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曾經兩次到長安，第一次是在開元十八年（730），到長安千方百計拜謁了一些王公大臣，希望進入仕途，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結果沒人賞識他，住了一年，實在呆不下去了，只好離開。

第二次是天寶元年（742），唐玄宗看了他的詩文，很欣賞他的才華，召他進宮。這是李白一生中最好的一次政治機會。然而僅僅過了兩年，李白就被“賜金放還”，再一次在極度失望中離開長安。

題主所指的應該是第二次。這一次受挫的主要原因還是李白自己定位不準，一心想做大官，又沒表現出足夠的政治才能。在沒被重用的情況下恣意縱酒，盡情表現自己的痛苦和不滿，無論是心態還是狂放不羈的性格都與宮廷和官場格格不入，導致在朝廷很難立足，再次鎩羽而歸。

李白這個人，寫詩毫無疑問是不世出的天才，但在政治上很天真，可以說根本不是那塊料。這一點，我們從他在“安史之亂”中入李璘幕府這件事上很清楚地看出來。

“安史之亂”爆發後，李白跑到廬山隱居起來。至德二年（757），永王李璘路過九江，派親信韋子春上山邀請李白加入自己的幕府。李白很高興地答應了，他在《贈韋秘書子春》一詩中說：“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在他看來，他這一次出山，是要去做平定天下的大事的。但事實證明，他想得太浪漫、太天真了。他對當時複雜的政治局勢和李璘這個人一無所知，在錯誤的時間，跟了錯誤的人，稀裡糊塗就做了叛黨。

李璘是唐玄宗的第十六子，玄宗在逃往成都的路上，採用宰相房琯的建議，實行諸王分鎮，就是讓各個皇子各自負責一塊區域，招兵買馬，發展力量。當時李璘執掌兩湖、雲貴、兩廣、江西等地的軍政大權，勢力非常大。

而太子李亨在寧夏靈武即位以後，形勢就完全不一樣了。李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強中央集權，把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裡。這樣，就跟李璘發生了矛盾。李亨要李璘交出兵權，到成都去陪伴玄宗。

而李璘也是有野心的人，他正想著繼續擴大自己的勢力，可能還有稱霸一方的想法，於是拒不服從詔令，同時積極部署，準備佔領廣陵。

這樣一來性質就變了，成了謀反。而李璘本人又是一個庸碌無能的人，手下的將領都看出來他成不了事，還沒開戰就一鬨而散，各自逃走了。只有李白還在傻傻地寫詩歌頌李璘，把他比作滅吳的功臣西晉大將王濬，甚至秦皇漢武，幻想著“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完全就是糊塗蟲一個，沒有一點政治眼光和頭腦。

但是李白的政治理想卻很大，對自己的定位很高。他的理想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管仲和晏嬰是春秋時期最傑出的兩個宰相，李白給自己定的人生目標就是像他們一樣輔佐天子，使天下一統，四海昇平。甚至還要像姜太公那樣，成為帝王的老師。

唐玄宗之所以召他進宮，應該是聽說他的名氣，也看了他的一些詩文。玄宗是一個很看重詩才的皇帝，在這方面的眼光非常獨到，著名宰相李泌就是因為七歲時的一首《詠方圓動靜》詩而被玄宗看中，後來重點培養，並委以重任的。

李白的詩想象新奇、才華橫溢，在當地獨步天下，文章也寫得很好，但他從來沒在自己的詩文中表現過自己的政治見解和才能。因此唐玄宗雖然給了他很高的禮遇，但並沒有給他安排具體的職務，而是讓他在翰林院做詩文供奉，類似於現在的作協。

據李陽冰的《草堂集序》記載，李白在翰林院，玄宗經常“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也就是經常向他諮詢一些重大的朝政問題，讓他起草一些重要的公文。但是我們從李白的詩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抱負雖然很遠大，但從來也沒看見他對政治有什麼獨到、高明的見解，可見他對政治其實沒什麼研究，根本說不出什麼象樣的觀點來。也許是因為這樣，玄宗一直也沒給他什麼機會在政治上一展身手。

對於李白來說，翰林供奉根本不是他所想要的角色，跟他“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的想法相差太遠。而且，在長安宮，沒有人認為他有“經濟之才”，都覺得他喜歡吹大牛，不自量力，“聞餘大言皆冷笑”，把他看成一個笑話。

李白的失意就此產生。

李白的性格孤傲、倔強，他決不肯調整自己的目標、打磨自己的稜角，來適應別人安排給他的角色。於是，借酒澆愁、借酒渲洩就成為他必然的選擇。杜甫寫他：“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正是他這種生活狀態的寫照。《舊唐書文苑列傳》寫他“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甚至有時皇上召他，他都喝得爛醉，需要派人到酒館裡去找他。

這樣的表現，當然會引起朝廷上下各種非議，他顯然已不適合繼續留在宮中。

這一點，無論是玄宗，還是李白本人，應該都意識到了。最後的離開，也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玄宗給了他一個體面的臺階，“賜金放還”，給了他一筆錢，客客氣氣地把他打發走了。

原因：《新唐書》本傳說是李白自己懇求退出朝廷回到家鄉（“還山”）的，“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這當然是有緣故的，即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也就是說，皇帝身邊的人已經很討厭李白，不可能容忍他繼續待在皇帝身邊，待在朝廷了。

李白本人也意識到，繼續待在朝廷已經沒有意義。換言之，李白得罪了玄宗李隆基身邊的人，例如楊貴妃，例如高力士。

當今權威的文學史教材，一般根據李白的自述，認定是因為朝廷中的權貴讒毀，李白被迫離開朝廷，離開長安。換言之，是朝中權貴將李白排擠出朝廷的。

擴充套件資料

李白軼事典故——重訪江東

李白離開東魯，便從任城乘船，沿運河到了揚州。由於急著去會稽會見元丹丘，也就沒有多滯留。到了會稽，李白首先去憑弔過世的賀知章。

不久，孔巢父也到了會稽，於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父暢遊禹穴、蘭亭等歷史遺蹟，泛舟鏡湖，往來剡溪等處，當然也少不了在繁華都市會稽流連忘返。在金陵，李白遇見了崔成甫。兩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懷更加相投。每次遊玩時，都盡情暢遊，不計早晚。

他們泛舟秦淮河，通宵達旦地唱歌，引得兩岸人家不勝驚異，拍手為他們助興。兩人由於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詩系在衣服上，每當想念，便吟誦一番。

前言

“以為士生則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杖劍去國，辭親遠遊。”

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25歲的李白帶著他“濟蒼生，安社稷”的遠大政治抱負“杖劍”而出蜀地。

二入長安，到天寶元年（公元742年），他接到唐玄宗的一紙詔書，時隔18年之久，才終於等來了一展抱負、建功立業的大好時機。

此時的李白40有餘，迎來人生最為輝煌的一刻。他“仰天大笑出門去”，然而他沒有想到，入朝不出三年，便不得不悻然離長安而去。

這是為何？筆者將從三個方面和大家略做探討。

唐玄宗在位44年，前29年，在其勵精圖治下，唐朝進入有史以來最強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

這時的唐朝富庶有餘，人民安居樂業，呈現出一片祥和之狀。杜甫有詩云：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而所謂“物極必反，盛極必衰”，這一規律用在唐玄宗身上甚為貼合。後期的玄宗被早先的盛世衝昏了頭腦，被眼前的清平所矇蔽，變得荒淫驕縱，整天沉溺於歌舞酒色，導致朝政荒廢，內部混亂，一時以宰相李林甫為首的小人當道，賢才受屈。

正在這個時候，李白奉詔來了，儘管被認命翰林供奉，職位卑微（後面詳述），但卻依然寫出大量詩詞來為玄宗歌功頌德，以表達感恩之情，在其位謀其職，異常賣力，也十分得意。

而緊接著發生一件事，卻徹底激怒了李白。唐玄宗有一個特別嗜好——鬥雞，當時有小孩善於鬥雞而得到唐玄宗“金帛之賜”，民間又有歌謠唱道“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李白目睹了這一現象，他痛恨不已，賦詩道：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蹠。”

他沒有想到，曾盛極一時的唐王朝，如今社會風氣竟如此敗壞。眼見朝廷內部腐敗日趨明顯，李白痛心之餘卻又無能為力，於是，有了初步離開的念頭。

李白於天寶初（公元742年）入長安，任翰林供奉。

據學者考證，翰林供奉為差遣之職而無官品，是沒有薪水的，異於翰林學士。

見宋代葉夢得《石林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侍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

可以看出，李白當時所在職位，不過為皇帝打雜，比如聽候皇帝下詔，為其起草文書，在皇帝宴遊之餘作些詩文助興等等。

當然，李白起初為能伴唐玄宗左右而引以為豪，比如他說“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

而入長安第二年，為了贏得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歡心，正當他們賞牡丹之時，李白即興寫出著名的《清平調三首》，其中有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李白渾然不知，他的遠大政治抱負竟是在日復一日助力皇帝的享樂中化為了泡影，他所得意的政治前途的曙光也在這樣的場合裡漸漸暗淡了下去。

他開始懷疑，皇帝能任用他，不過是借他的那些詩文來供自己享樂罷了。長安三載，未能重用，他所能施展的不過是酒後之餘借雅興吟詩作賦消愁解悶。

於是，李白進一步有了打退堂鼓的念頭。

“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檢。”

又有杜甫詩云：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可見，李白不僅是個酒鬼，不僅是賀知章口中的“謫仙人”，而且恃才傲物、無拘無束。

相傳李白在宮中讓皇帝親信官宦高力士幫他脫靴子，還讓楊貴妃幫他磨墨，雖是傳聞，卻能反應出李白傲慢以及目中無人的性格特點。

也正因如此，他受到“同列之讒”。李陽冰在《草堂集序》中說：

“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

張垍等人“讒惑英主心”，李白“恩疏佞臣計”，逐漸被唐玄宗疏遠。 李白是性情中人，“樂則飲酒助興，哀則飲酒消愁”，這樣的性情卻不適合為官輔政。

而他自己這時也已有出走的打算。在送別賀知章是他說：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綜上三點，李白離開長安，離開他夢寐以求的地方，彷彿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儘管他離開之後，又常有思返之志。但此時此刻，他已難以施展遠大抱負了。

於是，天寶三載（公元744年）之春，李白向朝廷遞上了離職單，唐玄宗也無心挽留，在憂慮和失望中，44歲的他離開了長安。

說起李白，我們腦海中馬上浮現“偉大浪漫主義詩人”“詩仙”“李杜”，和他的那些千古名篇《靜夜思》《蜀道難》《明堂賦》《夢遊天姥吟留別》《行路難》等等。

一說到李白和長安，腦海中馬上又是“供奉翰林”“貴妃磨墨”“力士脫靴”“賜金放還”，“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那麼李白的政治理想是什麼？在當年的長安，真的是讓權貴忌恨，惹得皇帝疏遠，最後落得賜金放還嗎？下面且容我試著為大家一一解讀心中的疑團。

【政治理想】

李白少年時代的學習內容除儒家經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諸子百家之書。

趙蕤是當時傑出的道家與縱橫家，他作為李白的老師，把自己的著作《長短經》傾囊相授。那時李白才十五歲。

趙蕤這部集諸子百家學說於一體，涉及政治、外交、軍事等各種領域，形成涵蓋文韜武略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極大的興趣。李白以後一心要建功立業，喜談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這部書的影響。

李白早年追慕的歷史偶像眾多，清代趙翼在《甌北詩話》中雲：

“青蓮少好學仙，然又慕功名，所企羨者，魯仲連、侯嬴、酈食其、張良、韓信、東方朔等。”

但是，相同的出身讓李白對張良認同感強烈。

據《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是位沒落的貴族，他的家族五世相韓，後韓為秦所滅，國破族散，流落江湖。李白也是貴族之後，李冰陽《草堂集序》稱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九世孫。蟬聯王圭組，世為顯著。”

範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稱：

“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於碎葉，流離散落，隱姓易名。”

李白本人詩中自豪地宣稱：

“我固侯門士，謬登聖主筵。”

張良精通黃老之道，憑藉出色的智謀，協助劉邦贏得楚漢戰爭，建立大漢王朝。晚年，不戀權位跟隨赤松子雲遊四海。

因為推崇張良，李白有“奮其智慧，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政治抱負；還是推崇張良，李白又喜歡隱居山林，“仙人撫我頂，結髮授長生”。

一方面要大展宏圖，做君主的輔弼大臣，一方面準備功成名就後，做超脫塵俗的隱士神仙，這就形成了李白理想中出世與入世的完美統一。

【從政經歷】

“仰天長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

李白在做了唐玄宗李隆基的翰林待詔後，懷著一腔熱血，準備在政治上大展拳腳，轟轟烈烈的幹一番事業。

天寶元年，唐玄宗召李白進宮。皇帝降輦步迎，

“以七寶床賜食於前，親手調羹”

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是給皇上寫詩文娛樂，陪侍皇帝左右。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寵信，朝中大臣不勝豔羨。李白前途一片光明。後來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

那麼李白，有沒有政治才幹？

朝見當天，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讚賞。

還有就是賜金放還後，李白以詩人的敏感，洞幽燭微，透過對政事的分析，併到幽燕的實地觀察，在當時詩人中他最早揭示安史之亂將要發生。

毫無疑問，詩人是有政治才幹的。

為什麼玄宗有才不用，要賜金放還呢？因為李白犯了皇帝的大忌。

【皇家忌諱】

唐梓州刺史於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紀念，明末曹學全《蜀中名勝記》載有碑文內容：

“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

接著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到了當代，有《中國青年報》1985年7月28日所載兼葭《李白身世之謎》，轉述臺灣學者羅香林認為：李白乃李建成之後。韓維祿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為庶”當為李建成玄孫解》論證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孫。

持同樣觀點的徐本立1990年發表《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也認為李白應為涼武昭王十二世孫、太祖李虎七世孫、高祖李淵五世孫、太子建成玄孫。

唐玄宗英明神武，看著眼前的李白，他本能的想到自己的曾祖父在玄武門殺李白曾祖的故事，還有自己的爺爺的兄長李承乾和李泰為爭皇位，打得頭破血流的記憶，李隆基那根敏感的神經，瞬間被繃緊：此人有出眾的才華，不可不用，此人又是罪人遺孽，不可重用。

歷史在這裡下意識地一哆嗦，在長安，李白的仕途已經走到頂了。兩年後，李白被玄宗賜金放還。

在兩千年帝制又被儒學控制的古代中國，無所謂政治理想，最髙理想不就是擁戴堯舜式的好皇帝麼？還有什麼？李白是俠味道士味很濃的人物，更無所謂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