帝。而不是乾兒子。而張居正把萬曆皇帝看作學生，而不是皇帝。雖然都是權臣能臣，但死後結果大相徑庭。萬曆皇帝多數時間也敬重他的老師，仰仗他，言聽計從。但當李皇后說他可以廢掉萬曆之後一切都變了。

三、張居正知行不一，道德瑕疵。

1.張居正沒有做到知行合一，致使對萬曆教育失敗而告終。使萬曆感受到文官道貌岸然，對文官失去信任。為以後與文官集團對抗埋下伏筆。

2.張居正為推行新政，打壓反對派形成一言堂，打破了明朝二百年來權力的平衡，開了急壞的先河。考成法和過度打壓言官，破壞了明朝政治生態。為六十年後亡國埋下伏筆。

張居正的美學

張居正就像時下香港與上海的高階白領一樣，很在意穿著。

每天上班之前，他都要往身上抹點香脂，所到之處飄散著一股淡淡的清香。他每天都換一套衣服，他的衣服講究質地與顏色，既光鮮悅目，又符合首席宰相身份，看上去精緻高雅。他又素愛整潔，家居以及辦公之處條貫井然，清潔光亮。這和北宋宰相王安石不修邊幅、蓬頭垢面的個性，恰好相反。

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的父親張文明去世。萬曆六年，張居正從北京回湖北江陵（湖北荊州）老家安葬父親。他坐的是一個超豪華的大轎子，轎子前部是起居室，後部是臥室，起居室和臥室兩側還有迴廊，各有一個書童焚香揮扇，以便在旅行途中享受芬芳，這真稱得上十足的哀豔了。順便說一句，這個大轎子要用32名轎伕抬。

據學者劉志琴測算，張居正居喪期間每月收入，相當於今天的人民幣一萬五千元左右，顯然不夠用。張居正並不拒絕財富，事實上也有很多關於他納賄的傳言。

張居正家中懸掛著一副黃金製作的對聯：“日月並明萬國仰大明天子，丘山為嶽四方頌太嶽相公。”張居正別號太嶽，此聯嵌入一個“嶽”字，隱喻張居正乃巍巍高山，受四方頌揚，與“萬國仰大明天子”並論。這是馬屁精進獻的禮物，張居正把玩欣賞，十分自得。至於他的老家大興土木，興建超級豪華府第，更不在話下。

晚明商業繁榮，消費高漲，講究奢華。張居正被抄家時，他的財富相當於嚴嵩的二十分之一。原本想透過抄張家獲得一大筆財富的神宗，不免失望。

“文化大革命”中，早已長眠地下的張居正還是不得安寧。紅衛兵掘開他的墳墓，結果發現這位權傾天下的宰相陪葬很少。小說《張居正》的作者熊召政說：“墓很堅固，用鍬鏟之類的工具無法挖開，便有人開來推土機，終將墓室摧毀。掩封了近三百八十年的棺材顯露出來。紅衛兵們一擁而上，掀開棺蓋，除張居正的儲存完好的一副屍骨之外，袍服盡爛，棺內只有一條玉帶和一方硯臺，別無任何陪葬品。這結果讓紅衛兵們深感失望，也就一鬨而散。”

從張居正的生活習性，不難發現他有一種嚴整的美學觀。他的施政風格也必然帶有這種烙印，這就是講究精細，講究嚴密，信奉完美主義，不容任何混亂的現象存在，不容任何嘈雜的噪音干擾，更不容任何人為的路障阻攔。

問責風暴和驛遞改革

嘉靖長期不理朝政，穆宗時期內閣混鬥，朝廷綱紀廢弛，一片軟、懶、散。張居正掌權之後，第一要務就是要“振紀綱”。

早在隆慶二年(1568)，張居正就曾經向穆宗呈遞《陳政事疏》，提出六點建議：(1)省議論（不爭論）；(2)振紀綱（加強法紀）；(3)重詔令（貫徹政令）；(4)核名實（去除虛假和水分）；(5)固邦本（理順財政恢復元氣）；(6)飭武備（加強軍備）。

這六條雖算不上重大理論創新，倒也挺實際。但在隆慶年間，六條只做到了一條，即“飭武備”。現在張居正當了家，他要逐步實行這些“富國強兵”的主張了。

頭一件事，就是提出考成法，不許官員瞎混。萬曆元年(1573)六月，他給神宗上了一個奏摺，題目叫做《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披露了中央和各地官員成天公文旅行不辦實事的弊狀，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問責制，追究落實情況，神宗立即批准照辦。

明朝中央政府的體制，在行政方面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在監察方面，除了都察院系統之外，還有專門監察六部的六科給事中（諫官名稱）系統。六科指吏、戶、禮、兵、刑、工六科。六科設定了都給事中（正七品）、左右給事中（從七品）、給事中（從七品）等官員。

別看給事中只有七品官級，但他們單獨對皇帝負責，秘密舉報，殺傷力極大。從明初到明中葉很長一段時間，六部和六科都單獨對皇帝負責，內閣不干預。內閣只是皇帝的顧問秘書處，權力並不大。張居正透過神宗授權實施考成法，改變了這種情況，實現了內閣總其成，擴大了內閣權力，使中央政府進一步理順了體制，朝著建立責任制內閣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

具體做法是，要求六部把要辦的公事一條一條登記造冊，一式三份：一本留部，一本送六科監察，再一本交內閣查考。

張居正規定，由內閣牽頭，一件一件研究，根據事情輕重緩急，限令各部和各地按期完成。每月考核，逐年總結，完成之後一一登出，如有欺瞞不實之處，經監察官員查出，必定嚴辦。然後根據考核結果，評定官員政績，決定升降。

這樣一來，張居正透過控制六科督察權，控制了六部，又透過六部控制地方。從地方到中央的官員，一層層都由內閣控制。

這個新的體制建立起來之後，對於暢通政令，進一步啟動經濟改革發揮了極大作用。

萬曆三年，張居正決心整頓破爛得不像樣子的驛站了。

明代從北京到各地的交通幹線都有驛站，這是當時唯一的交通週轉制度。官員使用驛站免費。而附近的老百姓，要出錢出牲口出船隻出力氣維持驛站，苦不堪言。

明初使用驛站規定非常嚴密，非軍國大事一概不準使用。到了後來綱紀廢弛，中央兵部和各地官員隨意發放通行證送人情，輾轉相贈。為數眾多的官員及其子女親戚乃至下屬僕人，不論公事私事，都無償使用驛站。諸多官員還任意抬高規格，有的到站之後索要差役二三百人、車轎一二十乘、扛物八九十臺，浩浩蕩蕩，作威作福。有的在驛站勒索錢財，有的謊稱丟失物品，向驛站索賠，不一而足。時人稱驛站“最為民害”。

萬曆三年，張居正頒佈新的政令，規定：(1)非軍國大事一概不準使用驛站，官員調動、赴任、進京以及奔喪等，一律不得使用。(2)只向過客提供糧菜油炭，不許置辦酒席，不許送禮，也不許抬高規格。(3)實行通行證實名制，嚴禁轉借。自起點至目的地都要一站一站核對，再由上級查核，之後登出。發現冒領造假，一律嚴辦。

這就侵犯了全國成千上萬權勢人物的既得利益，是一件得罪面很廣的事。眾多官員用驛站用慣了，一紙命令哪裡剎得住？為了貫徹政令，張居正自己帶頭做起。他的兒子回江陵參加考試，自行僱車。他的弟弟病重回老家，保定巡撫發給了一張通行證，被張居正退還。

萬曆五年，甘肅巡撫侯東萊之子擅自使用驛站被舉報，雖然侯東萊是能幹的邊疆大臣，但張居正也忍痛將侯東萊之子革職。

孔子第六十四代傳人孔尚賢每年進京朝覲，攜帶家人隨從及物品甚眾，沿途驛站騷擾不堪。萬曆九年，張居正將孔家每年一次的朝覲改為三年一次。他的理由是：聖人之後，更應該帶頭體恤人民。

大批官員由於在使用驛站的問題上違背規定，受到降職、革職處分，全國為之一震。

萬曆八年，神宗派皇親到武當山求神祈子，沿途也不敢使用驛站，由此可見張居正的政令一竿子插到底的威力。這一良政，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可惜的是，驛遞新政到張居正死後又廢弛了。原因在於，神宗的權力不受制約，率性胡來，再度重演嘉靖皇帝幾十年不上朝的鬧劇，於是上下心照不宣，照舊無節制地使用驛站。到了崇禎時期，驛站爛得不行，正經事都耽誤了，這才又想起張居正。

張居正的專制

張居正也沒有逃脫專制的侷限，最突出的，是在他的操縱下，萬曆七年正月下詔毀掉全國書院約64處。他的理由是反對空談，並且反對以講學為名牟利。

張居正的確是一個集中力量幹大事、不尚爭論、講究實際的政治家，那些以營利為目的的書院，固然不足掛齒。但是，問題並非如此簡單。

其實，早在萬曆三年(1575)，張居正就打壓教育。明朝學制，各府、州、縣有府學、州學、縣學。明初規定府學40人、州學30人、縣學20人，宣德年間又有所增加。張居正下令整頓學政，規定“大府不得過二十人，大州、縣不得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即四五名亦不為少”。砍了一半。在實際執行中，“督學官奉行太過，童生入學，有一州縣僅錄一人者。”這一劣政，使張居正廣受批評。

早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43歲的何心隱去北京訪友時曾見過張居正，當時35歲的張居正還是翰林學士，二人話不投機，不歡而散。

張居正當政之後，何心隱和李贄在講學和著作中對張居正都有批評，尤其何心隱，更是直言不諱，指責張居正壓制思想自由，迫害“異端”，打擊不同意見的知識分子。

當代學者侯外廬說何心隱是“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戰士”，葛兆光則說何心隱“肯定人的存在價值和生活意義”，各種版本的中國哲學史也對何心隱給予了很高評價。但張居正不這樣看。

萬曆四年，何心隱被通緝，萬曆七年，何心隱被南安（江西大餘）把總（低階軍官）朱心學抓獲，解往武漢，被湖廣巡撫王之垣下令在監獄中用亂棍打死。何心隱在死之前對王之垣說：“公（你）安敢殺我？亦安能殺我？殺我者張居正也！”

李贄雖然曾經稱讚張居正是“宰相之傑”，但也就何心隱之死撰文揭露張居正。李贄說：武昌數萬民眾看到街頭貼出的何心隱罪行告示，都為何心隱喊冤，這是人心所向。殺何心隱的人，是為了討好張居正，大家都知道是張居正授意地方逮捕和殺害了何心隱。

張居正與王安石一樣，都是思想文化上的專制主義者。張居正追殺有不同意見的人，顯然比王安石更惡劣，更嚴重，這不能不說是張居正這個改革者的悲劇。

入大火如入清涼界

入大火如入清涼界，這是張居正獨特的政治哲學。

大火，能把人燒焦；清涼界，能使人心靜如怡。這看似截然對立的兩種境遇，在張居正那裡卻圓融無礙，完全打通。外在的“色”（物質環境），完全服從於內心的“空”。內心能夠從任意一種角度調整客體的意義。

張居正有哲學家的天才和透徹，熊十力說他深深得力於《周易》和《華嚴經》。華嚴宗講宇宙萬般境界，都可以即出即入，互涉互入，哪怕是極端對立的法相（一切事物及意識），也能夠統一於空寂之中。所以，世界上萬事萬物，都能夠相融相通。

另一位學者嵇文甫在《晚明思想史論》一書中則說：“綜觀江陵生平言行，尊主威，振紀綱，明賞罰，核名實，講富強，重近代，孤立一身，任勞任怨，純是法家路數。”實際上，張居正是雜糅儒、法、佛、道，兼而用之。美學家朱光潛的一句話，可能符合張居正的實際，這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張居正的《與李中溪書》等文章，的確閃爍著這樣一種靈性與悟性，他說：“居正以退食之餘，猶得默坐澄心，寄意方外，如入火聚得清涼門。以是知山寺幽棲，風塵寓跡，雖趨舍不同，靜噪殊途，其致一也。”

在張居正那裡，大火就是清涼界。他是以這樣的氣概，這樣的穿透精神，這樣的悟性根基，投身於“一身萬死”的事業。

請看他的口頭禪：“別無他長，但性耐煩耳！”他的兩句偈語：“願意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

他時時處於大火之中，又無所逃避，所以只有藉助佛教，實現超越。

他不但以赫赫威勢彈壓群臣，強力推進改革，而且還以道德之師自命，與皇室展開激烈博弈。

隆慶三年(1569)，好遊無度的穆宗向戶部索要三十萬兩銀子，張居正以軍費吃緊為由反對，穆宗只得減少為十萬兩。

神宗登基之後，李太后的父親李偉籌備自己的墓葬，要求朝廷撥給資金，神宗下旨從優從厚。張居正認為只能參照舊例，不能亂來，拒絕了額外支出，李太后只得默默接受了。

萬曆五年(1577)，神宗下旨翻修兩位太后居住的宮殿。張居正說不必要，兩宮落成才兩年，開支“省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

萬曆六年(1578)，神宗說缺錢，讓工部鑄錢進用。張居正說，鑄錢“非以進供上用者也”，拒絕了神宗的要求，神宗只得收回成命。

熊十力在《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文中說，張居正“執法之嚴，自漢以還二千餘年間，未有如是者也”，“自皇帝、皇太后以及中貴（皇宮貴人）皆繩之以法，不許遁於法外。”“彼（張居正）蓋欲置皇帝於純粹無為之地，而以宰相總攬全國政權。”

在中國皇權專制社會中，任何人敢於這樣做，必然後患無窮。

漸漸長大的神宗對此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張居正不僅要面對不滿的官員彈劾，而且要一天比一天更精心地提防來自神宗的冷眼。

張居正執政成效是非常顯著的。隆慶末年財政入不敷出，赤字超過財政額度的三分之一。到張居正去世的萬曆十年(1582)，國家存糧可支十年，積銀四百萬兩。張居正還全力支援“中國近五百年來最傑出的治河人物”潘季馴，力排眾議，運用合流築堤、以水衝沙的辦法，比較圓滿地解決了明末的黃河水患，使“淮揚之間，歡聲雷動”，保障了運河暢通，促進了農業生產和商業的發展。

然而，那些利益受損的諸多官員，眼睛卻被利益的偏見迷住了，他們日思夜想的，只是如何報復張居正。

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張居正因病去世，時年58歲。

張居正去世之後，20歲的神宗去掉了頭上的緊箍咒，積之既久的憤懣爆發出來。同年十二月，神宗垂涎馮保的財產，下令抄了馮保的家，並把他貶到南京。諸多官員看風轉舵，紛紛上書彈劾張居正，貪財的神宗也思量著沒收張居正家的“重寶”。

萬曆十一年（1583），神宗剝奪了張居正的官銜和勳級，下令抄張居正的家。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不勝拷打，被逼自殺。張居正的弟弟張居易和次子張嗣修充軍邊遠之地。

神宗的詔書顛倒黑白，說張居正“專權亂政，罔主負恩，謀國不忠”。當時還在世的海瑞（1514-1585）憤激地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此後，當國的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等人，先後廢除了張居正的驛遞改革措施以及考成法，一切與張居正反其道而行之。於是上下鬆懈，張居正的新政灰飛煙滅。

張居正的改革被否定之後，明朝陷入“綱紀廢弛”的頹敗境地，每況愈下，直到崇禎年間，終於崩潰。

否定改革的皇朝，將會失去生機，最後一定是這個下場。

萬曆十年，張居正積勞成疾，因病去逝。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去世剛半年，倒張的活動就迫不及待地展開，接踵而起的是連篇累牘的彈劾，他生前所有的封號都被取消，張家滿門查抄，長子自殺，次子充軍，全家餓死十多人。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大多不得善終，因為改革勢必要觸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難免遭致他們的反對。張居正在政治上是一個有深謀遠慮的鐵腕宰相，卻獨獨沒有給自己留後路。

張居正說過，“知我罪我，在所不計”。他求的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做成，而不是為了獲得或避免某種評價。正是這種擔當的精神，才使新法一推十年，挽救了大明王朝的江山。張居正早在內閣混鬥、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時候，寫過一偈：“願以深心奉塵剎，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確做到了。

有人說張居正腐敗，事實上，所有求官的人送的錢財，只要不是朋友，張居正都退回了。他對下人管教也非常嚴格，有一次管家遊七收了一個人的錢，張居正把他的腿都打斷了。而他的政治導師徐階給他送來的，他說“惶愧納之，不甚感謝。”他覺得這個東西如果不收，一定是他變了，無法取得徐階的信任。他把屬於禮節的東西和有目的的東西，前者稱為“人情”，後者稱為“賄賂”，分得很清楚。

明朝的政治，充滿無數腐化的因素。現代認為不應存在的事實，在當時只是一種習慣。因此從事政治生活的人，隨時隨地，都受著物質的誘惑，也就隨時隨地，會蒙到仇敵的指摘。

令人玩味的是，張居正死後不足四十年即被平反，為他喊冤的不僅有他的支持者，還有被他打擊、與他結怨的反對派。他們為了曾經的政敵，奔走呼號，鳴冤昭雪，豈料改革的盛景已時不再來。

我個人認為，單從我們國家的歷史實際上看，每一個改革家都是比較偉大的。因為政治上一直是集權，經濟上有都是封閉自給自足的。任何一個改革家的改革，都是需要衝破層層的阻礙。處在這種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裡，張居正銳意改革，這個想法和舉動本身就已經很偉大了。。。

個人非常尊崇的一位歷史大牛，千古一相不為過。從對封建帝國實用性這個緯度講，張居正對明朝的貢獻遠超王安石對北宋的影響；從個人修為方面說，張居正可以看成霍光和李東陽的結合體，雖出於個人抱負忠於王朝，然而德行更側重現實，功利性更強，為政策得以順利推行，內結馮寶，外驅政敵，善權謀。

張居正在萬曆初期任內閣首輔10年，財政上仗田地，推行“一條鞭法”，"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 至四百餘萬"；軍事上重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名將鎮北邊，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亂；吏治採取“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吏，“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體為之肅然。

萬曆帝平庸不堪，才能無法於漢宣帝相提並論，張居正和霍光都是死後受辱，然而性質不同。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張居正為朱明王朝續命半個世紀。

張居正對明朝功大於過，他的功主要是實行了新政，使明朝恢復了一定的元氣，由衰敗轉到中興，過的是他過於看重個人的名利、地位，有的地方生活有些奢侈，但不能否認他對明朝所做出的貢獻。

絕對的幹才，有能力、有魄力、聰明絕頂，但是對皇帝逼的太緊，對皇帝是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允許自己奢侈享受，卻要逼著皇帝太后及其家人勤儉節約，做的過分了也太過虛偽，最後落了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總經理拿著公款奢侈享受，卻天天碎碎唸的要求董事長和他媽勤儉節約，董事長長大了明白了，肯定沒好下場。

張居正，是明朝傑出的政治家。張居正歷經嘉靖、隆慶、萬曆三朝而不倒。在沒有任何背景情況下從寒門書生混到皇家翰林院，又經過個人奮鬥，在萬曆朝迅速升至中央最高層擔任內閣首輔，主政時局達十年之久。在張居正的主政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澄清吏治，清丈土地，規範驛站，國庫充盈，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邊疆叛亂得到平息，成就了大明史上轟轟烈烈的＂萬曆新政＂。當然，這一切與萬曆朝政治上的＂鐵三角＂的作用密不可分。為首的內閣首輔張居正一方面聯手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另一方面團結大太監馮保。他們三人政治上結盟，朝廷上通力合作，形成了相互依存、支撐的黃金搭檔。為正德朝以來一直黯然失色的大明抹上了一片亮麗的色彩，為了無生機的萬曆朝注入了蓬勃生機。

張居正的一條鞭改革促使了白銀大量流入china，尤其是美洲的白銀，結果間接導致了歐洲的價格革命price revolution，最後奠定了歐洲各國的金本位貨幣制度。而china則長期陷入銀本位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張居正，湖北江陵人，明朝著名的政治家。他一生歷經明後期嘉靖、隆慶、萬曆三個朝代。神宗萬曆初年擔任首輔，進行改革，卓有成效。

張居正生活的時代，正當明王朝由盛而衰，由區域性穩定走向全面動亂的時期。他二十二歲中進士，開始政治生涯。當時的進士大都陶醉在吟詩作賦的悠閒生活中，而他卻專心致志地攻讀史書，總結歷朝興亡盛衰的經驗，聯絡現實的社會問題，力圖挽救日益尖銳的政治危機，振興衰弱的封建王朝。

穆宗隆慶初年，張居正入閣當大學士，主持北方邊務，表現出傑出的政治才能。萬曆初任宰相以後，雷厲風行 地革除弊政，從政治、經濟、 軍事、思想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主要內容如下：

一、澄清吏治

明朝後期官僚機構非常 腐敗，管錢穀的不知出納之數，掌刑名的不懂律例條文，官場中爭名逐利，貪贓枉法成風。為了勵精圖治，整頓政府機構，張居正創立“考成法”，督促公務，考核官吏。

具體辦法是：由中央各部衙門，把擬辦的公事登記造冊，分別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用以留底、備註和送內閣查考，嚴立限期完成來往公事。按月考查，每年總結。凡有拖延積壓，違限不報的，都要論罪處理。吏部以此作為評定官吏勤惰的依據。

對於官吏的賞罰、選拔，張居正的考察著重於言行是否相符，一切以功實為準。他提出“立賢無方，唯才是用”的主張，到一般官僚士大夫瞧不起的下層群眾中去發現人才，只要有能力，即使和尚、道士、衙卒都可以破格提拔重用，不受資歷、譭譽和愛憎的影響。該重賞的不能吝惜，該責罰的不得包庇。公侯伯爵非有軍功不得濫封，“大臣子弟，不宜與寒士爭進”。對皇親貴戚寧可賜給財富，不能輕授職務，官職不論大小，一概不準世襲。官吏任命後，不宜更調太繁，使得人有專職，事可責成。這就可以精選一批得力的官吏，組成精幹的機構。

為了加強中央權威，他嚴格規定各級衙門的許可權。知府以上的文武官員，一概由中央任免、把軍政大權高度集中於內閣，做到“事權歸一，法令易行”。他要求推行政令要採用強硬的手段，雷厲風行地貫徹施行，“鋤強戮兇，剔奸釐弊”，反對寬容姑息，翫忽職守，以造成上尊朝廷，下守法制的作風。這些辦法大大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

二、增加財源

明朝中葉以後，兼併土地，瞞產偷稅的情況非常嚴重，徵糧地大量減少，政府收入急遽下降。隆慶五年稅收總計有二百五十萬兩，而支出竟達四百多萬兩，財政嚴重虧損，造成國家財源枯竭的危機。土地兼併的結果，又把一部分賦稅轉嫁到農民的頭上，造成產去稅存，賦役不均的流弊，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為了做到“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採納，而小民如獲更生”，張居正下令重新丈量全國土地，清查漏稅的田產，責成官吏追繳欠稅，以做到不加賦稅而增加財政收入。這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不法的豪強權貴，減輕了農民的浮稅。據1580年的官方統計，查實的徵糧地比七八十年前的孝宗弘治時期多出三百多萬頃，這數目雖然有些浮誇，但是史書上說：“自正嘉虛耗之後，至萬曆十年間，最稱富庶”，卻是事實。

在丈量土地的基礎上，政府實行賦役改革。1581年通令全國實行一條鞭法，把力役合併田賦徵收，律繳納銀兩。這項改革是我國賦稅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於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張居正還起用水利專家潘季馴治理黃河，築堤三百多里，塞決口一百三十多處，用完備的堤防把黃河約束在原來的河道，以水攻沙，使河道暢流無阻，解除了多年的水患。

這些措施，扭轉了國家財政的虧損，有利於生產的發展，改善了社會經濟。

三、整頓軍事

嘉靖、隆慶年間)，明朝的外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和南方沿海的倭寇。多年來邊防失修，外患頻繁。世宗嘉靖後期，嚴嵩推行綏靖的軍事政策，更加速了明朝軍隊的腐敗。將領隱佔土地，冒領軍餉，士兵因給養不足，成批逃亡。蒙古鐵騎幾度南犯，長驅直入，如過無人之境，一直進逼京郊，嚴重威脅到明王朝的安全。

張居正為了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提出赫然奮發，足食足兵，以禦敵人的主張。他選派一批得力的將領在邊境“積錢穀，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積極練兵備戰，重修邊防要塞，改變“卒惰而玩，將令不行”的陳規陋習，在邊境線加強了防禦力量。

對於蒙古的騷擾和倭寇的侵略行徑，張居正注意到內外的區別，提出不同的方針和政策。對於北方的韃靼貴族，依靠武力做後盾，做分化爭取工作，利用部族之間的矛盾，封俺答為順義王，通貢互市，發展民間貿易，使得“軍民樂業，不用兵革”，開創了蒙漢人民友好往來的新局面。

對於從沿海入侵的倭寇，作為用兵的重點，他強調“用兵次第，宜以海寇為先。”在沿海地區分段設寨，修整兵船，嚴申海禁，造成戈鋌連雲的陣勢。在平時做到人心不懈，在戰時做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全面抗戰，給敵人以沉重的打擊。

在張居正當政的萬曆初年，基本上肅清了多年的外患，鞏固了國防。

四、提倡實幹

明朝是運用理學作為科舉的內容，而理學家則往往不務實際，只尚空談。張居正感到理學的迂腐空疏。為了有效地進行治理，他不得不突破理學的禁錮，直面社會的實際問題，提出一些革新的思想，對理學進行的批判。這主要表現在：“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反對說空話的不良學風，提倡“學問既知頭腦，須窺實際”，“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學問不透。”要求學問聯絡社會實際，解決國計民生問題。這種強調務實的精神，對儒家士大夫是一大觸動。

張居正執政十年，推行一系列改革，其目的是為了振興明王朝。他改革弊政，打擊豪強權貴，發展社會經濟，表現出勇於革新的精神。這些改革收到了一定的積極成果，延緩了政治危機的爆發，出現了短暫的安定的局面，有利於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張居正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首輔大臣，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他作為首輔的十幾年裡，不僅有效的執行了以他為主導的一系列改革（不能稱之為變法），而這些改革對自他以後的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影響是決定性的。

另一方面，他也是唯一的不受皇帝影響的最強勢的首輔。在那十幾年，張居正幾乎就是明朝實際的掌權人和決策者。少年萬曆見到這位老師兼首輔，就像犯錯的孩子見到爹一樣，而張居正是這位皇上似乎一直當不成器的學生對待，責罰起來也是不留情面。這種恐懼在萬曆的心裡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直到張居正死後，萬曆必須經過對死去的張居正的歇斯底里的清算才能撫慰受傷的心靈。

張居正的改革，是對幾千年的傳統的改革，具體改革的內容主要在三個方面：

第一是整頓吏治 ，張居正的整頓一改前朝整頓吏治搞運動的風氣，從制度和規範方面進行了頂層設計，這個制度就是《考成法》。《考成法》是一項對各級官員的考核辦法，這個辦法已經具備了“關鍵績效考核”的雛形，這在當時的確算得上是“考核管理”理念上的創新，這個制度的核心就是：確定關鍵績效指標，規定指標完成期限，並制定相應的獎懲方案，統一標準，集中考核。這個制度基本上把朝廷上上下下的官員人浮於事，懶政怠政的毛病給管住了。直到今天“關鍵績效考核（KPI）”還在普遍使用。

第二就是在不與民爭利的前提下，透過改革稅收制度和稅收方法，給朝廷找到了一個可以長期穩定的途徑。這個方法叫《一條鞭法》。

“一條鞭法”執行的前提是張居正主持重新丈量全國土地，並登記造冊，稅收按照登記造冊的土地來徵收，這樣土地多的地主士紳們就無法在偷逃稅賦，國家因此做到了增加稅收不增加底層老百姓的負擔。

一條鞭法另外一個改革意義更為重大，就是稅賦的貨幣化。在張居正之前，種糧的交糧食，養豬的交生豬，獵戶交獵物，漁民交魚蝦。但張居正把這些通通摺合成了銀兩，也就是說不再進行實物納稅而改為稅金。

這個改革太好了，稅收的標準統一了。同時張居正把力役也貨幣化。這些改革一直影響到農業稅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第三就是整頓軍事。重點改革明朝邊防體系，選拔一批將領滿額滿餉，在邊境駐紮並屯田，邊境軍隊辦社會就此成為慣例。這個制度一直儲存到當今社會。

張居正的改革，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一系列系統的頂層設計，改革的理念開始向現代管理模式演化。

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像張居正這樣從理論到實踐都很成果的首輔，絕對是封建中國第一人。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只有戰國時期的秦國的商鞅變法能和有一拼，但畢竟商鞅的結局不如張居正，張居正得到了善終，而商鞅卻是被五馬分屍，結局很悲慘。

千古遺憾張居正。

張居正，生於公元1525年。逝世於1582年。字叔大。少年成才。為大明首輔十年。幾乎以一己之力於大明有再造之恩。但不善謀己。死後人亡政息。自己也是家敗人亡。在《明神宗實錄》裡評價說：性沉深機警，多智數。及贊政，毅然有獨任之志。應該說這個評價是比較客觀的。

張居正年少聰慧，23歲中進士，後入選庶吉士。得內閣次輔徐階所看好和重視。在徐階的培養和愛護之下，張居正在嚴嵩秉正的時候，沒有受到挫折，得以安心學習。而就是在這種旁觀者身份，使得張居正得以近距離觀察夏言，嚴嵩和徐階的鬥法，得以看清政治的翻雨覆雨，也看到了大明國家的衰敗，而國家卻內耗不斷，爭權奪利。堂堂內閣首輔夏言死於非命，而恩師徐階經過十幾年的隱忍而最終擊敗嚴嵩，成為內閣首輔。政治的無情讓張居正感到膽戰心驚。

在徐階策劃和推薦下，39歲的張居正成為嘉靖皇帝的兒子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這為張居正日後的仕途打開了通暢的大門，而張居正也在潛移默化的影響這位未來的隆慶皇帝。三年以後，就是朱載垕登基的當年，即公元1568年，張居正得以正式入閣拜相，以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身份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張居正時年42歲。公元1569年，張居正恩師徐階致仕。高供二次入閣，而成為張居正的政治對手。而且雙方的執政方針有著本質的不同和分歧。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但總體來說，在隆慶一朝，高張二人的合作還是很不錯的，使得朱載垕這個平庸之主在位的時候，卻是大明最為繁榮和興盛時期。

公元1572年，隆慶駕崩。不到10歲的萬曆登基，為了阻止高供繼續擔任內閣首輔，張居正勾結司禮太監馮保構陷高拱。高拱被以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遣回原籍。而張居正得以遞補為內閣首輔，時年47歲的張居正從而拉開屬於他自己的的張居正時代。成為大明第一權臣。

張居正為首輔一共十年，這十年是大明最興盛的時期，但最值得稱道的就是稅制革新，即“一條鞭法”的實施。全部以田畝實數收稅，廢除實物折稅，一律合成白銀為入庫。就此一項措施使得大明的國庫由虧空而猛增到四百餘萬兩白銀，也正式有了這些銀子，萬曆才能在張居正死後打贏萬曆三大徵、這是典型的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可以說，張居正憑藉一己之力把大明從頻臨破產的邊緣拉了回來，得以中興。但張居正的當政不是商鞅變法，也為王安石變法，張居正只是修補，讓國家制度更加完善。“考成法”說白了就是政績考核，而無實際意義。由於張居正沒有在地方為官的經歷，做事急躁，得罪廣大官僚，所以在張居正病逝以後，無人替張居正講話和辯駁，這不能不說是張居正個人的悲劇。

再就是張居正是能吏，絕非賢臣，張居正個人操守廣受詬病，要求皇帝和朝臣廉潔自律，而自己卻腐化之極，生活奢侈，不能修身自律。這樣就難以服眾。萬曆之所以恨張居正。最重要一點就是張居正天天要求自己儉以養德，而抄張居正家的時候，卻看見張居正的器具生活如此腐敗，讓萬曆是惱怒不以。覺得受到了愚弄和欺騙，在對待高拱的問題上，張居正過於權謀也是極不光彩的一幕。

對於張居正我們不能用道德的方式加以評價，應該說，大明後期的興盛與張居正的改革是分不開的，在大明所有的內閣首輔裡，張居正應該是排在第一位的。有能力，有手段，有魄力，有謀略。憑藉著張居正的改革大明才能又延續半個多世紀。如果沒有張居正。大明恐怕萬曆就得亡國。張居正善於謀事，不善謀人，工於心機，拙於長策。正式忽視了萬曆已經成年。如果功成身退，則完全是兩個歷史。但歷史不能假設，張居正最終還是貪戀權位。沒有想到後路，最終家敗人亡。政亡人息。從此大明再無張居正。而大明也走向覆滅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