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三年的薊州之變，是一場悲劇，至今仍不忍卒讀。
這場事變，在史料上記載極少，只有《神宗實錄》中有過寥寥幾句記載，由於當時尚處於三大徵的抗倭援朝時期，北韓的史料倒是記載頗多。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
在神宗一朝，發生過多次兵變，比如萬曆十年的杭州兵變，十一年的廣東羅定兵變，十三年的四川建武兵變，十五年的潯陽兵變，十六年的甘肅兵變，十七年雲南永昌兵變，萬曆十九年，京營的士兵甚至在長安門鬧事，相比之下，萬曆二十三年這場兵變似乎算不上什麼大事。
事變經過
兵變主體是鎮守北邊重鎮薊鎮的南兵，也就是通常被稱為戚家軍的部隊。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薊鎮三協的南兵由於長期欠餉，群情激奮。薊鎮總兵官王保將他們騙到演武場誘殺。
《兩朝平攘錄》：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譟於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
《北韓宣祖實錄》：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給，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餘口。
就在不久之前，還在北韓平倭戰場叱吒風雲的抗日英雄，卻被集體屠殺。
被殺的南軍人數，各類記載中人數不一，從數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不過從之後的一些數字中可以推斷出蛛絲馬跡。
在前後兩次出征北韓時，南兵都是給北韓軍民最好印象的明朝軍隊。除了作戰勇敢，還不擾民，軍紀極佳。北韓人對吳惟忠所領的南兵，是眾口一詞的稱讚，在入朝明軍中口碑最佳，戰功卓著，這是一支功勳部隊，統兵的將領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稱為“南兵三營將”。
薊鎮南兵即是吳惟忠部所統的徵倭浙兵，出征後有所損失，仍然補滿兵員，共計3700多人。
到了兵變發生過後的兩年，第二次抗倭援朝開始，兵部仍然調派吳惟忠統領南兵入朝抗戰，但這時南兵的數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減員將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湊足人數。如果對照這個數字來推算，在兵變中被殺的南軍人數應當在1700-2000人之間。
表面原因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餉”，就是說索要欠餉，聚眾鬧事。
明朝中期的軍餉，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有所不同。
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將南軍的軍餉提高了一倍，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宋應昌在職的時候，都是按此標準執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爭前被解職，截止被解職時，軍餉並未全部按期發放，這成為了隱患。
南兵鬧事的原因，並非全部是軍餉，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大家都是提著腦袋拼命去的，仗打贏了，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這當然讓人寒心。
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這是好的，能提高士氣，激發戰鬥力。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背後原因
欠餉本是軍中常事，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並不鮮見，為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軍中的南北之爭。
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後共有二萬餘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北韓人在《北韓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
“遊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鬆，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將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鬆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將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鬆“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南兵沒有得到公正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明軍內部北兵與南兵之爭愈演愈烈，碧蹄館之戰後，李如鬆戰意消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動作，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戚繼光為何特意要將南兵調到薊鎮，就是想以此作為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後出國的遠征中也同樣如此。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於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南北的爭端，並不侷限於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會偏向老鄉。等支援南兵的宋英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為他們說話，前面答應的餉銀，更是不知找誰去要。
薊鎮總兵王保，當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援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隨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深層原因
不過如果再往深層次探究，這就反映出明朝軍隊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軍事，從起初的軍戶制到隨後的募兵制，發展到萬曆晚期，已經執行得越來越艱難，從根源上，又與財政息息相關。仰賴張居正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徵一打，就再也沒有恢復。
“皇帝不差餓兵”這個說法，估計深居皇宮的萬曆沒有聽說過，崇禎應該也沒有聽說過，正是他們不斷的差“餓兵”，“餓兵”都變成了“賊兵”，最後，大明終於亡於“餓兵”手裡。
薊鎮之變，其實可以看做是對萬曆，對明帝國的一個警告。身為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可惜，萬曆和群臣選擇性忽略了。
這件事的罪魁禍首薊鎮總兵王保，事後受到了什麼追究？
什麼都沒有，王保隨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於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南兵將士們半年前剛剛為國家遠征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爭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於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麼對待功臣的？這是人乾的事嗎？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積慮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彷彿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樣的大明，難怪會亡。
這是萬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過49年，明朝滅亡。
萬曆二十三年的薊州之變，是一場悲劇，至今仍不忍卒讀。
這場事變，在史料上記載極少，只有《神宗實錄》中有過寥寥幾句記載，由於當時尚處於三大徵的抗倭援朝時期，北韓的史料倒是記載頗多。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
在神宗一朝，發生過多次兵變，比如萬曆十年的杭州兵變，十一年的廣東羅定兵變，十三年的四川建武兵變，十五年的潯陽兵變，十六年的甘肅兵變，十七年雲南永昌兵變，萬曆十九年，京營的士兵甚至在長安門鬧事，相比之下，萬曆二十三年這場兵變似乎算不上什麼大事。
事變經過
兵變主體是鎮守北邊重鎮薊鎮的南兵，也就是通常被稱為戚家軍的部隊。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薊鎮三協的南兵由於長期欠餉，群情激奮。薊鎮總兵官王保將他們騙到演武場誘殺。
《兩朝平攘錄》：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譟於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
《北韓宣祖實錄》：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給，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餘口。
就在不久之前，還在北韓平倭戰場叱吒風雲的抗日英雄，卻被集體屠殺。
被殺的南軍人數，各類記載中人數不一，從數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不過從之後的一些數字中可以推斷出蛛絲馬跡。
在前後兩次出征北韓時，南兵都是給北韓軍民最好印象的明朝軍隊。除了作戰勇敢，還不擾民，軍紀極佳。北韓人對吳惟忠所領的南兵，是眾口一詞的稱讚，在入朝明軍中口碑最佳，戰功卓著，這是一支功勳部隊，統兵的將領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稱為“南兵三營將”。
薊鎮南兵即是吳惟忠部所統的徵倭浙兵，出征後有所損失，仍然補滿兵員，共計3700多人。
到了兵變發生過後的兩年，第二次抗倭援朝開始，兵部仍然調派吳惟忠統領南兵入朝抗戰，但這時南兵的數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減員將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湊足人數。如果對照這個數字來推算，在兵變中被殺的南軍人數應當在1700-2000人之間。
表面原因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餉”，就是說索要欠餉，聚眾鬧事。
明朝中期的軍餉，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有所不同。
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將南軍的軍餉提高了一倍，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宋應昌在職的時候，都是按此標準執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爭前被解職，截止被解職時，軍餉並未全部按期發放，這成為了隱患。
南兵鬧事的原因，並非全部是軍餉，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大家都是提著腦袋拼命去的，仗打贏了，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這當然讓人寒心。
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這是好的，能提高士氣，激發戰鬥力。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背後原因
欠餉本是軍中常事，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並不鮮見，為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軍中的南北之爭。
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後共有二萬餘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北韓人在《北韓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
“遊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鬆，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將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鬆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將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鬆“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南兵沒有得到公正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明軍內部北兵與南兵之爭愈演愈烈，碧蹄館之戰後，李如鬆戰意消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動作，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戚繼光為何特意要將南兵調到薊鎮，就是想以此作為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後出國的遠征中也同樣如此。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於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南北的爭端，並不侷限於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會偏向老鄉。等支援南兵的宋英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為他們說話，前面答應的餉銀，更是不知找誰去要。
薊鎮總兵王保，當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援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隨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深層原因
不過如果再往深層次探究，這就反映出明朝軍隊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軍事，從起初的軍戶制到隨後的募兵制，發展到萬曆晚期，已經執行得越來越艱難，從根源上，又與財政息息相關。仰賴張居正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徵一打，就再也沒有恢復。
“皇帝不差餓兵”這個說法，估計深居皇宮的萬曆沒有聽說過，崇禎應該也沒有聽說過，正是他們不斷的差“餓兵”，“餓兵”都變成了“賊兵”，最後，大明終於亡於“餓兵”手裡。
薊鎮之變，其實可以看做是對萬曆，對明帝國的一個警告。身為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可惜，萬曆和群臣選擇性忽略了。
這件事的罪魁禍首薊鎮總兵王保，事後受到了什麼追究？
什麼都沒有，王保隨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於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南兵將士們半年前剛剛為國家遠征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爭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於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麼對待功臣的？這是人乾的事嗎？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積慮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彷彿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樣的大明，難怪會亡。
這是萬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過49年，明朝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