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六八年初中畢業，學校統一分配。那時分配原則是四個面向：面向工廠、面向農村、面向軍隊、面向基層。我分配進了工廠，我們那個廠是新廠從各校分配了二百多初高中畢業生，我們那時不叫學徒，叫接受再教育發生活費，每月16元（學徒工資第一年是18元）每月定口糧是：冷加工每月39斤，

熱加工是45斤。早餐饅頭一分錢兩個，油條三分錢兩根，肉包兩分錢一個。麵食個頭都很大，基本上超過一兩一個。食堂都是工人拿得是工資，不存在賺錢。一兩粥可裝滿滿一大碗，所以早餐一兩粥，二個饅頭一個肉包加點小菜和一個雞蛋（三分錢一個）足夠了，早餐基本上基本上七八分錢就可以。中午都是四兩米飯，很少有人吃半斤米飯的人除了熱加工的人，因為他們累些定量也高。中餐蔬菜五分錢一份，蔬菜炒肉一角五分錢一份，紅燒肉，魚、雞二角五一份，小炒肉二角一份，一般一餐飯不會超過二角五分，晚飯也差不多。那時一個月的伙食費可分四等：六元、八元、十元、十二元。每月十二元的伙食費可以說是餐餐有肉，從沒聽說過誰會餓著。

那時候一斤米的飯是吃不飽的，上河工時早晨5點多鐘一飯袋九兩米的飯，中午也是，什麼菜都沒有，都是醬油湯，晚飯是食堂四兩米的粥，我們都是退夥，自己八兩的掛麵或八兩米煮飯，如果晚飯吃食堂的粥，那麼第二天上午肚子敖不到中午就餓得不行了。

我是七二屆畢業生，正值風華正茂的青春時代。然而，那個時代的我們，幾乎每一個人，都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奔向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農村。

那個年代，我們東北農村的主要糧食就是玉米。一日三餐，幾乎吃的全是玉米餅子。由於農活較累，而且我們這幫知青又正打當年，所以，每個人飯量都很大。這麼說吧，除了早晚兩頓飯，食量稍少點，中午飯的大餅子，蒸熟的一個重量，怎麼也有一斤左右。每個人可以分到一個，吃的菜除外。就是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在農村一呆就是三年。

屈指數來，青年點的經歷儘管已經過去了四十多年，但是，當時的生活情景，依然記憶憂新。

尤其是每天的主食大餅子，可能是那時吃多了，吃夠了的緣故，到現在每每見到玉米餅子，也絲毫不感興趣。

在七十年代，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根治海河”，各生產隊抽調重勞力去挖河，那時基本上沒什麼機械，主要用人背、車拉的方式，把河中的泥土送到岸上。所用的車是獨輪小推車，兩個人一組，一人在前拉，一人在後推，消耗體力很大，每天人們吃的是玉米麵的窩頭，有時改善伙食吃饅頭，一個勞力一頓飯多的能吃一扁擔，就是用饅頭排在扁擔上，排一扁擔，扁擔通常兩米長，如果一個饅頭有10釐米寬，就是20個饅頭，一個饅頭2兩，就是說飯量大的重勞力一頓能吃4斤。當然不是每頓都吃這麼多，一般來講，一天能吃2至3斤。

七十年代末，筆者在上大學期間的勞動周，到食堂幫廚，伙房大師傅為食堂工作人員單獨做了蒸餃，由於平時吃的都是粗糧，遇到改善敞開吃，一頓吃了23個蒸餃。當然很是撐得慌，晚上沒有再吃飯。

1960年武漢高校教師每月定量二十四斤半，其中含幾斤雜糧，油大概只有五兩以下且都是棉油，商店中所有食品均需糧票購買，沒有上海的糖票。其時一頓飯曾最多吃二缽（陶土製成）四兩的米飯。

六、七十年代，整個國家都不富裕。實行計劃經濟，糧、油、肉、豆腐、布均憑票供應。

小孩時，一次我記住那天是我生日，我向母親要求買個饅頭吃。

每到過年，國家多供應些肉票；年三十那天忍不住大口吃肉吃得生病。

七十年代下放農村，修水庫時一歺吃一斤還是感覺不飽，關鍵菜沒油水。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農村措施家庭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糧食、農副產品豐富；缺糧、缺油、少肉現象成為過去式。

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不少富貴病，肥胖、糖尿病、痛風、腦溢血等。

人類看來缺糧少肉不行；大魚大肉也害人。

70年代的人，就叫"老人"了，好像有點接受不了，70年代的人也只是4O多歲，現普遍年輕化，父子像兄弟，母女像姐妹。至於以前肯定比現在會吃，油水少，容易餓，不用減肥也胖不起。

在七六年，我剛上班的時候，糧食定量為每月四十七斤，屬於重體力那種，但是不夠吃，得掐好了量吃，早晨四兩，中午七兩，晚上四兩，因為肚子裡沒有油水，又沒有多餘的錢買別的東西吃。現在好了，糧食隨便吃，但吃不下去了，一天最多也就吃六兩糧食，魚肉也有錢隨便買了，卻不敢多吃，怕得三高。

我記得76年上高中，當時一頓飯報五兩，後忝加飯7兩。吃量全班第一。記得8O年生產隊要集體去加工廠稻穀軋米，有大量吃飽的機會，一頓吃了三大碗，估計也有一斤四兩吧，全隊第一，

一九七五年，夏，伏天，挖海河打堤，二十一天完成任務，每天工作二十小時，早三點至夜十一點。平均每天吃五頓飯，一邊吃一邊幹，兩頓有菜，熬土豆片。最後生產隊會計和我說你們每人每天吃五斤小麥。我確信。

上世紀70年代，|0多歲的我正是消化力強的時候，家裡糧食不夠吃，只好拿紅薯絲和青菜拌在飯裡面，俗稱“蕃薯絲飯”和“王菜飯”，越吃越能吃，一餐能只幾大碗！皆因肚子裡面沒油水！

四口之家，一頓飯吃了650斤紅薯！

當時，人民公社不但在各種大會上作為“典型”宣傳，還在公社廣播站連續廣播了一個月，簡直就是奇蹟！許久以後，我隱約地聽到母親說起過這件事情，心情很沉重的樣子。

原來，這家人從生產隊裡分到650斤紅薯後，一分錢一斤全部買了，一共得了六塊五角錢：六角四分錢一斤豬肉五斤、八角一斤的苞谷酒兩斤、三角一斤的糯米三斤、五角一斤的糖果一斤。合計用了六塊二角錢。從那以後，這四口之家就漸漸地走出了人們的視線。據說是不堪忍受這一“典型”，還在生產隊開會時被押在臺子上批鬥兩次。那時候“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一家人一頓飯吃了650斤紅薯這還了得？

經歷過70年代的人都知道，那時候的大多數人都處於飢餓或半飢餓狀態。農村生產的糧食都支援國家建設了，能餘下來的也就所剩無幾了。計劃好的家庭，有紅薯、土豆、玉米等粗糧能解決一家人全年不捱餓就算不錯了，家家戶戶哪有多少糧食吃？

俗話說，飽漢不知餓漢飢，沒有窮過的人不知道窮的辛酸，沒有餓過的人不知道餓的痛苦。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現在雖然是“一頓飯一頭牛，一支菸二兩油”，但是，我們永遠要記住“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叛”！

這個問題我本來不想說的，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既然有人問了，我也經歷過了，就說一下吧。

一、我是78年上的高中，80年上的大學，應當是算是經歷過整個70年代的人了。高中以前應當還小，飯有得吃，但也是吃很多雜糧飯，特別是紅薯、芋頭飯居多。吃肉的機會不多，豬肉7毛多一斤，但是是定量供應的。

二、上高中時，我們是在學校食堂吃的飯，當時每個月的伙食費也就是8-10元左右。一日三餐，還要包括週日休息在內。當時，平時吃素較多，很少肉，基本上是加菜才有肉吃。平常只能說是填飽肚子而已，吃好那是奢望。

三、上大學時，稍微好點，每月的伙食費大約15-20元左右。青菜5分錢一個，加一毛錢就加點肉沫（肥肉居多）。飯票大概是二毛左右一斤（記不很清了，大概就是這樣），每月定量33斤。打飯要給飯票，打菜給菜票。早餐吃米粉、包子，除了給飯票，還要給菜票（錢）。一般早餐二至三兩，中晚餐各四兩。 當時，只能說勉強能吃飽。但能有機動了，想吃肉，可以要點肉沫。後來，還有了葷菜，旁邊還有人開了小炒，但能吃的人還是少數。

為了節約錢，有時只打四兩飯，一個青菜。我記得，我一餐能吃七兩飯，只用一個青菜就能送下（估計再吃點也能吃得下）。想想現在，兩天可能也吃不了七兩。那時，每天都想吃肉，現在每天都不想吃肉。

高中以後，應該說餓是沒餓著，但卻是吃得不好。唯獨有一次被偷了幾元錢，那個月的伙食就吃得很少很差的，那一個月是有點被餓著了，只是後來星期天去親戚，親戚看我瘦了很多，給我幾元錢才讓我度過了難關。

這就是我經歷的真實情況。

謝謝邀請，沒生過孩子的不知娘肚疼，沒捱過飢餓的不知糧食的珍貴。說來你們也可能不相信，最困難時我家八口人每天是二斤麥夫來維持生活，就這麥夫還是一個親戚表叔看我們可憐，從牲口飼料裡省下的偷來讓我們苦渡難關。填不飽肚子我們一幫孩子就到地裡打野食，只要是能吃的東西都不放過，苦苦煎熬總算過去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正是文化革命中期。農民們一個工值幾分錢，一年辛苦勞動大部分家庭還欠款。因為一斤小麥一毛三分錢，每月每人口糧二十斤，二十斤小麥就是二塊六毛錢，每個工值四分錢你就是全月出滿勤才一塊二毛錢，這每人每月就欠生產隊一塊四毛錢，按平常家庭六口人計，每家每年要欠生產隊一百多塊錢，別小瞧這一百多塊錢，那時候這一百多塊錢可以買一千多斤小麥呢。你如果欠了錢就從口糧裡面扣除，所以就有大多數家庭吃不飽了。

我們這裡是小麥主產區，每個生產隊產十多萬斤小麥，光給國家佂購糧就得七八萬斤，農民吃不飽每年冬天又從東北返回玉米救濟糧，那玉米領到家還是冰茬子，就這你還得掏錢。

沒有苦那有甜，雖然那時候農民也是吃不飽穿不暖，但那只是過渡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尤其是改革開放後農民的生活就象那芝麻開花節節高。現在有時候我看見米饅頭撒地下也揀起來吹吹吃了，孩子們笑話我不講衛生，不乾淨，他們那知道糧食的珍貴，一粒米一口飯都是來之不易的辛苦勞動得來的。

所以我認為毛主席說的忘記了過去，就意味著背判非常正確，現在雖然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不能忘記過去，不能讓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再返回去。還是主席那句話，要節約鬧革命。

我是農民我在農村，我關心我們農民的美好生活。

七十年代人們的生活都是非常貧困的，此悟空問答首先讓我回想起高中課上學過的巜樑生寶買稻種》，樑生寶為了群眾利益，省吃儉用，買稻種時，晚上在一個食堂“他要了五分錢一碗湯麵，喝了兩碗麵湯，吃了他媽給他烙的饃，他打著飽嗝”。此話讓人終生難忘，這充分體現了在生活艱苦的年代，樑生寶省吃儉用，一心為人民群眾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他一心為群眾的優秀品質讓人銘記心中，終生難以忘卻。

七十年代生活艱苦，人們吃的麥面少，秋糧雜糧比較多，主要以高粱、玉米、糜面、蕎麵等多種秋穀物，加上水果、蔬菜少，大抵都靠自種自吃，所以人們普遍飯量遞增，例如聽說鄰居馮大爺到親戚家行情，主人用白玉米麵和麥面蒸的饃，他一頓吃了十個饃，真創奇蹟。還有對門老奶奶說她小時候過年的正日初一，吃煎湯燥子面，她真是迫不及待，記得她一頓吃了六大碗湯麵，至今讓人難以置信。我上小學時記得中秋吃媽媽包的羊肉包子，我一頓吃了四個，至今難忘。

改革開放後，依靠黨的好政策，農民科學種田，生活如芝麻開花節節高，家家住宅美觀，生活上四季有水果，四季有青菜，還有大肉、雞、魚、蛋等，人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飯量也較前減少了。因為人們生活不僅有糧食，還有菜、有蛋和肉，還常吃新鮮水果，人們生活的幸福美滿。都有發自肺腑之言：還是黨的富民政策好，讓咱們都過上了幸福美滿的好日子。

說到70年代我印象是比較深的，記得那時候是小學還沒畢業，家裡的都是些能吃的男孩子。兩個哥哥一個表哥一個表姐，我們都住一屋子，為了緩解我們大家糧食不夠的情況。我媽媽就在大街上，買那些個人挑著賣的辣椒加米粉（我們當地人叫它海椒渣)，我媽媽就為了裡邊兒有米粉就會買些回來，為了緩解那個辣椒的辣味兒，又買很多紅蘿蔔切成小丁丁，然後攪和在一起就做成饃饃。給我們大家吃，這樣就緩解一些糧食的短缺。我讀中學了，然後是三個哥哥，和表姐都下鄉了，計劃經濟時代，讀中學的時候的學生定量，是每月32斤的糧票，母親的定量只有25斤。可哥哥姐姐們下鄉了就沒有定量了，回到家裡只能吃我和母親的計劃糧食，所以呀很缺糧。再加上當時真的很缺油水。每個人的定量，豬肉票只有半斤一個月。菜油也只有半斤一個月。鄉鎮上的朋友告訴我，他們鄉鎮上的菜油只有，四兩一個月。說我們城裡的人還要比他們好一些。再後來，糧票成了第二貨幣。可以用糧票換農村人，到城裡來賣的一些雞鴨蛋，新米大豆等一些糧食， 城裡人所需要的，一些食品類東西。記得在廢除油票之前，有一個小販是專門兒做油炸豆腐乾夾 蘿蔔絲小生意的。他就非常缺油票。然後就到城裡用現金收購油票。也就是說當時的油票是計劃類的東西，而不是自由市場上可以買賣的，所以他用現金來買 ，以解決他做小生意缺油的問題。也有不少在機關單位上班的人，他們不是幹體力活的，就會省下一些油票，他們就願意用油票來賣錢。 那個時代叫票證時代，什麼都要票證，糧.油·布，還有工業品，糖·煙·酒，什麼都要票證。再後來，所有票證都廢除了。看看現在，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現在的生活多好啊！所以現在的生活真的很好，很好……

聽老爸說，剛開始挖海河，他們的伙食也差，窩頭是那種把玉米有營養的胚芽部分去除外層玉米粒殼磨面做成的窩頭。人們幹活累，需要營養多，但吃的卻沒營養，菜湯也是一碗清水漂一兩片小菜葉渣。肚子就靠窩頭找齊了，人們大多吃六七個吧。 後來，條件好點，才過些日子，給吃一頓特別肥的豬肉吃。以及隔些日子吃點細糧。雖然那時候，累的要命，有“先壞腿，後壞腰”的順口溜。但人們也愛去，因為比家裡吃的飽。

七十年代比六十年代已經好了很多，但仍然在溫飽線上。農村集體每年人均口糧一般生產隊三百六十斤〈包括所能充當糧食的，稻穀，玉米，紅苕，小麥…＞好的地方多一點，有的生產隊還達不到這個標準。每年農民得把好糧賣給國家支援建設，油和棉是不能分的，只能賣給國家，超過計劃部分返回一些，生產用勺子分油〈現在想起好笑〉。養的豬，不菅是集體的還是農民自己養的都不能自己殺，只能賣給國家。 城鎮居民人均口糧二十四斤，機關工作人員一二十七年，每月二斤肉票，買肉都爭搶那塊最肥的。

當年全市分割槽搞大食堂，不許在家有米，防範哪家儲糧去供養戰後隱藏的戰敗的殘餘兵。聽老師說十萬大山的土匪餓得全部出山被捉。戶口限制人口流動，防止串連動亂。大食堂工作人員貪汙，幹部，自家人，老朋，開後門分滿盅兩盅是八兩。雙份厚件豬肉菜芯，有菜湯劃卡劃一份。普通人給不足二兩，薄片豬肉三四片皮肉，老菜梗葉，無菜湯。。早上水米寥落白粥水。三年餓久了，挺不住，摘野菜吃鵝腸菜，野莧，艾，野荇菜，瓜子菜，芽樹葉，撈塘螺，苦肚魚，蝦皮，蝸牛，蛙。

六七十年代的人，普遍都吃得，以我為例，七十年代二十多歲，一頓至少要吃兩大碗飯，風捲殘雲吃下肚，還吃得舔口抹嘴放碗不放筷的，如果鍋裡還有飯的話，還可以整一碗。

也許你會問：你吃飯這麼幹得，那糧食哪裡來？問得對，在那個糧食緊張，物資匱乏的年代，我們每月供應二十四斤糧，但最多二十天就吃完了。還有十天沒有糧吃怎麼辦？那就是大量的買紅薯或蘿蔔，實在沒有就買白菜或青菜，煮飯時就切成顆粒，儘量少用米多用菜顆粒和在一起蒸飯，由於長期吃菜飯或紅薯飯，又沒有油肉吃，所以每頓吃得多餓得快。

一日三餐飯，光是切紅薯或菜都要花不少時間，那時候每人每月半斤至一斤肉，四口之家四斤肉，每月最多均勻吃三次肉，同樣的吃得舔口抹嘴，還要吃肥肉才過癮。

最是難忘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僅僅一年，奇蹟出現之快，令人歡欣鼓舞，用兩句古詩來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菜市場彷彿在一夜之間，多了一個最吸引人的肉市場，每個攤位整條破開了的豬肉一字排開，任人選擇。

至今我都清楚地記得，當時的豬肉八角至一元錢一斤，豬肝五角錢一斤，豬蹄五角錢一斤。接著雞鴨鵝魚相繼上市，人人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由於肉食供應豐富，餐餐都有肉吃，天天都象過年，人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斗轉星移，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百業興旺，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蒸蒸日上，偉大的祖國更加繁榮富強！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見證者和受益者。

感恩．偉大的祖國！感恩．偉大的黨！

大概是1975年，我還在上幼兒園呢，那天是週六，我終於盼到了回家，班車把我送到爸爸單位，本來想能早點回家看見媽媽和姐姐們，誰知爸爸卻拉著我的手，把我帶到了另一個地方。

那是著名的北京飯店，在我眼裡金碧輝煌，高大上的地方，小小年紀的我雖然從來都不怯場，但眼睛也禁不住滴溜亂轉看不過來。我們來到一間客房，見到了一位伯伯，他很慈祥，據後來我爸爸說是某省領導，老地下黨員，今天請我父親吃飯。他和我爸爸聊天，我聽不懂，心裡只惦記著茶几上的兩隻香蕉，那是我有生以來見過的最大的香蕉啊，足有我的小胳膊粗，黃嫩嫩的十分誘人，那是進口的，難怪我從來沒有見過。伯伯可能洞察到了我的想法，於是拿起一根剝了皮遞給我，我大方地接過來塞在嘴裡，真好吃啊！

兩位大人談完話，要去餐廳了，見他們站起來要走，我於是說，“伯伯，我能把剩下的香蕉拿走嗎？”，伯伯笑著問為什麼？我回答說：“帶回家給媽媽吃啊！”伯伯哈哈大笑，吩咐祕書說，去買一把香蕉來，給孩子帶回去。說完，拉著略顯尷尬的爸爸走出房門，我心中不禁得意極了。

走出房門，我們來到餐廳，什麼樣子記不得了，我只記得餐桌上的餐巾紙漂亮的不行，軋著花紋的紙巾上還散發著淡淡的香味，我拿了幾張摺疊起來放在衣兜裡，後來成為我向小朋友們炫耀了很久的紀念品，最後被姐姐們沒收了。

關於菜品我印象不深了，因為是伯伯用自己的工資請客，好像菜不是很多，但有兩道肉菜，那在當時是比較稀罕的。菜雖不多，但和餐具一樣都很精緻，給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菜，而是饅頭。

那個饅頭估計是用進口的精白麵（俗稱“富強粉”）做的，是我見過的最白的饅頭，暄軟而有彈性，還略微有點甜味，那個物質極度匱乏的年代，這簡直是天上才有的美味，實在是不可多得。可能追求精緻，饅頭非常小，即使是我的小嘴也能兩口一個，不一會兒，一大盤饅頭就被我一掃而光。大人們喝酒聊天，慢慢吃著菜，被饅頭撐得夠嗆的我靜靜地聽著。原來在解放戰爭時伯伯為執行勸降任務差點在歸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抓獲，是爸爸捨命相救才讓伯伯脫身，他現在得了癌症，加上文革期間被摧殘得夠嗆，剛獲解放不久重新參加工作，正在為文革後期帶來的破壞而擔憂，所以借來京的機會看望爸爸這些舊友，訴訴衷腸。

他們那天夜裡聊得很晚，也很開心。後來回家的路上，我手裡拿著伯伯送的火車和機關槍模型（放上電池可以嘎嘎響，像真槍一樣），興奮不已，幾乎是一蹦一跳地在前面跑著，隔一會兒就回頭看看父親手裡拿著的裝著香蕉還有饅頭的口袋，生怕丟了。

我是高興地心裡樂開了花兒，就差唱歌了，但不知道為什麼，父親的臉色一直濃重，緊鎖著眉頭一言不語跟著我。

到今天，我還記得那張粉色的有香味的餐巾紙和甜香的小白饅頭，當然，慈祥的伯伯也是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海，永遠都不會忘。

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對於出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人來說，正是處在大食量時期，人生從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由於生長髮育的需要，因此攝食就特別大。

七十年代雖然沒有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樣艱難，但那個時候的日子普遍也不好過。我不僅經歷了七十年代的困苦生活，而且也正趕上我的人生中最旺盛的攝食期。因此，忍飢挨餓那是常有的事。

那個時候還是大集體，我們老家是山區，土地貧瘠，每年分的糧食根本不夠一家人吃，所以常常吃救濟糧。我記得，1977年那年，我們一家五口人只分了7斤小麥。到了第二年春天，眼看著實在揭不開鍋了，嫁到他鄉的堂姐給我們送來了一袋紅薯幹，這真是救命糧呀。我們一家人省吃儉用，算是熬過了春荒。

七十年代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吃中午剩飯。那個時候由於吃不起像饅頭這類頂飢的食物，中午吃的稀湯麵條到了後半晌肚子就咕咕叫了。於是大人們常常會多做一些，留給我們姊妹在半下午的時候吃；第二件，在放學的路上“覓食”。當然，這隻能等到秋天。我們家離學校有二三裡的路，到了秋天，山上的野酸棗、柿子都相繼成熟，中午放學後，我們一群小孩便在路上摘些野果子充飢；第三件，在紅白事上狂吃。那個時候，小孩們最喜歡跟大人一塊參加紅白事，這樣能夠飽吃一頓。我記得1974年我上小學三年級時，我的大舅爺去世了。那天中午，我放學後趕到他們那裡吃飯，一頓飯竟吃下了七個饅頭。

說起七十年代的生活現狀，可能每個人的處境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那個時候與現在相比，那真是天地之別。