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泰這個人物太厲害了，從其一生的經歷來看，他完全充當著一個謀臣的角色，但在他的早期政治生涯裡，卻極其不受待見。他早期曾投靠桂系首腦李宗仁，結果李宗仁還看不上楊永泰，後來他在熊式輝的引薦下認識了蔣介石，從而一生為老蔣出謀劃策，是老蔣最負盛名的高階幕僚。

在老蔣看來，楊永泰的厲害之處便是對於政治軍事在大勢上的把握，他的謀略極其出眾，而他一生為老蔣出謀劃策，幫助老蔣幹了三件大事情。

老蔣在北伐之後並不是一家獨大，相反，除老蔣這個總司令外還有其他三位地方實力派軍閥，尤其馮玉祥擁兵四十多萬，還有山西的閻錫山和李宗仁虎視眈眈。而在中原大戰前，楊永泰便對老蔣進言，說道:用政治手段解決閻錫山，用軍事手段解決李宗仁，用經濟手段解決馮玉祥，這便是著名的削藩策。結果老蔣按部就班的實施楊永泰的計謀，使得李宗仁兵敗下野，馮玉祥眾叛親離，閻老西至此之後一直龜縮于山西，楊永泰也因此被老蔣極其重用，譽為“當代臥龍”。

楊永泰這個人是老蔣剿共的實際策劃者，他為老蔣的幾次圍剿都是制定詳細的計劃，並且在失敗中不斷吸取教訓，得出了所謂的“剿共”方針，便是所謂的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還有上中下三策剿共計劃，以土地改革對抗土地革命等等。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楊永泰確實是一個天生的政治家、謀臣，如此智商，也不負諸葛之名。

“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著名的口號是老蔣的座右銘，但這卻是楊永泰對老蔣的進言，是對其一統中國而進行的戰略部署，因此老蔣在抗戰前並不想打日本人，他想的就是先“圍剿”紅軍，之後再平定各路軍閥，來達到他蔣某人的一統，但他卻低估了人民打愛國熱情，雙十二事變使得老蔣不得不抗日。

而楊永泰在國民黨中的如日中天也引起了其他派系的嫉妒，因為楊永泰隸屬於熊式輝的政學系，但卻因為老蔣的寵信在國民黨中權力不斷增長，直接妨礙到了CC系的利益，這和二陳所把持的國民黨內部勢力直接產生了矛盾。最終老蔣將楊永泰派出中央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最終在1936年被刺殺於赴會途中，而這一天，離西安事變不足兩個月。

在楊永泰死後，老蔣可謂失去了一大助臂，但也是我黨的一大幸運。這般人物，確實是一個怪才，堪稱智冠天下，而縱觀近代謀士，無一能有如楊永泰般的謀略，其被譽為“當代臥龍”，他確實配得上。

戴笠都要感謝這位“臥龍”一樣的人物，1934年南昌機場大火案，本是個意外失火的事故而已，由軍事委員會所屬鄧文儀的“密查組”偵察結案，一直覬覦密查組技術實力的陳立夫突然橫插一腳，發動關係將案件大肆宣揚為貪腐滅跡醜聞，致使全國輿論譁然，一併要求由“中統”複查，讓蔣介石和鄧文儀非常狼狽。

蔣介石首席智囊、“委員長南昌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勘破天機，力主由第三方機構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複查案件，戴笠竭盡全力，甚至親赴美國調查，終於還原事件真相，平息了洶洶輿情，蔣介石大喜，手諭密查組1000多名人員全部併入特務處管理。

戴雨農一下子兵強馬壯，軍統基本實力成型，終於有了跟中統分庭抗禮的資本。

CC系偷雞不成倒蝕米，不但捱了蔣介石一頓披頭蓋臉的臭罵，還培養出來一個從此以後的勁敵，把所有的仇恨都記在楊永泰賬上，兩年後的10月25日，楊永泰在湖北省主席任上遇刺於漢口身亡，大約就是二陳收買刺客所為，案件的最後不了了之，只有一種可能：背後的勢力和黑幕過於龐大，無人敢揭開真相。

楊永泰，廣東茂名人，活躍於北洋政府和廣州政府的跨界政客，文采出眾，善劃多謀，卻因政治眼光不準，一直鬱郁不得志。曾經上萬言書給李宗仁、白崇禧遭拒，桂系錯失一大才；再上萬言書於蔣介石，同時在蔣的盟弟黃郛和心腹大員熊式輝的極力推薦下，1932年終於成為蔣的帳前軍師。以“三分政治、七分軍事”的政策獻計，使鄂豫皖蘇區和江西蘇區逐步淪陷，用計不可謂不毒，不是過早橫死，也必是革命大敵。

陳寶國《信者無敵》劇情裡，那個中央大員“楊雲泰”，人物原型就是楊永泰。

紅軍開始長征後，楊永泰再獻“追剿削藩”之計，薛嶽率領國民黨中央軍兩個縱隊只追不截，名正言順進入雲貴川西南諸省，壓服龍雲，拿下王家烈，控制四川，使國民黨中央的勢力終於深入腹地，及至一體控制陝甘和河西走廊，胡宗南這個“西北王”即是楊永泰政略的受益者。

然而蔣介石的言聽計從也讓楊永泰權力過於膨脹，四處安插要員，隱隱成為“新政學系”的政治領袖，讓國民黨其他派系通通感受到威脅，開始聯合攻訐，為平衡黨內，蔣介石不得不將楊永泰調離中樞，出任湖北省主席避風頭。

失去蔣委員長護佑的這位重要謀臣，終於死在江漢關碼頭。

恕我直言，蔣介石在三顧茅廬請出楊永泰前，真的不怎麼樣，成績乏善可陳。

楊永泰其人生就天資聰穎，早期參加過報社運動，民國護國運動，倒過袁世凱，追過孫中山，創過黨派，但是楊眼光獨到，認為當時天下還沒有能夠治世的聖主，自己始終不過是文人，沒有槍桿子，自己的理想抱負不過是烏托邦，難以實現，需要緩緩圖之。

於是楊永泰開始閉門不出，專心治學，終於造就能夠安邦定國的經天緯地之才。

楊永泰在蔣介石二次北伐之後，憑藉自己此前的朋友黃膺白的推薦，進入了蔣的視野。

黃對蔣說“海內有奇才楊暢卿，經天緯地，王佐之才，凡我能者，其必能，其所能者，我未必能，國家大事，公可商之。”

於是蔣見了楊永泰，突然發現楊果然是大才，楊意氣風發，分析了內外在形勢，給出了“安內攘外”的國策。

蔣就像當初劉備見到諸葛亮、朱元璋見到劉伯溫一樣，如魚得水，一請再請楊出山，楊最終抵不住蔣的盛情，出山做了蔣的幕僚。

北伐之後，蔣雖然無人能出其右，但是當時天下軍閥混亂，隨時有聯合逼迫自己的可能，於是蔣問策楊，楊對這一切早已經瞭然於胸，對蔣說“總司令，依我看，當今天下，廣西的第七軍橫在兩湖，李濟深負隅兩廣，白崇禧收編了唐生智三個軍的殘部，桂系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他和馮玉祥、閻錫山勾結，那麼總司令你就岌岌可危了。好在桂繫有能夠拆李宗仁臺的俞作柏，唐生智也不會輕易放棄自己三個軍，必定會找白崇禧麻煩，我們再用重金去收買馮玉祥手下貪財的石友三等大將，那麼李宗仁與白崇禧的勢力就不難土崩瓦解。如果再收買陳銘渠，陳濟棠，那麼就可以如束虎般扣留李濟深於廣州，到時候桂系的一分天下就變成了蔣公您的三分天下了。”

事實證明，後來事態發展，全如楊永泰所料，絲毫不差，足見其謀不差於當年諸葛亮三分天下。

除此之外，他還有很多對付“我”的策略，如“七分政治，三分軍事”，都是他的提議。

換一句話說，楊當初如果還在，西安事變基本不會發生，蔣根本不會去西安，整個歷史都會被還寫。

蔣介石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即此公傑作。以“兩桃殺三士”之策挑起“中原大戰”在中原大戰中楊永泰憑三寸不爛之舌，能用錢解決的絕不用槍。從內部瓦解了馮閻聯軍，使蔣介石在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在蔣介石圍剿紅軍中獻“驅虎搏狼”之計對紅軍追而不殲，企圖讓紅軍與地方軍閥相殘，以坐收漁人之利。獲得了很大成就。楊永泰在為人處世上更接近縱橫家蘇秦、張儀。眼中只有目標。心中沒有道德正義界線。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早年遊走投機於各方勢力之間，很為主流社會所不恥，曾經欲投靠李宗仁之桂系，遭拒。稱此人為現代蘇秦比較貼切。

楊永泰的確很聰明，但這種聰明給他帶來聲名鵲起的同時，也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也把蔣介石和國民黨帶進了萬劫不復的萬丈深淵。楊永泰三策。一是削藩策，直接引起蔣馮閻大戰和蔣桂戰爭。二是圍剿紅軍的三分政治，造成中央和鄂豫皖等根據地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三是更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內，不用多說了。

說實話，我不知道是誰把楊永泰稱之為“當代諸葛”的，我只能說他的這個說法我完全不同意。

楊永泰無能從人品，眼光還是謀略上，都跟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差距甚遠，把他稱之為“當代諸葛”，我感覺是嚴重的拉低了諸葛亮的形象。為什麼這麼說呢？且聽我細細道來。

楊永泰的人品就不用說了，在蔣介石重用他之前，幾乎可以用“聲名狼藉”這個詞語來形容他。楊永泰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政治投機者，毫無信仰和忠誠可言。他的一生中，投靠過北洋軍閥，投靠孫中山，也投靠過西南軍閥的政客，最後投靠到了蔣介石。

楊永泰的每次跳槽倒戈，並不是因為和原東家的信仰、理想等不同，而是覺得原東家的實力不行，沒有前途，所以就見風使舵，風吹兩邊倒。而諸葛亮呢？選定了劉備之後，不管世事如何，他都堅定的跟著蜀漢走到底，兩個人的人品高下立判。

楊永泰的眼光比起諸葛亮也是差得很遠，用“目光短淺”這個詞語來形容他毫不為過。他當政治投機者就算了，還是每次都是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跳槽反叛，搞得自己聲名狼藉，甚至後來無人敢用。

楊永泰最開始是投靠孫中山的，但是後來在護法戰爭中見孫中山沒有實權，轉而投靠西南軍陸榮廷、唐繼堯他們；後來西南軍閥失勢，他們北上投靠北洋政府；等到北洋政府垮臺後，楊永泰又想再次投靠國民黨，但是這個時候國民黨不要他了。相比於諸葛亮一開始就看中了劉備這個潛力股，楊永泰的眼光可以說是差得很遠。

楊永泰最為人稱道的，大概就是他的謀略了。楊永泰在被蔣介石重用之後，確實為蔣介石提出過一些重要的謀略。比如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策略，就是楊永泰的建議，至於這種策略是否正確，我在此不做評論，但是這為後世蔣介石背上抗日不利的罵名起了重要的作用。

楊永泰還提出過“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論斷，對蔣介石建議說如果消滅我黨，必須要多使用政治手段，因此也造成了後來我黨張國燾的叛變。在這一點謀略上，楊永泰還算是有一些水平的。但是總體比較起來，楊永泰的謀略比起未出茅廬就天下三分的諸葛亮而言，還是差很多的。

把楊永泰稱為一個水平還可以的謀臣可以，但是把他稱之為“當代諸葛”，我覺得確實是言過其實了，個人覺得他離諸葛亮還差得很遠很遠。

各位親愛的網友，你們覺得呢？

楊永泰被蔣介石稱為“當代臥龍”，是過譽了，孔明終生只忠於劉備，楊永泰則是不斷鑽營，鑽過北洋軍閥，鑽過孫中山，鑽過西南軍閥，宛如牆頭草。

當然，楊永泰作為蔣介石的首席智囊輸出，確實很有能力很有謀略，否則也不會得到蔣介石如此重用。楊永泰在投入蔣介石陣營後，為報老蔣的知遇之恩，可謂是不遺餘力地為老蔣出謀劃策，為老蔣解決了許多棘手的問題。

楊永泰是晚清秀才，從晚清秀才到民國高官，可謂是混得風生水起，近乎完美的轉型升級。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政府，中國民國成立，楊永泰於1912年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國會議員，1914年袁世凱廢除國會後，楊被迫離京另謀出路，隨後加入孫中山組建的中華革命黨。1916年，楊永泰返回廣東參加護國運動，隨後得到孫中山的賞識，最終因為孫中山是個“空架子”而轉投西南陣營，並幫助西南陣營改組軍政府。1920年，楊永泰因陸桂系軍閥榮廷失勢而被迫離開廣東北上投靠北洋政府，最終因為沒得到重用再次選擇離京。1927年，楊永泰想投靠李宗仁，但是遭到李宗仁的鄙視。

1928年，蔣介石決定北伐，黃郛向蔣介石推介了“胸羅經綸，足以佐治”的楊永泰，自此，楊永泰正式加入蔣介石集團，成為蔣的臂膀。如此輾轉，楊永泰不僅沒倒，最後反而扶搖而上，堪稱民國政界的“小強”。

我們今天談蔣介石，便繞不過蔣介石那個臭名遠播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可是這個政策可不是老蔣自己想出來的，是楊永泰絞盡腦汁幫他想出的“餿主意”。

1932年，蔣介石決定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作為智囊輸出的楊永泰看到機會來了，於是趕緊為蔣介石制定策略，最後給老蔣上了份“萬言書”，提出所謂的“剿共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政策，這份萬言書算是拍到了老蔣的馬屁上，讓老蔣格外受用。“七分政治”即以政治手段消除共產黨的群眾基礎，“三分軍事”則以軍事力量圍剿消滅共產黨，以摧毀共產黨革命根據地，不可不謂之毒計，反正很合老蔣的胃口。

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在第五次“圍剿”中發揮了很大作用，1934年，中國紅軍因“反圍剿”失敗而被迫開始長征。蔣介石因此給楊永泰記了大功，甚至讓他當了國民黨第五屆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我們知道蔣介石有著基本的用人標準，用同鄉，用黃埔系，用“忠臣”。可是，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則是自成一派，被稱為“CC系”。

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出身於“民國四大家族”的陳家，陳氏兄弟掌控國民黨黨務機構，勢力遍佈中統局、組織部、地方黨務部門，對老蔣有著很大威脅，當時甚至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說法，對於這樣的陳氏兄弟，你說“霸道總裁”蔣介石能容忍，能不忌憚？

楊永泰的政學系因為楊永泰受到重用而逐漸在國民黨站穩腳跟，但仍然不是黃埔系和CC系的對手。“帝王之術”在於什麼？在於平衡。楊永泰深諳蔣介石的心思，黃埔系是蔣介石的嫡系，那麼楊永泰的目標只能說CC系。於是在蔣介石的支援下，楊永泰開始對CC系展開行動，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削弱了CC系的勢力。楊永泰與陳氏兄弟真正是水火不容了，但是蔣介石很高興，楊永泰知道只要蔣介石滿意了他就會沒事，甚至可能還可以往上爬。

1935年，蔣介石將楊永泰調任湖北省主席，這時的蔣介石第五次“圍剿成功”，同時也成功削弱了陳氏兄弟，蔣介石此時調離楊永泰的舉動難免顯得有點“過河拆橋”的味道，在打壓完陳氏後當然也要想辦法安撫他們，打壓他們的“那把刀”往往會成為祭品，這也是古代帝王經常用的手段。

1936年，楊永泰受到日本駐漢口領事館的宴請，在宴會結束返回武昌途中，遭刺客槍殺。而此案真相如何卻沒人關心，真兇到底是否真的是CC系呢？

如此結局，讓人不甚唏噓。

楊永泰一生可以說就是戰國時代的門客式人物，小才雖可謀生，但私德缺陷致命！當然，由於楊永泰寡婦多嫁，也讓他對當時軍閥割據的諸多特點比較清楚，對社會的基本認識更加接地氣，因此出了一些比較有針對性的計謀。但是,和當時社會的大背景和國家與人民的切盼相比，和其被刺身死的結局看，其才智上不能報國，下不能全身，中不足顧家，完全稱不上是一個合格的謀士！

楊永泰學了西學，但其行事、做人、理想仍然很東方古典，即“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很士大夫的一套做法。他們成立的政學會，“研究政務、實行改進為宗旨”，本質上就是推行贊襄之道，成為管仲、諸葛亮。

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對皇權專制基本都是反感的，廣東更是開風氣之先，楊永泰自然也是如此。參加立憲、辛亥、二次革命、護國、護法等多次活動。

其政務能力也逐步體現出來，先後任兩廣護國軍（第二軍）司令部下屬財政局局長、軍務院財政廳廳長、廣東財政廳廳長、廣東省省長。

和王永江一樣，是很好的政務專家。在自己的路徑發展、實力經營上就差強人意了，也算是“眼高手低”的一種吧。

（楊永泰）

楊永泰政務能力、戰略判斷力都很強，但就一點結合自己與大勢不太準確，所以在尋找恩主路上一波三折。

最初是同盟會革命者，在護法戰爭中，選擇了西南軍閥；再後來選擇了北洋，北洋陌路，外人加入，自然江河日下，難以發揮才智。

在北伐後，選擇新桂系被拒絕。透過熊式暉進入蔣介石幕僚。在此時其才華得到大展，和陳布雷一樣。

（蔣介石）

其在做蔣幕僚任上，核心就是加強中央集權，加強蔣個人集權。前者是削藩與對紅軍作戰，後者涉及複雜政爭。

先後分化瓦解新軍閥，確立中央軍獨尊的位置；在對外上“攘外安內”，在對蘇區上“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不得不說，確實給紅軍造成了很大困難。到1935年左右，國府的中央權力是清末太平軍興以來最高。（法幣改革、廢厘金都是重要集權措施）

（五次“圍剿”）

國府內部派系林立，藉著江西作戰，架空cc在各地的官員任免。蔣的威望與權力自然逐步上升。但楊永泰的末日也就來了，賈誼、晁錯、主父偃的命運都是如此。

在民國史敘事中，對中央與地方應該是重要一環。削藩與集權註定會帶來反彈，會對不少人的命運改變。

楊永泰是一個標準士大夫，得君行道是其訴求。其遺言是其真實寫照“吾早知必有今日，身已許國，為國而死，夫復何恨？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國禍方長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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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楊永泰死後的歷史程序可以看出楊永泰的作用和功勞，一，正是因為剿匪，國民黨中央政府才能把手伸到大西南，才有抗戰失利之後轉移到大後方的機會，這是中華民族逆轉慘勝的原因，二，正是楊永泰把國民黨組織內嘗試推行黨政軍系統戰時一體化的運作嘗試，加強了統治力和凝聚力，才有了抗戰時期中央軍和大西南軍隊相對較強的戰鬥力和精神面貌，看看國民黨哪些投降的軍隊的區域屬性就可以看出，馮玉祥、張學良的軍隊投降的人太多了，他們可是承擔東北、華北、中原、山東這一代的轄區的戰鬥使命的，國土淪陷速度最快的就是他們的防區，三，正是楊永泰助蔣剿匪，給富庶的江南地區贏得了工業發展的機會，為後續抗戰打下了經濟基礎。四、陳誠在臺灣主政時期推行的社會經濟改革的很多做法，包括土改、包括減負、包括福利，就是楊永泰在剿匪時期在江西的做法，可見說楊永泰是諸葛亮不為過。楊永泰不僅是軍事人才，也是政治人才，楊永泰不死，國民黨不至於在抗戰和後續的三年內戰那麼被動，核心人才與人才之間的區別就在於深度思考，楊永泰是具備極強的深度思考能力的人，這樣的人也是國民黨內極其少有的人，他的戰略思維能力明顯比陳誠、戴笠、胡宗南等人要強很多。

剛剛在網上拜讀了有關“當代諸葛”楊永泰的介紹。說心裡話，對於楊永泰我還是不敢苟同！

楊永泰是一個學習西學文人，但他的思想卻依然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文化的範疇，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處事原則上，他依舊採取著中華民族的傳統。

“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

於是乎！楊永泰三易其主後投靠了蔣介石。並充分的顯露了他的智慧。

首先，他根據不同軍閥的不同特點分別對待，提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與辦法讓蔣介石解決了多年來一直頭疼的軍閥混亂的政局。

“用經濟方式解決馮玉祥，用政治手段解決閻錫山，以軍事方式解決李宗仁，以外交方式解決張學良的東北軍”

簡簡單單四句話，蔣介石就輕而易舉地解決了”消番“的頭疼難題。

至此，楊永泰終於成了蔣介石的智囊軍師，並且，蔣介石也曾利用楊永泰的智謀幾次把紅軍趕上絕路。

然而，人的慾望是無限的。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下人的本性就會在烈日下顯露出來。隨著自己地位的提升，楊永泰有些目空一切了。以至於在處事方面傷害了很多人的利益衝突。

權力是個雙刃劍，在傷害別人的時候，也往往會傷害到自己！

正當楊永泰風光無限之時，一些人卻在背後對其下了黑手。

與其說楊永泰主宰了歷史的程序，也未嘗不可，一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就已經將中共逼上了死路。只可惜！天不亡共，正當共產黨無路可走時，楊永泰卻遭人暗算一命嗚呼了。

至此，“當代諸葛”抱著他的遠大理想回歸了自然。而蔣介石也因為失去了這個智囊而失去了江山。

“良禽擇木而棲！”

楊永泰三易其主，原以為終於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大樹，卻忽略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也許，天道蒼蒼，一切自有安排！

楊永泰犧牲了，國民黨的天下也沒了，蔣介石的皇帝夢也破碎了！

在詩詞中尋覓內心的情懷，在文章中抒發心中的情感。

楊永泰是當日的出色人材，為蔣謀劃統一大業，很多都見成效，對當日幾大勢力，包括東北張學良，西北溤玉祥，山西閆錫山，廣西李宗仁，與及西南各實力派，都有提出對付的策略。當時中國的政情複雜，統一舉步維艱，出了楊永泰是有點遠氣，儘管沒能在短時間完全解決問題，但對蔣的聲望地位提升，仍是有很大作用，對日後合作抗日，共推蔣來領導，有積極的影響，可惜楊很早就被政敵暗殺，沒能繼續發揮專長，少了這個智囊，對蔣和中國的前景，都有重大的影響，可惜了。

極具官場經驗，嫻熟幕僚業務，精通政治手腕，此人便是蔣介石身邊影響力頗大的幕僚，被其視為諸葛亮的楊永泰。

楊永泰早年間追隨孫中山革命，後加入政學會（民國初年重要的政治團體，後形成民國重要政治派系），1928年結識蔣介石。

據悉，當時地方軍閥勢大，楊永泰建議蔣介石以經濟瓦解馮玉祥，政治解決閻錫山，軍事對抗李宗仁，外交應付張學良。在楊永泰的建議下，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原大戰中取勝。楊永泰因此成為蔣介石首席幕僚。

另外，楊永泰還獻計蔣介石，使中共退出贛南，中央軍入川。

由於蔣介石對楊永泰的信任，遭到其他派系不滿，1936年楊永泰遭人暗殺。

此後，陳布雷雖然敬業，但相比楊永泰，少一些開創性的政治謀略。

1934年2月19日，蔣介石在楊永泰的建議下在江西南昌開始發起一場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的運動，是為“新生活運動”， 運動持續15年，是民國持續時間最久的運動。事實上，在新生活運動發動的初期，楊永泰的影子一直是如影隨形。然而，當人們在探討新生活運動的主要策劃人和組織者時，往往將功績歸於蔣介石、宋美齡或力行社成員。,而忽略了新生活運動背後真正的策劃者——楊永泰。

楊永泰是新政學系的代表和領導人物，在國民黨內對蔣介石有著極大影響力。新生活運動之前，楊永泰即曾在“削藩”大戰中助蔣完勝政敵；在第五次“剿匪”中,楊永泰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成為蔣軍奉行的重要戰略，並取得重大成功；“禁菸督察”幫助蔣介石增加財政收入，可以說,蔣介石前期的諸多大事都有楊永泰的參與，新生活運動也不例外。本文將在前人基礎之上，對楊永泰與新生活運動的緣起、實踐與策略做進一步梳理，以期展示其政治才能。

一、楊永泰與新生活運動的緣起

楊永泰,生於1880年，字暢卿。廣東茂名高州大井鎮大坡村人，1901年入廣東高等學堂，後就讀於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畢業後在廣州《廣南報》任編輯。1908年任廣東省諮議局議員。1912年任北京臨時眾議院議員，同年加入國民黨。1913年4月當選為第一屆國會參議員，參與起草憲法工作，同年10月與國民黨員張耀增、沈鈞儒、谷中秀、湯漪，進步黨員丁世嶧、劉崇佑、藍公武等人合組民憲黨，不久退出。1914年1月袁世凱解散國會後，楊永泰在上海與谷中秀、丁世嶧創辦《正誼》雜誌，該雜誌成為楊永泰反袁獨裁陣地，7月歐戰爆發後與黃興、李烈鈞、陳獨秀、鄒魯等人成立“歐事研究會”（歐戰結束，改名“政學會”，是為“政學系”之由來），同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15年任上海《中華新報》主筆，反對袁世凱稱帝；同年成為關稅特別會議委員。1928年北伐戰爭結束後，蔣介石的親信黃郛向蔣推薦楊永泰對蔣介石說：“楊永泰先生乃天下奇才，胸羅經綸，足以佐治。凡我所能者，暢卿無不能。暢卿所能者，有時我還不及。國家大計，望公商之。”蔣介石於是效法劉備三請諸葛亮的故事，請出楊永泰，後來蔣介石稱他作“當今之臥龍”。楊永泰之所以如此受蔣介石的青睞，以及在以後的新生活運動中發揮巨大作用，這與其豐富經歷有直接關係。

1.廣東執政，積累政績

近代以來，廣東省在中國歷史上就佔有重要的地位和政治象徵意義。它毗鄰廣西，南臨南海，海岸線長，是通往東南亞、中近東和非洲的最近出海口。鴉片戰爭後，廣州憑藉其地利的優勢，最先受到歐風美雨的吹拂，因此，近代化水平也遠遠地高出內地，反抗外來侵略的戰鬥熱情高漲，廣東成為近代變革的重要發源地。力推維新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是廣東人；近代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何啟是廣東南海人；近代重要的思想家、《盛世危言》的作者鄭觀應是廣東香山人。1880年以來到1910年，在當時政府支援下,廣東先後建立水陸師學堂，電報學堂，兩廣大學堂，廣東軍醫學堂，廣東法政學堂，廣東巡警學堂，兩廣優級師範學堂，講武學堂，廣東農林講習，這些近代化的學堂為廣東培養了大量的專業性人才，為廣東社會經濟、政治、軍事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使得廣東在中國的地位愈加重要。到民國初年，廣東成為華南地區的中心。

1916年楊永泰赴廣東參加護國運動，任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財政局長，5月任肇慶軍務院財政廳廳長，同年8月國會恢復後返回北京，重任參議員兼參議院“法制委員會”委員，11月參與發起政治學會（後改稱政學會），任幹事。1917年8月南下護法，10月任大元帥府參議。1918年後任廣州軍政府財政廳廳長兼廣州市公所督辦，後轉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1920年4月任廣東省長。

楊永泰自任廣東省長後，大刀闊斧的拆遷，銳意地方建設，擴建馬路，藉以實現交通現代化，然工程尚未著手，即找來一片異議，粵籍名流唐紹儀、梁士詒等，也通電反對。楊永泰不為所動，以軍警護助民工拆遷，工程半年完成，市內交通大大改善，市民無不稱便。許多人轉而不能不佩服楊永泰的理政才能。這些政績，也成為他以後獲得蔣介石青睞的政治資本。

2.助蔣“削藩”，贏得信任

1920年，在桂系軍閥與陳炯明的鬥爭中，廣東學生聯合會發出歡迎陳炯明回粵通告，並提出八項主張，擁護粵省粵人自治。楊永泰見桂系大勢已去，於10月27日通電辭去廣東省長職務，同年10月回上海，開始了短暫的退隱生活。1928年1月4日，蔣介石重回南京國民政府執政，任命熊式輝擔任淞滬警備司令。熊式輝在廣州時同楊永泰要好，上任後聯絡楊永泰，勸楊出山。

隱居期間楊永泰對政局變化依舊瞭如指掌。他清醒地看到當時國民黨內部最大的問題就是派系對立，諸部軍閥擁兵自重，對中央政府構成巨大威脅。因此，他向熊式輝講述了自己對政局的分析和看法，並寫出了應對方案，請熊式輝轉交蔣介石。蔣介石看了楊永泰呈上的對策，遂決定與楊會面。蔣介石為了表示對楊的尊敬，親往熊式輝的淞滬警備司令部官邸和楊永泰見面。蔣介石問楊永泰想在南京政府擔任什麼職務，楊永泰非常謙虛，未提出要求。蔣介石於是讓他擔任自己的謀士和貼身秘書。

楊永泰首先為蔣介石策劃了第二次北伐。因為戰略得當，最終取得了勝利，但擁兵自重的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不願接受蔣介石的要求，蔣介石為此十分苦惱。就在此時，楊永泰再次獻計，說：“目前最為緊要的是———削藩！”楊永泰將自己的“削藩”方案概括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蔣介石採納了楊永泰的建議。

1928年7月6日，蔣介石帶領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人到香山的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祭告典禮。蔣介石在祭禮上撫棺大哭，淚若泉湧，結果其他人也頻頻落淚。透過此次祭靈大典，蔣介石將自己“孫總理正式代理人”的身份深深地植入人心。不久，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全體代表大會。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在會上以國家財力不足為由，申請對各路軍閥裁軍。提及裁軍，白崇禧和李宗仁首先不從，旋即舉兵起事，蔣桂戰爭爆發，一場惡戰後，桂系軍隊迅速敗北。隨後閻錫山、馮玉祥又與蔣介石展開中原大戰。蔣介石利用楊永泰的計謀，重挫馮、閻勢力。只用了3年的時間，李宗仁、馮玉祥和閻錫山勢力即被蔣介石穩定住，蔣介石夙願得償，楊永泰為蔣介石統一中國立下首功，並因此獲得蔣介石極大的信任。

楊永泰的好友陶隱菊在《我所知道的張季鸞和楊永泰》中，曾經記載了他1933年看望楊永泰時看到的情景：“同年，我由南京回長沙掃墓，順道去南昌看他（楊永泰）。我到了行營二樓秘書長室時，看見對面一間就是委員長室（1932年蔣介石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同時得悉，在行營內，秘書長的名次僅居委員長之下，而居參謀長之上。像這種排列法，在軍事機關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可以說，蔣對楊是信任有加，幾乎達到言聽計從的地步。”由此，蔣介石對楊永泰的信任和倚重可見一斑，這為楊永泰後來參與大型運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資本。

3.新政學系奪權

全心全意地為蔣介石排憂解難，使楊永泰贏得了蔣介石的信賴，這種信賴也成了他設計和參與新生活運動的政治資本，當然，發動新生活運動，也是楊永泰所在的新政學系奪權，擴大自己政治版圖的需要，這要從新政學系的兩位要員在政治上的失勢談起。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張群在上海任特別市市長，因為當時民眾輿論對蔣介石集團對日妥協政策不滿，張群屢屢捱罵，幾乎成為人民心目中的賣國賊，一些激進的學生甚至揚言要把張群逮捕審判。這些言論不久傳到上海市政府社會局局長潘公展耳中，潘是C C系干將，遂將此事彙報給二陳，不久，CC系便制定計劃安排了一場“意外”：上海8名學生代表一夜之間失蹤，群情激奮的學生將市政府團團圍住，向張群要人。張群多方打探亦無頭緒，後在蔣介石幫助下方才解圍，但是礙於輿論壓力，張群在1932年1月辭去上海特別市市長一職。

1933年春，時任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的黃郛赴華北處理對日外交事宜。當時日本已經佔據熱河，並擺出向關內進逼的態勢。蔣介石為了避免中日之間爆發全面戰爭，遂令黃郛與日方妥協以緩和中日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談判最終以黃郛與日方簽署《塘沽協定》告終，協定一方面承認日本對中國華北地區、熱河等地的佔領，另一方面將冀東國土大面積劃為“非武裝區”，使得日軍可以自由出入。CC系明知黃郛不過是按蔣的要求辦事，但是也沒有放過這個排擠政敵的機會。他們一方面利用輿論煽動學生搞學潮，另一方面利用CC系在國民黨組織內部的影響力對黃郛施壓。黃郛最終在黨內指責和社會輿論的雙重壓力下,被迫辭去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

兩年時間裡新政學系接連有兩位高官被迫辭去職務，這當然不能為楊永泰等人所忍，遂決定找準機會對CC系反戈一擊，擴張己方勢力。而後來的新生活運動，則恰恰成為了以楊永泰為首的新政學系成員實現自己目的的契機。

1924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經過一系列政治鬥爭，終於把握住了中央權力，但實際上，自孫中山等人領導建立中華民國以來，中央一直無力管控地方政權。另一方面，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黨內各派政權奪勢。地方實力派不願服從南京管轄。五四運動以來大量西方思想湧入中國，引起中西思想激烈碰撞。一戰結束以後，外國資本主義繼續在中國進行經濟擴張，國內軍閥間接連不斷的大小戰爭，也使得經濟的發展受到阻礙。為了結束國民政府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危機，即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重新確立政權的合法性基礎，迎合蔣介石尊崇傳統儒家道德的心理，繼而宣傳蔣介石的思想，清除共產黨革命思想的影響，楊永泰提議發起一場以封建的倫理綱常來整治人心，改變民眾習俗的“新生活運動”，這一建議深受蔣介石的認可。

二、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的實踐與策略

由於楊永泰的種種表現，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中繼續對楊永泰委以重任，楊永泰則不負蔣的囑託，積極宣傳新生活運動，“至收復區籌辦善後，推行新生活運動，公（楊永泰）之擁護推進尤為得力。”

1. 倡導“革心”、“變俗”的新生活運動

1934年2月13日，楊永泰在南昌行營縣區講習會上，做了旨在說明要推行新生活運動的總概說——《革命先革心，變政先變俗》的講演。楊永泰指出，自解除海禁以來，中國人一直在探索解救國家於危亡的道路，從對技術的追求，到政治維新，到政體改革，再到新文化運動，至國民革命等，都沒有解除中國面臨的危險。楊永泰由此得出結論，“中國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風俗之頹敗：‘病的心理’與‘惡的習俗’是一切改革之障礙。”楊永泰對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做了更加具體和系統的解釋，並指出推行新生活運動最有效的方式：即要由政治人物起表率作用，透過外形訓練促進內心變化，藉助政治力量掃除社會上的惡習。

楊永泰深知社會風氣對政治改革有著極大的影響，因此十分重視對社會風氣的改變，“病的心理與惡的習俗，沒有改革，沒有痛痛切切的做一番化民俗的工夫，無論你怎樣提倡革命，無論搬用什麼制度，終歸白費力氣，弄得四不像······由此看來，我們今後不談革命也罷了，如果要完成革命改革政治，就得做一番移風的工作，更要做一番易俗的工夫。兩事本是一貫，是要以身作則，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由近及遠，由小而大，從腳踏實地做起的······萬不可淺嘗輒止。如果只知為革命為政治努力，而不知為移風方面努力，那是徒勞無補，決不能有成。”[]楊永泰的這一判斷和推行習俗變革方式，實際上是以攻心的方式對民眾施以教化，以中國古代的四維：“禮義廉恥”為評判標準，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再以武力和政權為強制手段，排除實行新生活運動的障礙與惡勢力。

除此之外，楊永泰親自起草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和《新生活運動綱要》等重要的指導性文章，同年5月，《新生活運動綱要》由蔣介石在南昌頒佈，成為新生活運動的綱領性檔案，《綱要》強調新生活運動的主旨就是以“禮義廉恥”為基準，力求國民生活的合理化。

2.宣傳和發動新生活運動

1934年3月11日，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在南昌成立，同年7月1日，又在南昌設立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蔣介石任總會會長，閻寶航任書記兼總幹事，副總幹事鄧文儀，何應欽、陳果夫、張群、楊永泰、閻錫山、韓復榘等三十三人為指導委員。規定各省市縣設分會，組織黨、政、軍、學、鄉、工、商、婦單位團體參加活動。

隨後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對內部人事制度等各方面體制進一步改組和完善，制定了區鄉鎮新運會組織大綱，1935年2月，新運會下設婦女指導委員會，宋美齡任指導長。還增設了婦女工作委員會與各機關團體學校新生活運動委員會，以便於在各村鎮和女性群體中推行新生活運動。1935年12月，蔣介石兼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總會被遷往南京。1938年5月，宋美齡邀請各黨派和社會知名婦女50餘人在廬山召開座談會議，將該會改組為婦女界聯合抗日的組織。宋美齡任指導長，下設訓練組、文化事業組、傷病服務組、總務組和婦女聯絡會。發起組織“戰地兒童保育會”，在各地開辦40多個保育院，搶救2萬多名戰地兒童。舉辦婦女幹部訓練班，組織恢復、發展生產。隨著新生活運動組織機構的建設逐漸完善，各地的新生活運動開展的如火如荼。

在楊南昌講習會的宣傳和影響下，江西的各個縣市尤其是南昌以多種形式大肆開展宣揚新生活運動的教育活動。1935年3月11日在環湖路側公共體育場舉行新生活市民大會，參與人數達10萬以上。3月18日又在公共體育場舉行新生活提燈大會，人數在7－8萬左右。當時南昌市總人口約26萬左右，以人數最多的一次集會10萬人計算，約佔南昌市總人口約40％的市民接受了新生活運動的宣傳，從而使得新生活運動在南昌市的宣傳達到了真正的人盡皆知。

新生活運動不僅涉及對團體活動的組織，也注重對人外在的塑造。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中國的傳統服飾受到西方的影響越來越大，女性服裝日益開放。20世紀20年代以來，改良後的旗袍在上海大行其道，旗袍長度短至膝蓋，旗袍的叉越開越高，幾近臀下，[]上層社會的享樂風氣愈加嚴重。為此，江西率先擬定了《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辦法》，改變女性服裝追求歐化過於暴露的現象，並由警察在街頭巡邏監督。“自南昌取締婦女奇裝異服計國民政府內政部發布禁令後，南京、福州、濟南、漢口、蚌埠、北平、廣州等沿海江和內地的大中城市，先後頒佈了相關辦法。”

除了對人外在的塑造，新生活運動也注重對人內在的訓練。新生活運動自開始以來政府便十分注重引導人們增加體育鍛煉，以增強體質，鍛鍊堅定的意志品質。下圖是1935年23個單位新運會的年度工作統計表：

新運促進總會和地方新運促進會開展多種專案以鼓勵民眾鍛鍊身體。如浙江省新生活運動促進會舉行春季競走比賽和風箏比賽，“該會為振奮國民精神，鍛鍊國民體格，使適應戰時生活之需要，舉行省會各界春季競走，分成人、婦女、兒童三組。”“該會為提倡運動起見，在社會服務場處廣場汽車站以內各路舉行風箏比賽。”湖南省“提倡國技拳術爬山游泳以及近代各種健身運動，並聯合衛生教育機關分期舉行各項健康比賽與體育運動大會。”[]這些多種多樣的體育活動，既向民眾宣傳了積極向上的生活方式，同時也在宣傳體育鍛煉的同時增強了人們的健身意識，學校教育上也更加註重對學生的訓練，特別是側重於利用軍隊紀律對學生進行訓練，使得兵源質量相對提高。

據新生活運動總會統計，截止1936年，全國共有二十個省、四個直轄市成立新運會，一千三百五十五個縣設分會，另有十二個鐵路新運會，十個華僑新運會，形成了遍佈全國的新運網點。“新生活運動省會勞動服務團人數增至69018人。各省新運會婦女勞動服務團人數增至6766 人。”

3.提出“管教養衛”的基層管理思想

在涉及到具體的基層管理上，與蔣介石相比，楊永泰對管教養衛理論的闡述更加系統和全面。1935年5月23日，楊永泰在四川縣政人員訓練所發表《我們應該怎樣發揮七分政治的力量》的講話，該講話是他多年來對管教養衛等基層政治問題的總結。楊永泰認為，為了“剿滅”中共，必須改革政治，改革政治，必須從基層做起，改革政治的主要問題以及“剿匪”省份改革的辦法，就是政治、政綱和政本。其中“政綱就是因時因地制宜的施政綱要”，[]也就是基本要政，“亦為全國任何省縣地方的根本急務”，“簡而言之，就是‘管教養衛’四種。”[]楊永泰對“管”的含義闡述的非常明確詳細，就是指“管理、管轄和管束的意思”，就是“首先將人民組織起來，並且要和軍隊一樣、組織起來，明其體統，嚴其紀律，此即所謂民眾組織化”，然後從上到下進行管束，“例如省政府管督察專員，督察專員管縣長，縣長管區長，區長管保長，保長管甲長，甲長管戶長，這就是管轄。”[]楊指出“教”就是“訓練”的意思，“我們要用訓練的手段來提高人民的智慧，使全體國民都有現代國民的道德智識能力與精神，做成現代的國民，此即古所謂‘教化’。”“所謂‘養’，就是養育之謂，即在使人民食、衣、住、行四大問題得以解決，這就是民眾生產化。”“所謂‘衛’，就是自衛之謂。人民要想安居樂業，必先要能自衛，能自行維持社會的安寧秩序。人民有了自衛的能力，在平時可以自立保境，在國家有事時便可以保國，這就是民眾軍事化。”

關於國民政府鄉村基層社會控制與建設的政綱“管教養衛”一直貫穿在新生活運動始終。早在1930年代前期，楊永泰就已經意識到地方自治已經嚴重的影響到了國家行政力量對基層的掌控，從高層統治的角度分析，地方自治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使上層政策“到達各縣以後只能停滯下來，再沒有辦法可以貫徹到各鄉各村。”因此，楊永泰提出管教養衛理論以強化中央對地方基層政權的控制力。

楊永泰在1935年5月將“管教養衛”緊密地結合起來，尤其對“管”的闡釋十分透徹，而此時，在蔣介石的多次演講中，講得最多的仍舊是“教養衛”，基本未提及“管”。並且，楊永泰的相關思想更加系統，他將“管教養衛”作為“政綱”，並以此與“政制”和“政本”合為一體，構成完整的地方控制系統。他所謂“政制”問題即是“行政制度”問題，“換句話說，就是機關組織問題”，具體包括省政府合署辦公、行政督察專員制度、縣政府裁局改科、分割槽設署以及建立保甲制度等等。“政本”問題“亦即行政人員的品能問題。”他列出了每個公務人員必須具備的幾個基本條件，包括：要有高尚的道德；要有強健的體魄；要有忠貞果毅的精神；要養成勞動服務的習慣；要有豐富的學識智慧等等。[]這說明，楊永泰已經認識到了管、教、養、衛，只有同高效的基層行政機構和高素質的公務人員相配合，才能達到蔣介石鞏固中央政府統治，實現民族復興的目的，這是楊永泰過人之處的體現。

三、楊永泰對新生活運動中的影響

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對蔣介石意志的宣傳和對新生活運動的推廣使得自己成為新生活運動當之無愧的核心人物，同時也使得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得以提升。

1.引領新生活運動

新生活運動始於1934年，持續到1949年。在新生活運動進行的過程中，從提議發起新生活運動，到策劃、宣傳與實施，楊永泰都一直是新生活運動的積極鼓吹者和引導者。1934年2月，新生活運動在南昌發起，楊永泰為運動起草了《新生活運動之要義》和《新生活運動綱要》等重要的指導性文章。同時，楊永泰還在南昌代蔣訓話，積極推廣新生活運動，在基層管理上堅持“管教養衛”的思想，楊永泰成為新生活運動實際的策劃者和推廣者。在當時的環境下推行新生活運動應該說是十分必要的，孫中山時期提倡的地方自治政策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中央政府政令的推行到地方基層組織，而國民政府公務人員留給基層民眾的形象一直以來令人難以接受，公務人員口碑不佳自然嚴重威脅到中央政府權威，進而又影響了政府政權的合法性和群眾的擁護程度，政權合法性的缺失必然導致基層政府組織的不穩定。楊永泰在倡導新生活運動時尤其強調利用政府權威和公共權力引導公務人員的言行舉止，為扭轉公務人員形象和拯救政府形象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另一方面，楊永泰注意在新生活運動中透過對學生的教育和生活習慣的引導，使得健康積極的生活習慣在年輕一代身上得以繼承，也使得新生活運動透過學生宣傳到了民眾的家庭之中，儘管當時一些民眾對新生活運動並不完全認同。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隨著新生活運動的開展，國民素質和道德水平是在不斷提升的，尤其是公務人員和學生這一群體，這一影響在抗戰時期最為明顯，楊永泰在新生活運動中所宣揚的儒家的“禮義廉恥”思想使得國人在藉助儒家思想進行道德的自我審視之後在抗戰過程中更加勤於奉獻，勇於衛國。尤其在後來中華民國政府號召下，“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廣大在校學生和知識分子、愛國華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積極參軍抗戰與新生活運動的鼓動宣傳不無關係。

2.楊永泰對政局的掌控

新生活運動不但推進了國家民眾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的改善，也為以楊永泰為首的新政學系成員奪取其他派系尤其是針對以二陳為首的CC系勢力範圍、分割中華民國政府權力和擴張新政學系勢力提供了契機。楊永泰針對CC系“融政於黨”的主張提出“融黨于軍政”的建議，稱“中央以黨執政，地方黨融於政”。在蔣介石在漢口組建“四省剿匪總部”時，楊永泰恰任秘書長，故趁機向蔣介石提議總部應集中四省的黨、政、軍大權更有利於“剿共”。蔣介石認為有理，於是採納，故楊永泰透過“剿匪總部”藉機變動了豫、皖、鄂、贛的省、市黨組織關係，改由地方軍政大員監管。楊永泰多年好友贛省政府主席熊式輝藉此機會兼任黨部主任委員；鄂省黨部主任委員由政學系骨幹張群兼任；皖、豫兩省黨部權力由吳忠信、劉峙接管，吳、劉二人並不是政學系成員，但楊永泰卻可借二人沖淡人事變動中自己任人唯親的事實。透過此次人事變動，楊永泰從CC系手中奪走豫、贛、皖、鄂四省黨務大權。當時蔣介石控制的南京國民政府實際的勢力範圍只有十幾個省份，而以楊永泰為首的新政學系足足佔據了四省勢力，由此可見在新生活運動中楊永泰對當時的政局已經具備操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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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永泰作為謀士，極像三國之賈詡:

一、審時度勢，眼光精毒;

二、計謀老到，每計必成;

三、輾轉蹉跎，終歸主流。

楊永泰這個人在“出奇謀，定戰略”這個方面確實像諸葛亮，只不過為人實在是反覆無常，和各派都是恩怨糾葛不斷，最終被刺殺，而且到底是誰幹的，現在都沒個明確的說法。

蔣介石稱呼他“當代臥龍”不是沒原因，這個人的謀略確實高明，這裡舉幾招。

二次北伐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央集權不足，各地方實力派勢力過大，蔣介石苦於無“削藩”之策，楊永泰出奇招，他瞄準“馮閻桂奉”四大強藩的弱點，將政策概括為：以經濟方法瓦解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以政治方法解決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以軍事方法解決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以外交方法對付張學良的東北軍，結果諸派全部被其的“合縱連橫”玩弄於鼓掌之中。

有如此強大的洞察力和掌握局勢的能力，並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戰略，此人不得不說是一名奇才。

而對付中共方面，此人也是極為狠辣，他一眼看出中共強大的最根本原因是農民的支援，中共的軍隊絕不是北洋軍閥軍隊那樣的烏合之眾，所以剿共單純靠軍事行不通，他提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式，加強對根據地周圍全盤的掌控，以耗盡根據地資源的方式整垮紅軍，結果這個策略果然使得紅軍吃勁苦頭，先是鄂豫皖根據地全喪，後來連中央蘇區都被攻破，中央紅軍也被迫長征。

就連紅軍長征他都看成一個機會，當即獻策蔣介石，表示應趁紅軍入川的機會抓緊滲透西南，結果劉湘的“四川王國”連帶著貴州也被國民政府滲透成了篩子。

以上的“奇謀”都能體現其高超的政治才華，可問題是，有些時候，天下大勢在於民心，而不在奇謀。

楊永泰是蔣介石手下難得的謀士，陳布雷雖然號稱文膽，但也僅僅侷限於文字功夫和理論素養，在謀略上和楊永泰相比，是大大的不如。因此有人說，楊永泰的去世，直接左右了之後蔣氏集團的走向和命運。

楊永泰學貫中西，命途多舛，先後委身於北洋系、桂系和蔣介石，嫻於政務，拙於謀己。他的謀略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替蔣介石解決了最頭疼的軍閥割據問題，用經濟問題對付馮玉祥，因為他的西北軍最窮，收買韓復渠和石友三倒戈；用軍事問題對付李宗仁，李宗仁兵鋒最強且中央地方都有人，敲山震虎，李宗仁兵敗下野；用政治問題解決閻錫山，閻錫山實力有限，注重名分；用外交問題解決張學良，東北問題本質就是外交問題，張學良很快也被分而治之。

二是替蔣介石解決了最頭疼的紅軍問題，提出“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主張，用土地革命對付土地革命，革新政治，收買人心，鐵壁合圍，層層推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其說是博古、李德等人失策，毋寧說是楊永泰的方法奏了奇功。三是替蔣介石解決中日問題，提出“攘外必先安內”，可惜這個問題只結局了一半，他就去世了。不然以楊永泰的天才，必然能更好的解決西安問題，紅軍能否在陝北站穩腳跟都不好說。

也許是天妒英才，楊永泰的快速崛起，動搖了CC系在鄂豫皖贛的佈局，所以很多人打他的小報告。蔣介石為了平衡，就讓他當湖北省的省長，可惜在赴任途中，楊被不幸殺害。而他所領銜的政學系也從一個謀士的派系演變成張群領導下的統戰團體。

楊永泰這個人這幾年突然就被人吹成近代諸葛亮了，從頭看到腳，他哪一點配得上諸葛亮？無論是外貌的仙風道骨，還是指揮若定，或者戰略視野，或者事業成就，給諸葛亮提鞋都不配。

　　雖然他是給老蔣出了幾個餿點子，最多可以成為謀士，距離國士還有很遠很遠的距離。之所以這樣說，我們來列舉幾個事例：

　　第一件事情便是所謂的削藩

　　老蔣的北伐，並不是真正靠武力打下來的，主要還是靠苟合。其好處是沒有費多少刀兵撿了個領袖當，壞處是軍閥割據依然，老蔣基本上是令不出中央。軍隊中、地方上派系林立，其中地方實力派軍閥，就有馮玉祥、閻錫山和李宗仁。更不用說什麼石友三、韓復渠、龍雲、王家烈、劉文輝等等小派系了。中原大戰前，楊永泰對老蔣進言用政治手段解決閻錫山，用軍事手段解決李宗仁，用經濟手段解決馮玉祥，這便是著名的削藩策。結果老蔣按部就班的實施楊永泰的計謀，使得李宗仁兵敗下野，馮玉祥眾叛親離，閻老西至此之後一直龜縮于山西，楊永泰也因此被老蔣極其重用，譽為“當代臥龍”。

　　那麼事實上呢？一、楊永泰只是提供了一個思路，具體操作和方略還是靠蔣介石自己和智囊團完成的；二、削藩並沒有真正成功，依舊是派系林立、各行其是，連蔣介石自己都刻意把嫡系部隊和雜牌軍刻意區隔，待遇、裝備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你以私心待人，卻要人以公心待你，豈有天理？從後來的圍剿紅軍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就可以看出來，直到敗退臺灣，削藩也沒有完成。

　　楊永泰是老蔣剿共的實際策劃者，他為老蔣的幾次圍剿都制定了詳細的計劃，並且在失敗中不斷吸取教訓，得出了所謂的“剿共”方針，便是所謂的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還有上中下三策剿共計劃，以土地改革對抗土地革命等等。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這不是在幫蔣介石成就大業，而是害了蔣介石。孫中山先生畢生精力獻給革命，不是為了組建一個獨裁的國民黨，而是為了建設一個強盛的新中國。特殊時期，他是用了鐵腕手段，但是其目的是為了加強組織紀律，取得革命勝利，最終實現三民主義。楊永泰把蔣介石徹底推向獨裁，不符合時代潮流需要，最終蔣介石被中國人民唾棄，就是拜他的餿主意所賜。

　　原本，蔣介石循孫中山先生的遺願走下去，實現民主、政治協商，搞多黨民主政治，無論如何，也不會最後孤懸臺灣、坐困愁城，有家不能回的境地。

　　“攘外必先安內”這句著名的口號是老蔣的座右銘，但這卻是楊永泰對老蔣的進言，是對其所謂一統中國而進行的戰略部署，因此老蔣在抗戰前一直避戰日本人，集中精力打內戰，就是想先“圍剿”紅軍，之後再平定各路軍閥，來達到他蔣某人的一統，但他卻低估了人民的愛國熱情，西安事變逼老蔣抗日絕非偶然。所謂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辱，強盜的尖刀已經撥開了門栓，衝進來燒殺搶掠，你還在搞“攘外必先安內”，在家庭就是家賊，在國家就是國賊，這又是誤了蔣介石大業的“奸計”。

　　從為楊永泰歌功頌德的這所謂三大計謀來看，結合楊永泰多姓家奴的行為，足以看出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投機倒把的小人。他給蔣介石出的這些爛點子根本不是為了天下大局，而是為了媚上掙取個人功名而已。他的人品格局註定他走不遠，所以最終在國民黨內也不被人看好，最終因為得罪了CC系，在1936年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途中被刺殺，而這一天，離西安事變不足兩個月。

　　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背棄人民利益者，終將被天譴也。

把楊永泰捧成“當代諸葛亮”，是因為楊向蔣介石上的三策。實則此三策，不但害國，而且誤蔣。楊永泰並不是什麼“當代諸葛亮”，而是蠢之又蠢的蠢才！

一、北伐勝利後上的削藩策。挑起了內戰，被毛澤東譏笑為“一枕黃梁再現”的中原大戰、蔣桂戰爭，造成國衰民弱，並沒有使蔣成為真正的領袖。象為削弱東北軍的實力，居然令東北軍向蘇軍開戰，造成東北軍實力大損，日軍獨大的局面，間接地促成的東北事變，很蠢！若沒有後來張楊發動的西安事變，蔣就真正淪為軍閥之一了。正確的策略，是論功行賞，各安其位。是整合而不是分削，蔣則自成共主，可安坐天下。楊給蔣出的是餿主意！

二、先安內後攘外。以蔣之蠢才，永遠也安不內。蔣自己就在不斷造派造系，除卻北伐中蔣介石造的派外，蔣系內也造出不少的派，把自己內部，分而治之，如何安得了內。若後來沒有西安事變，以桂係為首的地方實力派，連同中共，為民族大義抗日，擁蔣為領袖，否則，昨天丟東北，今天失華北，後天丟中原華東，蔣或淪為中華歷史上，最大最惡的賣國賊了。楊永泰給蔣上此策，完全誤主害國。

三、剿共，楊上策為七分軍事三分政治。楊根本不懂得紅旗為什麼不倒，蔣旗為什不樹。實際正確的策略是，先政治後軍事，扶助農工，與共產黨爭奪民心，方是上上之策，楊策歪了。

可見，楊永泰是蠢才，卻向蔣這個蠢才獻蠢計，是蠢之又蠢！

楊永泰對平定各地軍閥政權、統一中國還是有貢獻的，他建議蔣介石放紅軍一條生路後中央軍只追不剿，在追剿紅軍的同時順著長征的路線搞掉各地方軍閥勢力，為統一中國打好基礎。然而在陝北準備最後殲滅紅軍時突發了“西安事變”，楊永泰的計謀才未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