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嶽之後，再無名相——張居正是萬曆朝的脊樑

作為大明最後的支柱名臣，張居正是整個明朝中絕無僅有的能臣

他超越了三楊、徐階、于謙、楊廷和、高拱成為明朝歷史上唯一一個可以逆歷史潮流的人，當所有人都跟隨歷史發展這輛大臣一路狂奔之時，張居正卻改弦易轍，成為這輛大車的駕駛者

而且，他還是整個明朝官員中唯一一個在世之時就被封為一品的文官（活太師）

當然他也不是完美的，比如說曾擁有中國歷史上最大最豪華公車（32抬大轎，兩室一廳還有小僮伺左右）

張首輔的前半生——左手天才、右手憤青

張居正打小就是天才般的存在，跟范進這樣的退步青年不一樣，從小張居正就很進步，也很積極，13歲就參加鄉試的張居正同志準備一舉中第

可惜，他落榜了！這在所有人看來，很意外。但在顧璘眼中，這一切是理所當然

這個顧璘在歷史上並不知名，但他卻有一點很獨到——識人

他深知依照張居正的才華，如果少年高中，必然心高氣傲以致於才高自負、縱情瀟灑，如此一來並不會成就一番大事，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的

所以，他選擇讓張居正落榜。備受關注的清華北大苗子，非但沒有考上名校，連技校也去不了，在鄉親們疑惑的眼神中，少年張居正回家又讀了三年

16歲的張居正一舉中第，比范進同志足足早了將近四十年，也證明自己的天才之名並非吹牛，非常得意的張小朋友見到了顧璘，這個三年前讓他落榜的“醜人”

在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後，張居正感激不已，對著顧璘一拜再拜。顧璘是個好伯樂，而張居正也正是是那匹千里馬

此時已經身居高位的顧璘卸下了腰間的犀帶，並送給了張居正，然後說出了一句看似裝X卻非常有水平的話：“你應該佩戴犀帶的，我這條玉帶你暫且帶著吧！！！”

在中國古代歷史長河中，封疆大吏方可佩犀帶，而如果做官，能夠佩犀帶的只有一個職位，那就是——宰相！

緊接著，7年後成為張憤青的張居正開始了自己的為官之路

一朝成名天下知——只是用了整整18年！

嘉靖二十六年中進士的張居正，只有23歲，但是他卻做了一個在別人看來無異於自會前程的決定——拒絕加入嚴黨，不屑於與他們為伍

對於很多人來說，拜入當朝首輔門下，以期待未來入閣成為國家關鍵領導人，是所有人的夢想，但在張憤青這裡行不通！

所以權傾天下的首輔嚴嵩，不喜歡張居正也不用張居正

一入政壇就一心改革，從不虛言的張居正；滿懷激情的寫下一封封奏摺，就如同一張張草紙，連見光的機會都沒有。但是他從未放棄，並一直抗爭，這一爭，就是十八年，整整十八年

十八年過去了，張居正並非沒有隊友，他的老師徐階一直都在隱忍，並與張居正一起等待著那個夜晚

終於，張居正站了出來，告訴自己的老師，也是告訴自己——“時候到了！”

徐階出面、張居正幕後，嚴嵩從權傾天下到削職為民流放死於荒野，只有三年

嚴黨徹底倒臺，徐階就任首輔。三個月後，張居正入吏部（人事部門），成為內閣後備幹部。

光明終將來臨，張居正的面前是一條溜光大道

一代名相終成就，一條鞭法天下知

隆慶皇帝在位六年，不願干預朝政，反而喜歡奇聞異事，偏好逗狗遛鳥之流，據說他最喜歡看的奏摺就是地方上的奇聞異事，如某村民一夜之間由男變女、某地假山一直在生長，又突然不長了一類的。

雖然看起來比較扯，但是隆慶是一個好皇帝，因為他善於用人，將朝廷帝國放手給有能力的官員去治理，比如高拱。

只是高拱犯了一個錯誤，因為他卻毫不留情的搞掉了徐階，也就是張居正的老師，隨著萬曆皇帝即位，張居正在李太后和馮保的支援下，取代高拱成為內閣首輔

這一天終於來了，距離他意氣風發的少年時代，已經過去幾十年

但是夢想卻還是要堅持的，陽明心學告訴他——知行合一，真理自在心間

是時候一展宏圖了！這個已有些許鬚髮的中老年人開始完成自己這一生中最大的成就，轟轟烈烈的張居正改革就此拉開序幕！

由於萬曆皇帝年幼，再加上萬歷老媽對於張居正的信任和喜歡（張同志長得很帥，而且據傳跟萬曆的老媽也就是太后有一腿），一切軍政大事均有張居正裁決的時代就此來臨，他成為帝國的實際統治者

在他任首輔的十年間，改革如火如荼的進行

最為知名的“一條鞭法”和“考成法”，帶來的是“太倉粟可支十年，周寺積金，至四百餘萬”和“朝下而夕奉行的巨大成就”朝下而夕奉行的巨大成

可以說，在張居正艱苦卓絕的努力下，才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

自此，張居正與商鞅、管仲、王安石一併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改革家

萬曆十年，五十八歲的張居正去世，贈上柱國，諡文忠

或許是因為他的光芒太過於耀眼，抑或是他對於少年萬曆的要求太過於苛刻，死後不久，他的諡號被虢奪、家被抄，墳被掘，然後名譽掃地

張居正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的文官。但死後哀榮卻直至明熹宗天啟二年才得以恢復名譽

作為明朝歷史上個人問題爭議較大的名臣，張居正的確有太多的黑點

雖然改革有方，但他權慾薰心；雖然心繫天下，但卻貪腐無度

張居正是個狡猾、心狠、手黑、貪婪的政治家，但他卻願意為了百姓賭上了自己的全部！這是何等的勇氣，這是何等的胸懷，這是何等的大無畏

如果我們問問自己，如果有一天，我們想要的都有了——財富、地位、權勢

這時，你會選擇去幫助一些弱勢群體，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仕途、身家性命還有名節嗎？

所以，張居正是當之無愧的名相，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名相！

明朝首輔張居正做的最重的一件事，就是在明朝中後期推行了全面、徹底的改革，曾一度使萬曆年間朝政煥然一新，國富民強，邊境穩定，但也因此嚴重衝擊了權貴的利益，得罪了不少人，遭到頑固守舊派的反對，死後改革方案全部被推翻，落得被抄家、開棺戳屍的悲慘結局。所以，對其賢愚忠奸，眾說紛紜，但對他是個政治改革家，這一點是公認的。縱觀他的一生，是否可以用以下幾方面來評價。

一是學識超群，進入內閣。張居正出生於1525年，卒於1582年，湖北荊州人。12歲考中秀才，16歲中舉，23歲中進士。張居正從小聰穎絕倫，被稱為張神童。15歲已是諸生，因文章極佳得到巡撫顧璘的賞識，中進士後任庶吉士，被徐階看重。徐階任首輔後，常與張居正商議要事，為此張居正進步很快，先升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後又升為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42歲進入內閣大學士行列。

二是智勇雙全，榮登首輔。在內閣中，張居正敢於做事，自信豪放，又頗有城府。說話辦事拿捏到位，人緣較好。高拱當首輔後，十分傲慢，從不把九卿放在眼裡，也沒把本是好友的張居正當回事。張居正本想皇帝年幼，可以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張，實現抱負，但高拱根本不予理睬，張居正雖不滿，但不動聲色。司禮秉筆監馮保是兩宮太后和皇帝的紅人，早與高拱有嫌隙。馮保擅權，高拱與閣臣張居正、高儀等商量欲除之。張居正平時就與馮保交好，又覺正好利用此事剷除自己施展抱負的障礙高拱，就把此事告訴了馮保，馮保得知向兩宮太后哭訴，兩宮太后早知高拱蠻橫，便下旨把高拱攆回老家，永不敘用，之後沒多久，高儀病世，48歲的張居正任內閣首輔。

三是講經授課，贏得信任。明朝有個“經宴”制度，就是由翰林學士或有學問的大臣給皇帝講經授課，授課完畢后皇帝賞參加的官員們一頓飯吃，故稱“經宴”。為藉此影響皇帝，樹立威信，張居正每次都親自講經。一般是十天一講，張居正每次除講經外，還向小皇帝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小皇帝被張居正的講經所吸引，覺得十天一講不過癮，要求張居正“日講”，甚至“午講”，有時還與小皇帝單獨長談，張居正則不斷向小皇帝灌輸自己的改革主張，並得到小皇帝的絕對信任。

四是勇於擔當，推行改革。此時，張居正位居首輔，又深得皇帝的絕對信任，大權在握，推行改革的條件已成熟。從萬曆初年開始針對“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的五大積弊，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運動。在政治上，整飭吏治，推行考成法，嚴格精準獎罰，主張唯賢是用，堅決裁減冗員。在經濟上，改革漕運，丈量土地，打擊豪強，推行“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各項雜稅合併，增加財政收入。在軍事上，加強邊防設施建設，開展互市貿易，加固了北方，有力地抵禦了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促進了國泰民安。

五是功績永存，終獲公論。張居正任首輔時神宗年幼，張居正藉助自己主持朝政的十餘年間，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改革。現在看來，絕頂聰明的張居正，怎能不知改革會得罪人、觸動權貴利益，為啥義無反顧，處心積慮地進行改革呢？答案就是想要負起首輔之責，挽救大明於亂局。再就是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然，無法解釋。因為他已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還缺什麼呢！歷史證明，他提出的系列變革措施符合當時實際，但無奈有人反對，加上皇帝昏庸，他死後不到一年，改革方案被否定，不但改革徹底流產，張居正落得被抄家，開棺鞭屍的慘局，一個忠臣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

歷史是公證的。張居正死30年後得以平反昭雪。與其同過朝的著名清官海瑞評價他“工於謀國，拙於謀生”。明代思想家李贄稱譽張居正為“宰相之傑”。

所謂時勢造英雄——張居正的成就是他所身處的時代造就的，與此同時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瀾從而深刻改變了自己所深處的時勢，因而被譽為救時宰相。那麼張居正身處的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呢？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以來歷經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明王朝的聲威一度遠播東非，印度洋幾乎成為了大明戰艦和商船可以自由通航的內海。然而到了明英宗時期以土木堡之變為轉折大明國運由盛轉衰：在這場變故中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領也先俘虜，也先還進一步南下攻打北京，幸虧明朝另一位救時宰相於謙（不是說相聲那位）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才贏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儘管大明戰勝了瓦剌，但再也無法恢復永樂、仁宣時期的輝煌了：瓦剌、韃靼、女真、倭寇、緬甸先後侵犯大明邊疆，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早期殖民主義國家已紛紛不遠萬里來到亞洲——這是大明王朝所面對的外患；與此同時內憂也異常嚴重：朝廷黨爭、宦官弄權、財政紊亂、軍備廢弛......

嘉靖四年（1525年）荊州府江陵縣（今荊州市）的一位秀才家裡誕生了一名男嬰。據說這名男嬰誕生前其曾祖父做了這樣一個夢：月亮落在水甕裡，然後一隻白龜從水中浮起來，於是其曾祖父信口給他取了個乳名“白圭”，希望他來日能夠光宗耀祖。張白圭少年聰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12歲時張白圭自信滿滿地報名參加了在荊州府舉行的科舉考試的資格考試——童試，並順利地考中了秀才。據說在張白圭報名考試的前一天晚上荊州府知府（官名，相當於現今的一個地級市的市長）李士翱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天帝給了李士翱一枚玉印，而且天帝還吩咐把這枚玉印轉交給一個小孩子。第二天李士翱給這次考試的考生們點名的時候第一個點到名的就是12歲的張白圭。李士翱仔細一想恰好與夢境吻合——張白圭的名字裡的白圭二字指的就是古代帝王、諸侯在舉行典禮時手裡拿的玉器。因此李士翱對張白圭就格外關注了。實際上李士翱非常看好張白圭的才能。作為證明的是：李士翱囑咐張白圭要從小立大志，長大後盡忠報國，並且，他親自為張白圭改名為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張居正就這樣出爐了！

12歲就中了秀才的神童張居正在一年後又參加了鄉試，在他參考之前結識了當時的湖廣巡撫顧璘。顧璘自身的科考水平很牛氣——他在21歲的時候就考中了進士，可以說是一身才氣。張居正在日後的回憶中提到：顧璘與張居正會面之後前者很快就認定後者為國士（一國之中最優秀的人物）並對後者以朋友稱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張居正考完這次鄉試後發現自己落榜了。而這次落榜居然就是顧璘的一手策劃、竭力運作導致的結果！原來在鄉試的閱卷過程中考官們以及監督閱卷過程的官員是一致看好張居正的試卷，認為應該按程式辦事，錄取張居正為舉人。雖然顧璘也知道人心所向，他卻自有主意並付諸實行：內定張居正落榜。顧璘有他自己的一套說法：張居正此時只有13歲啊！如果讓13歲的青少年輕易地考中舉人，中舉的青少年就會驕傲自滿，還會打消上進的志氣。因此要讓張居正不被錄取，使張居正多受一些挫折和磨難，等到張居正更加老練，將來的發展更加不可限量。

然而無論顧璘給自己的行為進行如何解釋都無法改變他幕後操作的事實，這本身就違背了考試的公平、公正的原則。況且他如何斷定如果讓張居正考中舉人就一定會驕傲自滿，就算張居正中舉後驕傲自滿的話也有後面的會試、殿試等著咧，難道張居正的人生會一路順風順水，就一點挫折沒有。退一萬步講：就算張居正的人生一直順風順水，那麼挫折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義——正因為人生難以一直順風順水，所以才要透過挫折教育以提升抗壓能力，如果明明能較為順利地完成一件事，傻子才會去多找麻煩不是嗎？無論如何顧璘的想法就有這麼奇葩，結果他愣是把張居正的前程多耽誤了三年。三年後張居正又一次參加鄉試，考中了舉人。恰巧在考試後張居正與顧璘再度相見，顧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犀帶（象徵權貴身份的高階腰帶）贈送給張居正並對張居正說：“古人都說大器晚成，這是為中材的說法罷了。當然你不是一箇中材，我竟耽誤了你三年，這是我的錯誤了。”隨後顧璘又說了一些鼓勵的話語。從顧璘對耽誤張居正三年而表示後悔的話語裡，能夠看出顧璘自認為之前的做法有欠妥當。倒是張居正反而對顧璘十分感謝——其實這種感謝背後大有深意：以張居正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以自己一介平民的身份如果和身為朝廷命官的顧璘發生爭執那就不是耽誤三年的事了，可能直接這輩子就沒出頭之日了。

大明王朝自立國以來就面臨兩大外患的侵擾，也就是所謂南倭北虜問題——東南沿海有倭寇肆虐，而北方邊陲蒙古、女真等遊牧民族時不時南下侵襲。永樂、仁宣時期大明王朝國力鼎盛，這些問題還顯得不太嚴重，然而自土木堡之變起這兩股勢力就成為困擾大明王朝的兩塊心病。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此時只有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二甲第九名進士，授庶吉士，這時誰也不會想到困擾大明王朝的兩大外患會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實上連張居正自己可能也沒料到這點，因為初出茅廬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員一樣先必須想方設法在爾虞我詐的官場鬥爭傾軋中站穩腳跟。

張居正入選庶吉士，教習中有內閣重臣徐階。徐階重視經邦濟世的學問，在其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朝章國故，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明初為了加強君主專制，廢丞相、設內閣——其職能相當於皇帝的秘書廳。首席內閣學士稱首輔，張居正入翰林院學習的時候，內閣中正在進行著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二人爭奪首輔職位，夏言奪得首輔之後被嚴嵩進讒而被殺，嚴嵩為內閣首輔。

張居正通過幾年的冷眼觀察對朝廷的政治腐敗和邊防廢弛有了直觀的認識。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以《論時政疏》首陳“血氣壅閼”之一病，繼指“臃腫痿痺”之五病，系統闡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張。而這些沒有引起明世宗和嚴嵩的重視。此後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張居正沒再上過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張居正因病請假離開京師來到故鄉江陵。休假三年中他開始遊山玩水。在這三年中張居正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蹟，使他發現了新的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這一切不禁使他側然心動，責任感讓他重返政壇。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他在苦悶思索中漸已成熟，在政治的風浪中，他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慾渾跡，相機而動。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居正進宮右春坊右渝德兼國子監司業，徐階荐居正為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任國子監司業從而掌握了很多將來可能進入官場的人，這為張居正打開了人脈。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臺後張居正掌翰林院事。

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以裕王舊臣的身份，擢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暗暗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了。入閣以後的張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譯禍起，國家帑藏空虛，用度匱乏之際，並且北方韃靼進兵中原，製造“庚戌之變”，南方土司爭權奪利，岑猛叛亂，“兩江震駭”，東南倭寇騷擾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內閣內部的政治鬥爭日益白熱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嚴嵩倒臺後徐階繼任首輔。他和張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遺詔，糾正了世宗時期的修齋建醮、大興土木的弊端，為因冤案獲罪的勤勉朝臣恢復宮職，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認同。隆慶二年（1568年）七月徐階終因年邁致仕。次年徐階的老對手高拱重回內閣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

隆慶四年（1570年）蒙古韃靼部首領俺答汗進攻大同，計劃稱帝。居正聞悉俺答的孫子把漢那吉攜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幾人情求內附，大同巡撫方逢時和宣大總督王崇古決策受降。鑑於此事非同小可，張居正寫信要崇古立刻把詳情“密示”於他。原來俺答的第三個兒子死時遺一小孩即把漢那吉，把漢那吉長大娶妻比吉，後愛上姑母之女三娘子並再娶。然而身為外祖父的俺答也愛上了三娘子意據為己有。於是祖孫之間為一個小女子心中結怨，演出失戀青年離家投漢的一幕。

張居正接到報告再次寫信給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漢那吉並派人通報俺答：“中國之法，得虜酋若子孫首者，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斷汝孫之首以請賞，但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也，不忍殺之。”然後張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時奏疏皇上納降。朝中很多人極力反對，認為敵情叵測．果然俺答的騎兵如黑雲壓城至北方邊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戰事準備並以其孫要挾，俺答終於被迫妥協。居正順水推舟應俺答之求，禮送把漢那吉回鄉，俺答則把趙全等叛臣綁送明室。把漢那吉穿著皇上官賜的大紅絲袍回韃靼帳幕。俺答見到非常感動，表示以後不再侵犯大同，並決定請求封貢、互市，和明友好相處。隆慶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勸下詔封俺答為順義王，並在沿邊三鎮開設馬市，與韃靼進行貿易。由此北部邊疆安定下來。

而被倭寇肆虐的東南海疆此時也已安定下來——事實上所謂的倭寇之中不乏東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斷了生計的百姓被迫聚嘯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與此同時中日之間的勘合貿易早已斷絕，加之此時日本國內的戰亂導致大量戰敗的武士浪人和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商集團合流對抗明朝的海禁政策。

隆慶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個月就詔告群臣說：“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撫都御史涂澤民上書曰“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私販指走私商，公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當即批准了這一奏請。明穆宗宣佈解除海禁，調整海外貿易政策，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民間私人的海外貿易獲得了合法的地位，東南沿海各地的民間海外貿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明朝出現一個比較全面的開放局面。

不久後又開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並以月港為治所設立海澄縣，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並徵稅。督餉館對私人海外貿易管理的內容主要有：出海貿易的船隻不得攜帶違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餉館領取船引並交納引稅。此外，對日本的貿易仍在禁止之內，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則處以“通倭”之罪。

雖然仍有著諸多管理和限制，開放的月港也只是一處小港口，但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至此畢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間私人海外貿易就被視為合法經營。政策和制度上的這種區域性的和有限度的調整，史稱“隆慶開關”。隆慶開放使民間私人海外貿易擺脫了走私非法境地，開始有條件地公開進行和較為正常地發展，並迅速發揮了積極作用。史載隆慶初，僅月港一地，“所貿金錢，歲無慮數十萬，公私並賴”，成效明顯。

隨著隆慶年間東南和北部邊疆的安定，張居正有了更多的精力開始思考明朝的內政改革。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僅十多歲的神宗繼位。高拱因自己口無遮攔觸動萬曆生母李太后神經，加之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對高拱不滿向李太后進讒，李太后以“專政擅權”之罪令高拱回原籍。於是，張居正擔任了首輔，八月，他從省議論、振紀綱、重沼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等六個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飭吏治，富國強兵。他批評空作王霸之辯的人“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而誤認為“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 。明確地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自己的治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就要鞏固國防，整頓吏治。

歷來強國之途主要靠兩條：一是修明法制，二是整肅吏治——吏治清，天下興。在張居正看來：要解決明朝當時的困難，扭轉其江河日下的局面必須緊緊抓住吏治這個中心點。問題是怎麼抓呢？張居正抓吏治的武器就是《考成法》。在具體實施《考成法》之前張居正曾於萬曆元年六月上了一道奏疏，這實際上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和綱要。在這篇奏疏中張居正毫不客氣地指出當時朝政存在的兩個弊端，由此凸顯了實施《考成法》的必要性：第一個弊端是虛——具體表現為：“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無論是言官提的建議或是各部門下發的檔案都只是“置郵而傳之四方”——停留在紙上，沒人去落實；第二個弊端是拖——突出表現為：“某罪當提問矣，或礙於請託之私，概從延緩；某事當議處矣，或牽於可否之說，難於報聞”“徵發期會，動經歲月，催督稽驗，取具空文”。

事實上明初曾一度實行過《考成法》，張居正如今是要舊瓶裝新酒。要知道他如何舊瓶裝新酒，我們不妨先看看明初的《考成法》究竟是咋樣的——其實說起來也簡單：建賬——主要是各衙門將自己承擔的任務登記造冊，明確工作目標和完成時限，建立工作賬簿。賬簿中所列專案同時抄送六科：銷賬。各衙門完成一項任務即將情況報到六科，這稱之為結賬；如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的向六科說明情況；如無故未能按期完成任務的，六科可以參奏。六科定期將各衙門完成任務的情況報送司禮監，由司禮監呈送皇帝，這謂之報賬。對無故未完成工作任務者的問責方式有兩種：一為詰問——相當於現在的函詢；二為參奏——相當於現在的通報批評。

對張居正變法一直以來史學界都存在爭議：有的觀點認為張居正所謂的“新政”其實算不得變法改革——這種觀點認為：張居正僅僅著眼於澄清吏治，而未能從制度上有所更新——明朝的行政班子在張居正之前和之後還是一個樣，沒增設任何一個新部門。殊不知這恰恰正是張居正的高明之處——他的這個政治系統實際上已在不聲不響中改變了明朝的祖制：把掌控官員的權力集中到了內閣，也就是他自己手中。原本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而設立內閣之時只是把內閣作為皇帝的秘書班子，相當於顧問角色，但經張居正這麼一改他自己實際上已和之前的丞相併無區別。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張居正的權力比之前的丞相還大，畢竟此時萬曆皇帝年幼，他成為了無攝政之名的實際上的攝政大臣。

張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帳，嚴格控制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計”之年便強調要將秉公辦事、實心為民的官員列為上考；專靠花言巧語、牟取信行的官員列為下考，對於那些缺乏辦事效率的冗官，盡行裁撤。張居政當政期間裁革的冗員約佔官吏總數的十分之三。同時張居正又廣泛增添人才，提拔擁護改革、政績卓越的官員，委以重任，因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瞭然”。徹底打破了論資排輩的傳統偏見，不拘出身和資歷，大膽任用人才。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以福建為試點清丈田地，結果“閩人以為便”。於是在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上疏並獲准在全國陸續展開清丈土地，並在此基礎上重繪魚鱗圖冊。全國大部分地區根據戶部頒佈的《清丈條例》對田地進行了認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縮短弓步，溢額求功。如浙江海鹽“水涯草塹，盡出虛弓，古冢荒塍，悉從實稅。至於田連阡陌者，力足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有未嘗加弓之田，而圖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窖。遂使數畝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於大部分州縣清丈徹底，革豪右隱佔，額田大有增加。

1580年（萬曆八年）全國田地為7,013,976頃，比隆慶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頃。隨著額田的增加，加之打擊貴族、縉紳地主隱田漏稅，明朝田賦收入大為增加。儘管張居正清丈田畝、平均賦稅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認為是下策，並不能真正解決民間賦稅不均的問題。但從理財的角度看，清丈田畝對於朝廷比較全面準確地掌握全國的額田，增加財政收入起了積極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它還為不久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創造了條件。

張居正很清楚：僅靠清丈田畝還遠遠不能徹底改變賦役不均和胥吏盤剝問題，不進一步改革賦稅制度就無法保證中央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將會有更多的貧民傾家蕩產，不利於社會的安定。賦役改革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過多觸犯權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會引起強烈的反對，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盡棄。

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條鞭法是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簡化了賦役的專案和徵收手續，使賦役合一，並出現了“攤丁入畝”的趨勢。後來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條鞭法的運用和發展。

一條鞭法最早於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贛都御史陶諧在江西實行，取得了成績。當時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說：“頃行一條鞭法。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則徭役公平，而無不均之嘆矣。”此後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馴在廣東，龐尚鵬在浙江，海瑞在應天，王圻在山東曹縣也都實行過一條鞭法。海瑞在應天府的江寧、上元兩縣“行一條鞭法，從此役無偏累，人始知有種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買田，鄉間貧民始不肯輕棄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蕪，人不逃竄，錢糧不拖欠”。

一條鞭法的施行，改變了當時極端混亂、嚴重不均的賦役制度。它減輕了農民的不合理賦役負擔，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別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農民有較多時間從事農業生產。一條鞭法所實行的賦役沒有徵收總額的規定，給胥吏橫徵暴斂留下了可乘之機，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張居正的理財政策除了為朝廷公室謀利，也十分重視人民的實際生活。他透過多種渠道設法減輕人民的賦役負擔，甚至直接提出減免人民的稅負。

萬曆十年（1582年）隨著清丈田畝工作的完成和一條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財政狀況有了進一步的好轉。這時太僕寺存銀多達四百萬兩，加上太倉存銀，總數約達七八百萬兩。太倉的存糧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張居正上疏請求免除自隆慶元年（1567年）至萬曆七年（1579年）間各省積欠錢糧。另外張居正還反對傳統的“重農輕商”觀念，認為應該農商並重，並提出“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主張。因此他也反對隨意增加商稅，侵犯商人利益。這些做法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百姓的負擔，緩和了一觸即發的階級矛盾，對歷史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遺憾的是這位在治國理政上有大才的救時宰相在個人私德上存在嚴重的瑕疵——他要求萬曆皇帝兢兢業業勤勤懇懇於政事，而他自己的生活卻極為奢侈放浪，又時時刻刻以攝政自居，完全忽視了小皇帝的心理感受，所以他一死他的家人和他的改革班底迅速就被壓抑已久的小皇帝清洗。萬曆皇帝終究不是秦惠文王——後者雖殺商鞅卻不廢商君之法，萬曆清洗張居正之後迅速將張居正改革取得的那點成效都給敗光了，明王朝向著崩潰的深淵一發不可收拾地狂奔而去。

張居正是大明朝最後一個能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

首先，張居正是“能吏”。

在張居正主政十年後，北京的糧倉可供9年使用。太倉庫有600多萬兩白銀，太僕寺存有400萬兩，就連南京的應天府庫房也藏有250萬兩儲備。而十年之前，大明朝的財政赤字150萬兩。

其次，張居正能“親民”。

張居正最大的貢獻的“一條鞭法”。自萬曆九年(1581)在全國推行。將原來按戶丁派役的辦法，改為按畝數、糧數派役，這樣子就真正抑制了各地豪強，減少百姓負擔。

最後，張居正成“悲劇”。

萬曆十一年(1583)，張居正屍骨未寒，神宗詔奪張居正“文忠”諡號，將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撤職，當有人告發張居正謀反，神宗馬上下令抄了他的家。張居正10餘口家屬在抄家後被圍困府中，活活餓死。

清朝人評價他：“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賜。”

一本《萬曆十五年》讓我對明朝首輔張居正印象深刻，他是明朝的肱骨之臣，他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將傾，他是一代名相，他是明史中無法繞開的人物。

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兒》中對張居正點評道：“他是一個天才，生於紛繁複雜之亂世，身負絕學，他敢於改革，敢於創新，不懼風險，不怕威脅，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他獨斷專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裡不一，是個道德並不高尚的人。”

當時，明朝的狀況很不樂觀：賦稅混亂，百姓負擔重，但財政收入不足；官員貪腐嚴重；北方的俺答率軍壓境，軍隊戰鬥力弱。這一切都表明，明朝危機四伏。

張居正升任首輔後，以鐵腕進行改革：整頓吏治，創立“考成法”，從而使朝廷釋出的政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改革賦稅，行“一條鞭法”，使中央財政大大的改善；軍事上，提拔了一大片實幹型的將領，用戚繼光鎮薊門，李成梁鎮遼東，加強北方的防備。

張居正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在萬曆年間，出現的短暫中興局面，史稱“萬曆中興”，這其中張居正居功甚偉。

有人會說張居正，獨握大權，獨斷專行，但這何嘗不是任何改革都所需要的。張居正生活奢侈，但他卻做到的為那個滿目瘡痍的明朝“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儘管張居正有著一些不足，但不可否認他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