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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 跪射俑

    萬曆二十三年的薊州之變,是一場悲劇,至今仍不忍卒讀。

    這場事變,在史料上記載極少,只有《神宗實錄》中有過寥寥幾句記載,由於當時尚處於三大徵的抗倭援朝時期,北韓的史料倒是記載頗多。

    “萬曆二十三年十月,己未,防海兵以要挾雙糧鼓譟,薊鎮督、撫、道臣擒其倡亂者正法,餘黨盡驅南還,奏聞兵部覆請,報可。”

    在神宗一朝,發生過多次兵變,比如萬曆十年的杭州兵變,十一年的廣東羅定兵變,十三年的四川建武兵變,十五年的潯陽兵變,十六年的甘肅兵變,十七年雲南永昌兵變,萬曆十九年,京營的士兵甚至在長安門鬧事,相比之下,萬曆二十三年這場兵變似乎算不上什麼大事。

    事變經過

    兵變主體是鎮守北邊重鎮薊鎮的南兵,也就是通常被稱為戚家軍的部隊。萬曆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薊鎮三協的南兵由於長期欠餉,群情激奮。薊鎮總兵官王保將他們騙到演武場誘殺。

    《兩朝平攘錄》: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譟於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聳惑軍門,千三百名保盡誘殺之。

    《北韓宣祖實錄》: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以備倭之緩急。而十月間,以離家日久,錢糧不給,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餘口。

    就在不久之前,還在北韓平倭戰場叱吒風雲的抗日英雄,卻被集體屠殺。

    被殺的南軍人數,各類記載中人數不一,從數百人到3300多人不等。不過從之後的一些數字中可以推斷出蛛絲馬跡。

    在前後兩次出征北韓時,南兵都是給北韓軍民最好印象的明朝軍隊。除了作戰勇敢,還不擾民,軍紀極佳。北韓人對吳惟忠所領的南兵,是眾口一詞的稱讚,在入朝明軍中口碑最佳,戰功卓著,這是一支功勳部隊,統兵的將領吳惟忠、駱尚志、王必迪三人被稱為“南兵三營將”。

    薊鎮南兵即是吳惟忠部所統的徵倭浙兵,出征後有所損失,仍然補滿兵員,共計3700多人。

    到了兵變發生過後的兩年,第二次抗倭援朝開始,兵部仍然調派吳惟忠統領南兵入朝抗戰,但這時南兵的數字有了巨大缺口,已不到2000名,減員將近一半,需要再招募1785人湊足人數。如果對照這個數字來推算,在兵變中被殺的南軍人數應當在1700-2000人之間。

    表面原因

    表面的原因,主要就是“要賞結聚”“挾增月餉”,就是說索要欠餉,聚眾鬧事。

    明朝中期的軍餉,募兵制一般是每年十八兩。但是東征援朝是出國作戰,有所不同。

    當時經略軍務的宋應昌將南軍的軍餉提高了一倍,達到了一年43兩左右。宋應昌在職的時候,都是按此標準執行,問題是他在第二次抗倭援朝戰爭前被解職,截止被解職時,軍餉並未全部按期發放,這成為了隱患。

    南兵鬧事的原因,並非全部是軍餉,還有第一次入朝作戰時該得的賞金,大家都是提著腦袋拼命去的,仗打贏了,事先答應的賞金卻遲遲沒有,這當然讓人寒心。

    宋英昌優待入朝士兵,這是好的,能提高士氣,激發戰鬥力。但他離職時沒有做好善後,宋英昌自己也在給內閣首輔王錫爵的書信中說:平壤首級大功未賞,各軍志意似不如前,是人事不在我,幸相公留意焉。

    背後原因

    欠餉本是軍中常事,士兵不滿乃至鬧事也並不鮮見,為何立下汗馬功勞的南兵會被屠戮?這牽涉到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軍中的南北之爭。

    南兵都是戚繼光從浙江招募的子弟兵,前後共有二萬餘人。

    在第一次抗倭援朝戰爭中,吳惟忠率領薊鎮3700多南兵參戰,表現出色,有目共睹。

    北韓人在《北韓宣祖實錄》中如此評價南兵: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之功最高。”

    “遊擊吳惟忠領南兵進攻密德牡丹峰土窟,其軍力戰,死傷尤多。”

    但是,軍隊的統帥李如鬆,是北軍的靈魂人物,他在戰後的軍功分配上,明顯偏向北軍,把原來南軍的戰功按到北軍頭上,比如平壤的“首敘”之功,是吳惟忠奮勇先登,結果到了最後,被歸到了北軍將領楊元頭上。

    不得不說,李如鬆這手做得不地道。南兵將領王必迪甚至直斥李如鬆“不智不信不仁”,下級當面斥責上級,可想而知南兵的憤怒。

    南兵沒有得到公正對待,事先許諾的獎賞也不到位,明軍內部北兵與南兵之爭愈演愈烈,碧蹄館之戰後,李如鬆戰意消沉,沒有進一步的軍事動作,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戚繼光為何特意要將南兵調到薊鎮,就是想以此作為垂範,整頓北兵的風氣,籍此來練兵,戚家軍的軍紀有目共睹,即使在之後出國的遠征中也同樣如此。但這樣做,必然會傷害部分人的利益,同時也造成南北兵之間的矛盾,戚繼光在的時候,還不至於表現得很明顯,等戚繼光去世以後,裂縫就越來越大。

    南北的爭端,並不侷限於軍中,朝堂之上,也是如此。張居正、戚繼光去世後,繼任者多是北方人,多少會偏向老鄉。等支援南兵的宋英昌被罷官後,南兵更加勢單力孤,無人為他們說話,前面答應的餉銀,更是不知找誰去要。

    薊鎮總兵王保,當然就是北方人。

    所以,薊鎮兵變的爆發,就是南北矛盾的爆發,在這次兵變中,缺少支援的南兵被心懷怨恨北方軍官誘殺,隨後扣上個謀反的罪名,這才是事實的真相。

    深層原因

    不過如果再往深層次探究,這就反映出明朝軍隊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弊端。

    明朝軍事,從起初的軍戶制到隨後的募兵制,發展到萬曆晚期,已經執行得越來越艱難,從根源上,又與財政息息相關。仰賴張居正改革十年間,國庫得以充實,不過三大徵一打,就再也沒有恢復。

    “皇帝不差餓兵”這個說法,估計深居皇宮的萬曆沒有聽說過,崇禎應該也沒有聽說過,正是他們不斷的差“餓兵”,“餓兵”都變成了“賊兵”,最後,大明終於亡於“餓兵”手裡。

    薊鎮之變,其實可以看做是對萬曆,對明帝國的一個警告。身為九邊重鎮之首的薊鎮出了這樣的事,一定是哪些制度、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這樣繼續下去,大明帝國很危險!

    可惜,萬曆和群臣選擇性忽略了。

    這件事的罪魁禍首薊鎮總兵王保,事後受到了什麼追究?

    什麼都沒有,王保隨後替代董一元鎮守遼東,卒於任上,死後贈左都督。

    南兵將士們半年前剛剛為國家遠征歸來,在異國土地上揚名立萬,在戰爭中奮勇當先。可是,這些軍人,沒有在戰場上死於日軍槍林彈雨,卻在駐地被自己長官誘殺。國家就是這麼對待功臣的?這是人乾的事嗎?

    薊鎮之變後,戚繼光花費十六年,苦心積慮構築的防線很快失去了作用。三十多年後,皇太極指揮清軍長驅直入,大明的北邊各重鎮不堪一擊。在清軍面前,它們彷彿已失去了屏障作用,只剩一道道邊牆。

    這樣的大明,難怪會亡。

    這是萬曆二十三年,也就是1595年的事情,再過49年,明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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