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有真正講道理的地方嗎？儒家思想只是做規定，給人定行為準則，規定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好的什麼是壞的，他根本不跟你講道理，你問為什麼，那不合理的地方多了

人類對外(人對自然界)無能，對內(人對人)有力，還有什麼用呢？儒家看不到這內與外互相依存的陰陽關係。這與馬克斯看不到公與私相互依存的關係出於同一個原因。

總根子在孔子那裡，君子不器麼！另外就是一輩子讀聖賢書的所謂大儒們，本能上對未知知識的恐懼（不排除少數特別的人，如徐光啟等，但必竟極少數），當人面臨未知的恐懼時，則會以堅決的排斥、貶低、無視來掩蓋

這都是西洋化學者對儒家斷章取義的理解，歸為奇技淫巧不假，進行抵制就不符合實際了，只能說進行限制。

限制的目的是不讓其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古人採取的是一種天人合一的發展觀，不允許出現事後補救的情況，因此提前限制慾望的膨脹。而西方文化是助長慾望、事後補救，於是出現了環境不行了才環保這樣的怪事。隨著工業水平的提高，補救的時間視窗時間越來越短，有可能有一天來不及補救了。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很多西方學者才說世界的希望在東方。

因為從更高層面講，人類個體的幸福感與發展科技，與發明創造是無關的。科技與發明創造是為資本服務的，它只需要給你們一點類似鴉片一樣的快感，讓你成為它的奴隸。科技文明程度越高，人就會越發強烈感受到孤獨，失落，焦慮，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也喪失的越快。而且這條路是不可逆，全世界一旦有一個國家踏上了科技創造的路，勢必會繫結全世界都走這條路，所以有人預言，人類會滅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軍備競賽是無止境的，一旦地球資源告竭，掠奪戰爭就不可避免，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是一條不歸路。老子早在兩千多年前預見了科技發展的未來，所以一直倡導的是不要過分追求奇技淫巧，這是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全世界都得走向深淵。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題主你錯了

這竟然令本號有種不知從何處入手的感覺。

本號認為，您這論斷是錯誤的。

廣義上的科學是指人們所獲取的關於自然、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技術則是指那些人們為能更有效地實現其目的而採取的方法和程式。

從廣義上，“儒家”、“儒學”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和思維的知識體系，所以，它無法抵制自己；

自打周朝起，貴族的教育體系官學就開始要求學生掌握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御、書、數。

其中的“數”，就是指技術、方法、技巧，也就是科學技術、發明創造。

易經說：“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可見也是根本沒有抵制一說。

我想，您一定是將“儒家士大夫”的政治屬性看得太狹隘了，直接等於了“統治階級”，這樣才能夠推匯出錯誤的結論。

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儒家士大夫”也許是統治階層，但是您不要忘記，還有皇權、還有道家、佛家主導社會的時期吶。

關於“儒家士大夫”政治屬性並不等於“統治階級”的原因，篇幅所限就不再加以申論。

下面重點分析一下“抵制說”的根源。

1、三大科學：

歷算是中國古代科學的明珠。

先人們從公元前四世紀就對二十八宿進行了全面測量，從而制定了四分系統的曆法；

算學方面至遲漢代時，以《九章》為代表的算學體系已經形成；

這都是世界領先的成就。

中醫在世界上是獨具一格的學問，它的經絡學說,辨證論治的醫療思想、切脈診斷,以及中草藥、鍼灸、按摩、氣功療法等,都是世界醫學寶庫中的珍貴財富。

地理學的成就也很突出。

中國有最早的記載行政區劃劃、土地物產和山脈河道的地理著作,如《禹貢》、《山海經》。此外還有遊記、郡縣誌、圖志、河渠志、地方誌等各種各樣的地理著作。

另外在氣象、地質和海洋潮汐等方面也各有論述或專著。

中國是瓷器的發源地,自商代就製成了原始青瓷，唐以後逐漸形成各種風格。

在建築方面，以土木結構為特徵，融繪畫、雕刻為一體的中國古代建築與中醫一樣，在世界上獨樹一幟。

此外從已知史料看，中國是馴養桑蠶最早的國家，其時手工機械紡織體系已然形成。

陶瓷和絲織是中國古代技術的一雙連璧。

四大發明是中國人民對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貢獻，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起了推進作用。

這是眾所周知的，不再浪費筆墨。

但是為了便於說明、歸納和理解當時儒家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政治屬性，所以此下在對科技發展進行階段劃分時,才只能用政治社會或政權名稱作為劃界的標幟。

1、第一階段:

春秋戰國以前，是古代科技的產生期。

到了春秋戰國，出現了第一個高潮；

主要成就表現在四方面:

(1)把作為奴隸制文化標幟的青銅文化發展到更高水平；

還產生了生鐵冶鑄技術，從而使金屬冶煉工藝基本完善起來。

(2)四分系統曆法的確立。

(3)以《墨經》、《管子》等著作所表現的理論科學的萌芽。

(4) 以《素問》為代表的中醫基本理論的形成。

秦漢至南北朝是古代科技的發展期。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第二個高峰；

主要成就首先是：

（1）煉丹術帶來的化學知識的增加。

（2）數學方面的巨大成就。

唐代官學中的《十部算經》大多成書於這個時期;尤其祖沖之推算的圓周率數值，表明當時數學在全世界處於領先地位。

（3）地理學的發展，晉時裴秀“製圖六體”的提出，成了以後累朝奉行的準則，一直持續到西洋地圖傳入以前。

自隋唐至元末，是古代科技發展的延展期。發展速度明顯緩慢下來了。

主要表現於兩方面:

(1)科學技術的發展逐漸轉變為以技術發展為主體，科學成就明顯減少。

(2)科技發展表現為科技成就量的緩慢增加，很少再有質的突破。

明清,是西洋科技傳入時期。

中國科技以歷算學受西學影響最大，除吸收了對數、三角等西洋新法外,還開始注重對義理的研究，使科學結構發生了變化。

此外，如地理學、測量、機槭等也程度不同地受了影響。

兩次高峰都是發生在分裂割據的歷史時期。

為了弄清其中原因，我們有必要對科技發展過程進行更深入地分析。

概括說，中國古代科技在發展中曾受過三次大的衝擊，形成了二個脫離。

其實，它的真正影響在於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表示君權凌駕於一切之上，知識分子地位明顯降低了。

春秋成國時期,君權不甚強，知識分子地位較高。

如孔、孟、墨等許多人，一無家資、二無祿位,完全靠自已的知識名滿天下，抗禮諸候。

這種社會狀態使士人重視自己的人格，珍重自己的知識和學問，這就鼓勵他們創立新說。許多人為證實自己的學說孜孜不倦，躬身實踐，不恥惡衣惡食。

正是由於題主所說的“儒家士大夫”——當時的知識階層這種為創新說進行科學研究的極大積極性，促使春秋戰國出現了科學技術的高峰。

秦以後不同了，最高統治者對士人，能為所用者縻以爵祿，否則生殺惟所欲。

“儒家士大夫”的依附性加強，許多人為了改善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把爵祿看得重於學問，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

由上可見，這段衝擊與“儒家士大夫”的排斥無關。

他們自身難保，也不具備抵制的能力和實力；

起初,儒學是一種研究怎樣修身、怎樣治學、怎樣做官，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學問，作為一種哲學體系是很不完善的。

為此漢儒董仲舒等對它進行了改造，主要是引入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論，作為解釋客觀世界的模式。

運用這種理論的訣竅在於比附：凡百事物，理有不通，則與陰陽相比，與五行相比。

一旦歸入陰陽五行，就能以感應、生克加以解釋了。

而“歸入”的依據主要是事物的形狀、顏色、氣昧等等外觀特徵。

社會又禁止別的哲學思想的存在，科學無由進步。

儒學長期獨家統治造成的哲學的貧困、理論思維的貧乏，是科學技術最終落後下來的主要原因。

這樣看，是儒學本身的先天不足，並非“儒家士大夫”的主觀抵制。

封建社會做官的門徑雖然很多，但由於最高統治者極力抬高進士地位，進士科很快壓倒其他各科，成了對“儒家士大夫”最有吸引力的一種。

進士科以詩賦、策論取人，學校中更不講授科學技術。

唐代以後，雖然數學，醫學等都有專門學校，因只培養胥吏和伎術官，使科技與士人的界限更加分明，教育與科技的脫離反倒顯著了。

從這時看，“儒家士大夫”已經不再具有從事科技創新的歷史使命了，即使有人在繼續，也應屬於個人的業餘愛好。

所以，這時“儒家士大夫”與科技創新是井水不犯河水，根本不存在抵制的理由。

我們看待歷史問題不能站在現在的時空點來分析。必須現在當時的時空條件分析。因為過去中國一直是農業社會，民以食為天，吃飯是最大的問題。所以過去士農工商，把農業擺在前面，工商擺在後面是很有道理的。這個主次必須分清楚，工業，商業雖然需要，但不能喧賓奪主。農業是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工業商業是滿足奢侈需求。農業是雪中送炭，工商是錦上添花。沒有這些錦上添花人還能活著，沒飯吃可是要死人的。

再說過去農業都比較自然環保，而工商業一旦瘋狂發展起來，對自然生態就會有很大的破壞。所以中國古人很有智慧，科技的發展一定要在倫理道德的約束下，有節制的發展。不要享受過度，給後代子孫多留點資源。

儒家說“欲不可漲”。人的慾望一旦被激發起來，就會慾壑難填。就會造成很大的浪費。我們從現在商業社會的種種弊端來理解儒家的一些看似“糟粕”的地方，就能理解了。

比如現在像電視連續劇，電影，手遊等娛樂的東西太過剩了，給老百姓生活帶來的恐怕就未必是健康的了。現在是過度娛樂已經成為了負擔。再比如大家去看大街上垃圾桶裡扔的那些衣服，玩具，用具，好多還可以用的，就扔了。都是對大自然資源的浪費。雖然說促進消費可以推動經濟。可是對資源的過分掠奪，將近國家民族的後代子孫又用啥來生活呢？

所以對於儒家思想的評判只有深入學習，全面瞭解後也許才能客觀的評價那些思想究竟是精華還是糟粕。

如果對儒家教育沒有深入學習過，完全用現代思想去評判儒家思想，就難免會把精華當糟粕，把糟粕當精華了。

要知道精華糟粕都是相對而言的。在現在認為是糟粕的東西，在過去也許就是精華。在這個國家認為是精華的東西，也許在另一個國家，人們又覺得是糟粕。

安裝傳統文化角度來看，科學是便利了生活，但是看看現在的生存環境，看看現在的人心不古，科學難道不是奇技淫巧嗎？？？

因為儒家知道科技的發展會使地球環境惡化，全球變暖，物種滅絕，病毒肆虐，最終毀滅地球並使人類道德淪喪直至滅絕。具體知不知道PM2.5和限號這些就無從考證了！

儒家士大夫為什麼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稱為奇技淫巧，進行抵制？

其實一開始，儒家雖然提倡復古，但對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的改良並不牴觸。他們更看重的事禮制方面的復古，比如攻擊墨家一般是針對“無君無父”，並不是為匠人奔走什麼的。

但崇古這個大方向定下來以後，從意識形態方面決定了儒家的思維方式比較重視傳統，注重經驗教訓的吸取和防範措施的落實，對未來的分析和趨勢的判斷卻基本沒什麼成熟的理論。

所以，自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雖然朝政未必是按儒家的主張，但指導思想卻都是儒家的這一套。於是，向前看，就是秦末的大亂，大家認定是苛政造成的揭竿而起。緊跟著武帝北擊匈奴，導致天下疲敝。因為匈奴沒能夠進入長城禍害，所以主要的教訓就剩下窮兵黷武導致的民生問題了。這就奠定了一個“向內的”基調。反反覆覆，到中唐以後，五胡亂華的悲劇，在唐朝“天可汗”的榮光中被忘卻，安史之亂的悲劇卻被後世當權者銘記在心。

歐洲國家遇到問題，名正言順地歸罪於外部異教徒乃至兄弟之邦，來發起征伐或者改變貿易政策。如果不是開闢了新大陸以及對非洲和東方的殖民，沒有走出去的話，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就會崩潰，根本沒有機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

而中原的政權把心思完全放在內部，一項情願的認為，只要天朝解決好民生問題，自然萬邦來朝。然而，埋頭在這個小圈子裡如何能夠解決！越是不能解決，按儒家的觀念就越是關注民生（這是宋明清的治國理念，和利益集團無關），再怎麼關注也不能解決根本的土地問題，於是更多聚焦到那些細枝末節上去了。一開始，奇技淫巧只是指那些逗帝王權貴開心的“無用之物”，於促進耕織有利的技術推廣還被當做很大的政績。到後來，這些技術也因為會淘汰落後的家庭生產導致社會動盪，造成平民破產而被士大夫反感抵制。直到明清，為了漕運相關人的生計，拒絕效率更高的海運（當然也有既得利益的官僚，但其實他們都是流官，自然也可以轉去鑽營海運的好處），拒絕更先進的繅絲裝置，是為了讓織戶不至於破產，導致紡織業被日本人超過。同樣的農業生產，只有人力或者最多單牛操作的耕作技術的改良會得到官府的支援。更大規模的生產方式，會導致地主提高效率，加速土地兼併，就會被當做奇技淫巧。磨坊什麼的因為影響不到農民的基本生計，水力什麼的普及沒有收到打壓。

不要覺得不可思議，象英國工業革命初期“羊吃人”的情況，在中國鐵定是玩不下去，一頂與民爭利的帽子，百試不爽。而宋末自然流離失所進入手工業的情況則沒有問題，因為傳統的剝削淘汰夠慢，而從道德上找不到什麼把柄。

士農工商。

科學主要是在工中。象鄭國渠，靈渠，都江堰，陶瓷，紡車，長城，故宮，勾踐劍。

還有管天文的司天監中，混天儀，地動儀。

商中也有一些，交子兌票等印刷防偽技術。

儒家士大夫更關注國家的安全與平穩，而中國曆來糧食不足，所以揚農抑商是必然。

明朝，引進玉米紅薯，人口從4000萬一下子漲到2億。

從百花齊放到獨尊儒術，也就沒了爭辯，沒了爭辯就不需要邏輯，沒了邏輯就不可能產生科學，沒了科學的技術是難於推廣也難於持久。中國歷史上只有技術沒有科學根就在儒家思想毫無邏輯的誇誇其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